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归来”：胡适研究解冻始末

[导读]有人将一套《胡适文存》辗转送到总书记胡耀邦案头，胡耀邦看后做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现代化的。

胡适研究解冻

1979年的春节过后，耿云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25000字的文章《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篇文章里，耿云志试图对胡适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他对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提倡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鼓吹社会自由等方面的作用作了肯定性评价，认为他“曾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思想”。文章对胡适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倡导疑古思想和进行小说考证等文化学术活动也都作了重新评价。

耿云志总结说：“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胡适，在当时，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他在文化学术活动的一些领域，是有一定成绩的。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肯定他反对封建文化的进步性和某些具体的学术成就。”

写完后，耿云志把文章交给了李新。李新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又把文章转给了黎澍。黎澍当时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决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解放后首次重新审视胡适的文章在1979年5月的《历史研究》刊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一年，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一些重要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胡适的研究文章，如易竹贤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孙昌熙和史若平在《文史哲》上发表的《试论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文振庭在《江汉论坛》上发表的《胡适〈尝试集〉重议》、朱文华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等。提交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关于胡适的就有4篇。

胡适的作品也开始有限地重新出版。

1979年5月，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整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书的背后，印有“内部发行”四个字。到1980年，《胡适来往书信选》出齐了三卷本。

当时所谓内部发行，就是允许在新华书店系统内销售，但是不能上架公开卖。这种书普通读者还是不难买到的，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三卷本的《胡适来往书信选》是1949年之后大陆首次出版的胡适著作的选本，编选了胡适保存在北京寓所内的从1915年到1948年的书信，附录部分还收入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手稿译文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密藏书信选》，就是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挑出一部分，重新予以编辑而成的。

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也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2卷本《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选录相关论文29篇，下卷是《胡适的自传》，即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文存》的命运起伏

胡适研究解冻后，耿云志萌生了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想法。

《胡适文存》初集1921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四卷四册。按胡适自序说：“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胡适文存》共出过四集，二集和三集分别于1924年和1930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四集为《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胡适文存》四集是胡适学术研究中的精华，在民国一版再版，影响很大。陈西滢1927年推选新文学十部杰作，《胡适文存》列在首位。

耿云志的想法得到了黎澍的赞同。1979年，《胡适文存》交由社科院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耿云志负责校订工作。

但第一卷排出校样，校订进行了三分之二时，出版工作突然被叫停。耿云志听到的消息是，上边有人反对出版胡适的作品。

《胡适文存》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后来，耿云志听说，有人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套《胡适文存》辗转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看了之后做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现代化的。但直到1990年代，关于胡适著作的出版才出现了第二次的井喷。而《胡适文存》(4卷本)也是1996，才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那是后话了。

胡适在中国大陆的重获客观评价之路，始终起起伏伏，这一点，耿云志的感受最直接，直到1986年，还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他为胡适说话。

1987年入夏，时任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处长的陶斯亮找到耿云志，告知统战部接到安徽省的报告，申请把安徽绩溪的胡适故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陶斯亮问耿云志：胡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耿云志向陶斯亮大致介绍了胡适，还应陶斯亮之邀，去统战部讲了一堂课，系统介绍胡适。后来，他又按照统战部的要求，帮他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安徽绩溪胡适故居的报告，上报给中央书记处。

耿云志后来听说，当时高层有人说，胡适这个人全面反共，目前对他还无法做全面的评价。胡适故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就不了了之了。

从内部发行到公开出版

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胡适的日记》出版，成为第一部不用印上“内部发行”字样而正式公开出版的胡适作品。

这套书收录了胡适1910至1944年间的部分日记，根据其手稿整理排印，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原貌。日记内的附件和省略之处均有说明，学术价值较高。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一度曾有过把保存在东厂胡同1号的那批珍贵资料全部影印出版的宏愿，但跟近代史所的合作没有谈成。直到今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起这件事，早已经退休的老编辑陈铮还是充满遗憾。

但不管怎样，从1985年以后，胡适作品的出版慢慢放开，逐渐成了热门项目，胡适研究也逐渐成了“显学”。而重新认识胡适的意义，正如耿云志后来在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44卷本)的序言所写：“对于历史上那些非共产党的甚至反共产党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等人物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而应该主要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究竟做出什么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

1985年，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论稿收集了他19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论文共10篇，加上新编的简明《胡适年谱》。

10篇论文，肯定了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之一的历史地位，和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耿云志认为，胡适在政治上虽然不赞成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路线，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改革，应该把他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区别看待。

虽然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部《胡适研究论稿》，仍不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注意。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周策纵称耿云志为“大陆第一个为胡适说公道话的人”。许多不认识的海外学者写信给耿云志，说：很难得，大陆终于实事求是地对待胡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