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塑板广告牌报价单:《半月谈》2009年第12期 【半月评论】 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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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09年第1期 【半月评论】     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一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如何应对？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度时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要充分发挥出口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才能图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虚产要素成本的抬升，市场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价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因此可能事倍功半。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的优化布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靠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半月谈》2009年第2期【半月评论】     农民工返乡：从挑战中寻找机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用工需求减少，加上春节临近，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是一种现实挑战，但其中也有机遇。

    ——从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看，农民工返乡对满足内地企业用工需求创造了机遇。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劳动力的流向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地区一批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兴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向东南沿海转移。

近年，受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沿海地区酝酿新一轮产业升级，为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批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举内迁，用工需求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一度遭遇前所未有的“用工荒”。

    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阶段性规律和趋势。可以预见，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势必再次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沿海地区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用工需求自然递增，农民工返乡正好补缺。

    ——从“三农”发展状况来看，农民工返乡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破解“三农”问题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最为重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缺乏，直接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如今，中西部一些地方因劳动力素质降低，耕作粗放，“省事田”、“懒人田”并不鲜见，极大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一些地方因劳动力存量不足，或耕地撂荒，或双季稻改单季稻，宝贵土地资源的效益未得以充分发挥；一些地方因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缓慢。

在国家强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有助于挖掘农村内部的增长潜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来看，农民工返乡为推进农民自主创业，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进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带来了机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而提高农民素质，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多年来，一部分农民工走出土地、走进城市、走向市场，积累了一些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各地既要看到返乡农民工增加了当地就业压力，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农民工为家乡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中央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大量投资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事业，投向公路、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地方政府有的放矢地引导他们就业与创业，必将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必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农民工集中返乡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新情况，农民工就业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地应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广开就业门路；鼓励扶持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引导农业开发，做好“山水文章”。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因势利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将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半月谈》2009年第3期【半月评论】     危机面前，没有旁观者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如此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已经习惯于经济飘红、收入增加，这场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受挫的同时深感意外、迷惘。危机面前，是做随波逐流、枯坐等待的旁观者，还是逆势而上、奋发有为的抗争人？这个摆在政府、企业以及民众面前的现实命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出回答。
    危机面前，政府责无旁贷。国际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领导干部更要早调研、早谋划、早打算、心中有数，多做化危为机的事，多做维护群众利益的事。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措施，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落实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在各地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的努力过程中，如何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铺张浪费，是各级党委、政府急需高度关注的课题。各级政府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集中财力保重点，做勤俭办一切事情的表率。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各级政府更要冷静客观研判形势，及时采取对策，调整步伐，捕捉机遇，努力开辟发展新天地。中央政府从宏观上密集推出了投资4万亿元、给困难群体发补贴、鼓励“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举措，现在迫切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执行好政策。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推出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购房补贴等新招，鼓励百姓消费；有的城市提出“创业之都”的构想，在降低企业注册门槛、信贷融资、厂房租赁等方面推出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草根创业”。
    危机令国内一部分企业受伤很深。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一批有竞争力有胆识的企业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憋足劲，将目光放得更远。危机面前，有的企业紧抓机遇，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并购、重组，把发展目标从追随者调整为行业的领跑者；一些有眼光的企业抓住海外优秀管理、技术人才回流的机会，树起招兵大旗广揽人才；有的企业高管振臂高呼，提出2009年自己只拿“一元钱年薪”；有的企业则承诺在此轮危机结束前，不裁员、不降薪。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颇具前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担当，赢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必将刺激企业职工的忠诚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危机波及最广泛的是普通民众。其中受冲击最直接的无疑是因企业停产或倒闭而导致返乡的众多农民工。据最新测算，目前已经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挑起中国几亿农家生存重担、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主要依靠力量的农民工，向来工薪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很大。然而危机发生后，我们从身边接触的农民工身上看到，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更多地苛责企业、政府，而是默默地走进当地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提升自己求职能力，还有的准备利用打工多年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回乡创业。农民工用他们孱弱的臂膀，分担着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他们所展现出的对苦难的担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绝处求生的应变能力，可谓熠熠生辉。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意志，可让每一个社会群体从中得到启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从来都有在危机面前永不屈服的传统。正是在应对重重挑战中，中华民族表现出和衷共济、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深陷困境的企业主则说，“只要企业能够活下去，走的人一定还能回来”。这些信息传递出的，是中国人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经济破浪前行的无穷动力。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抱定必胜信念，有改革开放30年强大的物质财富和改革经验作基础，有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做靠山，只要社会各界心往一起使、劲往一起拧，中国人没有理由丢失战胜这场危机的“自信力”。

《半月谈》2009年第4期【半月评论】    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借“救市”抬头

    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影响越来越深。为拉动经济增长，继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后，各地政府也相继出招。然而，在一些地方旨在保增长、扩内需的措施中，有一种迹象值得警觉，那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悄然抬头。

    截至目前，在一些省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中，不约而同、或明或暗都含有将本地产品与外来产品区别对待、优先促销本地产品的内容，有的方案载明“鼓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本地企业生产的设备和建材”；有的规定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原则上优先购买本地产品”；有的则在“家电下乡”中对购买本地产品给予特别优惠或补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当地产品的这种“鼓励”和“优先”，使得这些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蒙上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应该承认，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市场需求总体由旺转淡，不少产品出现滞销积压，企业纷纷减产甚至停产，经营陷入困境。在一些地方领导看来，本地企业事关GDP、税收和就业，率先帮扶其渡过难关，在救市中给他们“开小灶”、“吃偏饭”理所当然。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一些地方将“救市”片面等同于“护市”，将共克时艰的“共济”变成了以邻为壑。由于金融危机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救市之举容易赢得人们的“理解”，销蚀了对其破坏性和危害性的认识。

