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内防腐用什么材料:解读五中全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4:23:18

龚维斌谈五中全会公报:"两个意识""四个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个“更加”——“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发展问题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在这一次全会上提出今后要注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体制改革等内容。

 

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中,“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体现了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十二五”蓝图: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确定,在“十二五”规划的蓝图中,改善民生将是最绚丽的亮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内需不足,提高消费需求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例如,在目前占我国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农民,作为潜在的消费主体,农民的内需远没有启动。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5253元,加上社会保障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民的购买意愿。试想,如果7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那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的巨大力量,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因此,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低收入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启动农村市场,提高国民消费率,真正启动有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投资是派生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只有依靠消费拉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内需循环与良性互动。另外,突出的民生问题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行业的健康发展,而这些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大都涉及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可以大力发展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中介服务、信息服务等,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发展局面。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体制转变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求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着力提高政府的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等。因此,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契机,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力度,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执政为民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是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富裕人民,让人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更是我们党的使命。

 

历史方位: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判断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横向坐标:国际形势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但整个世界面临着自冷战以后最大的经济萧条的冲击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新战略到欧盟倡导的低碳经济,世界各国都把振兴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能源作为调整的重点。这些调整一方面催生新的技术革命,使我国在一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面临发展机遇。如我国的物联网产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跨国并购,为我国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纵向坐标:国内发展与改革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科学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一方面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也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人均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为进一步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也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甚至教训。例如,工业化进入中期后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城市化水平提高与消除二元结构的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

  历史交叉点:大有作为

  大有作为意味着,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要作出重大调整,体制改革深度推进。“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十二五”规划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必然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路上大有作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变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如果说以前历次思想解放更多是寻求政策层面的突破,要求体制松绑,那么现在解放思想更多地需要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文化、教育素质,更快地适应科学发展。思想的解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深入地刻苦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观念决裂,特别是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环境和社会代价的传统思想决裂。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如何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需要审慎处理,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泉,最终殃及全社会。

  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进步和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同时又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难以想象5年之后、10年之后、20年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多的是要解决人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与文化等一系列各个层面的问题,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将从国富转型民富 温家宝讲话释放政改信号

 “民富”背后的政改诉求

中国再次站到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怎样切实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

在“十一五”即将结束之际,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至2015年)规划的建议。中国在继改革开放之后再次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为五中全会议预热的这次会议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此前,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报道称,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务。

公布会期的当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正式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文件稿已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根据惯例,文件稿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后将提请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

有专家认为,“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分配格局改变。重点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而深化改革开放被视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力量。随着未来5至10年的目标确定,而经济社会转型背后的政改思路亦隐约可见。

“国富”到“民富”

此前,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让中国的富民之路又见曙光。

在甄小英看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共的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

有学者评论,“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短期看,扩大内需首先就需要增加百姓收入,“提高富裕程度,完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提升购买力,从而促消费、扩内需”。

事实上,“民富”的提出早有端倪。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回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道,“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何切好这块蛋糕,考验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

甄小英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众收入的增长远远跑不过政府财政的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现在是到了政府“打开粮仓”的时候了。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增加比较多的机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百姓福利。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也是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必然趋势。

今年7月2日,政治局会议为五中全会作准备时已然宣布,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对此再次加以强调。

“事实表明,有关民主、民生内容的多少,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成正比。由此,再次证明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党的决策也必须是求真务实,才能受到人民拥护。”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说。

政情观察家分析,此次提前近三个月公布举行会议的月份,凸显中共高层对议程可能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

2010年6月7日至8日,在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专题研究班上,7个司局向各省区发改委代表分别详述了“十二五”规划的7个改革重心: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事业单位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一一指向经济问题的非经济部分。

这意味着,十七届五中全会尽管与往常一样审议的是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但讨论更多的将是围绕社会发展而非国民经济。

今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密集赴各地考察调研,足迹遍及东中西部不同类型的省区,为十七届五中全会预热。

其考察调研内容涉及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民生改善、重点领域改革等多个方面,民生改善同样也成为重中之重。常委们讲话的重心,一是经济转型,二是重视民生。

