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汉良离婚了吗:【高善文】卖方分析师是干什么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8 16:58:51

卖方分析师(以下简称分析师)是干什么的?

 

对于卖方分析师,誉之者赞之为“金手指”,毁之者斥之为“算命先生”,评价殊途,势如冰炭不能同炉,这大约都反映了观察者的感受,其依据又多是股价的短期涨跌,这无疑是朴素和有道理的想法,但可能很片面。

 

其实分析师职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民间最负盛名的非诸葛亮莫属,只是当时人们以“谋士”、“军师”等称号以冠之。

 

诸葛亮以而立之年,在野之身,即料定未来天下三分的大势,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确定了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其卓越的洞察力令人叹服。民间推崇诸葛亮,主要是因为其料事如神,这当然与演义小说的夸张渲染很有关系。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诸葛亮如此睿智,为何不在青年时期自立山头,割地称雄,而要抱膝吟啸、待价而沽?又为何在刘备死后困守西南,勉力维持,而不能师出祁山,收复旧都?

 

个人以为,在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上,诸葛亮是卖方分析师,刘备是买方投资者,买卖双方的角色对人的性格和才能的要求完全不同。

 

成功的买方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准确地识别和判断、并快速采取行动的能力,二是网络和聚拢人才的能力,三是敢于接受巨大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

 

刘备长坂坡上摔阿斗,对于收拢赵云的人心肯定有作用。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表演能力(假摔而不是真摔)、快速的行动能力(说摔就摔)、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万一摔死了怎么办)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至少诸葛亮未必能够。

 

有朋友曾经开玩笑说,阿斗后来智力残缺,就和刘备在长坂坡上用力过猛是有关系的。

 

成功的卖方分析师也需要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善言雄辩的表达能力,二是全面客观的观察能力,三是缜密细致的推断能力。

 

诸葛亮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证明了其雄辩的口才;判断孙权可联,刘璋可代,证明了其客观的观察能力;料定天下三分,而不是群雄并列,证明了其缜密的推断能力。

 

但是如果刘备诸葛亮易地而处,扮演对方的角色,恐怕都会很失败;至少诸葛亮会很受挫。

 

首先,诸葛亮缺乏冒险精神,注定独挡一面时难成大事,比如其六出祁山,劳民伤财、均无功而返,毛主席也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

 

其次,诸葛亮笼络人才的能力似乎不突出,晚年所用都是刘备旧部,这些人“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与陛下”。北伐时“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证明其识别和提拔人才方面欠账很多;

 

再次,诸葛亮快速采取行动的能力可能也是存在疑问的。

 

数年以来,一直有人好奇我为何不“私奔”募资,转战市场,而要寄身券商,码字谋生?以年近不惑的我来看,主要是认为自己性格“好疑而寡断”,不适合买方角色。好疑者,凡事不轻信,偶可见人所未见;寡断者,临机不决,瞻前顾后,难任方面。

 

所以,卖方分析师和买方投资者是两群非常不同的人,卖方分析师的角色是“分析局面、判断趋势、为人设谋”;买方投资者的角色是“察言纳谏、采取行动、面对结果”。

 

从买方的角度看,高水平的分析师当然是能够正确预言趋势的人。然而以我们现在的知识和理解来看,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十分复杂,未来无法准确预知,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成功的预言多少都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否则何来承担风险之说。

 

因此综观中国历史,可以正确预言未来大势的谋士都是凤毛麟角。即使诸葛亮本人,也在《后出师表》中承认“至于成败利钝,则非臣之明所可逆睹”;明太祖朱重八称帝以后也感慨“本想打家劫舍、不料弄假成真”。

 

所以绝大多数分析师都无法持续准确地预言趋势,这是现实情况。

 

然而,无论是割地称雄的豪强,还是占山为王的毛贼,杀伐决断的时候,都要找一些分析师一起商量利弊,从来不咨询谋士的帝王将相似乎没有。即使以毛主席用兵之明,淮海之役的构思部署也多赖粟裕将军面折廷争。

 

既然分析师很难正确预言趋势,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个人理解,主要是拾遗补缺、完善买方的决策思路,帮助买方尽量周全地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从而争取最有利的情况,并在风险出现时有所应对。卖方并不对买方的结果承担最终责任,项羽饮恨乌江,并不能抹杀项良仍然是一个出色的分析师。

 

所以,现实地来看,评判卖方分析师好坏的标准应该是:他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否能见人所未见,是否能给买方的决策带来启发、补充和思考?