    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最直接的危害是损害市场公平，破坏平等竞争。面对金融危机，政府有救市之责，但任何救市之举，都应该符合政府的角色定位，尊重市场“游戏规则”，不能由“裁判员”变成“运动员”，借“有形之手”鼓励不平等竞争，帮助本地企业击败外来企业，帮助本地产品排挤外来产品。试想，甲地政府为了保护汽车企业，指定“领地”的出租车行业使用当地汽车；乙地政府为了不让电脑厂家亏本，下令“辖区”的政府采购限于当地品牌，各地企业都躲在各自政府的羽翼下，将市场变成了支离破碎、互相割据的“山头”，救市变成各个地方的“自给自足”，在这种市场格局下，扩大内需的预期岂不成为一句空话？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极大地削弱市场竞争性，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当地企业凭借政府营造的市场不平等竞争，生产可能暂时复苏，销售出现短期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得一时之利，贻长远之害。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企业坐享其成，将失去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积极开拓市场的勇气，同时也将失去创新的冲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那些优秀企业、优秀产品的市场空间则被压缩，而一些落后企业借助政府对外来产品设置的准入“门槛”，重新在市场中分到了一杯羹，出现优不胜、劣不汰的局面。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还剥夺了人们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构成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救市重点在企业，关键看市场，扩大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看能否有效拉动消费。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自由流通的限制，使得消费者“品种别无选择、消费成本增加”，救市期望起到的拉动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

    “本位主义”的救市之举，也不利于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合力。这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被形容为金融海啸，其影响既不限于一时，也不限于一地。要成功抵御这样一场异乎寻常、影响深远的危机，必须众志成城，通力合作，才能渡过难关。如果救市只为“自保”，互相封锁，设立壁垒，割据市场，不仅不能全身远害，相反会加剧危机的蔓延。

    采取什么样的救市举措，决定权在各地政府，而检验举措有无效果，关键看其能否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市场自由流通。一个广阔而统一的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各地政府在救市中，对各行各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心中有数，急企业之所急，想方设法排忧解难，从调整优化结构着手，从减轻企业负担着力，帮助企业“强身健体”，提高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要自觉摒弃依赖政府赐予“垄断市场”的念头，苦练内功，加快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机制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开拓市场能力。

    地方保护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由于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认识模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对于金融危机救市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还魂”，要分外警惕，要加强对各地政府救市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的举动；地方政府更要认识到，尽管救市峻急，但任何置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于不顾，以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为代价，妨碍培育统一市场的做法都是歧路一条。

2009年第5期【半月评论】          关注民生是根本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波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了今年必须完成的三项重大任务，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掉以轻心。但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在实践中自觉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保民生上，还有更多的同志从理论上呼吁所有发展都要围绕民生展开，社会群众更是从感情上对民生建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与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体现发展目的还是破解发展难题乃至走出经济困境，关注民生都是关键、是核心、是根本。

    首先，关注民生是体现发展目的，保证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试金石。

    我们承认，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没有相应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就业的解决，民生的保障就无从谈起；没有相对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环境与前提条件。但再重要、再不可少，这些都只是为了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民生水平的切实提升这一目的服务的工具，是属于手段层面的内容。

    人类社会不论干什么事情，目的与手段都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颠倒过来。发展当然是如此。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就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GDP的不断攀升而没有民生的改善与提升。这种状况在过去一些地方的一些发展过程中已经有前车之鉴乃至令人痛惜的教训。而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发展的异化，增长本身成为了目的，稳定本身成为了目的，结果我们很多同志为增长而增长，为稳定而稳定，干了不少活，费了不少劲，不仅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甚至还种下了苦果，留下了隐患。所以，在今年的工作部署中，我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我们的增长是为了保障民生的增长，我们的稳定是为了更好民生的稳定。

    其次，关注民生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治本之策。

    在目前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保增长、保稳定的紧迫性与必不可少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三十年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9.6%以上，近些年来更是屡屡突破10%甚至12%，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突然嘎然而止，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层面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产生巨大冲击。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冲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冲击。因而通过有效行为保增长，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须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各种社会问题容易被顺水推舟在不经意间解决而使得社会能相对稳定，一旦经济滑坡，泡沫退去，各种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在不能得到比较妥当解决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现象就会出现，产生一系列威胁。为了消除可能的隐患，未雨绸缪的保稳定同样不容忽视。

    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称之为是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整个世界经济大气候不景气的背景下，在我们宏观调控成效尚未真正巩固的环境下，在产能过剩和结构低下问题没有真正改观的情况下，保增长并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如果把握不好度，甚至容易引发经济更剧烈的下滑；同样，在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消除不稳定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保稳定也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过于刚性的行为，简单捂盖子的思维会招致更大的不稳定。

    而只有通过保民生，扩大内需，让群众有工作可挣钱，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才会消除现有的产能过剩，才可能使得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这一最基础的过程呈良性循环。更进一步看，当需要工作的人有岗位可做，当需要消费的人有能力可消费，当群众心平气顺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低，社会也肯定不会不稳定。更何况，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民生领域的建设本身就是很好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优质项目。

    再次，关注民生是走出经济困境，战胜经济困难的信心的沃土、力量的源泉。

    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力量。但信心何来，力量何在。老去喊要有信心是不行的，信心不是喊出来的；鸵鸟策略，回避困难、装作看不见困难，也装不来真实的信心。力量亦是如此。单靠政府赤膊上阵不是没有做为，但能有多大作为需要谨慎乐观。毕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要依靠更加广泛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深远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么如何能让群众有信心，如何能把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又依赖于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当我们通过政策的安排、利益的调整、措施的完善，改革的深化，把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等事关民生的各项工作都做好，做到位，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群众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没有信心吗？能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信心吗？同样，他们能不支持、拥护我们政府为做到这一切所采取的政策与所付出的努力吗？他们能不信心百倍、全力以赴、心甘情愿投身保增长、保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吗？

    所以，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能先于世界经济实现复兴，为了2009 年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让我们带着使命去关注民生，带着理性去关注民生、带着感情去关注民生吧。

