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镀锌槽钢价格:伟绩丰功昭后人的张国华-李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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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张国华同志，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当时，我和二哥李鉴在陕西省永和县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到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战士分社（宣传队）当宣传员。国华同志当时是师直政治处的教育股长，他看我才十三岁，上过一年初中，李鉴十六岁，初中毕业，从山东省济宁老家千里迢迢投奔八路军，参加革命，对我们十分关爱。战士分社有三个分队，三十几个宣传员，我是最小的一个，会吹口琴，拉胡琴，还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所以受到他和宣传队领导的特别关怀。每次我们排戏、练歌、练舞等，国华同志时常背着两手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排练。当时战士分社的任贤璋同志，是从上海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位多才多艺的好教员。他能导戏，能指挥教歌，也会编排适合军队特点的抗日救国内容的舞蹈，国华同志对他也很尊敬，在看到排戏、练歌有不妥之处时，他都及时微笑着提出意见，从不做强加于人的指示，任贤璋教员对他的意见很高兴听取和接受，并及时改进。
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华同志要宣传队派出一些同志到直属各单位教歌，也派我到工兵营去教，听到分给我这个任务，我很害怕，不敢去。国华同志把我叫到他住的窑洞里，拍拍我的头，亲切地对我说：“工兵营是直属队的重要单位，有三个连，四百多人，大部分都是老红军。我们的部队有个好传统，对宣传队很尊敬。唱革命歌曲可以活跃部队，是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你年岁小，我教歌就是他们的教员，不要害怕，要有信心，一定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大着胆子到了工兵营。当时的营政委是刘兴元，也是山东人，他用家乡话和我谈了一会儿，缓和了我的紧张情绪，随即集合了部队坐在操场上。我看到黑鸦鸦一片几百人，心里还真有点发慌。值班连长一声口令：“起立！”全营“刷”的一声全部站起，而后喊：“立正！”先向刘兴元政委报告，又向我敬个礼，而后全体坐下。战士们看到来了这么个小孩教歌，有的就交头接耳窃笑。刘兴元政委向大家讲话说：“今天宣传队的李圭小同志来给我们教歌，大家要认真学，现在欢迎！”部队立即热情鼓掌，而后肃静下来。我这时紧张的心情已经逐渐放松下来，先说明今天要学的歌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歌，接着把歌词讲清楚，再自己唱一遍，而后逐句教，最后再全歌联唱。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全营就学会了这首歌，而且唱的较准确。我回到宣传队后，国华同志和宣传队长都很高兴地表扬了我。这次能较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任务，为我以后不断下部队教歌，增强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十一月，在这八个月里，除九月份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战斗外，环境相对稳定，一一五师师部一直住在孝义县的碾头村。在此期间，师部召开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及体育比赛等重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战士分社都要举办晚会。此外，大约每个月也要有一两次演出。晚会上，多次欢迎我用童声独唱《松花江上》。国华同志总是在演出前来亲自检查，提出具体要求。演出后又来对我们表扬鼓励，使我这个远离家乡思念父母的孩子，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进到山东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师直属队政治处也跟随东进。这时，国华同志已任政治处主任。在行军路上，他指示我们宣传队每到一地宿营，都要向群众进行宣传，讲演抗日救国、八路军是人民军队等，还要在墙上写标语。离开驻地时，宣传队都要到各单位去，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检查群众纪律，看是否把房屋收拾干净、上门板、捆铺草、打扫院落、水缸打满水等。如有损坏物品，必须赔偿。国华同志对这些抓的很细，要求很严。一再教育我们：“这是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好传统，也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使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当领导的，不同于一切旧军队的革命军队。”
在东进途中，国华同志除了要领导整个师直属队各单位的工作外，对我们宣传队仍一如既往地给以特别关注。记得在穿越敌人封锁线的同浦铁路的急行军时，我由于个子小，跑不动，宣传队长刘文清同志时常拉着我跑，国华同志看到后，就把我抱上他的马，他自己则在旁步行。过了同铺路翻越介休县的绵山前，经过向当地群众调查，了解到绵山顶上终年积雪，山高坡陡，行走困难。一般老百姓要过此山，多在夏季，还要喝些酒，才能结伴而行。当时正值数九寒冬，这么多部队也没有酒喝。因此，国华同志要求直属各单位过绵山时，一定要高度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行动要快，要互相帮扶，不能掉队，更不能在山顶过后一个叫“好地方”的避风处烤火，以免冻伤。我们宣传队按照国华同志的要求，上到绵山顶上最难走的地方时，队长刘文清帮我提着标语筒，让我拉着国华同志的马尾巴（爬山时不能骑马），就这样在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又陡又滑中跑着翻过了绵山。我们路过所谓“好地方”时，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一处有三面断墙而无房顶的避风处。