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的制作方法:[原创]近期南海局势之我见（军事分析篇一） – 铁血网

上一篇时评中我主要对南海近期局势的可能政治走向做了一点简略的分析，本文则进入正题：南海局势可能的军事进程分析。

事实上，我并非战争主义者，但我却坚信要想最终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这个侵吞中国南海诸岛数目最多的国家之间将有一战。按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问题（从目前来看，虽不能说南海问题已无法解决、矛盾无法调和，但至少双方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南海局势将难有根本性变化），则战争将成为唯一的选择；我又想起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万历皇帝在凯旋诏书中的一句话：“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种“虽强必戮”的决心，不是莽夫之勇、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捍卫国家、民族正当权益的鲜明态度。何况，中国政府若再不施以更为强硬的手段，南海局势将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是的，无论何时，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扯得有点远了，回到正题吧。在军事分析篇中，我打算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从历史上的中越历次战争的事实出发、结合当前两国军事力量、驻防状况等数据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中越南海战争作出自己的预测。

1、中越历史上是否真的是“友好邻邦”？中越历史上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

2、中越之间的战争胜负状况如何？借鉴历史我们能获得什么经验？

3、当前中国是否具备发动南海战争的条件？

4、中越两国的军事力量状况如何？在南海地区的防务状况如何？

5、对中越两国而言，各自的可能战略是什么？

6、若战争爆发，形势将会如何发展？究竟是单纯的海上作战、还是陆海并进的局部战，抑或有其他可能？结果如何？

7、若中越开战，有无可能把两国间战争扩大为中国与南海诸国之战？中国应如何防止规模的扩展？若规模扩大，中国将如何应对？

本文将结合史例集中讨论前两大问题。

一、历史上真实的中越关系

在很多人看来，历史上中越两国就是“友好邻邦”，越南是古代中国的藩属国、臣服于中国。事实上，这是个不全面的认识。是的，越南在五代以前都属于中国交趾郡的管辖之下（唐代的“南诏”国严格意义上还没有摆脱当时中央政府的管辖，因此我并没有把南诏作为越南独立的开始）越南趁中国唐末混乱、五代十国各自为王、中央政权无暇南顾之机，在968年由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正式独立后，也确实在长时间内保持了对中国的朝贡关系，但同时也长期与中国征战，算是个“桀骜不驯”的邻居，与日本在一点上——即不安于做古代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的“顺从者”，而努力成为秩序的“挑战者”——很是类似。所以，历史上真实的中国与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如教科书所说，只是简单地称臣纳贡、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的。从历史常识出发，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心甘情愿地长期作为他国的附属国存在——诚然，弱国接受强国招抚、成为其属国固然可以得到强国保护，使本国政权免受侵犯；同时也可以借由与强国间相对友好而长期的交往，通过学习、吸收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使自己由弱变强；双方更可以通过贸易往来相互盈利……是的，成为强国的藩属国，从账面上看确实能够得到不少好处，但这诸多好处却也有不少是“仅限账面”的。

原因何在？我们不妨试着推理一下。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弱国成为强国的藩属国这一进程并非无条件的，而且所谓的“臣服”又必然伴随着军事或文化上的征服进程。军事征服我们很好理解——从古至今，武力永远是迫使对方屈服、以达成本国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而强国通过利用或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征服带来的威慑效应，达到使弱国臣服的效果，并进而通过相应规则、条约的制订在这一地区内构筑起由该强国主导的国际格局体系——如封建中国“朝贡体系”的建立便是如此。显然，这一体系覆盖的范围并不仅包括受强国直接军事征服的国家，还包括受到间接威慑、以求获得保护的其他一些国家。这样一来，强国在与其它体系内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中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支配这一地区的秩序、并通过相应手段稳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如，军事上规定其附属国在战时的出兵义务、令其承担本国的部分兵役；经济上规定附属国的纳贡义务、在贸易关系中确保其顺差地位；政治上对附属国现存政权进行一定控制、以“册封”的形式赋予属国君主以统治权，并以该主导强国作为调解诸国间争端和冲突的最高权威，等等。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于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以主导强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带有一定强制性和片面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等的多边外交关系。这就意味着，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必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而历史上，凡是以此种形式建立的强国主导体系，无一不伴随压制与反压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贯穿始终。由于主导国的实力强大和手腕的强硬，才使这些矛盾暂时潜伏，只不过表面的平静难以掩盖背后的冲突——无论是罗马帝国主导的所谓“罗马式的和平”，还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政权与民族间的斗争都长期存在，并成为导致它们先后解体的主要原因。同样的，封建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它之所以能较上述诸体系保持更长的时间，除去与附属国间的实力差距更为悬殊、受外来势力干扰较小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东亚秩序建立过程中，军事征服与文化征服同步进行的原因。

