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子包包:从文革夺权谈到权力机构名称及公章

从文革夺权谈到权力机构名称及公章

（1）先来篇杂文。

　　权力，是个比较抽象的词汇，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又是个很实际的东西，和大小官员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老百姓在它的面前诚惶诚恐。

　　既然权力是抽象的，它又无处不在，应该给它找个形象化的代言标志，那是什么呢？

　　这个形象化的代言标志其实早就有了，就是古代称之为“大印”，即现在的“公章”，文革中也叫“木头”的玩艺儿。

　　记得小学生时期看过一本连环画，故事大概意思：古代有两位官员到某地上任同一职务，一真一假。俩人都带着大印，当然，大印也是一真一假，不好分辨。按现在说，这事好办，一个电话到上级组织部门，把照片传真过来就行了。可古代的地方官府没有配备此设备，还真麻烦。当地官府“打假办公室”的公务员们想出一个办法：验印。检验大印的过程中，假官员设计用假印把真印换了过来，结果，真官员当场被“双规”。假官员凭真印坐到官椅上。

　　“大印”确实是个好东西，有了这个劳什子，即便是假的东西，坏的玩艺儿，立马就能变为真的和好的。

　　古代演绎书上好象写着，皇帝的大印是金的，叫“金印”。也可能是玉的，叫“玉玺”。大臣的也许是玉或者铜。七品县官的呢？我想只剩石头了。不知有没有木头的。

　　多年前看到一篇文章，生动介绍刻制新中国第一枚中央政府“大印”的详细过程，记得大印的材质是铜的。

　　历史在前进，科学技术在发展。古代称“印”，现在叫“公章”。但不知道为什么，文革中大部分公章的材质基本上退步成木头。因此，对公章有时戏称为那块“木头”。样式也从方形“进化”（也可认为是“退化”）成为圆形。

　　没用的内容好象说多了，太啰嗦。

　　（2）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按照伟大统帅的英明战略部署，把全国指引的已经处于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秩序和老百姓生活的混乱程度。省市区及其下属的各级党委政府等权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呈现彻底土崩瓦解的征兆。

　　1966年12月26日，领袖召集中央文革小组部分人员在家中聚餐，席间发表讲话，其中有：谁胜谁负明年见分晓。讲话形成《人民日报》和《红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

　　谁胜谁负？看来是对着刘少奇及其“集团”的，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估计都站到修正主义一边了，必须整体整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49年以后，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作为建国的主要原则和方针政策，有辩证唯物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产品分配逐步代替商品交换等等。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套从上至下的完整指挥体系。这套系统操纵着整个的社会化大生产，分级管理着全国方方面面的生产资料、资金、生活资料、百姓群众等等，一直管到有着悠久散漫历史的农民几点上工和收工，在指定的日期到指定的地里种上指定的农作物。

　　文革的造反把全国这套指挥系统冲击的千疮百孔，社会逐步进入无政府状态。因为高度的公有制，一些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损失不当回事。单纯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个体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和生活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毛泽东在寻找解决的办法。这时候出现上海夺权。

　　（3）简单介绍上海夺权。

　　上海夺权也称“一月风暴”，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直当成吹嘘的资本。认为他们首先在上海夺权，得到领袖支持。

　　其实里面有一些阴差阳错的糊涂事情，参杂着张、姚的猫腻。

　　夺权过程，李逊在《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中叙述的比较详细，陈丕显、王力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记载，卜伟华等人也谈了自己的观点。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来到上海，已近中午时分。下午和5日分别接见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了解情况。主要批上海市委，矛头对着陈丕显、曹狄秋等人。还有一个目的，在上海的造反派中培植亲信，组织自己的队伍，扩大势力范围。把上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以后上海夺权定为1月6日，是否准确？那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策划组织的是打倒上海市委、罢免市长的大会，没宣布夺权。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占山为王，各自为政。

　　1月8日，毛泽东肯定了1月4日《文汇报》的夺权和5日报纸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毛泽东当时不清楚这是陈丕显签发的。《人民日报》9日转载时改成《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紧接着9日《文汇报》又登了篇《紧急通告》，参与商议的还有陈丕显。张春桥知道后对徐景贤大发脾气。

　　没想到毛泽东对《紧急通告》也是大加赞赏，10日批示“此两件很好”。11日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4大最高权力机构联名发出贺电。

　　毛泽东看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与张春桥、姚文元基本没关系，毛泽东批示后，张、姚马上揽到自己身上。

　　中央的贺电掀起上海夺权的风潮。

　　1月11日下午，首先是“红三司”的安文江率学生红卫兵宣布接管市公安局。

　　上海“二兵团”的耿金章向张春桥汇报准备接管上海领导机构，张答复须请示中央。耿金章在“参谋”的鼓动下，不管那么多，15日3时派人联合“上三司”分别进驻上海市委市府，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向北京发出“致敬电”，并发布通令。第二号通令宣布“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上海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这是下属给上峰发布的任命书，张、姚还不知道。很有些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的味道。张春桥知道后把耿金章训了一顿。

　　毛泽东还是不清楚上海的局面，接到“二兵团”的“致敬电”等材料，15日当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态，赞成张、姚任上海的一、二把手。

　　张春桥接到王力电话中传达的毛泽东指示：上海这个办法好，群众接管这个办法好，比改组北京市委这个办法好。

　　张春桥有自己的打算，他马上招来耿金章，连说带骗，耿金章听从了张的安排。

　　毛泽东肯定了耿金章1月15日的上海“接管”，找到以夺权方式重新建立政权体系的路子。

　　（4）上海夺权与全国一样，成为造反组织的第一次大分裂。

　　从1月11日开始，职工与学生红卫兵组织分别抢权接管，上演了几轮争斗。“工总司”、“二兵团”、“红三司”、“上三司”、“红革会”、“炮司”等等都想插一脚，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导致上演了1月28日“炮打张春桥”。

　　张春桥真害怕了，数次电话呼叫北京王力，要他搬出压寨婆娘江青。

　　1月30日，上海的大街小巷贴出《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陈丕显、曹狄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等等，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其实这封“特急电”是王力接到张春桥的求救电话，要张速送报告后起草的，文革小组3巨头陈伯达、康生、江青过目，30日凌晨电话通知张春桥。

　　张春桥拿到这份记录稿，命令他的嫡系王洪文的“工总司”迅速印传单贴大字报，电报时间他自己改为1月29日。

　　“炮打张春桥”偃旗息鼓，上海文革初期的著名造反派赵全国、安文江、周谷声等人相继从造反舞台消失。

　　2月5日，上海这才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意图，正式成立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