在密集调研的同时,配合十二五规划的人事调整也提前布局。

2009年11月底,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内蒙古五省(区)党委书记职务调整,此次人事调整范围涉及东南沿海、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以及国务院组成部委。2010年8月至今,贵州、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北、辽宁、甘肃、陕西等省再次更换了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等负责人。

作为中共“十二五”和“十八大”之前的省部级干部流转,两轮人事调整被认为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一位政情观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新的人事调整中 “50后”成中坚、“60后”崭露头角;很多人拥有法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专业背景。“表明中国正在由善抓经济的效率优先型官员向‘追求公平正义’文人治国方向转变。”

此外,在频繁的人事调动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交流的力度正在加大,出现了多位经济重镇高官调任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实现民富的困难地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上述人士称。

政改信号

进入10月,随着调研及人事调整的“前声”渐落,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思路开始明晰。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深入推进三大转型进程中,中国的政改深化隐约可见。

在专家们看来,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改革很难继续推进。在政治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权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学,政治体制架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民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要做到“国富”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为其中关键点。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甄小英认为邓小平当年在“8·18讲话”中已有明显体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这样的改革并非易事。10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人民网撰文指出:“改革难以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

“我不能说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但是既得利益非常厉害,而且很可能朝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去发展。”

王长江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想继续向前就很难。比如民生问题,乍一听,好像和民主没什么关系。但是民生问题不就是财富分配问题吗?如果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很大问题,权力分配的方式不科学,政治体制的架构不合理,何谈公平

在王长江看来,党政关系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而解决的途径是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中提到的“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超脱于既得利益、部门利益之上的机构,来做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这个机构可以设计出多种方案,由决策者来选择。”

随着决定未来大局的会议临近,来自高层的政改声音还是让人看到希望。10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十二五”规划: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改革成果

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人民共享、社会和谐……当时空的钟摆指向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并将开启“十二五”规划之时,人们在回望过去五年间中国发展时注意到———“重视民生”已经成为中国在经济转型中的突出亮点,更是未来五年中国谋发展、促发展的工作重点。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凸显改善民生的“十一五”,中国出色作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一五”期间,无论是经历经济的“寒暑”,还是直面灾难的冲击,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研究雨雪冰冻灾情、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50多次会议,其中许多议题涉及经济、民生问题。一家外国媒体评价说:中国五年来改革发展的辉煌成就可以用“关注民生”来概括。

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的印象中,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作出的巨大努力,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就业,在过去两年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就业政策以及为此开展的就业培训等,取得了突出成效……”

“我们在发展中取得的进展都是以民生为关注点,这会让社会各个层面得到实际的好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十一五”期间突出的亮点。政府也进一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解决民生问题中。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的发展不能再继续付出环境、资源和人力成本被压低的代价,原来的发展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庄健说,国家在考虑,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的成果,最终达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因此,中国提出要追求可持续的增长,这与改善民生是一致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旨在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而同时,改善民生也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加大民生投入,不仅可以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还会促进消费,使发展由投资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武汉大学教授陆伟说。

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改革成果

期待“十二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

“当我们解决了‘肚皮’问题后,就到了要解决‘草皮’问题的时候。”如今,山东省沂南县岸堤镇党委副书记牛恩帅也有了“低碳”意识。

这位基层干部说,在农村有人想来我们这里发展污染企业,被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们决不能干‘有增长无发展、要钱不要命’的傻事。”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五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所谓发展不是简单地看GDP。在转型发展中,老百姓更看重的是收入增长、是福利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转型发展不仅要重视资源开发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城乡空间布局的优化,更要重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要在GDP总量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使城乡居民收入得到普遍提高,实惠越来越多。”

展望“十二五”,人们有了更多新的“民生期盼”———希望通过扩大就业和推升工资水平来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希望通过调节过高收入、提高较低收入和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

法国《欧洲时报》评论说,如今,中国所关注的重点,正从追求经济增长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转型;中国政府执政方略,实践着从“国富”向“贵民”的重要转身……

“十一五”的日历只剩下最后几十页,这薄薄的几十页翻过去后,将积淀成一部厚重的史册。而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下,“保障和改善民生”也必将在“十二五”的征程中写下温暖人心的新篇章。

 

