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栓: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二）

三、 双方证词辨析


戊戌政变在史学考证中之所以是个难得案例，乃是两造都留下了证词。使用逻辑和常识查考校对双方证词，不难判定谁说的更可信，从而推出事件真相。这一招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演示过了。

为醒目计，将上述两造证言一致和出入之处小结于下。

１） 密诏之谜

两造都提到皇帝给杨锐下了个朱谕，但朱谕内容不同。康梁提供的版本是：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

而袁记得的大意是：

“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不难看出意思完全不一样。康梁说的是，皇帝告诉他们五人，自己大位行将不保，要他们赶快想法相救。既然是皇帝向臣子呼救，则康梁当然可以将之称为“衣带诏”，杀荣禄自然也就符合孔子规定的君臣大义了。而袁的记述则是说，激进改革会引起慈禧不悦，行不通，所以只有请杨等四人另想好办法。

这两份诏书孰假孰真，光从证词本身提供的线索不足以判断。据康有为自己说，密诏已经被他烧毁，更是死无对证。可惜他没料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虽然在菜市口被砍了脑壳，却不是族诛。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出京，将密诏缝在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1909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杨庆昶将密诏交呈都察院。御史赵炳麟上奏请公布密诏并编入实录。1910年，陈宝琛又上奏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屈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以上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杨庆昶上交的密诏原文是：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

这是说，太后和皇帝对改革步骤的意见不一致。光绪想罢黜“老谬昏庸之大臣”，启用“通达英勇”的新近，但太后不同意，认为会失去人心。光绪自己当然想把那些老臣罢免了，但他的权力不够，真要这么干，连他自己的大位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改革？所以他只好要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和其他同志一道，尽快妥当商量出个两全其美之策来，既能将旧法全部改革了，又能将老谬昏庸大臣尽行罢黜，而且还能让太后接受。

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上谕遣词用语虽然与康有为所称“衣带诏”颇有相似处，主旨却截然不同。如果它是真的，则康梁就撒了谎：首先，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光绪向他们绝望呼救的 “衣带诏”，而是让他们想出个万全之策来，既不得罪太后，又能厉行变法，还把那些绊脚石统统搬了。如果真是什么“衣带诏”，岂有要他们想好办法后再“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之理？天下哪有请外人代递的政变密谋？更别说那密谋还只是建议，必须“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了。其次，那密诏乃是写给杨锐的，而康有为却无耻冒领了，谎称那是写给他本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转述的密诏大意虽然故意略去了“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改为温和得多的“诸老臣均不顺手”（这改动也完全可以理解，原话一旦泄露，必然伤害老臣之心，成了挑拨君臣关系。此乃袁“公忠体国，为圣上讳”的一片苦心），但更接近于杨庆昶上交的密诏。

袁杨两人所述密诏主旨基本相同，仅此即足证老袁说的是真话，而杨庆昶上交的也是真家伙。既然老袁说的是真话，那么康梁当然是无耻撒谎欺骗天下人，其目的一目了然：为他们煽动袁世凯发动政变寻找借口，使得它变成“奉旨讨贼”的光明正大之举，更为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吹成了皇帝赖以救命的股肱大臣，却全然不顾这么胡吹一气只会把光绪坑得更惨。

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国内某“历史学家” 房德邻先生还要否定，据他说：

“（杨庆昶上交的）‘真诏’说并不是确论”，因为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中讲了“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但在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在《呈文》中编造保存经过来释疑，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房先生认为他的编造太过拙劣，有很多漏洞，是不足凭信的。（应振洋：《再温戊戌年》，载《中华读书报》）。

您说这位房先生长的是什么木鱼脑袋？除非是造反，备受传统教育洗脑的士大夫有谁敢伪造先帝爷的亲笔圣旨来欺骗“今上” ，犯下双重的欺君之罪？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既然是伪造，何以和袁多年前写的日记中转述的大意基本一致，莫非是老袁伪造？他这么干有何好处？彼时他正在倒霉——摄政王为了替他哥光绪报仇，强迫他回乡“养病”，在这种时刻他去把旧事挑起来，提醒摄政王他是害得光绪被囚一生的告密者有何好处？就算他神通再广大，想来也没本事说服被他告密害死的杨锐的亲儿子和他一道串通作案吧？

