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人电影1977演员表:党群关系新思维

      如何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让党员干部回归到“公仆”，避免成为“老板”、“老爷”之类的人物，成为执政党的重大挑战。

策划人语——党群关系新思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6-29  浏览：2556 显示全文   　　对于党群关系，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党建思想中，什么样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关系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正如毛泽东自己作的区分那样，“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当下党群、干群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比较普遍的“与民争利”，党员干部腐败的“易发”、“高发”，以安全保卫的形式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油水关系”、某些局部里出现的“水火关系”等等，已经引起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如何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让党员干部回归到“公仆”，避免成为“老板”、“老爷”之类的人物，成为执政党的重大挑战。
　　所谓的党群关系新思维，在我们看来其内涵至少应该包括：群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容侵犯，尤其是在落实“权为民所赋”上应该有切实的推进；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反腐败经验，追究腐败根源必须重新回到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切实推进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建立健全党内权力监督、相互制衡的制度和运行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思维，从管治思想走向共治思想，最大限度释放社会自我治理的活力，等等。
　　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所谓“群众”，并不是过去那种亟待嘘寒问暖、苦盼“清官”伸张正义的“苦主类”群体，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是这个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战胜日趋膨胀的建立在权力无边和滥用基础上的“既得利益势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
               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那些曾经耳熟能详，如今只在课本里、政治考试中才能看到的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群众路线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

党群关系新思维

作者：本刊记者田磊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6-29   显示全文   　　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那些曾经耳熟能详，如今只在课本里、政治考试中才能看到的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群众路线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
　　事实上，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90年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命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群众”还是“共产党”，这些名词的内涵到外延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官民矛盾加剧、极端冲突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重塑新型党群关系，不仅决定着共产党未来执政之路能否一帆风顺，更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群众路线的变迁
　　6月15日，海南省对外公布的一项机构改革的消息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海南省委新设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党委的群众工作部。事实上，在此之前，类似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已经遍地开花，不过大都集中在市、县一级，尤以河南起步最早，成立最多。
　　这些群众工作部主要是由原有的各级信访部门转化而来，在党内的宣传汇报中，也多被归为信访改革的一部分，比如河南，全省18个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党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群众工作部作为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信访局作为同级政府的工作机构。
　　海南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所效仿，也得到了高层的赞许。由政府的信访局提升至党委的群众工作部，这样的机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信访体制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提升到执政高度来考量。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路线——这个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的最有效武器如今遇到了一些麻烦，民众与官员的矛盾，直接针对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维稳力量持续加强，形势却不见好转。
　　翻开90年党史，党与民众的关系，有过鱼水情深，也有过剑拔弩张，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历任领导人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同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对于脱离群众的担忧贯穿90年党史，并且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党整风运动。可以说，今天所遭遇的危机并不是第一次，但随着时代变迁，党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弥合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最简单明晰的要属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个时候，刚刚在中国的西北角站稳脚跟，有了稳固的区域的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自信而大胆，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军事武器和政治理论武装他们，让他们尽快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邓小平1943年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所阐述的：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弥补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上与国民党的全面差距。
　　那个时代的群众一词保有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指涉的主要是与权贵阶层对立的工农大众等劳动阶层，群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后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论断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内涵：“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在取得政权之后，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群众定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前30年的执政实践中，共产党藉此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勒紧裤腰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教育、医疗的普及，铸就了强大的国防能力和重工业体系，为走上强国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党群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些官僚政治的顽疾在共产党所建设的政权中同样无法避免，那些当年的革命战士、如今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毛泽东曾经痛斥的“老爷”、“贵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对那段历史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当年，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问题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都下了大工夫要解决，但是，二者的思路却存在分歧，刘少奇希望借助官僚系统自我整顿和更新，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这样的手段，在革命年代，曾经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完成了党机器本身的净化，但在今天看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严苛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共产党而言，如果不依靠群众，就意味着灭亡。