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创业贷款:“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下）

                                                  原载《上海文学》2011年第7期

                                       对话者：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金 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杨】：韩寒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新闻的，韩寒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合谋的，或许正是这种多重的身份，使得他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可。中国某教授就曾经夸大其词地说：全中国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大不过韩寒。在《上海文化》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韩寒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徐贲在《美国人看不懂韩寒》也认为：“在韩寒博客中，可以看到一种‘思索’比‘思想’更重要的写作方式，它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总是在绕着弯子，尽量安全地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博文零零碎碎，但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始终交融在一起，整体性则是来自这种交融。那是一种因韩寒这个‘我’才有的整体性，喜欢他的博客文字，就会喜欢他那个人，反之亦然，这样或那样，都成了他的粉丝。”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韩寒或许都有其值得赞誉和信任的地方，在很多人看来，韩寒的魅力来自于他的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抵抗的姿态是指，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对社会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并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一样，说出真话“韩寒的话语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话语游戏。韩寒的许多听众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的全新见解”。另一方面，就抵抗的方式来说，“韩寒又很‘会说’，更加增加了他说话的刺激感”，表达的语体新鲜、别具一格。于是，韩寒的4.5亿的博客点击率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标志。

    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韩寒或许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的真话的人在中国很多，而这些人因为缺少表达的平台，也缺乏相应的传播条件，所以就被遮蔽了。在遮蔽这些发言的同时也无限夸大了韩寒言论的正当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媒体的抵抗的特点是他的指涉是单一的，他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它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可能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语言提供新颖的东西。所以徐贲担心韩寒是否会永远保持其新鲜感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意义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说就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他们知道，真实的抵抗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而这种抵抗的假面，则是共赢而无害的。

   【金】：确实有这样的危险。我对韩寒的博文总体来说是认同的，有一点担心的是，不管他是否以此自居，韩寒现在已经是著名的网络意见领袖，一有大事小情发生，网民、粉丝们都在翘首以待他的发言，那么这个时候他原先自由表达的心态会不会受到影响。韩寒对大学、作协等体制之物不屑一顾，但也有可能被媒体与文化工业俘获。因为异端的声音在今天的市场上正是一种稀缺商品，容易赢得点击率、出版印数，容易得到市场鼓励，容易获得商业利润，尤其是韩寒之前积累的象征资本，使他比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更有表达异端声音的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声音会不会失去独立思考与批判立场，而化为取悦于粉丝的夸张姿态，我在《1988》中确实看到了一些情节不无矫揉造作、故意迎合之感。还有就像你们两位都提到的，韩寒有的时候对其所奉行的一些“常识”、“真理”可能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

   【黄】：“内面”的文学固然有其伟大之所在，但值得警惕的一点，这是“现代文学”生产出的观念，现代文学的标准，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比如庆祥刚才提到我对巴尔扎克的认同，我确实感到像拉斯蒂涅这样的人物带给我的震撼，远远比很多现代派作品强烈。回到韩寒的文体，很多研究者将其归于“油滑”，认为在美学上格调不高。但不必征引巴赫金、艾柯等学者的不同看法，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这一点十分重要。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在囚笼般的历史内部——这是王小波作品中的核心意象——的戏仿、消解与颠覆。其实又何止韩寒，不限于文学，“90年代”以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周星驰电影、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等等，莫不如此。至少从“90年代”以来，一种抵抗性的新文艺思潮正在兴起，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或命名，我在此姑且称其为“戏谑美学”，和我们所熟知的“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涕泪飘零的悲剧传统相对应。允许我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杨】：文学并非是个时效性的东西。抵抗也并非一种对抗，抵抗可能是更为个人性的，韩寒如何抵抗？我觉得他的抵抗是一种带有“假面”的抵抗，一些严肃的东西反而被这种抵抗取消了。点击率很高是否是具有说服性的论据，我认为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也许是四点五亿的点击率反证了它的非文学性。我觉得韩寒很重要，但不是文学上的重要，而是言论表达层面上的。退回来说，韩寒在言论层面的意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媒体对他言论的无限放大恰好屏蔽了很多人的思考，四点五亿的点击率，意味着多少人“被韩寒”了，这或许暗示了这个时代智力的退化。韩寒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是很有意思的，而把韩寒当做现时中国文化的代表来研究是需要警惕的，非常可怕的。如果你认为韩寒的文化游击可以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如何评判康德、黑格尔？他们当时并没有多少读者、更没有点击率，但是他们成为无法绕开的思想存在。

   【黄】：和现代文学相比，我的文学观更多是19世纪的。我期待文学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我不害羞在当下这样的时代再次强调：文学是崇高的事业。（金、杨：我从未期待过文学会改变我的命运，至多是一种呼应。）