相对于军事征服，文化征服受到的关注可能相对少些。的确，相较于军事征服的激烈性、突进性和显著性特征而言，文化征服则因为其隐蔽性、缓和性较不引人关注，但较之军事征服，文化征服的持久性和延续性更强——换种说法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同化”，使弱国的文字、习俗等一系列文化形式、内容与强国文化日渐趋同、失去其文化独立性，长远来看显然是较军事征服更具影响力的，结合上述分析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为何能够存续近两千年之久了。值得一提的是，若一个强国的征服仅有军事进程，其主导秩序的解体则更为快速。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蒙古帝国，作为一个一度占据欧亚大陆近四分之三土地、人类历史上疆域最为广大的帝国，它的兴起、直至最后的衰亡也仅仅昙花一现地持续了两百年，原因就在于，蒙古人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普希金称他们为“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知识的阿拉伯人”），尚属半开化状态（虽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创制了蒙古文字，但普及面较窄、实际掌握者不多，且文化基础薄弱），加之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中国、两河流域、中亚、东欧的当地居民都有着较他们发达的宗教、文化水平，因而蒙古人在对其他民族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却反而被其他民族在文化上征服、逐渐削减其军事优势，这样一来，曾经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在被汉化、被突厥化、被基督化之后逐渐丧失其善战天性、消弭于当地民族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了这么多论述，其实只为说明一点：无论是封建时代，抑或是当代社会，国际政治的真实内容远不仅限于其形式表述、也绝不仅是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概括的，更多时候则是“亦友亦敌”、“亦战亦和”等看似矛盾的两面交织存在的。而历史上真实的中越关系无疑就是这样的典型之一。（为了防止称呼不一致造成的混乱，我在叙述公元968年前的中越历史时使用“南越”一词，968年后的历史事件则使用“越南”一词）

史载，现今的越南最早叫做“南越”——因其位于越王勾践的越国之南而得名——在春秋时期还为蛮夷之地，并未开化，文化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尚属多部落种族混居状态。

进入战国时期，伴随着楚国南扩、将南越部落逐个征服的进程，部分南越部落成为楚国贵族大户，融入到古华夏文化中，另外一些南越部落则南迁至福建、两广、贵州、云南、海南一带（事实上，始皇帝之前的“越南”范围很广，准确的说是个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名称）。虽然当时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冠以“北戎”、“西狄”、“东夷”、“南蛮”之类的蔑称，但客观的说，这些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自有其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越诸部落还处在未开化状态、过着茹毛饮血的部落生活。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冲突不应以“战争”视之，确切的说，应该是占领军与部落之间的局部冲突。随着秦始皇南征的进行，在广大南中国建立起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并任命赵佗为“南越”总督，实际统治区包括今浙南、福建、两广、云南、海南、贵州、湖南一带，自此，中国开始了对南越地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统治。西汉初期，汉武帝发动了战争，又在秦时三郡的基础安置了珠崖、九真、南海、苍梧、交趾、日南、郁林六郡，随着时间推移，新设六郡也逐渐受中华文化影响，融入中国领土和中华文化圈中，上述九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就形成了现今越南领土的雏形。虽然在形式上南越属中原王朝管理、并无独立主权，但纵览史书，我们却常常发现这样的现象：中原的华夏民族国家强大，南越便俯首称臣；中原华夏国家分裂，南越则趁机独立割据，并未如其他藩属国般履行其义务。那么问题又来了：南越为何会屡屡趁中原王朝内乱之机试图独立割据？除了上文所说的“不甘为他国属地”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吗？