2009年第6期【半月评论】           深化医改 为民造福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造福民生的重大决策，是深化改革的宏大工程，必将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紧紧围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个根本目标，不断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增加、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不断加强等。

    但是最近10多年来，由于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医药费用上涨过快，“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尤其是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健康权益。

    要实现医药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维护和增进群众健康．亟须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新一轮医改明确了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深化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我国将通过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于我国国情而设计的这一卫生制度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总体方向，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框架，这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此同时，新一轮医改还拟定了近期工作的“路线图”，明确了近三年的五项重点工作，并以这五项重点工作为抓手着力解决当前老百姓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减少居民个人支出比重，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初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保证老百姓合理规范地用上安全、有效、价廉的药物，降低群众看病的医药费用；

    ——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加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公平地享受妇幼保健、疫苗接种、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最大限度预防疾病，力争使群众少得病；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改变“以药养医”机制，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合理设置看病流程等。

这一系列措施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新一轮医改中特别强调深化医改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这条主线，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要让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充分体现。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坚持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将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将大大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国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必将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因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

    在当前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决定投入8500亿元深入推进医改，这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注民生、解决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的决心，同时也是当前我国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切实之举。一方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可以消除群众对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改善群众的消费预期，增加消费，从而达到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

    目前，深化医改的总体方向和近期的具体任务已经明确，改革的航船已经驶上新的航程。然而，医改的深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的主导、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以及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才能形成推进医改的合力。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将深化医改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可操作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并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9年第7期【半月评论】         政策扩张期应警惕“政府万能”幻觉

    金融危机时期的政府救市，就经济学的意义而言，是指在“国家干预”的框架下，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介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政府介入，需要有扩张性的调控。

    我国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总量扩张，并注重结构优化。就“国家干预”的调控中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搭配类型而言，这是一种“双松”的搭配。这种扩张性调控的目的其实很清晰，就是为了提升景气、改善预期，为下滑的总体经济运行增温供暖，对企业起到抗寒作用。这在当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种国家干预、政府介入，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而是要贯彻“补充市场”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还存在着“政府失灵”。我们要理性考虑政府的介入，要制定合理的方案和得当的具体政策措施，防止“政府万能”的幻觉。这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在政策扩张期和加大政府干预的操作环境里，是非常容易产生的。而且，坦率地说，在具体管理部门的政策实践方面，又往往容易走偏。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当然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调控作用，政府应当有所作为。但是，不能把这理解为政府什么都可以去直接调控一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审批一番。

    在具体的实践上，可以举两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启发，来认识在这一轮政策调控中，应怎样注意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同时适当加大政府介入的力度，注意采用合理的介入方式。

    2008年初，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管理部门提出要把这个城市的牛肉面控制在2.5元一碗的价位上，而不许增加一分钱。舆论报道后，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而当地的物价部门非常委屈，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有习惯早上到街上吃一碗牛肉面，中午又是一碗牛肉面，晚上可能还是一碗牛肉面。这么重要的关系民生的事情，我们不管好怎么行？但如果真的把这样的具体管理方式操作下去，一定会变形。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原材料、燃料、用工成本等都在上升的情况下，只控制产品终端售价，只会迫使生产者缺斤短两，以次充好，降低商品的品质。

怎么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在西北某地，当地老百姓习惯吃米粉。当地的物价部门也认为需要介入这个事情。于是，通过调查，政府方面公布了一碗标准量米粉的成本构成信息。信息公布后，促进了生产方和消费方信息对称性的提高，消费者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其提供者。这样，就促进了各个米粉生产者之间的良性竞争，达到了很好效果。以上两个例子的对比可以告诉我们：政府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另外，从政府必要的审批来看，也存在一个体制演变过程中怎样渐进地减少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色彩，从而进入越来越合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新体制状态的问题。在不同阶段，审批的力度和方式应当有调整，发展方向是应减少审批。这不是意味着现在对于4万亿元的项目不审批，但是也绝不意味着把这种审批长期化、万能化。有关部门采取审批权适当下放的新举措、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应当指出，在有些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的意识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旧意识复归的现象。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不少企业界的人士反映，原来在环卫、市政这样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项目上，政府方面已明确承诺，欢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但随着一系列扩张性政策的公布，环卫、市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很快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再参加了。我觉得这是把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直接变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与宏观调控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有些政府官员又回到原来的思维定式，并没有真正消除计划经济的认识误区。

    所以，笔者觉得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策调控、扩张操作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必要提醒方方面面，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政策里面可称为灵魂的内容，就是积极通过政府的扩张来拉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应该努力拉动更多的非政府资金参与调控过程。这是政府使用资金争取放大效应、乘数效应的一个正确思路。我们的短期调控一定要和长期的深化改革、转变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

《半月谈》2009年第8期【半月评论】       念准“保”字经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局面，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保增长的大局要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大念“保”字经：保出口、保产业、保企业，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保项目、保市场、保信心，等等。其中反映出的积极进取态度值得肯定，但对各类“保”中存在的一些不科学的苗头与倾向需要引起警觉。“保”字经固然不错，可如果对各种“保”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的认识，念歪、念偏了，就会事与愿违。那么，如何才能念准“保”字经呢？

    ——首先，要科学认识各种“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不能该保不保，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我们应该注意到，各种“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是不同的，是处于不同层面的。科学保增长，必须分清楚何为目的，何为手段；何为雪中送炭，何为锦上添花。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保民生是最高目的，保企业、保产业、保出口，乃至保稳定、保市场都只是保民生的手段。当然对于特定部门、特定群体、特定地区来说，也许保企业、保产业、保出口就是他们当下的目的，有其刚性的必要必须去保。但即使这样也要记住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大目的要管小目的，手段性的“保”要服从于目的性的“保”，不能因为保这些手段性的内容而影响甚至妨碍了保民生这一大要求、大任务、大目的。不然，我们就会犯买椟还珠的错误。

    即使是保民生，以我国的基本国情兼之当下的经济态势，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包括财力物力用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基本民生的保障。同是保民生，雪中送炭的“保”要优先于锦上添花的“保”。