   【黄】：那大家如何理解“戏谑美学”的流行？这种美学近乎成为我们这代人的言说方式，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往往被轻蔑为“油滑”。

   【金】：戏谑和油滑是很难区分的，戏谑恰是我们这代人的表达方式。我对戏谑一个担忧是，这种表达在解构很多东西的时候，会否把原本还存有往正面方向转化的资源一并勾销掉了，这种失误我们一犯再犯。

   【黄】：借用我很心仪的一个象征，在艾柯伟大的《玫瑰之名》中，作者极富隐喻色彩地指出，这个世界真正恐惧的，是亚里士多德散佚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

   【杨】：我依然觉得韩寒缺乏深刻的思考，是不成熟的。在一个历史终结之后，文学还能否提供一种新的想象。以一种正面的方式，而不是戏谑的，毕竟戏谑的是不严肃的。我们还能不能严肃思考问题？同为戏谑，我就喜欢《恶童日记》式的戏谑，我奇怪的是，外国作品在戏谑的时候能够触动我个人经验里的一些东西。但是韩寒《1988》式的戏谑，我没有这个感觉。韩寒太过聪明导致情节的设计感和匠心太严重了，他的每一个戏谑不是自然呈现的，不是在故事的逻辑之中的，而是一个个设计好的段子穿在一起，目的性太强，即嘲笑和讽刺体制。每一个戏谑都指向这目标，则太过单调、贫乏、空洞、重复，有很强的封闭性。我认为戏谑应该在一个很广阔的层面上展开，不止要戏谑他者、还要戏谑自己。而韩寒都在戏谑别人，把自己当做天真的孩子，把罪恶归结给政府、警察这样的符号，是高度策略性、新闻性的写作。韩寒的态度太过直接，没有思考的余地。这是有问题的。《1988》不是一个漂移的小说，而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小说。他不会讲故事，每当故事讲不过去的时候就以某种牵强的姿态回忆，其逻辑的转换十分生硬，没有任何的铺垫。

  【黄】：当下中国破碎性的历史无法给出一个同一性的故事，直接地说，无法有一个故事来容纳差异性如此巨大的中国经验。

   【金】：从“中国经验”回到历史的纵深处来，我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文革之后、新时期以来，青年人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或者说，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之所以谈“80后”创作时涉及这个问题，是想开掘出一种历史性的比较与沟通的视野：哪些问题值得往前追究？这些问题在当时如何发生？如何愈演愈烈地延续至今，或者今天的“80后”创作中出现了什么新现象？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在艺术上诚然很粗糙，且充满了不少游离于小说的议论有点让人讨厌，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青年人能够纵横捭阖地取用多种资源，哲学的、宗教的、科学的。无论是反思历史时，还是建构主体自身时，这多种资源都丰富地参与其中。相比较之下，今天的“80后”创作者以及他们所创作的青年人形象，都显得很单薄。当然，这一“单薄”是历史性的“单薄”，由多种原因造成。简单一点讲，在当下的世俗社会，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个人。这种个人的形象必然是单薄、狭隘、没有回旋空间的。由此我想区分出今天的“80后”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三种主体形象。第一种，玄幻的、穿越的、或者郭敬明《爵迹》式的小说，为孤单、原子式的个体提供了假想的温情与美学的抚慰，尽管这一温情与抚慰依然是通过精密而冰冷的市场逻辑生产出来的。第二种，似乎是与现实对接了，刻意呈现出一种“中性”（去意识形态化、去精英化）化的生活状态，这种姿态很容易俘获大批读者，但很明显恰恰受制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郭敬明一些写当下生活的小说，衣食住行背后对市场社会主流价值全面认同。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看到那些描绘在“中性”状态中自鸣得意、游刃有余的主人公，我总是心存疑虑。第三种是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比如韩寒的《1988》，虽然我依然觉得艺术天分在韩寒那里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博文上，而不是小说创作里。我也认同庆祥对《1988》的批评，不过我觉得韩寒的姿态不乏真诚。他确实有自己的思考，不是自外于现实泥潭而故意装扮出一个通体洁净的“自我”。当然以上的分析是以偏概全的，而且以韩寒、郭敬明来代表“80后”本来就是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我也想看到更多今天青年人自我想象的渠道、图景。

