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社会招聘考试:中梵关系改善已无大的障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8 15:07:49

 

中梵关系改善始于1980年。


    在1980年中梵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打破过去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为先的封闭状态,开始走向世界;梵蒂冈则经过梵二,一改过去以纵向语言居高临下谴责说教的传统,改用横向语言从命令到邀请,从威胁到说理,从掌控到服侍,从排外到包容,从敌对到友谊,从制约行为到心灵对话的向世界展现出了教会全新的面貌。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前提。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发表“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展开交谈。

 

梵蒂冈热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目的就是继续它在中国的传教使命,由此也可以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宗教处境。对中国而言梵蒂冈作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圣地,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中梵关系如果改善,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互利双赢的局面。

 

在中梵关系改善之初,横垣在中梵关系中间的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得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对于第一个问题,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在1999年就作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可以平等对待梵蒂冈,给予人民宗教自由,教廷今天就可将在台北的大使馆搬到北京,不必等到明天。显然台湾不是问题,索达诺所说的平等对待梵蒂冈,给予人民宗教自由却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所说的梵蒂冈不得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天主教的主教由谁选派,由谁任命。

 

外交辞令常常只说大意,什么不许干涉内政、平等对待梵蒂冈、给人民宗教自由,很像是打太极拳,绕着弯子走却不直说自己要干什么,中国不说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权就是中国的内政,梵蒂冈也不说不许梵蒂冈任命主教就是歧视梵蒂冈,就是不给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自由。

 

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中梵一吵就是十几年,吵到了2011年总算是拨云见日了。

 

在历史上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权属于“神权”,从使徒传教的年代开始,就不允许私相授受,也不能被官方拥有。在西方历史上官方与教会也曾为主教任命权发生过争夺,可是最后官方败下了阵,教会作为民众一方获得了胜利。不要小看了教会在主教任命权上取得的胜利,若是没有这个胜利,西方社会就很难形成官民二元存在的稳定格局。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政与教先是在政权与教权上实现分离,然后才能保持各自的准则与领域,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离模式,没有建立起这个模式,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无从谈起。进一步讲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没有更加广泛的思想言论自由。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追求天人合一大一统,官居民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家控制宗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就给秦王献策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从此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实行至今的基本国策。所谓的有道之国就是封建统治最成功的国家,“国”的权力,转化为官权力,至高无上压迫百姓和一切民间组织只有服从,不服从就拆房、夺地、封铺、砍头。只要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肯接受世界各国比较统一的对梵政策,非要把一种宗教权力视为国家政府的权力不肯让渡呢?梵蒂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它搞歧视,是不给中国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如今中国在政治文化上明显达不到世界水平,基本还处在复制商鞅思想的阶段。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可以飞腾发展,文化却只能继续摸索试探,想飞还得等自己长出了羽毛再说。

 

所以制约中梵关系改善的瓶颈是文化,卡在这里谁着急也没有用。2010年11月在承德发生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圣郭金才的事件,梵蒂冈在提出强烈抗议之余,又发了一个教宗本笃十六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感遗憾的声明。梵蒂冈对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天主教爱国会的劣质的表演,显得很有耐心,不急不躁。相比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表态,就有些催人发笑的作用,洪磊先生说: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几十年来传统,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他强调,任何指责和干涉之类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可是洪磊先生在作以上对外发言时,为什么不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天主教会真的可以独立自主办教会吗?如果中国天主教真的可以独立自主的办教会,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将自己分割于普世教会传统之外自创传统呢?一个漠视普世教会传统的宗教团体它是否有资格自称它是普世教会的当然成员呢?

 

世界在那一刻绝对无人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先生喝彩,中国传统文化靠政府投资海外建几所孔子学院所能发挥的作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所有的正常人,都可以容忍无知,却无人可以容忍讲瞎话。中国官场说瞎话成风,大忽悠居然忽悠到了国际讲台,对着全世界讲官话、讲瞎话。中梵关系真是一个乱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稀里哗啦让所有关心中梵关系改善的人茫然不知所措。一个可以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断搅局,不断惹是生非,也在不断地令学者专家大跌眼镜。  

 

2005年新教宗教廷本笃十六上任之时,学者专家喜笑颜开地说有希望了,可是2006年下半年就没有希望了,自选自圣突然成风;到了2009年学者专家又感到有希望了,中梵通过下面协商会谈,成功合作祝圣了多名主教,可是到了2010年11月,又发生了中国承德单方面自圣郭金才的事件。梵蒂冈还是很有耐心,不急不躁的发抗议,只是强调了教廷《法典》的处罚条例。学者专家这次真的是不抱希望了。

 

中梵之间谈了33年,将近一千二百万的中国天主教徒,又是祷告,又是许愿,一心想着与梵蒂冈合一共融,回归普世教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天主教徒,可是许多信徒的灵魂归了天堂还是没有听见中梵建交的庆典炮仗在中国大地响起。

 

捱到了2011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早早地就发出了还会自圣的信息,到了6至7月果然发生了乐山与汕头的自圣事件。梵蒂冈这次有些动真格的了,马上发出了天主教的绝罚令,请自圣者出教。当然这个绝罚令还是很仁慈的,受绝罚者只要真心悔过还是可以回来,但是重新上岗的机会就不大了。

 

中国的天主教徒这次真是有了宗教自由,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对待受到绝罚处理的主教了,接纳或是拒绝都是自己的权利。无疑在开始的时候,受绝罚者还可以支撑一下,可是时间一长他们就会被孤立起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可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圣父罗马教宗。教外人可以嘲笑这种宗教情感,却又无法否认这种宗教情感的力量。就是在这种宗教情感的作用下,中梵断交50余年后,中国教会的自选自圣只能是纯政治操作,根本不能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产品。

 

     看这里,一定有人要问,你说中梵关系改善已无大的障碍了,怎么中梵两家闹得更欢了?

 

这就叫做黎明前的黑暗,只要东方露出红色,事情就会大白于天下。细心的人可以注意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方面自选自圣之后总是会向全世界人民大声的说:自选自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可是在今年我们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在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言人就教廷声明发表谈话中,这位发言人只是淡淡的说:“目前中梵关系尚未正常化,中国天主教会为了本国福传牧灵的迫切需要,按照教会传统做法,选圣主教是无可厚非的”。

   

    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权不再是中国的内政了,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也不再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了,它只是中梵关系尚未正常时的变通做法,中国天主教希望梵蒂冈、希望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尊重。主教任命权已经不是中梵建交的障碍了。中国在改变之中,中国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一定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中国形象,而非蛮不讲理的中国形象。五千年的文化传递,不会只有封建落后,而无文明智慧。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真心希望中梵两个大国——一个是人口大国,一个是宗教大国,完成彼此的心愿,跨过千山万水在上帝的祝福下尽早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