淡化GDP 包容性增长或入“十二五”规划

 “包容性增长,也被翻译为共享式增长,包括三方面的含义。”左小蕾解释说,一是产业方面,指各行各业实现和谐、包容性地发展,避免引发矛盾;二是民生方面,也就是所有公民公平地、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三是全球化,表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地增长。

花旗集团9月底发布报告称,中国“十二五”规划很可能将经济增速目标由“十一五”的7.5%调低至7%。

10月8日,高盛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对中国“十二五”规划作出前瞻分析指出,中国将在2011年3月把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下调GDP不应被视为市场的负面因素。”高盛亚洲宏观经济学家乔虹指出。

不过,参与了发改委“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的一位人士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确定为8%~9%左右较合适。

 

对于花旗集团、高盛亚洲的上述观点,左小蕾称:“‘十二五’规划可能不会直接提及下调GDP增速,但一个事实是,以往过度追求GDP增速的那种做法,肯定会出现改变,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体系,将淡化GDP指标。”

宽松基调有望延续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财政货币政策在“十二五”期间或是“双宽松”。

张茉楠预计,2011年到2012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保持 “双宽松”,起码基调不会改变。即便改动,也只是动态微调和优化结构层面;明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即使中央财政有所收紧,地方财政包括地方投资也将不会出现较大收紧,因为新的项目都处于启动状态,包括国家“十二五”重点项目都要启动。

区域和产业将双驱动

据透露,“十二五”时期的投资政策主要涵盖两大领域,一方面是区域投资,另一方面是产业投资。从宏观布局上说,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是未来5年的重大战略调整政策,很多投资政策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后陆续跟进。

对于具体的投资政策,张茉楠说,“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思路,就是在区域规划和产业规划中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实际上也是新一轮的投资周期,预计投资规模将大于“十一五”时期。

对于总体的投资规模,张茉楠说,既要看增量也要看存量,“十二五”时期的投资在增量上增幅不一定大,由于整个“十一五”期间的投资是依靠资源消耗型和低成本扩张型带动的,这导致“十二五”时期必须转而依靠内生的增长来启动投资,所以,无论是从增量还是存量都要优于“十一五”时期。

在张茉楠看来,从2009年到2010年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新兴产业政策”和 “新能源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十二五”时期的投资方向架桥铺路。今后,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打开更有利于项目投资的空间,形成市场机制下的自我循环,下一步是从政策依赖型向自我繁衍型、自我成长型发展。

她表示,科学发展观本质是科学的、全面的、创新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最大隐患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原先我们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实际表明,我们在空间上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应拟补空间上的差距。”

在张茉楠看来,在区域化与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如何规避产能过剩和同质化是重要的问题,最好启用政策调整,形成错位化竞争,形成梯度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

十大城市群迎投资潮

 

张茉楠说,2010年国家重新划定城市发展总体思路,在原先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基础上,重新对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地区)、海峡西岸(包括台湾)、川渝和中部崛起等做了规划,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十大城市群。

 

“原来是区域化发展,现在的重点是城市群发展。”张茉楠说,城市群一方面可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与原来的区域化发展战略融为一体,单纯的区域化发展太空泛,必须依托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就是城市,以城市带动区域和农村的发展,能达到以点带面的效应,同时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会大大跟进,既带动一线城市的发展,也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这些大城市群能够容纳中国1/3的人口,囊括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高科技、能源和绿色经济等主要资源,也会创造1/2以上的GDP,这种调整政策叫做‘全面推进,无缝对接’。”

地方融资权或将放宽

昨日,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预测,“十二五”时期的投资,从行业看,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基本饱和,未来投资规模将会下降;钢铁、水泥、炼油等产业的投资也将是降低趋势;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消费行业、文化产业、服务行业和新型技术等领域将扩大投资。

从时间周期看,“十二五”的前3年将出现投资高潮,末期则恢复平稳状态。从区域从面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工业化,中西部地区尽管落后,但近两年的投资增幅非常旺盛,所以,中西部地区将出现大发展。总体预计,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的投资是平稳增长、更加优化的状态。

张汉亚表示,从投资增速上看,“十二五”期间投资增速会保持在20%左右。他认为,“十二五”时期国家要严格控制“两高一资”项目,包括过剩产能项目,比如,全国的公路设施建设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今后的公路投资将会回落。

