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画头发怎么画:解密：江青与康生文革中坑害了多少人？

解密：江青与康生文革中坑害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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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1-6-12 19:50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江青对李云鹤这个名字很欣赏，她曾说：“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飞在天空是很美的，鹤立鸡群吗！”据知她在演《娜拉》时改名蓝苹，寓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江青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江青出生时，其父李德文６０岁，是他的小老婆所生。１９２６年江青到天津，在他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中，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１９２９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１９３１年春，江青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后来与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太侔的内侄俞启威（黄敬）结识并同居，１９３３年２月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秘密逮捕，江青出逃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１９３３年秋，江青由上海左翼“剧联”介绍进入“晨更工学团”，分配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晨更工学团”原是１９３１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后组织的各种工学团之一。“工学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学；学就是学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保生”。当时即１９３２年，工学团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成立，故名“晨更”。“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为徐明清，当时为左翼教联常委，她把晨更工学团的教员２０多人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不久吸收江青加入共青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青岛地下党员乐若在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与江青见面时，发现有人跟踪，乐若因熟悉地理环境，及时逃出，江青被捕。敌人原来是抓乐若的，是碰上了江青。

　　江青被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参加了审讯。

　　特务股的这些人看江青长得漂亮，优待她住小号（监房），夜里常被叫去陪几个头头喝酒，清唱戏段，说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的……”江青不久便填了登记表、保证书、自首书，说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于１２月出狱，成了可耻的叛徒。

　　江青出狱后不久，正赶上徐明清的母亲从山东乡下打电报来说，有病想念女儿，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她借此机会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和调养身体。

　　１９３５年，江青又回到上海，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正赶上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组织筹备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熟人介绍，江青得演《娜拉》。名剧还未上演，江青就引起了国民党文化特务分子，也就是张春桥（狄克）的上级――
　　《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重视，他们又都是山东人同乡，二人很快就结识了，并且交往频繁。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次演出，“蓝苹”的大名出现在报端。崔万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等等。

　　江青曾积极参加１９３６年９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为蒋介石５０岁生日祝寿的“购机祝寿活动”的“祝寿游艺大会”活动，从事拥蒋，为国民党效劳……

　　１９３７年７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徐明清。

　　徐明清先于江青到达延安，这是因为徐明清于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０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女工夜校里被捕。她在被捕时急中生智把情况设法转告给她的领导人――她１９３３年入党的介绍人王洞若。经过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多方营救，徐明清于１９３６年６月被保释出狱。因为她在上海为敌人所熟悉而不便于工作，为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于１９３６年７月调来西安，先任东北军中共妇女支部书记，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江青在上海得到徐明清的地址，来到西安。

　　徐明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先向叶剑英夫人危拱之汇报了江青的情况，又领着江青见到了邓颖超同志。

　　江青来西安没带任何组织手续，只有本相册拿给大家看，可以证明她是个左翼演员的身份。而这个相册还是曾经照顾过她的女友秦桂贞看她在收拾行装时有许多照片无处放，花掉了一个月的工钱买来送她的临别赠品。江青临走时，也只有这位女人为她炒了一碗木须饭送行。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博古（秦邦宪）面谈考核准许她去延安。

　　江青到达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据各方面有关材料分析，是通过黄敬证明了江青的党籍，即江青在１９３３年１９岁时，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江青入学不久，康生就于１１月２９日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江青是学员。“他乡遇故知”，江青找到了康生这座“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要同毛泽东结婚时，党组织审查江青的历史，尽管康生做了手脚，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对江青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分，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不干涉政治。”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开始整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是审查干部、清除内奸。江青受到审查。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直到十几年以后，江青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正是：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这一“露峥嵘”非同小可，恰似灾星降临：造孽天下，祸国殃民，兴风作浪，十年不宁。

　　江青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可以把贺子珍、毛泽东的女儿、女婿赶出家门；她可以把毛岸英烈士的遗孀和后来毛泽东为她物色的继夫投进监狱；她还能把恩人、好心照顾过她的秦桂贞骗到京城，关入监牢押了七年多……

　　她对反革命的哥哥却百般呵护、包庇

　　江青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１９３９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使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和李干卿从北京到济南往来多次探望。１９５９年李干卿去北京，住了４０天，江青接他到中南海谈话。江青在同年去济南告诉她哥哥李干卿，济南铁路局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１９６０年江青又告诉李干卿，“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１９７３年李干卿又去北京住了１６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送他茶叶和照相机等礼品。１９６９年江青通过叶群、王效禹，把李干卿提为干部，工资由６４．５元提到８３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享受特殊照顾。

　　江青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江青在“小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这完全是欺骗。

　　据中共山东省委调查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江青出身于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１４间，敞棚６间，雇长工一人，还有两个盲人专为他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其后又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１２０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欺世盗名的康生，是个政治骗子

　　康生，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地主家庭。小名张旺，幼时读过五年私塾。据《人民的审判》书中记载，１９１４年张旺因在乡里打架斗殴，被其父禁闭在家中，由把兄弟陈舜庭带出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改名张宗可，１９１７年夏，中学毕业，这年秋天，因为家里遭到土匪抢劫，全家迁居诸城，康生又改名为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这时的康生才成为李云鹤（江青）的同乡。不过康生当年在诸城高等小学当小学校长时，江青才只有四岁，还是个孩子，他们谈不上什么相识。

　　１９２４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当时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全国闻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而社会系的主任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张耘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化名张容，后改名康生。