我想，两者文明程度、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应是其根本所在。不难知道，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都高于同时期东亚的其他政权，加之中华文化“自成一统”的特性和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疆域的逐渐扩张萌生的“中国上国”意识，使当时的中原王朝向来瞧不起被称为“南蛮”的南越人。受此意识影响，派去行政管理的“总督”也并未将南越人与中原人平等对待，甚至是屡屡鱼肉南越百姓，从精神上物质上甚至肉体上对其进行掠夺。可以说，由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及“中国上国”观念导致的中国中原王朝对南越的不平等对待，的确是造成南越人民多次反抗中华的理由和原因。自此，南越人与中国中原王朝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征服-统治-独立-再统治-再反抗-再征服”的循环。而相较于军事征服的痛苦，南越人更大的痛苦还在于，自己力图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语言、文字，但是却绝望的发现，自己已经潜移默化的被中华文明侵扰同化——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同化能力极强的文明形态，不需要战争侵略、不需要强制推行，就能够在与其他民族文明接触时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影响、进而塑造其文化形式，尤其对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南越人而言，这种同化作用也更为显著——是的，南越人发现，自己的民族已经在各方面接受了中华文明的一切：中国语言、文字、服饰等成为贵族炫耀、交流的一种时尚，南越人也将中国节日全盘接受，如春节（与中国同一天）、阴历制、中秋、端午等。

这种同化的姿态，也使得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些滑稽的色彩——中国自视为越南宗主国，享有“理所应当”的主导权力，且不时对越南进行“敲打”；越南在作为中国藩属国、在政治地位上屈从的同时，还要与中华文明对越南自身文明的强大同化作用进行抗争——当时越南人所具有的双重痛苦，也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有鉴于两千年来中越两国间宗主国与保护国之间的关系从未改变，应该说越南人想要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自由、努力保持其文明的独立性的做法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越南的邻居——中国偏偏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古代东亚秩序的绝对主导者。结合上述事实，我们不妨把越南的表现称为“在同化中成长，在同化中挣扎”，所以从史实和文化、民族独立性的角度出发，应该说我们并不应片面苛责对古代越南对中国的抗争。

二、历史上诸次中越战争其启示

还是从当前部分国民的看法说起：“以综合国力来看，中国显然强于越南，加上中国军力强大，击败越南应是轻而易举。”姑且不论在当前形势下这一说法是否可靠，单从历史事实上看，历史上诸次较大规模的中越战争中，中国胜少败多，是处于绝对下风的。

先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中越战争的概况。

中国中原王朝与南越从西汉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从西汉汉武帝的南征开始，依次为：东汉马援南征，建交趾郡；东吴孙权荡平交趾郡贵族割据；唐朝建立“安南都护府”；唐朝中后期与“南诏”（首个真正的越南政权）争夺交趾；五代十国时，越南趁中原分裂，于968年建立“大瞿越国”，标志着越南独立国家地位的确立，也由此开始，中越间的战争才被归入“国家间战争”的范畴；北宋时相对安分，成为中国的“属国”；元朝时期，蒙古由于不熟悉丛林作战两次攻越南不破（曾一度占据首都河内，但没有守下去），成为了越南人争取独立自主的成功案例；明朝初期，越南国王称明朝“父国”，后因叛党作乱，国王被杀，朱棣发动了安南战争，在一年内消灭其政权，重新取得了越南统治权，派去“总督”管理越南，但是由于明朝统治人员根本没有将越南这个“蛮夷”国家视为中国人，百般羞辱、百般奴役、骄奢淫逸，就使得没过多久在高压统治下，越南人民就揭竿而起，不停的反抗。于是明清两代，都是在这种“反抗-镇压”的循环中度过的。