 

同样,现实地来看,分析师的客户和粉丝主要是可以自主决策、自主承担风险、有专业分析和判断能力的小部分社会人群,而不是一般的芸芸大众。诸葛亮给襄阳守城的小兵剖析天下三分的大势是没有用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守城小兵也付不出诸葛亮安家置业的价码。

 

近期媒体在“审判分析师”,并系统梳理了众多卖方分析师对股价的预测成败记录,这无疑是朴素和可以理解的做法,也折射了社会大众对投资受损的困惑,以及对分析师群体薪高而言乱的愤怒。但如前所言,这样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分析师都无法达到的标准,也未必是合理和现实地评判分析师价值的标准。

 

分析师的客户主要是专业(机构)投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相对准确地评价分析师的价值,理解分析师的独立思考结果和对投资的意义。机构投资人一时一地的投资未必成功,但在角色上只有他们才是为分析师的工作付费,并拥有评价权的群体。   -------------------------------------------------------------------------------------------------------------------------------------------------------  附注:“买方”分析师(buy-side analyst)与“卖方”分析师(sell-sideanalyst)的不同 证券分析师群体主要分为“买方”分析师(buy-side analyst)与“卖方”分析师(sell-sideanalyst)两大类。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等投资机构通过投资证券获得资金增值回报,该机构的分析师为本机构的投资组合提供分析报告,因而称其为“买方”分析师。而投资银行(经纪公司)通过股票承销(IPO等)业务和经纪业务的佣金获得收入,其分析师往往向投资者免费提供分析报告,通过吸引投资者购买其承销的股票或通过其所属的公司进行证券交易来提高公司的收入,因此该类分析师被称为“卖方”分析师。   “买方”分析师与“卖方”分析师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其激励机制亦不同。“买方”分析师通过协助提高本机构投资组合的收益率,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从而获得奖励。“卖方”分析师通过协助本公司提高股票承销的销售额以及股票经纪业务的成交额来获得奖励。简单地讲,“买方”分析师的激励来自于提高买入股票的质量,“卖方”分析师的激励来自于提高股票交易的数量。相比之下,“买方”分析师更有动力去分析挖掘公司股票的基本价值,向投资组合推荐价格低估的股票,剔除价格高估的股票;而“卖方”分析师受到本公司争取投资银行业务的压力,较易出现偏向公司客户的误导性分析报告。   因此,“买方”分析师更倾向于保持分析报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尽管在投资银行业内要求投资银行应在其内部投行业务、经纪业务与研究部门之间设置杜绝信息交往的“中国墙”(chinese wall),以此来保证分析师研究工作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然而在现实运作中,“卖方”分析师难以回避公司业务开展的干扰与影响,甚至会因此面临一定的职业风险。一方面,如果“卖方”分析师建议卖出某家公司的股票,有可能导致该公司中断与分析师所在投资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其遭受在企业融资或兼并等投行业务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分析师有可能被拒绝出席该公司面向金融界的信息发布会,失去宝贵的信息渠道,更有甚者,该公司可能会以中断大额投行业务为条件,胁迫投资银行解雇该分析师。在本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压力下,“卖方”分析师更易产生偏袒客户公司的倾向,从而损害一般投资者的利益。        2001年下半年,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欺诈案最终真相大白,该公司股票价格暴跌造成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然而在2001年上半年度,大部分“卖方”分析师仍然给予安然股票“强力买进”的推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买方”分析师却不断对安然公司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股价提出质疑,做空安然股票的数量不断上升,最终市场证明“买方”分析师的论断是客观正确的。在本文提及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10家投资银行的和解案中,该10家投资银行的 “卖方”分析师存在着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