    ——其次，要科学处理各种“保”对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与权重，不能见保就保，走缘木求鱼的弯路。

    在经济周期处于下行期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还幻想着像经济高潮期那样两位数的增长，这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为此而急功近利，不仅不可能保得了增长，反而会损害健康持续增长的基础与条件。

《半月谈》2009年第9期【半月评论】      为了永远的家园

“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这是四川省青川县枣树村村民张贴在新建住房墙壁上的两幅标语，也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数千万受灾群众的共同心声。

    大地震后，重建家园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要务。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现场考察、指导，中央财政大力扶助，全国人民纷纷捐献，十九个援建省市也全力以赴。

    但是，灾区人民心里十分清楚，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于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掩埋了亲人、擦干了眼泪之后，清理废墟、平整土地、规划新址，开始了异常艰难、悲壮的恢复重建工作……

    在北川县擂鼓镇的一个小村里，我见到一个姓刘的20岁的年轻人。他的父母都遇难了。但这场灾难使他骤然成熟了起来，以前全部依赖父母生活的他，在村干部和邻居们的帮助下，正在自建新房。他坚定地告诉我，失去了亲人，但没有失去未来，他要成家立业，为告慰父母更好地生活下去！

    在青城后山的工地上，有一位身着黄色针织开衫和黑色长裤，拄着拐杖的中年妇女，正吃力地将一篓红砖背上三层楼房的顶部，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着密密的汗水，她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一抹，一甩，继续向上爬。她叫李中琼，是周围工地的背脚工。她背着重重的砖石，每天要在山道上行走数十公里。但她的脸上，仍有阳光般的笑容……

    在震中映秀镇的一个简易板房内，我见到了一个黑黑的、瘦瘦的中年人，他叫向泽朗，是省民委下派的挂职干部，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他的嗓子早已沙哑，一边热情地接待我，一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刚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被几个村干部忙着叫走了……

    灾区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都是紧张而忙碌的身影。工人们把倒塌的厂房重新建起来，把砸坏的设备重新修起来，接上电源，于是，机器便又开始了隆隆的歌唱；农民把垮塌的田坝重新垒起来，把黑油油的土壤填进去，播上种子，青葱葱的庄稼又长出来了，在阳光下，在春风中，像一团团绿色的火苗在舞蹈。

    家园，不仅仅是身体休养的住所，更是生命依存、生活幸福、生产发展、事业延续、心灵栖息的一生的温馨所在！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临之际，走在灾区的土地上，已不见了最初的悲伤，入眼最多的是繁忙的重建景象。与震前相比，更漂亮的房屋，更雄伟的大桥，更现代化的工厂，已经或将要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偏远的农村里，人们欣喜地看到，千百年来传统的以砖石为主体的四川民居发生了变化，代之以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设计更加合理，呈现出多元化的现代气息，在保留川味特点的同时，还融入了闽南风格、海派气韵……

    在映秀镇，我看到了小镇的规划设计图，是由世界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等参与设计的。那位叫向泽朗的挂职干部告诉我，小镇规划区面积约0.74平方公里，根据“小而美、精致特色、安全宜居”的目标，将成为全世界“抗震建筑的示范区”。

    还有北川县城将要移居的小镇，全新的设计蓝图已经完成，马上就要开工了。那更将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县城。这个小镇的名字，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斟定：永昌镇，寓意着永远昌盛。

    安县花荄初级中学新建的教学楼正在封顶，当地的学生们在今年9月1日前就可以进入新校舍上课了。工地现场的一位总监说，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让家长最放心的地方！

    在都江堰，在青川，在平武，在阿坝，处处可见刚刚竣工的楼房、厂房、学校和商场。著名的小鱼洞大桥马上就要完工了，新开辟的都汶高速公路也要在今年“5·12”当天通车了……

    在众多的受灾家庭里，精神家园的重建也在进行中。

    映秀镇渔子溪村的刘志福老汉一家，失去丈夫的三儿媳鲁燕已经在考虑重组家庭，失去女儿的大儿媳和失去儿子的二儿媳已经怀孕了，她们的脸上逐渐恢复了笑容。据不完全统计，灾区有数千名曾经的母亲又要当母亲了，她们都可以到当地妇幼保健站免费接受体检……

    4月26日，北川的吉娜羌寨里，20对重新组建家庭的新人按照传统的仪式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他们身着民族服装，高喊着“希斯库（干杯）！”。

    自强、自立、自救，坚强、坚定、坚韧。在把眼泪化作笑容的不屈眼神里，在重建家园的铿锵脚步声中，灾区人民为重建家园凝聚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挺立在每一个人的脊梁里，熔铸在每一个人的魂魄中！

    在一年之后的这个五月的灿烂阳光下，灾区人民胸怀着这种伟大精神，舞动着千万双勤劳而又智慧的手，正在把一处处废墟抚平，正在重建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半月谈》2009年第10期【半月评论】       面对新高考 公众有三忧

不久前，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透露，2009年共有11个省份将进行新课改高考。有的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录取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

高考关系到千千万万考生及其家庭的命运，向来是关注度很高的公共话题。近日，半月谈记者深入几个实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进行了调查，发现公众在认同“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模式的同时，对具体实施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充满担忧。

担忧一：改革流于形式

作为新课改首批试点省份，宁夏2007年就实行了新课改高考。目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已实现与高考的“软挂钩”，即在现有录取模式的基础上，将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提供给高校作为录取参考。这可以说是高考与新课改相吻合的方式之一。

然而，对此，老师们却有自己的看法。银川二中副校长、高三年级政治老师田敏说，虽然宁夏提出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参考，但从具体实践来看，高校录取其实还只看两个分数，一是学生的实际考试分数，二是学生因为民族成分或者其他原因加分后的总成绩。因此，实际上高考成绩仍是高考录取的硬性指标，“软挂钩”显得太无力。