   【杨】：金理说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文革以后，整个现代文学史其实就建立在青年想象和青年主体重建上面。两位可能不太关心诗歌，我稍微提一下，1925年汪静之出版《蕙的风》，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在于诗里面描写了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还有郭沫若的《女神》中的一些诗歌，比如《凤凰涅槃》、《天狗》都有强烈的主体建构的目的，而主体，其实也就是“青年主体”。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主体都是有历史参照系的，也就是可以放置在一个历史的坐标轴里面确定其意义。这个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1985年，在1985年之前，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其实都是一种“强历史写作”，无论是赵树理、柳青，还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与历史进行对话，并在历史中构建主体是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向度，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李淮平，他是一个有强烈的历史感的人，既对历史进行忏悔，同时又对历史进行展望，实际上是活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个三维的历史坐标中，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全知全能的青年形象，实际上李向南、孙少平都可以放在这个谱系里来考察。而1985年以后，由于“新潮小说”的兴起，写作中的“去历史”倾向非常严重，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后形成的是强烈的“历史虚无主义”。“80后”的这一批作家，如果从阅读资源上来看，大部分都是读“新潮小说”进行文学启蒙的，我也知道在“80后”作家心目中，余华、苏童、格非、莫言、王安忆等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种宏观式的历史写作已经被抽离掉了。这么说来，青年主体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主体”甚至是“利益主体”实际上与当代文学的这么一个演变有莫大的关系。

   【金】：谈到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我还是想联系到《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主体形象和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这个主体是反思的、时不时自我质疑。比如《公开的情书》里，不时出现“痛苦地照见了自己的消沉”、反省自我“缺少行动”之类的自剖。其次，因为这个主体自认为是不圆满的，所以是敞开、虚位以待的。他们通过彼此的对话、通过与自然宇宙的对话、通过多种思想资源的交相驳难，提升自己的认识和生命境界（这尤其反映在《波动》这种“论辩的叙事”中，而《公开的情书》中已出现独断论味道）。相反，在今天的“80后”小说中，我不是说绝对，但大多数情况下，主人公从出场开始，其智慧、识见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就是停步在那里。尤具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学习型时代。第三，一个自省的、敞开的主体所认识到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理性的、沉稳。比如《公开的情书》里老久说：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生活的时代。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我想引申的意思是：每一代人自有其优势，每一代人也都面临具体的困难，“在进化的链子上”实在没必要夸张独特性，也没必要自怨自艾。这段时间一些反映艰苦革命斗争年代和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主旋律电视剧（比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受追捧，据主创人员说，他们原以为在物质主义时代，这些电视剧的受众只是老干部、老年人，没想到“80后”、“90后”也很认可，他们分析原因是：年轻人很追怀已逝的“带劲年代”，而在眼下的生存压力下无法实现个体价值。所以你看，在现在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的年轻人往往是无奈的、感觉没劲的，总之是“生不逢时”了。我觉得这些想法真的很自恋。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作品，那种充满反思性的自我以及在反思意识中建立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相比较起来，我们今天实在太偏狭了。

  【杨】：如果是前几天我可能还会毫不犹豫地认同这个观点。但刚刚给本科生上课，有学生解读《晚霞消失的时候》，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电影《刘三姐》，结果很有意思，学生们一致认为这些作品很“虚假”。这是让我有些惊讶的，由此我反思了自己，如果说今天“80后写作”呈现的主体是一种虚假的主体，那么，《晚霞消失的时候》、《刘三姐》等作品中呈现的主体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虚假吗？那么，这种虚假的主体是否也是一种主体？我记得我在去年上海的会上谈到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把“主体”理解为一个预设的现代意义上的（理智的、思考的、多层面）的概念，那么，郭敬明等人的主体是否也是一种有效的主体？我承认我可能前后矛盾，但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回到“虚假”这个问题上来，我记得金理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过文学的“实感”这个问题，我也很有感触，我理解的文学的实感就是文学必须和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历史发生摩擦和互动，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生活。如果以此为前提，我们会发现文学的“实感”一直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有实感吗？对于50年代生人来说，它可能是有实感的，我记得程光炜老师说他读这个小说会哭出来，我们再读肯定是不会哭了，但估计也不会嘲笑，但是90后的大学生们就直接感觉它“虚假”了。这种“实感”的有效性是否过于短暂呢？“80后”的写作，最让我不满和担心的地方也在此处，对于80后、90后的读者来说，它也是有实感的，但这种实感可以持续多久？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前者的实感，前者提供的主体，可能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黄】：老实说，读当下小说，我对《蜗居》倒是有“实感”，当然就文字来说确实很糟糕。永恒的文学固然值得期待，但如果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而是跳过纷繁复杂的当下来直奔“永恒”，这样的文学实在可疑。中国作家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木匠。作家诚然有手艺人的一面，但不能满足于此，一个把自己看成是木匠的作家，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处于“改革”三十年如此剧烈的大转型，“速朽”的写作不可避免。个人以为，《蜗居》时代的文学，最伟大的使命是重新激活对于“改革”的“想象”，重新讲述“中国梦”。当然，这个看法恐怕被很多作家视为笑谈，他们更多执迷于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值得重申的是，绝不是说，从“文学性”的角度理解文学是可笑的，就不容遗忘的历史教训而言，可笑的往往是完全无视文学的“文学性”。然而，当下所谈论的“90年代”意义上的“文学性”，有其深刻的历史成因。这个“文学性”一点也不“永恒”；相反，它的“历史”很短，基本上对应着90年代以来社会原子化的运动：阶层与阶层被分割，个体与个体被分割，最后人性共通的体验被抽空，“叙述”丧失了及物的可能性，残余一地作为蝉蜕的能指，这堆历史的残渣则被指认为“美文”。与之相对应，精英阶层的“自我”，在阶层断裂的大趋势下高度膨胀，被抽空了的“纯文学”，满足了被抽空了的对于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可能是真实的（据说没有“真实”，一切都是“叙述”），但这并不重要，只要它是安全的，在当下的语境中，“稳定”即意味着“美”，文学在无法及物的繁殖中耗散掉自身的生命，同时悖论般地，在毁灭的同时成为了“90年代”意义上的“艺术”。