如果不是老袁伪造，那就只可能是杨庆昶抄袭老袁的《戊戌日记》，这有可能么？就算他为他爹昭雪名誉的心再迫切，袁可是害死他爹的杀父之仇阿，他爹能在九泉之下原谅他么？那阵子的人满脑袋装的可全是这类东西，虽然现代历史学家房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何况其中还有“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二圣”虽已驾崩，“老臣”们还活着呢，他就不怕人家恼羞成怒，要去捏造出个假圣旨来为自己找不自在？更不用说那是群臣都很熟悉的光绪御笔，杨岂敢伪造？

而且，听房先生那意思，好像那“假诏”是现代才伪造出来似的，这才不会被精通书法和考据学、熟悉先帝的口气以及手迹乃至御用的纸笺的都察院的老先生们——乃至国学大家陈宝琛——一眼看破！房先生既敢公开说那不是真诏，怎么就不会想到这些是人都会想到的问题？您说这文科学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天生跟逻辑思维绝缘？

房先生质疑的依据最搞笑，据他说，自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书都必须缴回，所以杨家不该有密诏。他居然就没想到杨锐接诏不久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光绪被软禁，杨锐自己锒铛入狱，在此情况下他怎么还敢提那只有寥寥数人知道的密诏？当然，他儿子为了日后洗雪他爹的谋反罪（这其实是康梁等人诬陷的，后文还要论述），冒死藏下了密诏，等到“两宫”驾崩，老袁被黜，这才敢交出来。但私藏密诏和伪造密诏可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杀头有余，前者则是为了保留先帝遗墨以为父亲伸冤，而且最后也缴回给都察院了，说起来也并未违反规定。
 ２） 天津阅兵之谜

两造都提到拟在九月份举行的天津阅兵，但说法完全不同，康梁的说法是，那是荣禄策划的政变阴谋，准备借皇帝去阅兵之机废黜甚至杀害皇帝，而老袁的说法则是那是他用来搪塞老谭的。老谭逼他在初五请训时以死威胁皇帝，换来一道朱谕，再持此赶回天津发动兵变，杀害顶头上司荣禄，攻占铁路和电报局，部队再星夜赶回北京，一半守卫皇宫，一半包围颐和园，再由谭负责把慈禧杀掉。如此惊天动地的政变阴谋，谭却逼他当时就要表态同意，甚至以和他同归于尽来威逼。他被逼无奈，又不知道老谭是否传达皇帝的真实意图，只好推搪说他需要时间准备，而且皇帝可能反倒会因为他在外作乱而被害。不如趁皇帝到天津阅兵时再举事，那时皇帝近在咫尺，他很容易保护，而且皇帝发话号令全军，谁敢不服？这计划说服了老谭，老袁这才总算摆脱了那匪夷所思的疯子。

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判断何方说的才是真话。我已经在前文指出，康梁之说乃是智力含量为负值的谎言：第一，这是标准的犯上作乱，荣禄若无慈禧同意绝对不敢发动。但慈禧绝对不可能批准这种大逆不道的谋逆，更不会蠢到演成儒家所谓“伦常惨变”，让天下人群起指责她为贪恋权位不惜残害养子。即使在后来得知谭嗣同“围园杀后”密谋后，她也始终未对光绪下毒手，可见她完全明白“虎再毒也不能吃儿，否则身败名裂”的传统伦常的威力。第二，要发动政变，慈禧根本就没有必要离开最容易下手、最可控、最安全的深宫，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地跑到天津去，在诸军云集、最容易引起混乱、误会甚至武装冲突的军事演习场合去发动兵变。皇宫乃是她经营了几十年的最可靠的权力基地，光绪乃是在她淫威下长大的柔弱怯懦的阳痿青年（光绪爷不能人道，以致无后，还如《红楼》上的瑞大叔一样，时时遗精盗汗，最后竟然“痨”死了。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要废黜光绪，她只需发句话就够了。光绪不但毫无抵抗的实力，就连起码的反抗意志都没有。

由此可见，所谓“荣禄欲趁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完全是康梁虚构出来的。既然如此，那老袁说的必是真话，亦即“趁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杀了荣禄保卫皇帝”乃是为维新派接受的暴乱计划。康梁不过是倒打一耙，把这栽到荣禄头上去，籍此把政敌诬为乱臣贼子罢了。