接下来，我将从中挑选出八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对其逐一分析，以图归纳一些可能对指导现代中越战争有所助益的经验。

1、吴朝与南汉之战（结果：吴朝大胜）

五代十国中的南汉向来操纵十二使君从中渔利，吴朝（939-968）统一后先称万胜王，不敢称帝。南汉曾派五万军队南征，自海路进攻。吴朝军知道白藤江为南汉军必经之地，便趁退潮时在江中打入许多尖头朝上之木桩，尖头上包铁，借涨潮时桩没于水之机设伏于此，并以小船佯败退将南汉军引入伏击圈。南汉军见伏兵四起，仓皇撤退，恰逢退潮，南汉军船只又纷纷沉没、搁浅，士兵大部淹死，总兵刘弘操也战死沙场。这就是有名的白藤江大捷，它使得越南敢于真正称帝，完全独立于中国疆域之外。

2、黎朝与北宋之战（结果：黎朝大胜）

北宋建立平灭十国后，丁朝丁部领之子丁琏上表内附，被北宋封为交趾郡王，以示笼络。宋太宗年间，丁琏死，其弟丁竣继位。丁朝权臣黎桓篡权，囚丁竣自立、建立黎朝（980-1009）。太宗大怒，以越南内乱为由出兵干涉，980年派侯仁宝率军分陆海2路攻越南。陆路经由谅山，海路经由白藤江。黎王黎恒在谅山和白藤江分别设伏，在谅山大败宋军，侯仁宝也在谅山中伏阵亡；海路宋军则未到白藤江，得到兵败消息后撤退。宋太宗由于水陆皆无收获，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是为黎朝。

3、李朝与北宋之战（结果：北宋获胜）

黎朝传三代，被权臣李公蕴推翻，建立李朝（1010-1225）。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率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死者几十万，破坏甚烈。次年（1076年），北宋为报复，派郭逵领军10万来攻。两军隔裘江对峙，宋军使用先进机具抛石如雨，大败李朝军，李朝军死伤众多，士气低落。宋军趁势进攻、直逼李朝都城升龙（今河内），这时宋军中却正好爆发瘟疫，民夫死亡大半，后勤供给中断；但李朝也无力取胜。双方就此议和，李仁宗纳款投降，北宋也就坡下驴承认了大越国。值得一提的是，宋军撤回国时，只剩两万三千多人，因而称北宋此役为“惨胜”并不过分。

4、陈朝与蒙古之战（结果：蒙古先胜，后因水土不服战败）

李朝末年李朝女皇昭圣公主继位，权臣陈守度强迫她嫁给自己的侄子陈日煛，继而让位于陈日煛。建立陈朝（1225-1400）。忽必烈灭大理进而伐交趾，1257年，元使来越南威胁恫吓，要求投降，被拒。1258年，元将兀良哈台率骑兵三万从云南沿红河来犯，在平厉原为陈兴道的象军阻挡，双方在袈芦，东步等地缠斗多日，李朝的象队被蒙古骑兵所射，反奔践踏本阵部队，致使李朝军大败。京城被占，皇族一度退居海岛。但因天气酷热，蒙古军队水土不服，从越南撤军，在撤军途中被陈兴道反攻取胜。