银川二中高三年级英语教师王琴说，从高考命题来说，目前的高考也没有完全体现课改精神，高考与课改存在脱节现象。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高三历史老师王俊昌说，造成高考与新课改脱节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尽管宁夏已经实施新课改近5年，但感觉高考的命题老师对新课程的理解不是很到位，很多题目还是沿袭老课程；另一方面新课程要求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同学间的合作学习精神以及探究能力等，但这些能力目前很难通过一张试卷考查出来。

今年是辽宁进入新课改高考的第一年。对于今年的高考，沈阳市第五中学高三14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张雪松用“没什么差别”和“以不变应万变”来形容。“3月份，高考大纲一下来，我马上就告诉学生们放心，题型和难度都没变。”

“高考改革方向旨在给学生减负，减轻学生的学习和考试压力。但从今年看，严格执行课改的学校最终在成绩上可能要吃亏。我们学校高二开足了选修课，但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这些最后都不会计入总成绩。我们每个物理、化学实验都带领学生做，既费时又费力，有些学校人家根本不做，一些老师根据自己在学科上多年的经验，总结了上百个题型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县城高中更是按惯例从高二就开始了高考冲刺。从当前的情况看，最后也许这些学校的成绩会更高。”

山东的一些高中校长认为，要使高考与新课程改革不脱节，顺利发展，必须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高考应该适当加大考查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题目比例，给高中教学树立正确的导向，提高高中课改积极性。其次，要改革教学环境，不能以升学率这一条标准来衡量学校和老师。另外，要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让综合素质好、学有专长的学生真正受到高校的青睐。

担忧二：学业水平测试成为新难题

对于在高考中增加学业水平测试，很多家长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学业水平测试可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也有许多老师和家长担心，这会进一步加重学生负担。他们表示，在现在的高考模式下，学生只需要对付高考这一关，如果加入学业水平测试，搞来搞去又搞成了小高考，那学生的压力只会更重。宁夏高三学生家长陈艳宁说，现在孩子还能先相对轻松一年或者一年半，然后开始冲刺。如果以后每次考试都这么重要，那孩子的压力就更大更苦了。

学业水平测试究竟怎么搞也是一个问题。一些地方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引人注目的问题。

今年是安徽省新课程高考第一年。据安徽省考试院院长郑大明介绍，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如果考生学业水平测试或综合素质评价出现D的等次，将不能报考二本。

据了解，安徽省规定，学业水平测试按所有考生成绩分布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排名前25%的考生为A，前25%～60%的考生为B，前60%~95%的考生为C，剩下的为D。成绩为D等的学生可参加补考，补考成绩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公民道德素养”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他五个基础性发展目标均分为A、B、C、D四个等级。

淮南二中校长解玉嘉说，推行素质教育，突破惟分是举，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目前这种下指标的方式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因为受比例限制，一些综合素质高的学生可能达不到Ａ等，一些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可能被划入Ｄ等，一些差距不大的学生因受指标限制被评为不同等次，这很可能引起家长对学校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另外，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如果学生曾经受到纪律处分，就被评为Ｄ。这种“一票否决”的评判机制，可能导致那些在学校受过处分的学生自暴自弃，失去改过机会。

担忧三：公平难以得到保障

对于新课改高考引入综合素质评价，老师和家长非常担心这种不可量化的考核会带来“人为操作空间”，引发“高中教育腐败”。

“中考体育成绩算入总录取分数后，体育成绩作假就不罕见了。有时候体育考试，明明看见两个同学一起跑，Ａ比Ｂ跑得快，但最终的体育分数却是Ａ比Ｂ低。”银川二中副校长、高三年级政治老师田敏说。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高三历史老师王俊昌说：“现在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在高考录取中并没有发挥太多作用，假如随着改革的深入，综合素质评价真‘硬’起来，我担心引发的必然结果就是测评表水分太多。首先每个学校会为了升学率把学生的评价写得很好，其次家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被写得更好。这种模式有太多的人为操作空间。”

安徽一些家长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性也表示担忧。他们告诉记者，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市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以及各种竞赛获奖证书，都作为学生评为Ａ的实证材料。一些具有一定权力和关系的家长，就会采取种种手段让孩子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从而滋生不正之风。

女儿明年参加高考的辽宁学生家长刘玉说，作为学生家长，对今年高考改革方案中新增加的“综合素质评价”最为关注。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包括学生在高中三年获得的各学科学分详细情况以及基本素养情况。基本素养评价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合作交流、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六个维度，六项又有不同的评价方式。仔细想一想，基本素养评价的六项内容，没有哪一项能够确立客观标准，都是建立在人为评价之上。所以，“综合素质评价”很有可能失真或者掺杂其他因素。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法，确保评价公平公正，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在这个方面公开透明，让家长放心。

《半月谈》2009年第10期【半月评论】       怎样破解“一考定终身”

近年来，“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一直争议不断。然而，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新课改高考，同样引起了强烈争议。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做好科学的制度设计，既能打破“一考定终身”，让中国的孩子走出应试教育，同时又能保证公平，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知名教育专家熊丙奇。

不改革集中录取制度，不可能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

熊丙奇认为，从字面上理解，在集中高考之外，再结合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对学生进行录取，确实改变了“一考定终身”。但是，如果分析目前整个高考的录取流程，其实质还是一次录取定终身，只是把“一考”变为“多考”，考试战线拉长，并没有减轻学生的考试焦虑。

他举例说，江苏省2008年高考进行了“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的录取改革。在录取中，教育部门按高考成绩（语数外三门）划批次控制线，作为投档依据，同时对填报每批次的考生提出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要求，而各高校结合学生的高考分、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进行录取。其结果是，把原来一条高考分数门槛，变为“高考分数门槛”加“学业水平测试等级”两个门槛，一个学生因某门功课失误，就有可能失去填报二本高校的机会，而在录取中，高校也把学业水平测试折合为分数加在高考分数上排序录取。再具体观察学业水平测试，也是各科目的卷面考试。改革的效果是，高考录取方案更为复杂，学生的学业压力更大。