在取得政权后，没有了强大的外敌和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官僚系统内部整顿也变得不再有效，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很轻易地找到替罪羊，应对来自高层的整顿。毛泽东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极端的做法：群众运动，最终引发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但同样归于失败，在他逝世后，群众运动烟消云散。“文革”除了留给中国长达10年的社会秩序动荡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僚政治的顽疾。
　　
　　新时代，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在党的最高层，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对脱离群众的担忧，不断开会、发文等用各种形式敲打各级官员。比如，在1979年，邓小平刚复出不久，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现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1990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名字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此后，改善党风之类的文件也越来越多，问题指向基本都是党群关系。但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在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这些文件和党内的种种整顿，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使党群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当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时，党与民众的关系，重新又成为思考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的自然演进所致，也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反省能力的政党应有之表现。但是，今天的党群关系其内涵和外延，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是那个只代表工农大众、代表劳动者的革命党，而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了，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等等大量入党，并且在党和党主导下的各种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相当地位；群众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阶级属性单一、利益诉求接近的整体，而是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阶层地位纷繁复杂的各个社会群体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提党群关系，首要的困境在于，党要处理的是与狭义群众的关系，还是广义公众的关系？在不同的层面思考党群关系，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群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对于那些过去30多年里在官僚和资本两大阶层挤压下，生活艰难、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而言，毛泽东时代阶级属性强烈的群众路线，显然仍然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因此，当2010年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重庆模式横空出世时，虽然受到知识阶层的诸多非议，却在底层民众那里赢得了无数欢呼。        但即使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重庆试验，仍旧无法回避的现实是：90年来，无论党的高层和各种文件多么强调要求各级党政官员贴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去督促这个目标的实现。
　　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约束，是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有效破解的难题，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做到，而这个问题，也正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冲突频发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经动用大智慧和非凡的手段，试图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能够驱使庞大的官僚队伍不脱离群众的道路，但他们穷其一生也没有找到。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要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比30多年前的中国更加困难，“在过去的30年里，虽然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政治领域，却是‘去政治化’的30年。”杨凤春说， 在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后，我们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在前30年，人民在个人生活领域没有太多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权利，至少在这个体系内，拥有很多政治权利，他们可以行之有效地批判那些官员，可以表达政治诉求，甚至在《宪法》中，也明确地赋予了公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自由，如果去除污名化的成分，这类有中国特色的、土生土长的政治参与形式，历史上也有其存在的积极因素。但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些东西一并被抛弃。
　　
　　重建政治生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崛起，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从来都是同步进行的，将政治和经济割裂开的做法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中国过往3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打破了这一点。“所以，前些年，有人抛出了一个‘北京共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认为中国将经济自由和政治封闭结合起来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杨凤春说，但最近几年，很少人再提及此事了，因为人们发现，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依赖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矛盾，日益显现和被感受到的正义、公平和价值的缺失，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发展模式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和道义基础，这也是执政党和民众关系难以处理的一大原因。
　　在杨凤春看来，执政党要想真正重塑党群关系，只有重建人民的政治生活。对于个体来说，政治生活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和责任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对于整体而言，则能提升一个民族精神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上，大众参与的政治活动，从来都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洗礼。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公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一点点在萌发。2011年，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热潮，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性内容，这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世界也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观，中国之外的互联网，商业的、娱乐的和社交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主流。“别人的政治都在街上，在现实生活中。”杨凤春说。