老袁想到以此替代方案去搪塞老谭其实很自然。皇帝九月到天津阅兵乃是他的事业高峰之一，如同《红楼》之贾府在家里接驾似的。他必然一直在全力以赴地筹措，以致在初一“面圣”时还跟皇帝说起此事，说皇上若没有别的事垂询，则他就要忙回去筹措去了。既然在日夜盘算此事，在被老谭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当然就会想起它来，用作缓兵之计。

老谭接受这替代建议也是必然的。的确，如果谭疯子还有三分神志，就会意识到那是让光绪逃出牢笼，让他们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唯一可行之策。他煽动袁武力介入政争，无非是想摆脱慈禧对改革的压制。但正如老袁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已经有了电报的时代，若以外军奔袭京城，则鞭长不及马腹，弄不好皇帝先掉脑袋，他们手上唯一的王牌也就丧失了，更不用说双方实力对比根本不成比例。因此，唯一的可行之策还是先让皇帝跑到袁营去，再借皇帝的绝对权威杀了荣禄，把他手下的全部军队夺过来。这不但是保护皇帝的最佳决策，而且是充分利用皇帝权威击败政敌，取得权力斗争完胜的唯一机会。

那么，这计划会不会是老谭自己想出来，老袁把它窃为己有了？不可能，因为那并非什么光彩勾当，老袁犯不上去掠人之丑，陷自身于嫌疑之地。而且，老谭性格急躁，乃是个“只争朝夕”、急功近利的愤青，没那耐心等那么久。据老袁说，谭开头反对的理由就是怕还没熬到阅兵皇帝就给废黜了（其实他也没猜错，果然如此），这话极度可信。如果老谭不是万分焦急，也就不至于竟然深夜去煽动素昧平生的将领举兵作乱了。他怎么还会有那心思，想出这种缓不济急的办法来？再说他乃文官，对阅兵之事绝不会如老袁那样日夜操心，不大可能想到那上头去。
３） 围园杀后之谜

这是老袁对老谭最严重的指控，而康梁对此不置一词，讳莫如深。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近年国内研究已经彻底揭开了谜底。著名近现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介绍：

“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设计了武力夺权的计划。一群书生夺权要靠军队，他们找到了正在天津训练的袁世凯，让他夺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围住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100名敢死队员，杀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史学界不相信这个说法，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到了毕永年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

从考证的角度来看，杨教授找到的乃是过硬证据，反对者至此应该无话可说了。其实如果史学界不是那么弱智，稍知逻辑推理的话，用不着等到刨出这过硬证据来，光看袁、梁两造的证词就可以推出老袁并未说谎。老谭游说煽动老袁以武力介入政争，究竟是要老袁解决什么难题？当然只会是去除他们心目中的改革的最大障碍慈禧。光杀荣禄非但无助于强行推动改革，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谁都知道荣禄被慈禧倚为干城，改革派擅杀方面大员，必然要引起老佛爷震怒。她一翻脸，则改革派立即死无葬身之地。维新派当然是傻子与疯子集群，但再傻再疯也不至于不懂“擒贼先擒王”。

因此，维新派给老袁派定的任务，必然是“围园杀后”。杀荣禄不过是为了夺其军，解除慈禧的反击武力而已。当然，他们也充分照顾到老袁的心理障碍，请老袁只负责围园，杀后则由老谭那疯子率死士们进行。这伙人未免太小看了老袁，以为以此掩耳盗铃的廉价花招，即能解除老袁的顾虑！ ４） 老袁隐瞒未说的事

从两造的证词中甚至还可以推出老袁隐瞒未说的事来。

第一件就是，老袁曾给老谭献计把慈禧也弄去阅兵，让乱党趁乱杀却。

其实老谭后来被老袁提出的“不如趁阅兵起事”的替代计划彻底说服了，那的确比他和老康制定的疯子小儿科计划高明到不可胜计——那伙烂仔日夜苦思，竟然笨到看不见“外兵一动，光绪在内先掉脑袋，暴乱者立刻输光当尽”那明摆着的结局，还需要老袁在片刻之间便为他们指出来！

