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建筑型材规范:广东模式PK重庆模式

〖本期关键词〗——广东模式

编者按：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近日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此文在选网转载后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在我们看来，将“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于我们今后的抉择自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想，如果说颇为受舆论关注的“红歌晋京”是重庆模式的典型代表，那么近期相对低调的“汪洋访德”则无疑给我们提供一种观察广东模式的视角……

★★★汪洋访问德国（6月6日至6月10日）

6月6月日下午（当地时间）    率广东代表团在德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柏林就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进行专题考察。汪洋首先来到德国联邦议会大厦，参观、听取有关负责人介绍议会发展历史、运行规程等，然后到议会信访委员会，与该委员会副主席斯托约翰、委员会联盟党负责人鲍曼等进行座谈。汪洋说，德国的信访制度颇具特色，在了解民众意愿、维护民众权利、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等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中德两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德国在开展信访工作中的很多理念和具体做法值得广东认真学习借鉴。汪洋还详细了解了柏林市社区管理体制、决策机制、经费分配以及社区管委会运行情况，并与小区居民、志愿者、学校负责人等进行了友好交流。面对社会管理方面的挑战不断加大，汪洋认为，广东必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协调增长，努力增加人民群众的福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切实保障公民权益，尤其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回应人民群众合法诉求，注意做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的居民间的利益协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学习借鉴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6月7日下午（当地时间）    德国总统武尔夫在柏林会见了率广东代表团在德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当天，汪洋还在柏林分别会见了德联邦食品、农业与消费者保护部国务秘书米勒，德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国务秘书布格巴赫。

6月8日下午（当地时间）    汪洋在慕尼黑会见了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汪洋说，广东虽然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约7000亿美元，但与巴州相比，人均GDP约7000美元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巴州从一个传统农业州转型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基地，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自主创新、加强社会管理、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有着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广东学习借鉴。

6月9日上午（当地时间）    汪洋前往慕尼黑手工技师学校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德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和做法。汪洋与师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教学特点。他说，广东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引进高新技术产业，还是提升传统产业，都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强大支撑，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之所以能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其强大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不仅因为其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培训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选拔学生、聘任教师、职称评定、资金投入、打通技工学生升学渠道等体制机制上都有创新思维、独到设计。广东要与德国加强“双向交流”，将派代表团到德专题学习其职业技术教育制度、规程等，并邀请德有关专家到广东指导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的机制运行。

香港《经济日报》6月10日评论：    汪洋今次出访，本是中央对领导人出访的统一安排，而汪洋率广东省代表团出访德国、意大利、希腊三国。起行前广东当局放风，说是代表团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将主要考察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当时大家都以为，汪洋此行，又是一次大招商而已，这也符合广东省委最近定下的发展思路，即要进一步增强广东产业发展后劲，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谁都没料到，汪洋出国后的第一炮，是射在社会管理创新问题之上，而且看的和讲的，都是敏感议题。汪洋看的，一是德国的议会特别是议会的信访委员会，一是德国的社区。而汪洋讲的，重点内容，在于其提出“切实保障公民权益，尤其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回应人民群众合法诉求，注意做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的居民间的利益协调。”汪洋的这一考察言行，预计将引起中共党内对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思路和步伐的讨论。中国政圈很多人，直接将汪洋与其潜在对手相比，认为汪洋要代表与“唱红打黑”完全不同方向的道路。至于珠三角的干部，更敏感的是听到汪洋提出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好经验，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他们预估，汪洋此行一定经过精心策划，而在现今敏感时期，不会说说就过去，今次回到广东，汪洋一定会选珠三角部分地方，省直部分部门，直接开始“学习借鉴”行动，提出广东省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安排。

★★★深圳模式&广东模式

“深圳模式”    是30年前小平同志首创的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实反映。自从建立了特区，短短20多年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高速发展的记录估计至今没有被任何一个城市打破。之后虽然陆续出现了“浦东模式”、“温州模式”等，可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脉相承，或者说，换汤不换药。这种模式的特点：讲究效率，相对开放的市场，比较自由的经济，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应该说，“深圳模式”虽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个思路与方向在实施。深圳、上海与温州只不过走在全国的前面。然而，“深圳模式”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盛行，民众的不满日增，近几年经历了“民工荒”、买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圳模式”渐渐失去了光环，“不缺钱”的“深圳模式”缺少了点什么，是公平正义，道德水平，还是文化与精神？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还是“硬道理”吗？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会却越来越不公，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