“这是不改革集中录取制度的必然结果。”熊丙奇表示。

他说，我国高考的集中录取制度，是把高校分在不同批次，按照学生的分数与志愿，依次录取。不管是传统志愿填报方式，还是平行志愿方式，考生的分数都是排序录取的重要依据，这就不可避免地让高考、学业水平测试，都为这一次集中录取服务。事实上，近年来为在集中录取中体现公平，分数的地位更加强化，一些高校主动取消各类校内加分，放弃120%取档自主权，实行平行志愿的高校，更承诺“进档即取”。

在集中录取制度中，为保证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率，以及分数公平，每个考生虽可填报多所高校志愿，但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而由于各高校招生录取时批次的不同、录取分数的高低，直接限制了高校之间的转学，一名学生，很难轻易摆脱高考录取的学校。

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三重境界

   在熊丙奇看来，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应该是多次考试、多次录取、多次机会，即学生可以参加多次考试，每次考试对于高校录取来说，同等有效；高校可进行多次录取，由此可以实现考生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再选择学校；被高校录取之后，仍旧有自由转学机会，而不是无论是否适合这所学校，都得“坚持”到底。简言之，即建立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学生自由申请学校、自由转学制度。

当然，熊丙奇很清楚，从当前的集中录取制度，要一下子完全转到高校自主招生，是不现实的。他因此提出高考改革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三重不同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变一考为多考，集中录取”，也就是江苏的实践。但目前这种录取方式因投档分数线、录取分数线严格划定，及学生在大学中转学受到严格限制，上述“改变”，结局还是“终身”在高考之后即定。

第二重境界，是“维持一考，变一次录取为多次录取”。其操作方式是，基于一次考试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或者高考成绩），高校向考生提出申请成绩要求，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可以向多所高校提出申请，高校根据申请者的高考成绩（或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评价，结合学校的面试考察，自主录取考生，考生可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例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在录取时，均提出620分以上者可以申请。达到620分的考生，若申请以上四校，四校将独立考察申请学生，并发出录取通知书。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可根据各校录取的专业等，再做选择。这种招考方式，学生的选择权大大增加，学校对学生的考察，也摆脱了分数这惟一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这种录取方式，为学生求学期间的自由转学创造了条件。

第三重境界，则是“多次考试，多次录取”，其操作方式是，考生一年之中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多次测试，每次测试对于高考录取，具有同等的效用，考生可拿任何一次成绩去申请高校，高校则以这一成绩为基础，综合学生的中学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自主录取。

高考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真正的学业水平测试，真正的自主招生

熊丙奇认为，目前我国教育部门所谈的改变“一考定终身”，还停留在第一重境界。对这种调整，有人担心录取中是否存在不公而加以反对，而实际上，这种调整，依据集中录取规则分析，还根本无法涉及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其对考生的影响不是“公平”，而是“折腾”：录取方式变复杂，而考试焦虑加深，学业负担加重。

“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应朝第二重境界迈进，最终实现第三重境界。简单地说，即增加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考生选择权，使考生能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关键还在于能否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熊丙奇表示，现在不少人以当下教育环境无法保证招生公平为由，反对高校自主招生。那么，为何不从保障自主招生公平出发，呼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同步改革呢？如果高校同步实行自主办学，完善学术管理、教授治学，建立理事会、教授委员会，所有招生过程公开、透明，自主招生的学生信息公示，招生公平并非不可求。

这位学者建议，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是，逐渐打破集中录取制度，稳步推进高校自主招生，目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制度相结合。首先，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学业水平测试（重在考查学生能力与素质，而不是学科知识），将其作为学生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笔试成绩，高校根据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表现，并结合学校对学生的考查，录取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申请多所学校，可拿到多校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做选择。这样，既能实现学校的自主招生，实现对学生的多元评价，又能通过多张录取通知书，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增强高校间的竞争。其次，未被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以及未通过自主招生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多张录取通知书，必然意味着学校无法一次录取成功），再参加集中高考，按照原有方式录取，以确保高校的资源配置率。将来，在自主招生走向成熟之后，随着其录取比例增大，集中录取可逐渐取消，变为多次自主招生。

熊丙奇呼吁说，我国的高考改革，不要永远在集中录取的计划框架中，做考试科目的加加减减和考试形式的分分合合，应从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出发，突破改革困境，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

《半月谈》2009年第11期【半月评论】       专家评说问责制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因三鹿奶粉事件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处以记大过处分的三鹿事件重要责任人、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打开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人们会发现，在领导信息一栏赫然显示：局长、党组书记鲍俊凯。鲍俊凯的行政级别也从副厅级升为正厅级。联想起诸多曾被问责的官员纷纷易地为官，人们在问：问责制到底怎么了？

被问责者先后复出招来热议

不但鲍俊凯异地复职，因三鹿事件而被记过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早在今年1月份被选为邢台市市长。此前更有媒体报道，因对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也已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任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

从王振俊、王勤到刘大群、鲍俊凯，他们在各种具有广泛影响的事件中负有不同责任，而被高调问责的官员在悄然之间纷纷复出，使公众对“问责制”的严肃性产生疑惑。更有学者质疑，问责制就是让“带病官员”休个短假，待时机成熟便重新“安排”甚至升迁。

问责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会在问责后短时间内纷纷复出？问责制到底有没有漏洞？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中国社科院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和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

毛寿龙：政府行为与群众认知之间存在错位

公众对问责制存在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问责的标准和程序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政府的标准和群众的标准之间存在错位，政府的问责和群众的期望之间存在错位。

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轰隆隆”被问责，“静悄悄”重新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事实上，许多地方在人事任免之前都要进行公示的，但只是在内部公示，普通群众是看不到的。在大多数群众看来，官员被免职就是罢官，永不录用。其实，这是由于部分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熟悉造成的。实际上，免职在制度上的意思只是免去现在所担任的职务。