虽经过再三动员告诫，仍有不少人在此处生火取暖。国华同志看后，责令他们立即扑灭，赶快归队。过了绵山两三天后，行军路上看到不少战士双手、双耳都用纱布缠着，这都是过绵山后烤火引起的冻伤。宣传队三十多人，由于遵守国华同志的要求，无一冻伤。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山东境内，在郓城县的樊坝战斗中，全歼伪军保安团六百余人，生俘团长刘玉胜。此战之后，八路军在鲁西地区声威大振，“老八路来了”的喜讯迅速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张国华和师直属政治处，率领一个政卫连，一个干部队和宣传队，共约二百余人，留在郓城一带，以“鲁西工作团”的名义，开创建立根据地的艰苦任务。这一时期，国华同志以主要精力抓扩大部队，打击日伪军，开战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民主人士。他指示宣传队，要配合这些任务在各处写标语，口头演讲，演出抗日话剧。由于国华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鲁西工作团在当地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得到发展，不到半年，就扩建为第七支队，匡斌任司令员，张国华任政治委员。一九四0年春，七支队又扩编为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张国华任政委，这时，全支队已近五千人。
一九四0年六月，黄河支队奉命南下，接替苏鲁豫支队所在地区的工作。该区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在微山湖以西(后称“湖西地区”），面对苏北重镇徐州，紧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是敌人的敏感部位，又是我冀鲁豫地区的门户，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纽带。敌、伪、顽、土匪、会道门等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环境艰苦，约在一年前，这里又发生了亲痛仇快的“湖西肃托事件”，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三百余人惨遭杀害，严重地影响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军民、军政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相当低落。在这种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国华同志临危受命，毅然带领黄河支队进入湖西地区，担负着恢复重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艰苦任务。
同年九月，黄河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并兼湖西军分区。国华同志任教导四旅及湖西军分区政委。他根据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经过认真地调查，结合实际情况，首先积极慎重地解决“肃托事件”中的遗留问题，为遭受迫害的一大批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与工作。他努力维护坚强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通过认真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一面整顿部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面抽调干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伪工作。他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迅速稳定了局面，消除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戒心和疑虑，使湖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九四二年八月，国华同志调离湖西拟去延安学习，后在途中突接八路军总部命令，又返回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工作。从一九四0年六月到他离开湖西地区，在这两年期间，他依据党中央、总部的指示，结合湖西的具体情况，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独当一面的坚持对敌、伪、顽的斗争，妥善处理根据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显示了他是一位军政双全、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者。
从国华同志离开湖西后，约有十年之久未见到他。一九五二年秋，他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来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我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工作，二哥李鉴在中央直属党委工作，我们相约去看望这位十分想念的老首长，一见面，他还是那样亲切和蔼，对我们说：“十年不见，你们都长大了。”还询问了我们的工作、家庭情况。当得知我们都已经结婚，李鉴已有了两个孩子时，他风趣的说：“呵！当年的孩子都有孩子了，我们也快老了！”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由于在西藏高原艰苦环境工作了几年，确实显得略有苍老。他还对我们说：“济宁城解放时，我还到你们家中看望你们的父母，安慰表扬了他们。”这件事，我和李鉴于一九五0年春从北京一同回家时，父母就对我们说过，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济宁第一次解放后，国华同志任济宁市卫戍区司令员，曾经两次到家中看望，还带着一些礼品。他还赞扬父母亲在抗战初期把三个儿子都送出去参加革命，当了八路军，现在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这是你们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这次在北京饭店又听他谈及此事，我们兄弟都很受感动。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在济宁刚解放后，他还记得我们家庭地址，并两次去看望慰问父母亲。从此可以看出，他的工作作风是多么深入细致，对干部是多么关心爱护。