5、陈朝与元之战一（结果：陈朝大胜）

忽必烈建元朝后，派使臣要陈朝臣服。陈朝拖延不受。于是1284年，元军借伐占城之名借道越南，想一鼓作气平灭之，也进一步扫荡流亡在越南的南宋遗臣，元将脱欢、索都、乌玛尔领水陆大军50万，气势汹汹来攻。陆路从谅山南进，海路先取越南南方占城再北进，南北夹攻。陈军则放弃京城，转入野战，从各地广泛征兵，并从底层迅速提拔一批能干的将领。百姓纷纷坚壁清野。索都从占城北进，陈军扼义安以北之狭隘，元军久攻不下，粮草耗尽，只得乘船北上，去与脱欢会合。陈军在海阳附近海面截击，宋朝流亡将领赵忠等请求从征，令部下着衣如宋军接敌。元军一见，以为宋朝已经复国，并从背后派援军来，顿时个个惊诧，乱作一团。陈军趁机猛攻大胜，元军死伤无数，连连战败，索都也阵亡。陈军士气大振，转攻脱欢一路。时值盛夏，酷热难耐，南国瘴气遍地，脱欢军中疫疠无数，不得不撤。元军在回撤路上到处遭到丛林中埋伏的零星袭击，脱欢钻到铜管里，让士兵轮流抬着，这才躲过流矢，狼狈逃过边界。

6、陈朝与元之战二（结果：陈朝大胜）

1287年，元朝再发精兵30万，携带精心准备的大量粮草器械，仍由脱欢领军，沿红河、谅山、白藤江三路大举进攻。其中白藤江水路由乌玛尔率领，随行大批运粮船只。但乌轻敌冒进，兵船太快，运粮船抛在后头。陈军在陈国秀等领导下立刻抄其后路，缴获了运粮船队。乌军前方虽占领了升龙（河内），但是断了粮，又逢乡间坚壁清野，只好原路经白藤江撤退。陈国秀指挥部下从森林中砍来柚木、格木，削尖顶端，布设在白藤江下游满是暗礁的谷湍濑一带。元军中了尖顶木桩阵之伏，大败，沉船400多艘，乌被俘。这就是第二次白藤江大捷。元军余路见势不妙，纷纷回撤，一路上到处被陷阱、毒箭杀伤。蒙元三征越南，就这样彻底地失败，元朝也彻底放弃了在越南地区建省的计划。战后，越南人民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陈国秀，建陈公庙，并于每年农历8月20日祭祀。

7、后黎朝与明之战（结果：明朝先胜后败）

陈朝末年，权臣黎季堥篡权，陈朝宗室逃往北京，向明成祖求救。明成祖以宗主国身份讨伐，斩黎氏父子，在交趾设立郡县。但由于明朝官员大肆推行同化政策，要求照搬明朝礼制、着装，颁法令“禁男女不许剪发，妇女穿短衣长裙”，加之官吏贪暴，到处搜罗金银、漆、香料、苏木、孔雀羽等珍奇物品，并征大批劳役去中国。导致民不聊生、越南民愤沸腾。1419年，蓝山爆发黎利起义。明朝大军围剿，黎利被困至灵山。部将黎莱主动扮成黎利装束，率敢死队冲击，被俘。明军以为捉到黎利，收兵回营。黎利脱险后暂避锋芒，率部入老挝休整，养精蓄锐后选择明朝力量薄弱的越南中部出击，很快占领从清化直到顺化的地区，再继续向北部挺进。明军被动挨打，只能控制河内附近。明朝派王通10万大军来援，在萃洞中伏，王通受伤逃进河内。起义军包围河内，要求明军投降。王通假意议和，暗中派人求援。明朝又派柳升、沐晟领10万军分2路来援。黎利的谋士阮荐建议围而不打，在援军必经之地支棱设伏。支棱是谅山和东关之间的隘谷，西面山石嶙峋，东面是布满密林的崇山。柳升的东路果然中伏，柳升在谷中马鞍山腰一个叫“倒马坡”的地方阵亡，余部也在几日内溃败。西路沐晟连夜经老街逃回云南。被困河内的王通被迫议和，明军被允许撤出越南，但以黎利为首的反抗军势力越来越大，成祖死后经仁、宣两帝都无法镇压安抚，黎利也在1428年称帝、正式建立后黎朝，标志着中国最后一次尝试恢复在交趾的郡县统治的努力失败了。