造成群众对问责制不理解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所做的远远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期望，有关部门的运作和老百姓的期望相差较远。

周汉华：问责应区分政治与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的问责制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亟待改进。官员被免职或者引咎辞职大都是因为对重大事故负有某些责任。但是，问责所问的到底是什么责任？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的效果怎么样等等问题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缺乏规范性。因此，被问责的官员复出时就难免遭到公众的质疑。

现行的问责制在问责的主体、问责的范围、问责的条件、问责的程序以及问责的后果等等方面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界定，问责所问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边界尚不清晰。

对官员进行问责涉及认定法律责任还是政治责任的问题。目前的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官员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但是缺乏对官员政治责任的认定。这恰恰给部分被问责的官员复出提供了打“擦边球”的机会。质检总局有关鲍俊凯异地升迁的表态，在法律层面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官员之所以被问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他们有关的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后果，需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追加他们的责任。如果是对政治责任问责，那么质检总局提供的依据就是错位的。

对官员政治责任的要求与法律责任的要求是不同的。被问责官员承担法律责任只是问责制中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只强调法律责任、忽视政治责任的问责，这将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贠杰：不要让问责制变成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表演

当前，行政问责中有许多问题还没能够很好解决，导致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步履蹒跚。权责不清是问责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问责主体缺位。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监督权力还有待加强。目前，官员问责主要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

其二，问责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流于形式。官员问责制，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和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把行政问责制形式化，简单化了。在这个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任何部门都无法忽视舆论监督的力量，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群众中的公共形象，生怕被媒体和舆论抓住把柄。这就导致问责制的实施更多地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哪个事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有关部门就会启动问责制，对负有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给舆论和社会一个交代。哪个事件没有引起舆论的关注，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相关责任人大多也不会受到行政问责。政府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的确应该吸纳群众的意见和重视舆论监督，但是如果问责制被当作敷衍舆论和群众的工具，那么其作用会大打折扣。

其三，行政问责的监督机制不完善。首先，在问责过程中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问责，在问责过程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问责后的监督也存在缺失，问责后的监督包括问责的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但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监督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四，有关问责制的法律还很不健全。因为在问责制问题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所以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

《半月谈》2009年第11期【半月评论】            另类“河长”

“河长”这个词，近年来颇惹人注目。其实，结合当前环保现状，细细琢磨这个词，我们能够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类河长。

第一类是近年比较热闹的官员河长，比如市长是某条河的河长，副市长是另外一条河的河长。第二类是我国的各种河流保护部门的官员，比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可以视为长江的河长，北京凉水河管理处的处长可以视为凉水河的河长，郑州金水河河道管理所的所长可以视为金水河的河长。

还有一类人，笔者称之为民间河长。比如“淮河卫士”霍岱珊，10多年来如此用心地保护淮河，称他为淮河河长并不为过；湖北襄樊的运建立，10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保护汉江，称她为汉江河长恰如其分；“绿家园”的汪永晨，致力于让怒江成为中国最后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江，称她为怒江的河长好像也颇为合适。

中国河流保护的未来就在于更多的公众河长、民间河长的涌现。公众，必将是最好的河长。

“河长”出于民间

1986年，著名环保作家徐刚开始撰写《伐木者，醒来》。这本书，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森林保护报告文学作品。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江河并非万古流》，谈的是中国河流的生存危机。后来，他又写了《长江传》，现在正准备写《崇明岛传》。

徐刚与笔者聊起他的这些作品时感伤地说，其实我写的与水有关的报告文学远远多于写森林保护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些作品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

其实徐刚没有必要感伤，他的作品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水命运、中国森林命运的人的必读之物。他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护河精神力量的重要体现。

1999年，《南华早报》记者马军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这本书第一次从民间的视角，全面描述了“中国之水”正在遭受的各种伤害。2006年，马军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他所领导的中心收集全国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被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海洋部门、国土部门正式处罚过的排污企业的信息，并将它们全部“移植”到一张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子地图上。任何人只要打开这张地图，就会知道究竟是哪些企业在污染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环境。2009年，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收录了3万多家企业。

当徐刚和马军写作“水书”的时候，水资源面临的主要伤害是污染、干涸、挖沙等。可是，当时光行入新世纪，许多有心人发现，中国的水又面临另外一个重要的伤害，那就是干流和支流上过度建设的各种水电站。到了此时，大家满怀沉痛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全面的“水伤害时代”。所有人类能够伤害水、伤害水生态系统、伤害水文明、践踏水伦理的方式，在中国都可以看到。

正是因为这种严峻性，中国为数不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人士都有关注水的情怀：辽河口的刘德天成立的黑嘴鸥保护协会与水、湿地有关；河南新乡田桂荣多次组织公众考察黄河；滇池卫士张正祥近30年来一直紧紧地盯着滇池的变化；绿色昆明的发起人梅念蜀组织志愿者调查滇池周边地下河的现状；钱塘江边的韦东英自从村庄被化工厂的污染包围后就开始写抗污日记，举报污染；北京“天下溪”正在从事的“迁徙的鹤”环境教育项目，试图把白鹤涉足的重要湿地的公众力量激发起来，保护环境；而“参与式保护”最早的“试水基地”——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一直就致力于发动“公众之水”，去保护自然之水。

民间环保组织的“亲水性”，使得它们成为民间“河长”的聚集之地。

民间“河长”的江河保卫战

汪永晨越来越喜欢谈水。有人甚至相信，汪永晨创立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水保护组织”。

这主要源于两类“水”：一是以怒江为代表的西南诸河，一是以北运河为代表的城市里的水。

西南诸河离汪永晨很远，但似乎日夜流淌在汪永晨身边。

2004年，当汪永晨听说怒江有“一库八级”的开发计划时，她开始向社会呼吁，建议水电开发公司手下留情，给中国留下一两条“自由奔流”的大江。

从那一年开始，汪永晨每年都会到怒江几次。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怒江的开发计划被暂时搁置。