在国华同志离开我们的纪念日，我用一首“鹧鸪天”词，略表对这位老首长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华同志要宣传队派出一些同志到直属各单位教歌，也派我到工兵营去教，听到分给我这个任务，我很害怕，不敢去。国华同志把我叫到他住的窑洞里，拍拍我的头，亲切地对我说：“工兵营是直属队的重要单位，有三个连，四百多人，大部分都是老红军。我们的部队有个好传统，对宣传队很尊敬。唱革命歌曲可以活跃部队，是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你年岁小，我教歌就是他们的教员，不要害怕，要有信心，一定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大着胆子到了工兵营。当时的营政委是刘兴元，也是山东人，他用家乡话和我谈了一会儿，缓和了我的紧张情绪，随即集合了部队坐在操场上。我看到黑鸦鸦一片几百人，心里还真有点发慌。值班连长一声口令：“起立！”全营“刷”的一声全部站起，而后喊：“立正！”先向刘兴元政委报告，又向我敬个礼，而后全体坐下。战士们看到来了这么个小孩教歌，有的就交头接耳窃笑。刘兴元政委向大家讲话说：“今天宣传队的李圭小同志来给我们教歌，大家要认真学，现在欢迎！”部队立即热情鼓掌，而后肃静下来。我这时紧张的心情已经逐渐放松下来，先说明今天要学的歌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歌，接着把歌词讲清楚，再自己唱一遍，而后逐句教，最后再全歌联唱。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全营就学会了这首歌，而且唱的较准确。我回到宣传队后，国华同志和宣传队长都很高兴地表扬了我。这次能较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任务，为我以后不断下部队教歌，增强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十一月，在这八个月里，除九月份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战斗外，环境相对稳定，一一五师师部一直住在孝义县的碾头村。在此期间，师部召开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及体育比赛等重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战士分社都要举办晚会。此外，大约每个月也要有一两次演出。晚会上，多次欢迎我用童声独唱《松花江上》。国华同志总是在演出前来亲自检查，提出具体要求。演出后又来对我们表扬鼓励，使我这个远离家乡思念父母的孩子，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进到山东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师直属队政治处也跟随东进。这时，国华同志已任政治处主任。在行军路上，他指示我们宣传队每到一地宿营，都要向群众进行宣传，讲演抗日救国、八路军是人民军队等，还要在墙上写标语。离开驻地时，宣传队都要到各单位去，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检查群众纪律，看是否把房屋收拾干净、上门板、捆铺草、打扫院落、水缸打满水等。如有损坏物品，必须赔偿。国华同志对这些抓的很细，要求很严。一再教育我们：“这是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好传统，也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使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当领导的，不同于一切旧军队的革命军队。”
在东进途中，国华同志除了要领导整个师直属队各单位的工作外，对我们宣传队仍一如既往地给以特别关注。记得在穿越敌人封锁线的同浦铁路的急行军时，我由于个子小，跑不动，宣传队长刘文清同志时常拉着我跑，国华同志看到后，就把我抱上他的马，他自己则在旁步行。过了同铺路翻越介休县的绵山前，经过向当地群众调查，了解到绵山顶上终年积雪，山高坡陡，行走困难。一般老百姓要过此山，多在夏季，还要喝些酒，才能结伴而行。当时正值数九寒冬，这么多部队也没有酒喝。因此，国华同志要求直属各单位过绵山时，一定要高度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行动要快，要互相帮扶，不能掉队，更不能在山顶过后一个叫“好地方”的避风处烤火，以免冻伤。我们宣传队按照国华同志的要求，上到绵山顶上最难走的地方时，队长刘文清帮我提着标语筒，让我拉着国华同志的马尾巴（爬山时不能骑马），就这样在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又陡又滑中跑着翻过了绵山。我们路过所谓“好地方”时，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一处有三面断墙而无房顶的避风处。虽经过再三动员告诫，仍有不少人在此处生火取暖。国华同志看后，责令他们立即扑灭，赶快归队。过了绵山两三天后，行军路上看到不少战士双手、双耳都用纱布缠着，这都是过绵山后烤火引起的冻伤。宣传队三十多人，由于遵守国华同志的要求，无一冻伤。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山东境内，在郓城县的樊坝战斗中，全歼伪军保安团六百余人，生俘团长刘玉胜。此战之后，八路军在鲁西地区声威大振，“老八路来了”的喜讯迅速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张国华和师直属政治处，率领一个政卫连，一个干部队和宣传队，共约二百余人，留在郓城一带，以“鲁西工作团”的名义，开创建立根据地的艰苦任务。这一时期，国华同志以主要精力抓扩大部队，打击日伪军，开战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民主人士。他指示宣传队，要配合这些任务在各处写标语，口头演讲，演出抗日话剧。由于国华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鲁西工作团在当地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得到发展，不到半年，就扩建为第七支队，匡斌任司令员，张国华任政治委员。一九四0年春，七支队又扩编为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张国华任政委，这时，全支队已近五千人。
