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管与锚杆的区别:姜堰人文景观四个一:今天向各位介绍之二(一人):号称草书圣人高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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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适(1903-1977),现考证为江苏省姜堰市兴泰镇小甸子村人。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证》、《<刘梦得集>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选集》等。
碰壁斋主说高二适之书法兼及诗歌

前菠萝兄尝贴高二适草书。弟谓深于章草,庄主曰:浪字之末捺为其最著者。弟有所想,而忙于看他贴,遂尔忘之。今适翻书法,偶尔忆及,聊述拙意,高氏之书亦不记跟于何贴,故另辟一贴以言之

浪字之末捺,固全为章草笔法。然高氏之深于章草,不仅自此可见,即全无此字,其得力于章草,固犹昭昭可辨。

章草出于隶书,为隶书连笔带草之快写。今草出于真行,为真行简快之书法。隶书扁平,而真书纵长,扁平之休,必以横划垒架,而纵长之体,必以竖划立间。此无他,自然之势耳,横不长则体不能扁,竖不伸则形不能纵。以故隶书至重横划,真书至重竖法。以其着重所至,隶法往往横厚重而竖细弱,真书往往竖粗壮而横轻薄。用笔之刻意,亦因此而有偏向。隶法所强调之“蚕头雁尾”,即为横立法,而竖不与焉。真书所讲究之“悬针垂露”,亦为竖专用,而横不与焉。“裹锋逆入”在真书,亦多见于竖,而横不及焉。真书大成于唐,而唐至尊者颜真卿,观颜氏之书,轻横重竖,遂亦至为分明。六朝张猛龙一脉书法,结穴于欧阳询,此派书自隶转真,痕迹最著,时有隶法之遗。观欧阳之书,横竖轻重,较颜氏及他家为均衡,其横钩几于纯用隶笔,其长横亦大异唐人,时复与竖两大。此盖隶书之后裔、孑遗也。www.findart.com.cn

章草出于隶法,为隶法之变。作章草者用笔之习惯,悉承于隶,故与今草相较,章草之横画往往体势平正,书速较为迟缓滞重,近于作端正书者。既为草书,快写时必随笔势而变动划形。章草之变形,绝少变于横划;而今草之变形,则多在横划,或随笔势而欹侧,或者缩短而为点,不一而足。此盖源流所自,轻重有属,势有不得不然者也。

观高二适之草书,其横划用笔不草率,赋形多平正,延体多长远,此即隶书章草之笔法习惯也。睹此,则其来历自明,虽有欲自瞒而不可得也。www.findart.com.cn

书家亦无他,书写之久,训练形成习惯,习惯转为自然,信手出笔,而无一飘浮凑泊软弱之处,此其功力也。胸中有所陶养,性灵中自成其地步,此其性灵也。功力而能达性灵于纸上,此其作品也。然性灵一事,绝不可自书里求之。

此理亦通于诗法。吾人可传可受者,基本技术,可习可长者,语言之把握能力;而其性灵一层之事,关乎人意、人格之偏向,理性之思想与夫深渺之心性两者互相陶冶之基本状况,此亦人各不同,决不可强求者。[此二层,略有似于菠萝兄所谓“写作理论”与夫“文艺理论”之分,而亦不同。]故弟常谓,文艺而有理论,乃文艺之大不幸。凡常理论,往往欲规定其人格、心性之偏向异同。自思想言之,此至不民主之事。自实践言之,亦有三蔽,一,尽阉天下诗人之心,使其废多变之异而成一党之同;二,使诗人不自知其心性,终日驰驱,而汲汲乎外求;类于蜗牛之自戴其家,而复满处寻家者。三:使诗人作伪。理论得势之后,其所悬人格、心性理想,遂成为诗品、人品中至高境界,作者遂不免于诗中强颜扮演其境界,以表其诗品、人品。于是而举天下之歌诗,皆装腔调之台词。老庄一派常云仁义出而大伪兴、大道溃,盖亦深识乎人生有此相耳,非仁义自身有大恶也。唯不设理论,不悬鹘的,则诗人无所依傍,无所做作,终得自家了事,于是而诗人各寻其自家心性,出其自家手眼,成其自家文字。弟尝闻今之理论,曰:非养成民主自由之人格,不能有真诗。吾知此论果通行天下,则真诗不作矣。吾亦知此民主自由之论一行,则诗人果无民主可言,写作果无自由可守矣。吾亦知作此论者,其果非民主自由之人矣——姑不论其思想如何讲民主自由,察乎其心性尔。
    说起高二适,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书法家,这不奇怪,前段时间他写给章士钊的信拍卖了一千多万,比现代任何书家都牛,在现代书家中是创记录的。我看到一篇评论说高二适的书法水平超越前代,直逼钟(繇)王(羲之)。这些话,不经过几百年考验是立不住的。依我看,高二适首先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他最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耿直,这种精神现在属于稀缺资源,是我们研究高二适的意义所在。

高二适的耿直性格

先说一件生活中的事,高二适曾到医院去装牙,医生想要一幅他的字,他没有答应。宁可牙不装,他也不愿意受人挟制。后来林散之知道这件事,就写了一幅字给医生,高总算装上了牙齿。由此可见他性格之直,宁折不弯。