　　当一个领导整个国家取得民族独立、迎接现代化转型的执政党走到90周年的时候，除了回顾历史，认真地思考一下当下国人的政治生活，恐怕是有价值的纪念。 即使回归到执政党内部事务而言，没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就没有有效的载体可以承担，党群关系的重构应该从政治生活的重建开始。
　　在杨凤春看来，今天重塑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的高度组织化与公众的无组织化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割裂。“中国政治的未来应当是权力阶层组织化程度的降低与公众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以使二者不至太过悬殊，从而导致社会崩溃。”
　　一个已经成立90年，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自己亲自出面去为以工农大众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代言，更要从制度建构上，为他们创造条件，就像1940年代做的那样， 让他们真正成长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汇集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各个时期领导人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里边那些阐述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振奋人心：
　　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就说：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做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1942年的时候，毛泽东就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这些充满着朴素真理的论述，不仅具有理想主义的光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更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而那句最简单却又深刻的浓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伟大智慧的结晶，是留给这个国家，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不应当被演绎成大而无当的口号，而应被重新赋予时代的灵魂，用以指导政党革新、国家建设。               过去的2010年，是继2003年之后，再一次集中和公开处理一批省部级腐败分子的一年。但这两年的对比是发人深省的：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7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走出反腐困境亟需党内权力约束制衡

作者：李永忠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6-29  显示全文   　　过去的2010年，是继2003年之后，再一次集中和公开处理一批省部级腐败分子的一年。但这两年的对比是发人深省的：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7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两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着……
　　从动态来看，民众对于腐败现象是有一个容忍度提高的过程。同时，看报道，听身边，民众对于国外的事情了解更多了。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腐败的零容忍的消息传到国内，比如占公家一点便宜，在我们看来多小的事情，一犯事，后果就很严重，往往导致引咎辞职。民众就会想了，怎么到了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元的腐败大案都不鲜见。并且，一个中高级官员一旦开始犯事，什么党纪政纪挡都挡不住，最后都只能是重刑伺候。2010年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11个，7个是死缓，4个是无期徒刑。
　　因此，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复苏和觉醒，老百姓对于腐败现象容忍度的提高和陡降形成了强烈对比。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民众心里对于社会的不满，对现状的不满，就转化为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民众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就会问：我们怎么做不到零容忍？由此导致的心理反差就比较大了，对于民心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不是拿几个省部级领导人头开刀就能解决的。从胡长清到段义和，我们也杀了6个了。但现在有的腐败分子犯的事情比以前处死的更厉害。
　　
　　仍未走出“权力反腐”
　　事实上，由于腐败现象的“易发”、“高发”态势，我们已经积累了高昂的“腐败呆账”。现实的反腐败斗争也不可能把所有腐败分子都暴露出来，也不可能把一个腐败分子的所有事情全部披露，否则对于整个执政队伍和民众心理的冲击太大。因为腐败现象过于普遍，对于腐败现象，只能慢慢消化，而要紧的功夫应该放在“倡廉”上，也就是真正建立起新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政权，还是执掌全国政权，反腐败不仅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这90年间，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中国共产党建党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运动反腐（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权力反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发）。目前，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务公开的推行、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发、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扩大等单项或综合性改革的深化，反腐败正由权力反腐阶段，逐渐向制度反腐阶段过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旧的载体——战争已经远去，群众运动不再采用；而新载体——制度，却因改革严重滞后而未能成为有效载体。因此，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已成为历次中纪委全会报告以及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
　　1983年～1986年上半年，我们搞过3年的整党。十二大提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党风根本好转，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目的，但3年的整党实际上只是洗了一个温水澡。
　　整党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效果，是因为没有新的载体。过去整党能成功，是因为有载体。一个是战争，加上一些教育。在战争的环境和条件下，战争就是最大的载体，原因很简单，你腐败，脱离群众，在那种环境下，就没人替你掩护，没人保护你，更没人喂你“乳汁”，反过来随时可以在你背后开冷枪，所以干部也不敢，脱离群众，命都保不住。
　　还有一个载体就是运动。解放后，从战争为主到运动为主。这个运动有个特点，比如说干部上楼交代问题，那可能就下不来了，就被新的运动骨干取代了。这就是运动这个载体能起作用的关键。而80年代的整党，我们之前轻车熟路的载体都没有了，采取的是似运动而非运动的专项斗争的办法解决已经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运动反腐的模式，是不搞群众运动又借鉴运动的做法，实际上是权力反腐。
　　新的载体有没有？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针对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整个“总病根”。但制度没有到位，没有得到根本推进，而是继续沿用了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议行合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权力反腐，反腐败的成效、进程很大程度上因为某个领导人的注意力、决心和对形势的判断的变化而变化。邓小平后来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但没有新载体的抓手其实是“空手套白狼”，是异想天开。实际上，人们也都看到了，1986年整党一结束，腐败在全国继续迅速蔓延，反官倒反腐败成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治诉求。这就是权力反腐的必然后果。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986年是邓小平提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一年。
