金蝶kis专业版下载:把政府看成无赖，或许是个好主意

2009-12-10 2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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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美剧《越狱》简直是个神话，引得全世界的剧迷们追着看了四年，今年才迎来了大结局。看完了冷静一想，其实这片子的剧情挺老套的，甚至于模式化。这个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被公权力陷害和追杀的某个帅哥公民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将官商勾结的强大敌人曝光并绳之以法的故事。此类剧情在好莱坞简直是久演不衰的老套路了，《国家的敌人》、《亡命天涯》等片子都是这类剧情的改款。
要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你可能有这样一个印象：美国的编剧们相当不信任政府等公权力部门，电影中政府等官僚机构形象一般都很糟糕，经常腐化变质，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公权力搞阴谋，侵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其实，不仅仅美国的编剧们如此，对公权力的腐化时刻保持警惕可以说是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普遍的意识。每次看电视直播国会的质询会，你会觉得这些议员怎么这么不信任他们的父母官啊，咄咄逼人地质询，甚至到了逼供的地步，不论对面坐着的是部长总统还是国务卿。议员们刨根问底，像防贼似的防官员。像我等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第一次看这样的电视直播，会对这些高官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甚至对陈水扁的老婆的一句话产生共鸣：“你干什么不好，非要当总统！”
美国人的意识相当分裂，一方面是对政府等公权力部门时刻保持警惕，睡觉都睁着半只眼盯着，似乎总觉得他们会搞出什么作奸犯科，侵害公民自由的事来。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又相当高。比如纽约街头卖报纸的机器，投一个硬币，盒子自动打开，里面有一堆报纸，但人们很少贪小便宜，都只拿一份。
还有，美国人经常把毕业证学位证乱扔，几次搬家后很多人都把这些证书给弄丢了，但是没关系，找工作填表的时候，学历一栏一般都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少有人查你的什么证书原件。很多国人到美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美国佬挺好糊弄的，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在商场买东西，在一定时期内，只要不喜欢，用旧了也可以拿去退，小票丢了都不要紧，只要说明一下就行了。
清官明君与无赖假设
美国人觉得，个人犯点错误不打紧，毕竟影响力有限。但是政府等公权力部门就不同了，他们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动用很多的社会资源，一旦败坏，那是相当可怕的事。因此不能轻易信任他们。对政府等公权力时刻保持警惕，对个人却充满信任，这是美国人方式。那么中国人呢？似乎正好相反，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文化差距确实大。
你可以说中国人对他人缺乏信任，因为你在大街上问路是经常遭拒绝的，因为人家会当你是骗子，特别是在火车站等地方。连警察都在火车站挂警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国人的防骗的意识可谓是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各种反映地下活动的敌特影视剧很流行，据说也是因为阴谋论深入人心，这类电影能引起共鸣。可相当吊诡的是，中国人对个人不信任，但往往对公权力和官员似乎信任有加。
据说中西的这种差异与各自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点是核心：清官明君和“德治”。我们常把官员称为父母官，父母嘛，管着你都是为你好啊。官员们做了好事，百姓们也是感激涕零，就和对父母的感恩一个样。老百姓也充分相信咱们的父母官，都会以清明为目标，都会不断进行道德自省。对官员的约束也是寄希望于他们个人的道德自觉，鼓励他们好好做人，这就叫“德治”。
而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对于官员们是否好好做人，是否道德高尚，倒不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要点。而且，基督教的理论也教育他们，千万别太相信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崇尚圣贤，认为通过道德修为，可以成圣成贤，达到至善的境界。
而西方传统中不信这个东西，他们认为人在现世中不存在实现全知全能全善的可能。在基督教的十戒中，第二条即为“不可拜偶像”。全知全能只能属于神，而人与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人不存在全能至善的可能，随时可能堕落，那我们又必须把强大的公权力交给一些人，拿什么管束他们呢？当然就只有冷冰冰的制度了。