 

在现实生活中,高二适是有话必讲。比如李议论张的不是,他立即问,你和张说了没有?李说没有,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张说才对,你若不说,我代你说。他女儿对他说,有些场合,正确的话不一定都说出来。他告诉女儿,既然是话,就应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憋在肚子里的道理?不仅对一般人,对他的老师也是如此。我的岳父曾帮助章士钊整理《柳文指要》,书出版后,高二适写了《纠章二百则》,女儿嗔怪他不应该批评恩师,他引用外国名贤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来回答。文化大革命中,高二适被抄家,毕生藏书的失去使得气得患了心脏病。他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助索还图书。他的理由是我在电视上见到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

扬州书家马千里曾请高二适书写一篇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高氏没写,倒写了一首唐代诗人高适的诗,他加了一段跋,“千里吾兄夙昔尝要余为书韩退之杂说马文,意以自况,吾以昌黎多矜气……”,韩愈为他所不喜,因此不写。高二适喜欢高适的“荷君翦拂与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风”,他在自己的一首绝句后称“宗吾祖之诗意”,以“吾祖”称高适,其崇拜可知,这也是我们考察高二适名字来由的重要参考。高适这首诗的题目是“画马篇——同诸公宴睢阳李太守(此指李少康)各赋一物”,诗作于天宝元年,高适39岁,正是想建功立业的时候,他希望李少康能荐用他。高二适内心也是想为世所用,但并不一味埋怨没有伯乐。高二适此诗跋很重要,可以把握他的内心世界。

作家章品镇说自己在“国画院图书室多次见过(高二适),那里有许多国内外画册,他常在那里翻看。但似乎难得以正眼看人,偶有一瞥也是冷冷的”。看来高氏绝不是那种外表热乎的人。他的书法评论也是直人快语,他说康有为“恶札可憎”,说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书名,现世无具眼久矣。”实是是痛快淋漓。我想到林散之写高二适的一首诗中说“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我的舅子曾经到高二适家送过信函,他告诉我,高二适住房很小,而且家中的墙是用芦席夹的,为了档风,他就将自己写的字糊在上面。他见人说话不多,简明扼要。

高二适的学术贡献

高二适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晚年常常感叹,一肚子学问无处可用。因此凡是有人向他请教学业,他都是循循善诱。姜堰高二适纪念馆收藏有湖州费在山的捐赠品,是高氏对柳宗元诗文的讲疏,费氏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位大学问家花那么大的精力来辅导一个爱好者,而这却是真实的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年高二适的寂寞。

高二适对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皆有研究,这与我岳父研究的内容很相近,他在给我岳父的信中曾详细谈过柳宗元的作品,高氏认为宋代廖莹中编注的《柳河东集》和明代蒋之翘的辑注本身就有问题,有些对柳宗元的不确解释可以追溯到他们,高氏认为对这些问题“行(行严,指章士钊)老均未能斟正之。”同时他认为章氏的评论及引文也有错误,这反映高氏不迷信前人的作风。我岳父帮章士钊整理《柳文指要》,观点全是章士钊本人的,助手只是整理或帮他提供材料。我问岳父高二适纠正章士钊的内容正确与否,岳父说他没有看到高的原文,要逐条对照才能判定是非,当年高二适信中曾表示要将《柳文指要》的错误抄示给我岳父看,可能后来没有抄示。可惜的是30年过去,这一学术工作到现在尚未有人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高氏给费在山信中对柳宗元文字的一些解释而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刘禹锡、柳宗元被列入唯物主义思想家行列,高二适可以公开研究,但高老私心很喜欢晚唐韩偓和薛能的作品,这是林散之回忆他们谈话而记下的,应该是我们研究高二适诗歌的一把钥匙。

高二适认为学草书要学章草,对今草的大家颇有微词,唐代的怀素草书自叙帖历来得到极高的评价,但高二适说“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他又说“我本主草出于章”,他在另一则评语中说“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以高氏知人论世的作风看,他对怀素的人品也不欣赏。怀素过分自矜、夸饰,在《自叙》中引用很多别人夸奖他的话来抬高自己,这些都是高二适颇为不屑的。

高二适与章士钊

章士钊曾将高二适的文章推荐到毛泽东那里请求发表,大家都知道。早在重庆时期高二适也曾发过毛泽东的作品,此事知道的人不多。解放后毛泽东诗词在文化界很有影响,在江苏政协的一次会上,高二适曾述及“说毛主席诗词伟大,的确伟大。但这不是用一本《文学概论》套得出来的。要说认识到毛诗的千年难得一见的真价,若指本人为第一人,亦无不可。”这是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高二适讲了事情的原委,自1934年章士钊和高二适相识后,一直往来较多,解放前高在重庆编一本诗词类刊物,章告诉他,毛泽东爱填词,好得很。不妨去信约稿,就说是我章某介绍的。高二适遵嘱做了,不久毛泽东从延安寄来作品。以高二适诗人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诗词“风神卓绝,真是前为古人所无,后使来者搁笔”,诗词很快发表。

