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鼎湾如院 业主论坛:揭开谢富治的神秘面纱文摘周报

　　■谢富治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做过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他虽然早在“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的1972年死去，但死后仍然没有逃脱历史的审判。
　　从地方到中央
　　由于谢富治在历史上有战功，建国后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担任军职（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中央决定调谢富治到中央来工作。当年，他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此后，谢富治从云南到了北京，主政公安部。
　　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谢富治在公安部也狠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公安工作变为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忽略了非阶级斗争方面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又把什么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拉，搞得牵强附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
　　但这些还是属于指导思想不正确，工作方针不对路等方面的问题，与路线问题和个人品质无关。而且，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1965年，谢富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炮制“公安六条”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谢富治在公安部，是积极支持造反派造反的，因此，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在196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打、砸、抢在全国盛行，许多干部被抄家、揪斗，许多文物古迹被砸。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这种行动，激起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同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干部和群众，也给中央写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许多干部和群众还贴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这些，对于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合理的，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基于这一想法，1966年12月，他与一些人合谋，要制定一个“公安六条”。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终于拿出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核心，就是公安机关不准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由谢富治报毛泽东、林彪，要求通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同意了谢富治的意见。“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
　　在“七二0事件”中推波助澜
　　1967年1月10日，在江青的授意下，关锋等人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就在全国刮了起来。由“揪军内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汉反映出来。
　　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谢富治伙同王力支持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顿时使这里乱成一锅粥，直接威胁到当时正住在武汉东湖毛泽东的安危。后来，周恩来亲赴武汉调度，才使形势缓解。
　　王力被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抓走，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他们宣传说，这是搞兵变，是陈再道等人支持的兵变。他们还进一步攻击说：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七二0事件”为导火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多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采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来，才平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谢富治本来是在“七二0事件”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的，但他很机灵，转向转得快，他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本来就对谢富治很信任，加上谢富治转变得快，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积极参与陷害刘少奇
　　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谢富治诬陷的党内第一个高级干部，是刘少奇。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重要成员之一，许多诬陷刘少奇的材料，都是他亲自布置人搞的。谢富治有一个特点，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唯江青之命是从。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在谢富治的参与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刘少奇。
　　1967年下半年，江青、康生、谢富治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对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也不准申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谢富治的具体安排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根本不相信。1968年1月中旬，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来的这份材料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又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1968年9月，他针对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
　　然而，江青、康生、谢富治却共同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是1927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
　　就这样，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刘少奇被打倒。
　　患心病而死
　　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大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照理说，他的地位够高的了，心里也该踏实了。然而，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谢富治此时是整天愁眉紧锁，心事重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日夜为支持“文化大革命”，为林彪、江青集团而“奔波”、“操劳”，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谢富治患“心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因此，他长期处于看林、江两边眼色行事之中。林、江两个集团之间一有矛盾的事情发生，先心惊肉跳的是他。所以，谢富治的病，来得快，病得也重。1972年3月26日，还不满63岁的谢富治就一命呜呼了。
　　最早提出要清算谢富治，是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样，死后的谢富治被中央立案审查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问题。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天网恢恢，疏而不露。谢富治终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霞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