8、越南阮氏与清朝之战（结果：阮氏获胜）

后黎朝末年，南北分裂，北为后黎朝控制，南为阮氏控制。南方阮氏又爆发西山军阮氏三兄弟起义。于是西山军阮氏又成为越南第三种势力，越南呈三国割据之势。后来西山阮氏北伐后黎朝，后黎朝向清朝求救，1788年，清朝趁乱派两广总督孙士毅调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和四川兵，分三路进军，占领河内，大过新年。西山起义军趁机突袭，清军大乱，抢渡红河浮桥逃命，人马拥挤，浮桥断。清兵溺毙者众。两军又在玉洄村清军大营展开决战。清军先以满洲精锐骑兵出战，但是转眼间就被象队踩得七零八落。清军退回营垒抵抗，弹矢如雨。西山军首领阮惠（已称帝，号光中）亲自骑象冲战，连龙袍都被火药熏黑。又命敢死队以3块木板拼起，外裹湿泥草秸，腰插尖刀架板冲锋。清军弹丸皆陷入泥板，无法杀伤后面人员。敢死队抵近营垒后放板抽刀，逢人便砍，勇不可当。清兵不谙象战，又怕敢死队，顿时大溃，自相践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提督许世亨阵亡，田州知府芩宜栋自缢。余部在逃跑时又误入河内青池附近的“墨塘”，先后有上万人葬身于这片浩瀚泥泞的热带沼泽。各路清军闻讯皆撤，西山阮氏怕清兵再来，上表臣服。清朝也顺势下台，封王安抚了事。

这样的结果也许会令大家惊讶：在这八场中越间的较大规模战争中，除了北宋时与李朝交战所获的一场“惨胜”外，其余七场战争的胜者均是越南一方、且还不乏“大胜”的战例。而且无论是双方的国力还是军力对比，中国一方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似乎中国一方也并没有过多“轻敌”、“蔑视对手”之类表现的记载（虽然战略、战术失误是有的，但骄傲轻敌的情绪确实不多，更多时候伴随的是“精心准备”），所以，这其中的缘由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分析。

越南之所以能在与中国的历次交战中胜多败少，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地利”帮了越南的大忙。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越南领土的形状：南北绵长、东西狭窄，呈明显的长条状。加之越南北部与横断山区、云贵高原接壤、山地溪谷众多，使得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越南变得“易守难攻”——由于地形复杂、通道较少，越南只需在重点地段、重要关卡驻军布防即可很好地限制来犯敌军的进攻（一支在狭窄而险要的关隘驻防的军队，凭借地势优势理论上可以最高抵挡相当于己方二十倍敌军的进攻，而事实上在此类地形中发生的很多战役的攻守比例都远大于此，如日本战国时的桶狭间之战，织田信长就用2000人打败了拥有5万余人的今川义元[守：攻=1:25]；再如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三百余名斯巴达战士抵挡了近万[实际数字已难查证，但波斯军的数目应远不止万人之数]波斯军队的进攻[守：攻=1:33]，可见在冷兵器时代，地利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而这一优势又因为越南的气候、植被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越南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热、境内山地丛林覆盖广泛。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在气候湿热的南方多发的“瘴气”、“瘟疫”很大程度上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尤其对于不习惯南方气候的北方中原士兵而言），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远征军进入越南后，由于因疾病导致的非战斗损失过多极大影响战力；再说丛林，这对于不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中国军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将越南的主要地形与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原王朝进行战争的主要战场是相对开阔的平原、缓和丘陵以及高原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点即是平坦开阔，有利于多兵种、大兵团协同作战，骑兵的战力更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一到狭小的山地丛林区，中国军队受限于地形无法充分展开，使其数量优势被部分削减；加之中国军队缺乏山地战、丛林战的经验且不熟悉地形，多兵种协调作战的方式也难以充分应用；骑兵作用的受限，也使中国军队的机动力大为下降，使军队的应对紧急情况的应变和反应能力减弱，因而在面对越南军队相对灵活、轻捷的战法时，难免会陷入被动。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相对于越南军队显著的三大优势——军队数量、兵种协同和骑兵便都无从发挥，自然难以取胜。

