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湘莲 不是好医生:陈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难觅第二例的一位学术大师，他凭借着自己卓异的学识建构了博大敦厚的学术殿堂。一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被广大学人传唱。除了天资和勤奋，实际上，陈寅恪学术品格的形成，与陈家在晚清的特殊地位及其家学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家三代同入辞海

  陈寅恪出身世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晚清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陈宝箴是１８９５至１８９８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郭嵩焘、王文韶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而他的父亲陈三立，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三立有３个儿子，长子陈衡恪（字师曾），是近代著名画家，与鲁迅交谊甚厚，常与齐白石切磋画艺。他把画、诗词、书法、篆刻熔于一炉，四美相得益彰。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陈寅恪”这个名字的光辉高过了父兄，他的学术成就被公认为“前不见古人，后难得有来者”。吴宓曾评价：“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

  这个家族的辉煌，确实让人感到叹为观止。翻开新编《辞海》，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翻遍《辞海》，仅此一家。

  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此外，世家大族还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１３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陈寅恪曾留学海外１８年，足迹遍及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拿过。”陈寅恪在德国读书，人家上课他跑去听，根本没想过要学分，听了就做笔记，自己读书，很像中国传统游学的状态。陈寅恪曾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这与父亲对他“不应科考、不求功名”的态度不无关系，陈寅恪也因此形成宽阔的学术视野。

  １９２６年留学回国后，陈寅恪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可是，最初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启超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氏游学能如此优游，正是得益于家族的期待和支持。

  陈寅恪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作为基础。历史学者孟宪实曾评价，陈寅恪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思想不仅有研究、而且有感情的学者，毫不顾忌别人给他扣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老封建”的帽子。现在证明，陈寅恪所表现的独立、自由精神，超越了许许多多学习西方理论的人，再次为中国传统思想作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恪守传统的师道尊严

  陈寅恪身上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师道尊严要求非常之高，并曾说：“非如此者皆非我弟子。”其实，这与他所受的家族影响不无关系。

  世家大族对传统习俗的传承、存续，都看得至为重要。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１９３３年初到北京时，一向被视为遗老，但他为人正直，恪守道德，特别注重民族气节。他谒见年轻时的座师陈宝琛（宣统帝溥仪的师傅），时年陈宝琛８７岁，陈三立也已８２岁，白发盈耳，但不顾别人劝阻，仍行叩拜之礼以尽弟子之仪，观者都为这一幕而感动。

  陈寅恪一向把王国维当作自己尊敬的师长，１９２７年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对王先生的遗体行三鞠躬，而陈寅恪穿着袍子、马褂，恪守传统礼节，对王国维先生的遗体行大礼——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

  陈寅恪对自己的老师身份，是非常看重并自重的。据陈寅恪的学生胡守为回忆：“夏天先生常身着唐装在助手协助下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听课，他都要自己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

  而曾旁听陈寅恪课的许世瑛描述说：“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

  当陈寅恪先生桃李满天下时，也将尊师之传统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据说陈门弟子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期，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

  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他坐下，蒋天枢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一直没有觉察。还是陈寅恪的秘书黄萱来了，才让将天枢坐下。

  陈家独立品格之传承

  陈寅恪一贯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与时代较劲的执拗，在其祖辈、父辈身上，也能看到互相照映的影子。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入京会试时，遥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义愤填膺，拍案大哭，他毅然放弃科场，投身军旅，后官至湖南巡抚。他领导的湖南新政，赋予戊戌变法以实际意义，湖南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中国最富有生机的省份。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虽为封疆大吏，但生活极为清贫，经常吩咐抚衙厨房尽量少买荤菜，多办蔬菜。厨房仆役私下议论：老爷装样子故作清廉。陈宝箴听了并不生气，还作了一首诗送厨工：“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清末民初是知名度极高的人物。盛名之下，来请教的后学非常多。但他没有架子，极其平易近人。对于权贵，陈三立却从不亲近或畏惧。１９３２年９月，陈三立在庐山松门别墅过八十大寿，门生故旧毕至，正在牯岭避暑的蒋介石闻讯派人持寿金来贺，却被陈三立严拒。当时在场的郑孝胥、罗振玉看他如此遗老风度，便拉拢他去伪满洲国追随故主“排班”，但陈三立却以此为汉奸行径而凛然拒绝。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散，陈三立重病在身，听到别人议论国事：“我们中国人绝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愤然斥责：“呸！中国人难道连猪狗不如？岂肯贴耳俯首，任人宰割？”于是，绝食五日，忧国而死。

  陈寅恪的行事风格，与祖父、父亲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陈寅恪办东方文学院，被陈寅恪坚决拒绝。１９４１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解放前夕，陈寅恪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来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寅恪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与为人的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