张汉亚称,“十二五”时期国家对投资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形势,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走势,经济会逐步步入平稳增长时期,那么政府投资就会适度减弱。

对于民间投资,张汉亚认为,在“十二五”时期,政府将通过出台一些政策直接或间接鼓励民间投资,地方政府的投资则主要依靠地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中央也准备给予地方政府一些融资权利,日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正在考虑允许放宽地方政府发债的权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农业投资有望成倍增长

对于“十二五”时期投资政策不应忽视的一个领域就是农业,张茉楠特别提醒,只有建立起工业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她预计“十二五”时期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扶持政策。

她举例说,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城乡差距为什么很小,主要原因是欧美都是实施规模化大农业。所以,中国未来的投资政策应该向规模化大农业方向发展,通过调整这种格局以带动新一轮的投资,其投资规模预计是成倍增长。

张茉楠进而指出,现在韩国发生的“泡菜危机”,实际上就说明了传统农业必须依靠工业化带动。提高农业自身的工业化和产业化装备率,打造农业的产业链和工业链,这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的农业问题,已不仅是粮食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和经济命脉问题,东北的粮食如大豆和玉米已经被外资侵占。农业是工业的血液,粮食问题对工业布局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瓶颈。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不破的政策前提下,中国农业应该“走出去”,到非洲投资。

张茉楠说,投资农业既解决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是为了中国的粮食布局,中国在打造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既要给自己留有空间,又要整合全球资源来确保自己产业链的安全。

她透露,目前,国家信息中心目前正在研究《粮食工业化的整体战略思考》,粮食不仅涉及到民生,也涉及到如何突破工业化瓶颈和城市化、农业化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以及在全球经济危机情况下延长产业链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整套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核心任务

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面对“十二五”的到来,为更好地把握未来,需要对包括“十一五”在内的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做出分析和判断,探讨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人民网邀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授们,就“十二五”规划可能涉及的相关热点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农民市场化的出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工业化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等专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在我国“十一五”与“十二五”相交之际,世界经济已逐步步入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可以肯定,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其间,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供求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日趋加强,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更具不确定性。

为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

在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要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改善环境、分配合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历史转型。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来看,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就必须实现五个历史转变。

1、必须实现从注重增长速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到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适度、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积极采取措施,防止陷入中长期低速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的困境,保持足以稳定和促进我国现代化发展所必要的适度的快速增长,不再不惜代价地追求与以往类似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在经济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改革30年来所获得的经济、体制成就,尽快转向整个经济社会的科学化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业已抑制了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之后,明确地确立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立足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方针。

2、必须实现从外需带动型经济发展到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转变的内涵和意义。在外需减弱,国家投资不可能长期托盘的情况下,只有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优势,利用众多人口所形成的市场规模和结构转换所带来的极其巨大的增长空间(据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每提高3-5个百分点,即可使万余亿元的商品进入消费),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快速增长时期。其中,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最为紧迫和重要。必须积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要侧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必须积极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大力培育消费热点,稳定扩大住房等大宗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必须完善相关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加强城乡消费服务体系的建设。

3、必须实现从技术引进依赖型经济到自主创新支撑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积极推动原始创新、应用创新和高端创新,激励与引导自主创新,举全社会之力为向自主创新经济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持。必须确保我国能在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炭技术、绿色经济等为内容的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取得领先地位,抢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

就创新的主体来说,关键要解决好自主创新的动力特别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激发创新主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来调动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利益机制调动起其创新的积极性。其次,还应通过积极的科学的组织和引导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提升科技创新园区在资产、资源、环境、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创新能力;要组织开展重大科技攻关,解决制约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要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促进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合作,推动联合创新;要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契机,整合科技资源,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要形成技术创新、标准与知识产权的良性互动。

4、必须实现从资源高耗型经济到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以降低发展的资源成本为核心,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将节约优先和效率为本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全方位地提升资源节约在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大力强化资源节约的政策导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开发和应用资源节约技术,全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炭经济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形成社会、区域和企业三个层次相统一的循环经济体系。必须将节能、节水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点,大力推进资源的综合利用。必须将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积极改善与调整现有的资源消费结构,积极保障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积极开发利用海外资源。

5、必须实现从生产能力提高型经济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为此,必须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尽快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积极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不同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