　　由于制度反腐尚未通过改革有所实质性的推进，期望的结果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量的向好。于是，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4个字：仍然严峻。或许，“仍然严峻”并陷入困境的反腐败形势，是体制制度仍未有实质性改革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沉重注解。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频发，但是，几乎没有一起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出来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       由于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反腐败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宽，纠风的事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苏东剧变的教训
　　马克思在140年前对72天巴黎公社“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赞扬，成了各执政的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经典模式，也成了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必然宿命，还成了改革中力图绕着走的雷区、禁区。
　　苏联垮台的关键不在于当时存在着多大势力范围内的和影响多少人的特权阶层，而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党内健康力量阻止不了特权阶层的变化。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东模式都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这种把巴黎公社非常时期的做法固化下来的权力结构，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例子，勃列日涅夫容忍下面的一把手，各个一把手又容忍更小的一把手。这种权力结构的权力行使，可以借用古汉语的用法来作形象的比喻，即会意、指示和假借。会意，比如说会意给秘书；指示，比如指示给司机；假借，比如假借给亲戚。
　　在苏共解散的时候，红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个农民出来抗议。2002年1月，一位高层领导引用了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一次问卷调查数据：即苏共解散前，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他进而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联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他最后一针见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当时条件下所能选择的条件最优秀的领导人，他也拯救不了苏共，叶利钦本人也是个强势人物，最后他也觉得只能走背叛这一条道路，因为权力结构决定了苏共只能失去民心。
　　具体到我国，笔者不赞成存在一个特权阶层的说法，用“既得利益势力”概括比较好。集团都是有纲领的，有组织的。现在的“既得利益势力”还是分散的，各自为战。但如果不解决，既得利益势力也终将会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共识，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把自己的利益固定下来。官二代、官三代这样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极端的后果就像我们古代出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把底层上升的道路完全封死了，民众一旦失去希望，那么改良的路子就被堵死了。最近不是有个局长说什么当官的就是要骑马坐轿吗？
　　现在纪委难以监督同级党委。之所以难以监督，是因为地方各级党委是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中于一体，而在这一体之中，又往往集中于被称为“一把手”的一个人。
　　尽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还没出现“一把手”这个称谓，但如果不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一把手”会凭借其越来越大的张力，最终挤进中央的正式文件。于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演变成不再是一名普通成员的“班长”，进而再进化为凌驾于班子内所有成员的“一把手”。
　　改革开放前的“文革”10年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总病根”的认识已经十分到位。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总病根”。地方党政各级“一把手”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居然高于一般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4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50%。
　　
　　“群众”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
　　打天下时，我们最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取得天下。坐天下后，群众与我们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淡。共同利益越来越少，安全保卫越来越严。最相信变成最担心，最依靠变成最疏远，最想发动变成最怕聚集。是群众的权利意识有了毛病，还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出了问题？
　　有外国朋友跟笔者讲，全世界不信教的人口10多亿，几乎都在你们中国。我说不对，中国人信教，信儒教。中国是官本位的传统，是把官吏当作教来信的，信教和信官是融为一体的。以前进了衙门，就像是进了教堂，正大光明、肃静回避这些匾额像教义，犯了罪也要向官员忏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管的也是最不好管的。最好管就是因为信官，以吏为师。所以，古代明君明白，治民先治吏，而真正的圣主则说治吏无须治民。而最不好管，是因为一旦民发现官是腐败的，就意味着那种信垮了，不信公道了，也不信任何仁义道德了，最后就造反，其破坏力又是惊人的。最好管的变成最不好管的，那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
　　在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江苏睢宁县，笔者曾听到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谣盐风波”出现后，不少地方的群众盲目跟风。正在外地出差的江苏省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抢购食盐的第一时间，收到的不是该县有关食盐管理部门的电话或传真，而是该县30多名普通群众发给他的手机短信，提醒他注意此事。于是，王天琦迅即赶回睢宁，安排部署应对举措，当天即消弭了该县抢购食盐的风潮。
　　在议行合一的“一把手”体制下，我们把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交给了一把手。他首先想到的是对给予我权力的领导负责，这种动力大于对下负责的动力。而如果不集中权力，一旦发生任何事情，板子也会打到他屁股上。清官，顶多是谨慎使用这种权力，而清官绝对是少数。睢宁搞县委书记权力公开运行和分权试点，书记自己也害怕，一旦下面出了事情，也要找到自己头上。
　　几十年的习惯性思维是怕弱化权威，习惯性的做法是头痛医头分事权。既然“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奇招。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分管。        对于党内权力约束制衡，半个世纪前的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也很快就戛然而止。
　　至于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孰后？上世纪80年代也是有过教训的。当时，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仓促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而不达。
　　党内权力约束制衡怎样才是科学合理的？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常常走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前面。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在保持中央和省委现有领导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在市、县委搞试点来探索经验。
　　以前的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经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没有谁可以监督得了我了。今天也有“厅官难查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结构，腐败现象必将继续蔓延下去，要求权力分解的呼声虽然会继续下去，但永远对付不了一把手“不改革”的硬道理。因此，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对党内的权力结构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