但老袁提的替代方案有个缺陷，那就是彼时慈禧已然“归政”给光绪，“退休”在颐和园“养老”，按理不会再与“亲政”的皇帝共同出席阅兵大典，因此，趁阅兵发动兵变，虽然能把皇帝从牢笼里解放出来，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无法除去太后。若太后在北京下诏声讨武力劫持皇帝的叛军，号召诸侯“勤王”，则叛军立即土崩瓦解。谭疯子必然也想到了这点，当时就一定会向老袁指出，而老袁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他宽慰谭疯子的话写下来了：

“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

从袁回答的第二句话中可以看出，老谭问话中略去的主语其实是“太后”而非“皇上”，他问的其实是“如太后九月不出巡，将奈之何？”老袁这才会回答：“我可请荣禄力求太后，她一定会出巡的。”

既然袁答应的只是保护皇帝，在得到皇帝指示后再杀荣禄，那太后出巡与否何以如此重要？谭疯子何来此问？可见此前老谭必曾指出此策无法除去“老朽”，而袁答可在阅兵时除去，老谭才会接着问若太后不出巡该怎么办，老袁又进一步主动承担了说动太后参加阅兵的重任，老谭才最终接受了他的替代方案。

虽然这不过是老袁的缓兵之计，但这毕竟犯了大不敬罪，与答应奉旨杀荣禄本质完全不同，所以老袁不敢把这段对话写进日记，却不慎露出马脚，让百年后的芦某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

大头隐瞒的第二件事，乃是对老谭第二次激将的反应。

根据老梁的揭发材料，老谭对袁两次使用了激将法，而袁不愧是做戏天才，两次都立即顺竿爬，还装出怒不可遏、慷慨壮烈的样子来。大头自己承认，就是这做戏哄信了谭疯子与呆子：“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

第一次激将双方都有报道，大同小异。老袁记录的是：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老梁则揭发：

“（谭）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第二次激将只有老梁的揭发材料，老袁则只字未提：

“（谭）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以常理度之，老梁的揭发不像是向壁虚构。老谭担心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怕大头去告密；第二怕他不敢或不忍杀荣禄，于是便用反话激他。第一次老袁的答话“政治上正确”，当然可以写在日记里。但要让大头杀他的顶头上司，老谭必定要试探其对荣禄的感情和勇气，这是保证兵变成功的前提，在势不能不查个明白。由此看来，老袁因为对顶头上司出言不逊，所以蓄意隐瞒了这段对话，尽管他的回话不过是演戏的台词而已。

大头的表演实在是太出色了。我深信谭疯子离开法华寺之时，一定被这“奇男子”彻底征服了：刀锯加身、危言撼魄之际仍临危不乱，正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谋事深沉睿智周密，与他那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愤青同志相比判若云泥；更难得的是慷慨豪迈，一如他在《战国策》、《史记》上看熟了并信以为真的豪杰之士。以他极有限的阅历见识，大概还从未见过这种智勇双全、豪气干云的英雄好汉。我深信他那“奇男子”的称赞是由衷的（疯子本来也就不懂做戏），那深深一揖更是发自心底、不表不快的由衷折服。

可怜他临走都没想到自己露了马脚：大头说他俩一是近臣，一是带兵武将，来往最招嫌疑，要他回去后赶快装病，不要再进宫去，也不要再来。他竟然“甚以为然”，大概还叹服大头思虑之周密（可见疯子连官场ＡＢＣ都不懂，就这点水平还要当改革尖兵），更没想到这一来就暴露了原来所说的“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等等，全ＴＭＤ鬼话，让大头“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双方智力对比如此悬殊，哪还有弱智威吓、教唆、煽动、领导强智的丝毫希望？

５） 世凯告密之谜

教科书的“经典说法”完全沿袭了康梁一面之词，指控袁世凯告密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剥夺了光绪的名义上的君权，实行“训政”，并捕杀了“戊戌六君子”等维新党人。

近来国内研究已经修正了这一“经典说法”，杨天石教授说：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感到变法要危及其权力才决定动手的。杨从荫的奏章主要有三点：说维新变法是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把日本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些都促使了西太后决心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梁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

