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家长制”复活导致“第一把手”的“绝对权力”

　　“第一把手”的权力为什么会“绝对化”，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复活。
　　（一）“家长制”就是意味着权力的绝对化
　　何谓“家长制”？
　　“家长制”亦称“家长制作风”，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权力结构的“权力过分集中”，就是权力“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
　　“家长制”很有一段历史了，它源于家庭、家族等血缘群体。在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家庭中，权力集中于氏族首领一人手中，当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便成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甚至国家的一种管理形式，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者手中，到了封建社会成为国家管理的常规形式，封建帝王把国家视为私有的“家天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过来的，“家长制”的的主要特点如下：（1）权力高度集中，整个组织的活动完全由皇帝个人意志支配。（2）组织管理的随意性。主要依靠最高领导者个人的直觉、经验、爱好和个性，没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3）任人唯亲。选择官员以血缘关系或人身依附性的初级社会关系为准，视与最高领导者的私人关系和感情亲疏而定。（4）终身制。
　　这些特点决定了“家长制”的权力必然是“绝对化”，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高峰期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气势汹汹？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第一把手封建“家长制”的复活，因而导致了腐败的绝对化。
　　（二）“硬制度”敌不过“软权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好办了。从理论上来说，的确如此。但是，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往往是“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硬制度”敌不过“软权力”，“什么样好的规章制度，什么样厉害的党纪国法，一到了具有“绝对的权力”的“第一把手”手里，都变成了虚设，都变成了花瓶一个，都变成了空文一条。譬如，有关禁止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从60年代至今已经下发130多份文件，1988年以来的文件就有30多份，制度不谓不多，所订的条款不谓不详细，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就基本上失去效能了，因此谁都不敢说公吃公喝风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对此，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远华走私集团头子赖昌星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所谓领导干部的“爱好”，无非是指的是贪官的贪欲（金钱欲、色欲、出国欲等），权力者的“爱好”一上来，一膨胀，一绝对化，什么制度、条例都不管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腐败之所以泛滥成灾，在腐败泛滥成灾中“第一把手”腐败的比例之所以那么高（资料表明“1998年在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第一把手’占总数的42﹒1%”），有那么多的权高位重的“第一把手”之所以陷入腐败的泥坑中去，九十年代的中国腐败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高峰期”，就是“硬制度”斗不过“软权力”之结果。为什么“软权力”会那么厉害？对“硬制度”有那么强的“杀伤力”？就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将权力“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了，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权力一旦被“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权力者的胆子就会特别地大，什么制度，什么党章国法，统统都会抛在一边，就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元地去贪。这也就是英国阿克顿教授“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的真缔所在。
　　所以，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腐败高峰的祸根之一，就是这个“权力过分集中”的“家长制”，就是权力者“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的结果。
　　（三）为什么在上世纪九十年“家长制”会重新复活起来？
　　关键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九十年“家长制”会重新复活起来？
　　第一，我们的社会在反封建上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一方面，在我国作为封建的“家长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社会的历史本身就有着一部对“当官的”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封建传统。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专制、特权与极权贯穿在整个历史进程，权力的绝对化、特权化、私有化和家长化是封建皇朝的基本特征，有权的、当官的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是无法无天了，当然是“官官相护”，当然是“刑不上大夫”了，想对他们进行监督比登天还难。而这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实在是根深蒂固啊！所以，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因而权力的“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的这个“传统”深得很广得很；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3]，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着重于“反资”、“反修”，而不是“反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家长制”这个旧传统，在我国“一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燃。譬如，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出于政治需要，没有任何程序就将民选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
　　第二，“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
　　在共产党内这一“左”的思想很是根深蒂固。为什么这样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左”的传统，奉行的是“斯大林主义”，当时就时兴高度的集权统治，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它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4]。
　　（2）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左”的路线曾占过统治地位，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5]
　　（3）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有关，“文化大革命”既是“家长制”的登峰造极，又将“家长制”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不可小视。
　　（4）当我们的社会匆匆忙忙进入社会转型后，整个社会忙于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对“家长制”的批判和清算，即使批判起来也是心有余悸，惟恐批过了头，惟恐犯又犯“右”的错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做到像恩格斯所说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那样，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的教训，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汲取的教训并不多。
　　（5）在反对倾向性斗争中又走入了另一种倾向，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6]。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城市中不恰当地推广“承包制”而形成的“权力老板化”倾向，又将具有“绝对权力”的“家长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特权意识又再一次地膨胀了起来，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人民的勤务员，什么人民的公仆，统统都抛到九霄云外；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公仆意识就相应地淡化，什么发扬民主，什么讲求平等，都是扯谈，平时趾高气扬，官僚主义严重，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忘掉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江泽民语），因而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发号施令，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贪污受贿。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自己就变成“龙头老大”，大搞家长制，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独断专行，个人凌驾于党，一人说了算，什么都是自己“一锤定音”，不准有“杂音”，不准有不同的声音，大搞个人集权，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拉帮派，结山头。
　　总之，关于“家长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7]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8]，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具有“绝对权力”的“第一把手”腐败的社会大背景。所以，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进程中一定要将反对使“权力绝对化”的“家长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