休谟在谈到政治设计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假设”，就是说，政府和公权力不一定就是无赖，但是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先假设他们都是无赖，设计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去管住这些无赖。你是无赖也好，好人也好，在严密的制度面前，行使权力的时候都只有一个选择：不得不做一个好人。
垃圾焚烧与它的背后的生意
这两种政治传统孰优孰劣咱们暂且不下结论。不过越来越多的事例还是让我们觉得，对于公权力还是不要那么天真为好。最近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又有事实浮出水面，正好给我们的政治哲学启下蒙。
番禺的垃圾焚烧项目因为牵涉到几十万人当地居民，案例也极具代表性，所以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随着了解的深入，许多让人吃惊的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
原本以为，这次项目的决策部门与公众意见相左，只是双方立场角度的不同。对于这次力挺推动垃圾焚烧项目的决策部门，开始的时候公众都还是认为其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解决广州市垃圾围城的问题，目的也是为市民服务，至于存在的问题，最多也只是决策考虑不周而已。对于那些支持该项目的专家，人们开始也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动机，学术嘛，总会有争论，这些专家也代表一家之言，都是为了更科学的决策。然而，从媒体近期调查披露的事实来看，此事恐怕没这么简单纯洁。
先说小事，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借用”了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车辆，而广日集团正是建造垃圾焚烧项目的企业。虽然在媒体曝光之后，他们马上归还了车辆，但是决策部门与企业的这种往来，还是让人难免对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浮想联翩。
另外，广州市环卫局原局长、现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被网帖曝光与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关系密切。据称，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特许经营方广日集团部门负责人，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则是垃圾焚烧项目投资商广州环投公司的部门经理。大家可能还记得吕先生在11月22日举行的新闻通报会上是何等的理直气壮：“推行垃圾焚烧发电坚定不移”。
人们也开始知道，垃圾焚烧项目，既是一个公共环境项目，也同时是一桩利益巨大的生意。有人做了计算，番禺项目建成之后，仅补贴一项，一年的收入就是1.73个亿。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公权力和商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潮水退去后，人们发现这拨裸泳的还有环评的专家。其中露得比较充分的是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专家本来是请来做专业论证的，应该只为科学和事实负责。而聂教授被指因为他自己申请了垃圾焚烧炉专利，而突然华丽转身，“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
而且，垃圾焚烧厂能不能建，选址合不合要求，第三方独立提供的环评报告是重要参考。国内一些高校具有环评资格，具体到清华大学，代表它管理1022号环评资质的，是一个叫“环境影响评价室”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任，同时也是聂永丰所在的一个私人公司的法人代表。为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出具环评报告的正是这家私人公司。仅仅因为“环评室和国环公司有人员方面的交叉”，一家私企就具有环评资格了。这样的环评机构，会替谁说话呢？那些与垃圾焚烧相关的企业，为什么会一天到晚围着这些专家转呢？
我们还是不要轻信为好
当事实一层层被剥开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或许我们会逐渐明白，每个权力主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公权力机关也不例外，公权力姓公，但是毕竟要由人来行使，是人就难免有私心，要想公权力不堕落成姓私，光靠人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公权力的能量是如此之大，太轻信掌权者，这险冒得有点过。
看看番禺垃圾焚烧项目背后的种种推手，再想想休谟的“无赖假设”，或许这种不信任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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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即我心 [2009-12-14 12:33:28 AM]
制度建设是根本，文化更新是基础

高尚其事 [2011-06-30 10:36:17 AM]
西方政治讲的平衡和制约是站在用小人治君子的角度上讲的，而东方政治说和谐之类，是站在用君子治小人的角度上讲的。可惜工业革命后，小人的力量远远高于君子，所以现在西方那套吃得开。我认为既然事实不容我们唱“举直错诸枉”的高调，不防试试借鉴一下，西方的政治制约思想，甚至可以像孙中山先生讲的那样，要保证我们得“直接民权”，特别是“弹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