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使命mp4 迅雷下载:我们出现了征兆——基于两个的比较

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人文环境有两个基本的要点，一是权力的有效性，有作为大国的体制基础；二是强健的人格，有作为大国的国民精神。一直以来我并不觉得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政权，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官员个人的腐败行为还没有达到可以导致中国的官僚体制运转失灵和国民精神缺失的程度。但在我拜读原朝先生的《官员腐败是学术腐败的根本症结》后，我突然感到，我们和那个王朝竟然有许多的相近。

一

明末的个案：人文精神在政治腐败中的颓废

话说明朝天启元年（实际上距离明朝灭亡也就23年），浙江乡试，这次科举考试的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但依然可以作弊。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按说事情该结了，可是意外发生了。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钱千秋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如此闹起来的。事情传到了给事中顾其人那里，那个年头的“给事中”就是专门纠核官吏的差事，结果顾其人上书把这帮人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朝野震惊。主考官钱谦益见势不妙也弹劾两个具体办事的，结果是收钱的两个人被砍了头，钱谦益被罚了俸禄，钱千秋的功名自然是没了，而且还被判刑发配，后来遇到大赦才有机会回老家做他的平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大厦将倾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所谓圣人之言无非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文人丢掉了骨气和信念；第二、官僚体系内部相互勾结，集体腐败。这是明末从政治到文化领域颓废的例证。

不过毕竟还有二十多年才灭亡，所以即使是没落王朝，昭示天下的腐败仍然是必须处理的，而且处理的还比较严厉，还砍了两个脑袋。

二

南京的个案：集体腐败胜于明朝末

援引原朝先生的《官员腐败是学术腐败的根本症结》中勾勒出的当今中国官场与学界的腐败的生态圈：2008年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校长助理吴抒被评为教授，但很快幕后的交易被人揭穿。原因在于这个人在此前的五年（规定的评审年限）中，仅在自己的单位的学报上发表过三篇论文，而这个市级单位的学报按照《江苏省党校系统副教、教授授资格条件（试行）》的要求连评副教授的资格都不够，此外就是不能列入评审范围的增刊的文章或非第一作者的文章，符合要求的省级以上的论文仅一篇。[1]且不说这篇论文中的抄袭的痕迹和毫无学术思辨的口号式的行文，单就数量而言，就远远达不到评教授的“资格条件”的最起码的要求，甚至说连规定中的评副教授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这是党校教师的学术水平不能与普通高校相比，而被迫做出的选择，那么作为就有必要追问一句，这样的学校有必要评教授吗，这种单位存在的本身难道不就是官僚腐败导致的一种学术腐败的形式吗？

然而问题并不仅止于此，跟下来的行为就更明显的体现学术腐败的形成绝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的腐败共谋。矛盾的揭开在于与吴抒同期参评的一个张××副教授，因为不服最后的结果，张××将自己的成果与吴抒的成果分别整理打印后向上级机关反映，此后相关各方的反应，体现出的不是学术的争执，而是权力关系的勾结。

第一、单位内部的权力维护。权力主体之一的校方的反应——“从没有的标准中找到标准”。党校回应的理由是，吴抒是劳动模范，是教学骨干。而这两条并不在“资格条件”中，现在问题，不在于这两条理由是否是对的还是错的，而在于这种辩护已经出离了规范（《江苏省党校系统副教、教授授资格条件（试行）》中没有这样的规定），亦即“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很显然，如果吴抒不是校里的领导，他也不可能动用学校的权力来完成对自己的维护。能够有出离规范，并以新的所谓的“规范”在某个特定事件中起决定作用，已经不是学术的说服力，而是权力的回答。

第二、被公关后的审核权力。权力主体之二的审核方的反应——“为不守规则寻找理由”。江苏省职称办在接到张××的投诉后，由本系统的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有关工作人员给张的回答是，吴抒不符合评定条件，他的教授资格没获得批准。但同年底，吴抒的教授资格又在悄无声息中获得通过。而评审通过的理由，就是校方的理由。这里面反映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权力的主体同属于一个大的行政系统内，“关系”实际上是相通的，定规则的人可以不遵守规则，并能够为这种不遵守找到理由。

这是一个和明末钱千秋科场案极为相似的个案，不同的是钱千秋不仅把已经点中了的进士丢了，还差点赔上老命，而吴抒这个人在官僚体制的荫庇下还可以照当他的教授，毕竟是领导嘛（当然不是领导也混不过去）。至于其他构成集体腐败的相关官员，就更不会追究什么责任了，和明末砍了两个脑袋的处理方式相比，天壤之别。