    然而，如同不能轻易地肯定“纯文学”，同样不能简单化地把一切推给“文学性”。近年来对于“文学性”的质疑，很多时候成了另一种陈词滥调。对于形式的追求是没有问题的，“现实主义”也讲形式，“纯文学”的问题不在于形式，而是这种“形式”与“历史”隐秘的共谋关系。故而，“现实主义”的回归值得肯定，但是“现实”的同时一定得是“文学”的，否则只是从一端滑向另一端，文学研究被立场、派别、信仰、主义所淹没，这一切我们并不陌生。无论“纯文学”或是“底层文学”，都有优秀的作品（毫无疑问“纯文学”的好作品更多），但是像《悲惨世界》之于法兰西，《战争与和平》之于俄罗斯，深刻概括了“改革”三十年的伟大作品，始终复之阙如。

    【金】：不过，“浪漫主义的个体”这一青年主体的特征也值得反思。我在前面联系《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来谈两个时代青年主体的“异”，还想再谈下“同”，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充分观照、省察，愈演愈烈地延续到今天。比如，前不久张悦然和她的《鲤》杂志策划专题问卷调查，发动“80后”作家和读者集体回忆自己的父辈，据说结果是全面否定。“弑父”已成为“80后”的一个标签，但是像笛安在《西决》中的这个细节就不被人注意：小叔在课堂上讲解汉语语法，他告诉年少的学生们“现代汉语的规则从哪里来，于是他就开始说刘半农，说赵元任，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知识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萌动，到发育，到成长。有童年时代，有青春发育的时候，也有成熟期。也会生病和衰老。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付出思想最精粹的部分，付出心血，甚至感情。”这是一个“80后”作家借笔下的人物表达对前辈、对传统的尊敬与温情。我的意思是，“弑父”这般符号化的标签易于夺人眼球，“80后”作品中所存在的这一面向往往得到一般媒体和文学批评的助长而夸张到无以复加。以“弑父”的心态来理解自我与前代人的关系，往前当然可以追溯到“五四”，其实到“文革”后，到“70后”的创作中都有体现。比如《公开的情书》中有个细节：老久每天晚上要写信、看书，妈妈让他换一个瓦数低一点的灯泡，因为和邻居合用电表，人家会有意见。而老久“却像只野兽似的发作了，大叫一声：‘庸俗！’妈妈哭了。”这其实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但是这种原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却会被老久“上纲上线”。这显现出“子一代”在理解两代人关系时心理的偏狭、固执，容易强调对立，夸张彼此间沟通、理解的不可能。由此我想扩展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问题：一个“浪漫主义的个体”在反思历史时的特质与限度。老久、真真（《公开的情书》）、李淮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潘晓”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个体”——这类人物不胜枚举，其中典型是“文学青年”——他们追求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总感觉和周围环境和他人格格不入、容易受主观情绪、自身“心造的幻影”的困扰。诡异的是，今天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告别理想时代而变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再有滔滔不绝的论辩，尽管喜欢强调浪漫情调未脱文艺腔却也不再是“文学青年”；但是，那种任性、强烈情绪性的主观偏执却一脉相传且有增无减。我想说的是，这也许本就出于青年人的特性，但对此不加反省的执着，总会限制我们对历史、对时代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