其次是战略战术选择方面，这可以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大阶段分而视之。先说战前准备，纵观历次战争，越南方面的应对都很有针对性：如三次大败蒙古时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如历次战争中都运用自如的巧设伏兵、重点打击；如对地形地势的熟悉、善用地形优势克敌致胜；再如对中国军队排兵布阵、进军行动的准确把握、在情报上占得先机等等，都充分反映出越军战法的灵活性。相较而言，中国军队在战略战术选择上的失当就有些不应该了——历次出征越南，都没能对越南的地形地势、布防形势和防卫重点做详尽而深入的了解。而众所周知，进入敌境作战对情报搜集的要求是极高的，显然这一点上中国军队做的很不够；再说战时策略，中国军队集结重兵、分路进攻的选择也有失当。前文已述，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已经有所削减，再加之已失地利，分路作战只可能给更为灵活、更为熟知地形的越军以集中其优势兵力获得局部优势、将我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在蒙古军、明军先后四次远征越南的战役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分兵作战的方向选择上也有可商榷之处，所选择的重点突破方向如白藤江、谅山、红河等皆是越军已经预知且已有准备的地段，以远征疲惫之师迎战养精蓄锐的伏击之军，焉有不败之理？或许，在突破方向的选择上应更为大胆些，行“暗渡陈仓”之举也未尝不可；最后看战后总结。按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军事理论体系完备、战略战术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战后对有益的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反思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至少在中越历次战争中，我并没有看到有效的经验总结，事实上，中国军队历次败退的方式是何等的相似——或是在重要隘口中伏而败、或是受越军坚壁清野影响后勤补给在撤退中遭遇伏击而败、或是因瘟疫扩散加剧部队减员而败——这些问题在历次南征中都没能很好的解决，从而使得中国军队反复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自知。越南方面虽然不似中国有着丰富的军事理论底蕴，但它能准确抓住中国军队在南征中暴露的问题“对症下药”是它胜多败少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相应工作的比较，中国与越南相比均处下风，屡遭败绩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兵种的使用问题。单从军队的配置和质量上看，中国军队是远胜于越南的：封建中国由于建立了完备的兵制，各主要作战兵种兼备，有很好的多兵种协调能力；加之中国在军事领域的科技水平长期保持在世界前沿，在各时期都有性能优异的武器装备军队、使军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如北宋时期，有射程达460米、可破两层铠甲的单人弩“神臂弓”和射程1500米的攻坚利器三弓床弩；蒙元时期的复合弓、“回回炮”和最早的火铳）；此外，先进的战术战法也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多样的战术选择（如明朝沐英、朱棣发明的“三线战法”）。反观越南，由于地形限制，它的骑兵部队缺少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至于战术战法、军事科技，更是绝难和中国相提并论的。是的，中国又一次在账面比较上获胜了，但又为何会在实际发挥中逊于越南军队呢？

前文已述，由于越南的“地利”导致中国军队惯常的多兵种协调作战方式难以展开、数量优势未能充分体现，并使冷兵器时代的“坦克”——骑兵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而且由于对山地战、丛林战经验的缺失使得大多建立在平原作战经验上的诸多战术战法难以充分灵活的运用，这就自然使得中国军队先进武器的发挥缺少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兵种的使用方面，中国军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多兵种协调作战能力不足以及骑兵受限的问题未能解决。