章士钊对高二适的学问和书法有深刻的了解,他在赠高二适的诗中有句“客来倘问临池兴,唯望诗家噪一高。”这是老师对弟子的赞许。1965年,章士钊将高二适的文章寄给毛泽东看,希望能予以发表,这是多数人知道的事。兰亭论辨一事,主要是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的东晋墓碑上的字与兰亭序迥然不同,断定序为智永所为,非王羲之手笔,郭由碑文断定东晋不可能有楷书和行书出现。从论文看,郭本人也是喜欢兰亭序的,仅是讨论作者的所有权。高二适据理反驳,他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写,只是碑文和平常书牍用字不同,当时正处在多种字体并存的过渡期。和郭比,高是小人物,文章发不出来,这才找老师章士钊,毛泽东劝说各方,高二适的文章得以发表。后来的《兰亭论辨》一书,将不同意见的文章结集,却牵强地将两种意见划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可见当年不是一种平等的学术氛围,高二适的勇气十分可嘉,代表了知识分子不畏权威、敢于坚持自己独特见解的可贵精神。有意思的是,后来出土了东晋的楷书,这证明高二适的观点是正确的,论争才落下帷幕。

高二适与林散之

高二适和林散之的书法可说是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极好,往来诗歌很多。但其个性,一张扬;一内敛。

有一位评论家说林散之的草书“在得意时,运笔方法全不重复。傅山、王觉斯以后,他是草书大家”,林在旁边加了批语“这样说不对,我受之有愧。承认此说,便是狂人。”高二适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在一本字帖上写了“二适,右军(王羲之)以后一人而已,右军以前无二适,右军以后乃有二适,固皆得其所也”。

高二适和林散之关系很好,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1962年元月,这是一个雨夜,画院的何乐之介绍他们相识,林老高兴地将高老视为“上宾”,且深情地说“初交留半夜,一语重平生”。林老特地有一段说明,他说自他的老师黄宾虹和其他诗友去世后,“余诗无有知者”,这是一种多么寂寞的环境,还好有高二适来到了身边。林老说“诗留今夜雪,人共暮年心。”我推测,这半夜他们谈得最多的并不是书法,而是诗歌,这是他们共同的话题。高二适在兰亭论辨中处于弱势的地位,林老写诗给他说“千年仍聚讼,一议足推陈”。这是为高老撑腰之言。高二适平时手不释卷的精神,更被林老引为同调,林诗称“最爱先生喜读书,琳琅满目一楼居。于今薄海谁知子,自谓精勤我不如”。他们两人可谓相知,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了。

文革期间,林老有时住在扬州,高二适一直找到他在扬州的住处,高老有“觅得林散之扬州住所短吟代柬”,诗中说“江南江北倍思君,金陵广陵两无闻。”两位知己相遇,怎能不话旧长谈?高诗“漫兴次和林散之”有“诗翁书法木根蟠,脱手千篇也不难。今代何人与真赏,只留老眼互为看。”知音难寻,惺惺相惜,两位老人相伴走过人生之路。

高二适的书法艺术

高二适和林散之的书法,在当代都是第一流的。高二适有一方闲章就是“草圣平生”,可见其自负。林散之被称为“当代草圣”,起源于日本书法家题的“草圣遗法在此翁”。有意思的是,林散之生前对高二适的书法有过一个评论,他说高“书不如诗,实多虚太少,太挤,有迫塞之感,笔力很矫健。”什么是虚?林老作了一个补充“担夫让道,是虚。”林老的评价是否正确,可以商量,但对高二适也不要迷信却是我们今天研究高二适的前提。





 
徐纯原和高二适有过直接接触,他说高氏涉猎的碑帖有数百种,而且都用过功。对一些重点字帖下功尤多,如对龙藏寺碑的研习,用过八年时间,他苦于进展不大,后来临《信行禅师碑》得到启发,知道应该先临何帖,再临何帖,才能事半功倍。他喜欢明初宋克的书风,其传世的书作深受宋氏影响,他曾对宋氏的作品作过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和临习,认为宋氏“龙跳虎跃,仿佛遇之,可谓复古而能变,豪杰之士也。”再上一层楼后,他又看出宋氏书法的不足“波险太过,筋距溢出……”他认为要参考别的字帖,才能产生新变。这说明,即使像高二适这样的大家,也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才能由学宋克到最后超越宋克,这不仅对写字,对我们做任何学问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高二适学宋克,林散之学王铎,都是能进能出,最后达到化境。高二适、林散之能取得成功,功夫都不仅在写字本身,他们都有大学问做根基,否则只能是匠人,这也是前人所说的“功夫在书外”的意思。     

写此文时,我看到有一位评论家批评高二适不善于写大字,“行笔过于太速太流,一味用锋尖缭绕,缺少厚度。虽有点怀素、宋元气息,但远不逮甚。”这就很苛刻了。我认为高二适的字很有厚度,古人将字刻在石碑上,其碑板气就是一种厚度,高二适就有这种碑板气,这是和当今许多人的浮燥完全不同的一种气息,这也是学书画最需要修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