三

今日中国 “稳定”的腐败和明末的“斗争”的腐败

从形式上看，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和文化体制与明末的共同点就是，都已经形成了排外的小集团。原朝先生所举的南京的腐败个案与明末的钱千秋作弊案，都是行政权力完成了对学术界的侵蚀和绑架。但不同的是，今天的权力领域和文化领域中的腐败的共谋超过了明朝末期的集体腐败的程度，因为即使是在那个大厦将倾的时代，案子揭发出来了也是必须处理的，越是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就处理的越严厉，可今天的南京党校的吴抒的个案被人举报后是查有实据，却是无人问津。但我要说的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腐败在形式上保证了官僚体制的稳定。

钱千秋科举案：体制内的共谋是有限的，因为即使在明末，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也在发挥其作用，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身上，所以那个时期的集体腐败总是有一定的限度，总有一些抛开利益规则，讲骨气的文人官员在。这样明末的官、学等领域中的腐败横生不假，但总有人试图扑灭这种腐败，因此明末的官僚体制内是一种“斗争”的腐败。

南京的个案：整个事件的发起到终结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是，各种行政权力的相互勾结和共谋，也就是说今天的集体腐败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共同的默认，没人会去主动纠察，而且即便被揭发出来，大家也觉得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既然如此，那么官僚体制内的冲突就不会增加，也就是说，这种腐败造成的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因此就官僚体制内部而言，可以命名为“稳定”的腐败。

虽然单从南京的个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今天的集体腐败比明朝末年还要严重，但正因为它更严重，相关的部门都已经卷入其中，所以它并不会引起体制内的激烈的斗争，因为政府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查处的现象少了，国家机器内部反而给人一种和谐运转的印象。问题是政权在这种“稳定”的腐败的侵蚀下是否真的能够维持稳定呢。

四

人们出于理性会更倾向选择加剧腐败的行为

从表象上看，同样的集体腐败，今天在官僚体制内部的运作形式，要比明末国家机构内部的斗争的表现要和谐得多，我们的官员毕竟没有因为腐败的行为而出现激烈的内部斗争。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在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和文化体制下，人们会比明朝末期更倾向选择加剧体制的腐败程度的行为。

从明末的个案来看，那个叫钱千秋的文人的行为就在加剧着明末的官僚集团的集体腐败的蔓延和恶化。钱千秋本人其实并非一个无能之辈，他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人，只不过官场的腐败已经使得他不再相信有才学就能中进士的冠冕堂皇的话，所以干脆出此下策，用钱买个功名。事实上当时的官场也确实如他所认识的，花钱就买成了，如果不是分赃不均而产生内讧，他的做法毫无疑问的是名利双收。

那么今天官僚体制外的人们会不会以自己的行为加剧集体腐败的恶化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对原朝先生提到的那个南京的个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我发现了两个结果：第一、南京党校的那个叫吴抒的所谓的教授的文章确实远远没有达到标准，这是为了保证我的论证的可靠性，而对原朝先生的结论的复核；第二、我发现他并不以自己的行为为耻，反而甚为炫耀，他公开的活动和讲话不仅比较多，更可笑的是他居然是南京的反腐败专家（上网一查便知）。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绝对不仅是什么个人廉耻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的公信力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作弊成功了的“钱千秋”，是以一个党政官员兼教授的身份在讲话，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他所讲的这些，与他的行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他自己不会信他讲的东西，当然别人也不会信，但是大家都要摆出一副信了的样子，那么此时他所代表的政权机构的公信力还剩多少。如果民众不再相信这个体制的公正性的时候，那么他们跟着就会和钱千秋和吴抒采取一样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重这个体制的不公，并以大家都是如此而不以为耻。它的结果就是，国民强健的人格和这官僚体制一起发酵腐烂了。与明末的情形相比，这是一个安乐死式的衰朽，在较少内部斗争的境况下，权力的肌体腐败得更彻底。

五

对严重性的一定补充

由腐败的共谋行为形成的逆向淘汰的排外集团的后果是：第一，小集团的贪暴与整个社会的不满形成国内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造成国内的权力更替，用一句现代用语来概括就是“亡党”。第二、小集团的低效与整个社会的颓废已使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丧失殆尽，一个没落的国家在与外来力量的对抗下最终形成外族统治的结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亡国”。在单一制的大陆地区，体制在各地是相似甚至相同的，因此我有理由说，这个问题并非是南京一地或某一个系统的问题，集体腐败已经是一种超出政治领域的普遍现象，若不制止，也许这两个后果我们都能尝到。真诚的希望我们的执政党能够以史为鉴，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