　　康生在１９３０年，中共江苏省委改组后，调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１９３１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３０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种领导工作。曾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１９３３年，在斯大林领导苏共进行镇反肃托运动时，康生学习斯大林的做法，在旅居苏联的中**员中，抓所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处决了一批，逮捕了一批，流放了一批，大肆制造冤案，包括李立三、陈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都被康生陷害过。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潜入延安，为了肃清敌人，纯洁组织，１９４３年，中共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肃反工作。康生在审干中任意夸大敌情，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运用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恶劣手段，大搞逼供信。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大冤案，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充当特务、内奸”的“红旗党”党员，将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诬蔑为“红旗党”，使大批干部受诬陷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５日，党中央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具体方针，特别强调严禁逼供信，基本上制止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左”的严重错误。但是，一贯以“左派”著称的康生在甄别“抢救运动”受害者为他们平反时，竟阳奉阴违，玩弄花招，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直到粉碎“四人帮”，“红旗党”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抢救运动”的流毒才被彻底肃清。

　　康生，从历史上看就不是个好人，素以性格阴险、整人残酷著称，他这人和他的名字一样善于随机应变，一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便以大“左”派面目出现，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大肆栽赃陷害忠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沆瀣一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是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祸首。事实证明，康生是个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政治骗子。

　　康生与江青同乡，但相识还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康生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康生到中共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因为是同乡，江青又很会巴结，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最反对这件事的是张闻天，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江青和毛泽东结合，面临第二次审查她的历史问题，是康生保了她；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正好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又一次保江青过关；１９４７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这就是著名的“肃反专家”康生之所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毛泽东身边，对他的好处。

　　就是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康生，“文化大革命”伊始，嗅到他的机遇到了，于是派他老婆曹轶欧窜到北京大学，鼓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就是这个康生，把在延安时是谁告发江青的，告发她一些什么问题，全部告诉了江青。而那些向党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江青迫害的；就是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康生就这样最后出卖了江青。

　　就是这个康生，他并没有看得起江青。在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要他老婆曹轶欧当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时，曾对他老婆说：“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曾几何时，康生看到江青得势，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人们发现每当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反对的，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证明这个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要不就有什么重大问题。

　　这就是康生其人。

　　江青、康生是携手诬陷、迫害刘少奇的罪魁祸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刘少奇在家中突然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医院大夫的人告诉刘少奇，说他的小女儿苹苹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脚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心急如焚，原来周总理是有话的，不准他们离开中南海半步，可是，这时他们却顾不得了，驱车赶到医院，刚下车就被事先等在那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派”劫持了。在周总理派人极力干预下，王光美挺身而出，这才放回了刘少奇。这是康生和江青暗示蒯大富安排的诡计。

　　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擅自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康生告诉江青，江青不顾毛主席反对，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就这样擅自成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江青、康生他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他们先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本来此案与刘少奇无关，可是江青、康生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多次均被安子文拒绝。他们为了逼供取伪证，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１１人。

　　康生制造了一个绝顶荒谬的逻辑，“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于是，江青、康生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们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期间，崔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江青一伙威胁崔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他们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将王光美罗织成“特务”的罪名，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康生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

　　康生惯于信口雌黄，是制造冤假案的刽子手：在延安时期，他把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托派思想”、“托洛茨基分子”，说“托派和日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１９４３年４月，康下令将王实味逮捕。１９４７年３月在行军途中王实味被杀害。今天，康生又用同样手法来迫害刘少奇。

　　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因“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在全国被捕受审的有６７人，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当时的江青可是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了，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字：“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江青与谢富治的下列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家伙心甘情愿被我们打倒吗？不，他们做梦都想着复辟！”谢富治恶狠狠地回答说，“是啊，这很危险。自古道，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刘邓陶这些人既然打倒了，就不能再让他们爬起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专案搞成。”

　　康生、江青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１９６７年，他们故意颠倒是非，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冤案。

　　那是１９３６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干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意，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６１人，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时，都作过审查。此事康生完全清楚，他却借诬陷刘少奇之机，把历史已有结论的旧案翻了个个，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诬陷刘少奇和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就伙同江青、林彪等人阴谋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康生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声称：“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我们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康生提出“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三名副总理和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在怀仁堂的会议上当面对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煽动造**派打倒老干部、全面夺权、冲击部队的违法活动进行了批评、怒斥。恶人先告状，他们向毛主席诬告“三老”、“四帅”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诬蔑“三老”、“四帅”的正义行动是“二月逆流”。一时间在北京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阴谋打倒“三老”、“四帅”。后来毛主席得知真相，为“三老”、“四帅”平反。康生又生一计，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同志遣送外地，为林彪改组军委创造了条件。

　　江青指挥康生、谢富治两个打手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后，捏造了“二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他们由此及彼地联想，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把陆定一打成“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

　　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８８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２９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名中的７０％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康生在林彪粉身碎骨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便以养病为由，在家闭门不出，窥伺风云，等待时机。１９７４年江青篡改“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一伙擅自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康生立即起来配合，２７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亲信，组织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笔名，写《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臆造出一个与孔子生不同时的柳下跖，竟能当面骂孔子，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总理和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这篇文章是康生送给江青的反革命武器。

　　据后来证实，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织罪名，直接点名和由他批准诬陷、迫害的干部就达８３９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３３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１２０人，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高级干部２００多人。

　　《人民的审判》一书作者于福存、王永昌，在书中引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相传评说严嵩的话“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以此来比康生。他们说，“康生与之相比，实无不及而过之”。

　　------本文摘编自《中国大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