但汪永晨仍旧非常担心，因为在保护怒江的过程中，她发现中国了解怒江的人太少，也几乎没有人研究怒江，没有人关心怒江。于是在2006年，她和萧远、马军等人发起了“江河十年行”的项目，每年组织一批媒体，对中国西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等水电开发业异常兴旺的大河小溪，进行一次全面的观察和记录。

“江河十年行”至少准备行上10年。这个活动有时候能得到些资助，有时候则分文难得。没有资助的时候，就由参与者自费。到现在，“江河十年行”已经运作3周年了，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报道，对激发更多公众关注中国自然河流的命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今，汪永晨只要有机会面对一个群体讲话，她一定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干了、脏了、没有了的，请举手。

第二个问题是：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与现在的相比，原先的肮脏、干涸，现在清澈奔流的，请举手。

第三个问题是：你小时候的河流，与今天的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的，请举手。

她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第一个问题举手的人最多。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关注中国的江河，中国的水。”

2009年4月22日，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马军领导的中国水污染地图项目、霍岱珊领导的“淮河卫士”项目合作催生莲花模式，都获得了二等奖。而由梅念蜀拢聚的“昆明环保科普协会”（绿色昆明）所做的滇池地下河伤害调查，获得了一等奖。

第三届SEE·TNC生态奖是笔者所见过的评审过程最严肃同时又最开明的大奖。主办方希望以这个奖项来引领环保组织的发展潮流，甚至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因此，这一届生态奖的要求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要求所有项目都展示其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并亮出合作之后的“共赢”甜果。

“绿色昆明”的项目之所以获得大奖，是因为它发动了大量的生态专家作为志愿者，与媒体、昆明市人大等也有不少来往。最为成功的是，他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批示，他要求相关管理部门要把滇池的地下河现状全面调查清楚，并设计出合理的保护方案。在滇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有个环保组织把原本根本无人关心的地下河受污染、受截留和受伤害问题，强化成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这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有些人认为，今后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方式就得这样：针对一个现实问题，通过机构本身的努力，进行非常有效的调研；同时，从工作开始就高度重视激发社会资源的能量，最终以最为和谐、各方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促进事情的解决。

霍岱珊的故事与梅念蜀的故事略有不同。霍岱珊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比较早的环保斗士，10多年来他一直在“盯梢”淮河两岸企业的一举一动。作为独立的声音，他记录着淮河的真相并努力把真相传递给公众。为了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辞掉了某个报社的工作，并且把老婆和孩子都拉入了自己的阵地。然而他这样的行为，很不得政府和企业的欢心，无论是河南省环保部门还是像莲花味精厂这样的排污大户，都对他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都觉得他在惹是生非，甚至诬蔑他是在为个人谋取利益。

然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霍岱珊及他的对手慢慢发生了变化。时间和经验教给他们更多的智慧，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一起协商，互相支持而不是把对方当成敌人。

当这种变化终于出现的时候，几方都同时松了一口气。莲花味精厂改造了生产流程，减少了用水也减少了污染；更多的污染物被制成复合肥，成为企业的利润增长点；莲花味精厂的生产流程成了味精行业的模仿对象，他们制定的企业标准成了味精行业的排放标准；企业每天都在门口挂出排放信息，这个信息必须由霍岱珊领导的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核准后签字。2009年5月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揭露了“梅花味精”的污染情况。节目刚刚结束，霍岱珊就接到了“莲花味精”相关领导的电话：“‘梅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我们过去做过的，如果不是‘淮河卫士’对我们进行监督，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压力，我们也不会改进。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像‘梅花味精’一样面临很大的压力，就会很被动。”放下电话后，霍岱珊的心里感觉非常欣慰。

而“淮河卫士”也慢慢获得了宽松的生长环境，得到了当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和欢迎。以生产流程作比喻，“淮河卫士”这一环保组织完成了从“创意”到创业，又从创业到生产出当地社会欢迎的“产品”的历程。

每个地方都能有自己的公众“河长”

2004年开始，北京有个叫张峻峰的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把北京周围所有的水库都探查清楚，然后每年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考察一次，记录它们的变化。

虽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但北京的100多个水库他是大体考察过了。他的行动和积累催生了一个项目——“城市乐水行”。

2007年3月份，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大学生绿色营等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自然大学城市乐水行项目。此后，绿家园和自然之友一直在持续地跟进和执行。

城市乐水行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认为，护水的最好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就是持续去看，就是以公益之心去看。

这个项目不仅仅在北京运行，厦门、兰州、天津、南京当时都是共同发起单位。只是这些城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活动的间隔时间长了，要么是活动的时间段压缩了，比如只有4月份到10月份有活动。但可贵的是，没有一家放弃。

同时，重庆、郑州、福州、贵阳、成都等地陆续启动了城市乐水行项目，此外，还有更多的城市在观望和萌动中。因为大家都发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所在，发现了水对一座城市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而且城市之水不仅仅与这个城市的文明高度相关，甚至与这个城市所辐射的区域文明高度相关，比如北京的水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高度相关，与中国的建筑文化、都城沿革高度相关。用世界上通用的方法去理解，绝大部分文明都生存在水边，这也是中国大量城市不是叫某某州，就是叫某某阳的重要原因——州是水中的沙渚，阳是河流的南岸。因此，用环保时代的眼光来看，一个好的城市必然是公众高度关注水环境的城市。

但许多人一直在追问“城市乐水行”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每周能够把大量的公众带到河边向河流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出。参与的人越多，产出就越大。同时，参与者本身是有“项目进化”能力的。因为一个人看到现状，就会想着如何改变现状，于是就会从现状中查找出真正的问题，于是就会调动浑身上下的积极性和智慧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乐水行的过程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是引领公众运用集体智慧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通过活动的扩张慢慢改变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决策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那些每个周六行走在北京等城市河流旁边的“自然大学水学院”的学生们，都有望成为这些河流的公众河长。或者说，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办的“自然大学水学院”，正在成为培养公众河长的最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