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浦东模式”，都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发展措施，一种提高效率、快速圈钱与积累财富的方法与手段，在政治与思想、精神层面，根本称不上一种“模式”。正因如此，当迅速崛起的“重庆模式”不但以其发展民生的经济措施，而且以其“唱红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挑战“深圳模式”的时候，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说得清“深圳模式”是个神马东西，更不用说奋起辩护了……

广东模式    汪洋2007年主政广东后，“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广之。汪洋书记看到了广东的困境，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龙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2011年1月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南方日报》刊登题为《新“广东模式”向纵深化延伸》的文章。文章认为，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府改革为主。广东已经推动了深圳、珠海、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试点,成效很好。下一步,广东将继续在全省进一步推广改革试点经验,并利用深圳、珠海、汕头特区的政策优势率先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驾护航。

★★★广东模式PK重庆模式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近日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肖滨认为，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一周点击率：三千多  投票率：11.4%）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在中国模式这个宏大框架之下，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这是从前三十年传承而来的。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这是前一个统治机制有所松动，而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生成的。总体上而言，这两套机制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也可以说是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混合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样是在这种混合体制下，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试图对目前的混合体制的内部紧张作出回应。区别在于，重庆模式准备通过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广东模式则因应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扩展，推动制度变迁。对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只是没有被人总结出来的模式，人们不必忙于下结论，更不应刻意压制。无论如何，这样的制度竞争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发现最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杨恒均：“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重庆模式的本质是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少数人民。而广东模式，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政府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书记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网友谢旭楠：从劳资关系看“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       从两个地方处理劳资关系方式的不同着手，尝试比较这两个模式。并指出，用“广州模式”来代替“广东模式”会指代更加明确。在国家治理方面，广州政府表现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约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在强大的民意前搁浅就是一例。在媒体上，广州媒体的自由、宽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广州政府已经开始能较好使用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如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都被定性为劳资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并不是整个广东省都有体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广东省其他城市，特别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旧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无视民意的“大气”规划、封闭无独立性的媒体等。肖滨教授认为，党对权力的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存在内部紧张性是中国模式的困境。笔者进一步认为，对这种紧张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在“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对劳资关系的不同认识上。重庆在劳资关系上是一种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干扰市场运行的做法，而广州在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从南海和南沙罢工的妥善解决都可以看出。当然，我们不可忽略这样养一种进步是在多年来牺牲了许多农民工的利益后换来的，而且广东省其他各地的劳资关系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我们用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来看“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时，更加清晰看出两者的不同。一是用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来满足资方的要求，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从偏袒资方到帮助劳方，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来换取合法性。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处理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不同方法。笔者认为“重庆模式”还是没能走出中国模式中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旧逻辑，而“广州模式”的尝试更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注模式之争

可以说“模式”理论是一个非常坏的理论，正是这个“模式”论害苦了中国社会，往往“模式”论的极端引述，就会造成了姓“社”姓“资”和行“左”行“右”的争论和斗争。这种“模式”论扼杀了中国社会很多基层地方的创新事物，这种“模式”理论完全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物，是创新新事物的杀手。模式论的争论者们，你们的争论应当休也，当今中国社会现状要求就是要尽快的让人民真正的富起来、幸福起来、尊严起来、让社会公平正义起来，只要当地的人民自愿接受、不反对、不拒绝当政者的做法，而当政者的做法真的给当地的人民带来好处，不管所谓“模式”的好坏，都是正确的。我希望中国大地上处处都有自己的所谓“模式”，就是不要一个统一的一模一样的“模式”。

——横看天下：我反对“模式”论的说法 

我认为作为模式，动态发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而我们提出并倡导“浙江模式”，其重大意义显而易见：我们希望中国的未来不局限于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构建，而是为大家提供更多发展路径的选择，并从中确定最佳道路，特别是在当前已经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证实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丁咚：为什么提出“浙江模式”？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官员走的是低调路线，那么现在当他们从高调中获得了民意的甜头，意识到政绩是可以被民众接受用来宣传造势的，并且中共高层对舆论的评价也已经开始认可，就会出现另一种政治风向，也就是各地方大员都在通过打造以自身命名的发展模式，来进行光明正大的政治公关。现在来看，舆论政治公关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当这种政治口号与真实的政绩不再紧密附着，而是演化过头，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作秀，中国的民众也已经从最初的好奇政治风向变化，转变为对政治作秀的厌恶，那么就会又到了要转变的时候了。不过中国的官场习性和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的官员短期内不会如西方政客一般成为专业的煽情家，所以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过程必然会很长，中共高层领导人应该有充裕的时间来化解政治风气走极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