一九四0年六月，黄河支队奉命南下，接替苏鲁豫支队所在地区的工作。该区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在微山湖以西(后称“湖西地区”），面对苏北重镇徐州，紧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是敌人的敏感部位，又是我冀鲁豫地区的门户，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纽带。敌、伪、顽、土匪、会道门等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环境艰苦，约在一年前，这里又发生了亲痛仇快的“湖西肃托事件”，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三百余人惨遭杀害，严重地影响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军民、军政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相当低落。在这种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国华同志临危受命，毅然带领黄河支队进入湖西地区，担负着恢复重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艰苦任务。
同年九月，黄河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并兼湖西军分区。国华同志任教导四旅及湖西军分区政委。他根据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经过认真地调查，结合实际情况，首先积极慎重地解决“肃托事件”中的遗留问题，为遭受迫害的一大批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与工作。他努力维护坚强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通过认真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一面整顿部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面抽调干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伪工作。他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迅速稳定了局面，消除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戒心和疑虑，使湖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九四二年八月，国华同志调离湖西拟去延安学习，后在途中突接八路军总部命令，又返回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工作。从一九四0年六月到他离开湖西地区，在这两年期间，他依据党中央、总部的指示，结合湖西的具体情况，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独当一面的坚持对敌、伪、顽的斗争，妥善处理根据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显示了他是一位军政双全、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者。
从国华同志离开湖西后，约有十年之久未见到他。一九五二年秋，他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来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我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工作，二哥李鉴在中央直属党委工作，我们相约去看望这位十分想念的老首长，一见面，他还是那样亲切和蔼，对我们说：“十年不见，你们都长大了。”还询问了我们的工作、家庭情况。当得知我们都已经结婚，李鉴已有了两个孩子时，他风趣的说：“呵！当年的孩子都有孩子了，我们也快老了！”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由于在西藏高原艰苦环境工作了几年，确实显得略有苍老。他还对我们说：“济宁城解放时，我还到你们家中看望你们的父母，安慰表扬了他们。”这件事，我和李鉴于一九五0年春从北京一同回家时，父母就对我们说过，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济宁第一次解放后，国华同志任济宁市卫戍区司令员，曾经两次到家中看望，还带着一些礼品。他还赞扬父母亲在抗战初期把三个儿子都送出去参加革命，当了八路军，现在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这是你们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这次在北京饭店又听他谈及此事，我们兄弟都很受感动。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在济宁刚解放后，他还记得我们家庭地址，并两次去看望慰问父母亲。从此可以看出，他的工作作风是多么深入细致，对干部是多么关心爱护。
在国华同志离开我们的纪念日，我用一首“鹧鸪天”词，略表对这位老首长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鹧鸪天·怀念张国华将军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少小井冈去从军，
投身革命四三春。1
南征北战驱敌寇，
建藏戍边树奇勋。2
巴蜀乱，荡妖氛，3
赤诚为党献丹心。
鞠躬尽瘁猝然逝，
伟绩丰功昭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国华同志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一九七二年逝世。
注：1、张国华同志一九二九年十五岁在本县参加红军上井冈山，至一九七二年春病逝，参加革命四十三年。
2、从一九五0年张国华同志率领十八军进藏，在西藏工作战斗了十七年，为和平解放西藏，一九五九年指挥平叛，一九六二年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均取得重大胜利，受到党中央、军委多次表扬嘉奖。
3、一九六七年五月，张国华同志调任成都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为解决四川当时严重的武斗混乱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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