多兵种协调能力不足，突出反映在中国军队在对越作战时，水陆配合有脱节现象，导致未能“水陆并进”（典型如陈朝与元第二战，水军行动过于迅速导致兵船和粮船分离，给了越军各个击破的机会），使得两大军种相互孤立、各自为战，使越军得以各个击破而无所顾忌；再说骑兵受限的问题，中国骑兵之所以难以在越南的土地上往来驰骋、发挥效用，除去受到越南地形限制之外，还因为越军中有着堪与骑兵相抗衡的克星——战象部队。如果说骑兵是古代战场上的“坦克”，那么战象则堪称“移动堡垒”了。相较于常规骑兵部队而言，战象虽速度稍慢、机动性稍差，但由于战象体积巨大，其冲击力、破坏力以及对敌方武器的抵御能力都远强于骑兵，对其他兵种具有更好的掩护能力，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攻城利器等优点，因而在东南亚、南亚等大象的主要分布区常以驯化的战象作为骑兵部队的补充或直接充任骑兵部队以弥补当地战马数量的不足。正因为有了战象部队，越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骑兵方面的弱势，并利用中国军队缺少应对战象措施的弱点将战象的优势最大化、给中国军队的陆上进攻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自然，战象部队也并非没有弱点，事实上在明朝与黎朝作战的前期，明军就已经找到了破解象阵的办法——在阵前布置充分的障碍，并使用火枪齐射、或投射火把等燃烧物，使战象骚动不安，令其队形散乱、狂奔乱踏，从而伤及越军其余部队、破坏越军战斗阵型，明军从而趁势进攻、乱中取胜——这也是明军在战争前期胜利的重要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军队还是一味采用骑兵与战象硬碰硬的战术，收效甚微以至败于敌手也就不难理解了。

简而言之，地形、战略、兵种三大方面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军队在与越南军队的对话中胜少败多、屡落下风，那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了解中越历史上的相关史实，我们能从中总结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

一、在分析、评价中越关系时，我们有必要抛弃旧有的、理想主义的思维范式，更不应随意套用所谓“友好邻邦”之类的称谓一语蔽之。事实上，无论是看待历史上的中越关系，还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都需要我们通过观察史实、在史实佐证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思考而非人云亦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得到真正言之有据的结论。

二、纵观中越历史，虽然两国间的相对和平关系维持了相对较长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和平”实质是建立在“宗主国-附属国”这一根本上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根基上的。既然两国关系间有不平等因素存在，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和平”状态必然不会持久。因而对于中越间的战争，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这都是越南一方的“忘恩负义”，综合文化方面考量，越南方对中国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它向中华文明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同化这一进程的抗争、是一种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和政权独立性的手段（如陈朝与蒙古的三次战争）。从维护国家独立地位、摆脱对他国依附现状以及维护文化独立性的角度来看，越南的战争行为是具有一定正义性的。凡事皆有两面性，分析两国间的战争更是如此。

三、具体到军事角度，吸取历次战争的教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战前准备方面，注意对敌国地理人文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在情报战上占据主动。明确战略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总体战略。研发、生产并给部队配备先进的武器装备，提升其作战能力。另外，根据作战部队的不同特点此外，应在做好战史分析的同时，注意分析实际，切勿盲目沿从前人经验（如在对越南的主攻点上，历次战争都无太大变化）。通过训练以增强各兵种的协调作战能力，此外，提高我军的山地战、丛林战能力也势在必行；战时，注意各兵种间的配合、协调，切忌无目的的分兵作战——事实上，拿破仑的战争原则“在重点目标集结重点兵力”、“作战时保持局部优势”仍然适用于今日战争；善于研究敌军兵种的作战方式及其优缺点、以及时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指挥官与部队间指令的传递效率、军队的驻防重点等具体的战术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多多思考的。另外，不贪功冒进、不麻痹大意，时刻保持警惕也有助于确保战争的胜利；战后阶段，则需要注意及时地对双方的反思总结，进行部队的整顿和编制调整以保持部队机构有序、高效的运转，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这样一来，军队“以战止战”、“以战练兵”的目的才能达到。事实上，无论是未来可能的中越间战争，还是其他可能的未来战争，我们都需要做好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的准备工作，正如孙子所言，“兵者，国之大事也”，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失误和懈怠。[/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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