这其实明明白白地写在两造的证词中，我实在不明白史学家们过去何以就是看不见。

据老梁的《戊戌六君子传•谭嗣同传》：

“（谭）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

据此，则袁谭夜会乃是戊戌年八月初三晚上的事，会见结束已经是八月初四凌晨了。初五皇帝召见老袁，初六慈禧就发动了政变。

这时间表和老袁在《戊戌日记》中给出的完全一致。只不过他交代了皇帝初五那天召见他时他的应对，并说他在会见一结束后就赶回了天津，当晚就去拜访荣禄，刚说了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一直等到夜里两鼓都没机会再说，只好告辞回府。次早（亦即初六）荣禄来访，他当即向荣禄和盘托出，但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就回去了，当晚又把他叫去，向他出示慈禧 “训政”的通电。接着荣禄就奉慈禧之召进北京去了。

由此不难看出，慈禧发动政变与老袁告密无关。老袁并无直接向慈禧告密的途径。就算有，按官场规矩，他也不会越过顶头上司荣禄一步登天，何况荣禄还是人家派给他的暗杀对象，在理在法他都只能向荣禄报告。但初四那天他无法离京，又不能用电报汇报此类机密，只能等到初五皇帝召见结束后再赶回天津。那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到天津已是傍晚。就算他当晚就向荣禄告密，后者也没有可能立即向慈禧汇报，只能于次日也就是初六派密使赶回北京再到颐和园，还必须先通过太监或女官与慈禧联络。因此，慈禧得知此事再快也只能是初六以后，绝无可能初六一早即起驾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下了光绪的枪，并给各省大员发电报，宣布恢复“训政”。

更何况如果老袁告密在先，慈禧发难在后，那她在夺回名义君权的同时就会下令抓捕乱党。但据老梁的报道， “初七八九三日，（谭）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甚至还去日本领事馆探望在那儿避居的梁启超，一直到初十才被逮捕，说明慈禧听到密报多半是在荣禄返京后，不大可能是初九前的事。

这里无法确定的，是老袁向荣禄告密的决心究竟是何时下的，他的《戊戌日记》恰在此处留下了疑点。如果他一开头就决心向荣禄和盘托出，那就不会有密报被来客打断的怪事发生。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人的总结能力很强，寥寥数语就相当准确地总结了老谭出示的皇帝朱谕抄件的主旨。因此，若他有意向荣禄密报一切，即使开头不说“请大帅屏退左右，卑职有重大机密禀告”，也只会上来就用几句话把大致情况讲清。而荣禄只需听上一两句就立知此事非同小可，只怕立刻就要扬手止住他，屏退左右，并下令闭门谢客，然后再入密室仔细听取汇报。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据老袁说，他刚汇报了一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了，等到夜深都没有机会，只好告辞，跟荣禄说定次早再来拜访。但次日一早荣禄便主动登门，他这才有机会和盘托出。如果他这儿说的话是真的，那就非常奇怪。荣禄和他官阶相差甚远，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穆罕默德走向大山，没有大山走向穆罕默德的。如今荣禄主动登门，必是因袁头晚说的话提示他要说的事非比寻常，荣禄在他走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才会次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上门问个明白。

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老袁在头晚造访荣禄时尚未打定主意，所以没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却又忍不住泄露了足以让老荣过后疑惑不定的线索。这非常不符合老袁的性格和智力。正因为他深知此事关系实在重大，他才会以“零一态”处理之，要么守口如瓶至死不讲，要么一讲就竹筒倒豆子，不大可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以致让对方上门来追究，失去了主动立功的机会。

这就是老袁《戊戌日记》在我眼中的最大的疑点，本人愚钝，无法从既有线索中推知真相。只是恍惚记得国内曾有人考证出老袁其实一直是在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回到天津后并没有立即告密，是在荣禄传达了慈禧训政通电后，他才知大势已去，赶快反戈一击，立功自赎。可惜我刚才去网上查却再也找不到原文了。

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以袁的阅历和智力，不难立即看出维新党人划的是绝无可能登岸的漏船，他再昏聩也不至于去为那些背时鬼莫名其妙地殉葬。而且，如果他真是绝望之余才反戈一击，则后来慈禧和荣禄也就不会那么宠信他了。因此，看来老袁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更大，只是无法确定他下定决心的时间而已。我在下文中试图“复盘”，拼出老袁的心路历程来，不过那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并非什么证明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