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头发卖给理发店要吗:新闻话题 2011-7-29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五亿大奖”遮蔽的彩票真相阅读原文

“五亿大奖”遮蔽的彩票真相据媒体报道，7月26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了超级大奖，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一位投注者获得5.14亿奖金，刷新了福彩“三亿大奖”的中奖纪录。但在互联网上，这个奖引起的怀疑...全文↓

“五亿大奖”遮蔽的彩票真相
据媒体报道，7月26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了超级大奖，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一位投注者获得5.14亿奖金，刷新了福彩“三亿大奖”的中奖纪录。但在互联网上，这个奖引起的怀疑远多于羡慕。
因为，大奖之外的另一种“真相”值得关注：彩票透明度如何？谁在为其买单？它宣称的公益目的是否达到？
“五亿大奖”面临信任危机
2011-07-29 第 1744 期
今日话题
关于彩票，你所看的多是“假消息”
戴面具的中奖者是彩票一景
报纸上的“彩票新闻”大多是广告
报纸是人们了解关于彩票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那些“彩票中奖者和妻子离婚”，“彩票中大奖后买车却不会开”，“照抄别人彩票和别人一起中大奖”等成为一时谈资的新闻，只不过是彩票销售者付钱在报纸上登的特殊广告而已。
福彩和体彩都是地方都市类报纸的广告客户，他们给报纸付钱，但不刊登硬性的广告，而是在每一期彩票开奖之后，向记者提供这些“新闻线索”，如果涉及到本地中奖者，则由记者自己稍加发挥，变成一个煞有介事的“新闻”故事。很多报纸都会设立一个专门的“彩票记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彩票中心联络，发布和彩票有关的新闻，在互联网上用媒体名加他们的人名搜索，一般都能搜出一大堆彩票信息。
中奖故事来自“记者”的发挥
一般来说，彩票中心负责宣传的人会用口述的方式对记者传达“中奖者”的中奖经历，然后记者则根据他叙述的这个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挥”，彩票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必须绝对保护中奖者的隐私，但同时要对媒体有个交代”。
09年6月11日，同属成都报业集团旗下的成都商报和成都晚报都刊登了对一位化名“王博”的中奖者的采访，据媒体描述，这是一个年轻憨直的挖掘机驾驶员，两家媒体采访报道了他补领奖金的经过，都突出其长期坚持买彩票，以及中奖后扬言买宝马的豪言壮语，采访和描写颇为生动细致。然而，在成都商报署名为记者肖刚的报道中写道：“王博表示准备先拿50万元给自己的父母，然后找个女朋友，把终身大事了了。‘原来都是别人挑我，现在是我挑别人了。’王博说得很直接”。而成都晚报署名为记者钟茜的报道则写道，“回到邛崃泉水镇，王博回家换了身衣服，拉上怀孕五个月的老婆出门散步。”
究竟谁中奖只有彩票中心知道
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人中奖，究竟是谁中奖，不仅公众不知道，那些“采访过”中奖者的媒体一样也不知道。每一次大奖开出以后，人们都会选择从彩票销售点那里试图了解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例如这一次“五亿大奖”，又吸引了很多人去听销售点人员描述那个“中等身材，生面孔，不引人注意（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人中大奖）”的中奖者，实际上，销售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中奖，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奖那张彩票真的是从自己这里卖出去的。
这又涉及到中国彩票的一个特色：彩票点不对售出号码留底。简单来说，如果彩票中心舞弊的话，完全可以派出一个“托”去某彩票中心购买一大堆彩票，然后宣布中奖彩票就在这堆彩票当中，反正彩票销售点的人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售出的彩票当中究竟有没有中奖的那一张。
越穷越买，越买越穷
中国彩票是穷人的游戏
穷人是购彩主力军
在对彩票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有一个所谓彩票发展指数(LDI)，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彩票销售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这个比值的数字越大，表明这个地区的人越喜欢购买彩票。从2008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彩票发展指数来看，西藏以0.940%为最高，湖南、上海以0.237%为最低，最喜欢购买彩票的地区是西藏，云南，甘肃，宁夏，最不喜欢购买彩票的地区是上海，湖南，山东，江苏。简单来说，越欠发达的地方，人们对彩票的兴趣越浓。如果考虑到，在发达地区有大量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打工者，他们对发达地区的彩票销售也有较大的贡献，那么，发达地区的彩票发展指数还会进一步下降。
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2007年-2008年进行的一项9015个样本的大规模中国彩民调研也表明，内地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构成彩票的购买主力，且彩民群体中存在4.4%的问题彩民，其购彩数额不低于月收入的20%，他们的年购彩金额将达近万元，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生活质量。
“技术”——购买彩票的信心之源
以中国销量最大的福利彩票“双色球”计算，任意一组号码中大奖的几率约为1700万分之一，只要能够正确理解这个数字，大概任何人都会立即打消发横财的幻想。
但彩票的销售者们却为彩民提供了一种技术幻想，在中国很多彩票投注站的墙上，都可以找到“技术型”的彩票预测方法，甚至在报纸上也常常出现“彩票预测”的内容。没有人统计过，中国的彩票销售在多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深陷其中的“技术型彩民”支撑的，他们幻想彩票中奖数字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计算的规律；他们研究电视上彩票中心的摇奖机，计算每一个小球的大小；他们甚至根据《易经》，“推背图”，“河图洛书”来预测彩票号码……而“彩票专家”们则不断从电视上，报纸上告诉他们，这些方法是可靠和有效的，甚至是一门正经学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售彩者对“技术型彩民”的引导已经构成诈骗。
于是，彩票变成了“穷帮穷”
不管福利彩票还是体育彩票，其宗旨都是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尤其是中国销售量最大的福利彩票，其设立宗旨就是“扶老、助残、济困、救孤”。
彩票并非投资，即使作为投机，则是非常差的投机目标，因此政府设立的彩票一般被称为是一种“微笑纳税”。然而，中国彩票业的现状是贫困地区居民比发达地区居民消费了更多的彩票；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消费了更多的彩票。本来目标是扶助穷人的“彩票税收”，却主要是对穷人在征税。
中产阶层为什么不买彩票
欠发达地区对彩票更有信心
中产阶层本应是购彩主力
人们可能会觉得，发达地区的彩票发展指数较低，只是因为其GDP总量较大，但从国外情况来看，GDP总量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彩票发展指数降低。从1997年彩票发展指数来看，欧洲为0.550%、澳洲为0.570%、北美为0.496%、南美为0.486%、亚洲为0.214%、非洲为0.100%，富裕的地区彩票发展指数反而较高。经济学家Garrett的研究也发现：人均GDP低于1200美元的一组地区，彩票发展指数为0.13%；1201美元～3500美元的一组为0.21%；人均GDP3501美元～16000美元的一组地区最爱买彩票，彩票发展指数为1.05%；而超过16000美元的一组为0.44%，又有所降低。
显然，彩票并不是穷人的游戏，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众对彩票的参与度高达70%-8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90%，他们买彩的人很多，但每个人在彩票上花的钱很少；但中国彩票的百姓参与度在20%左右，彩民人虽然少，每个人花的钱却多，刚好与国外相反。
买不买彩票跟信息量有关
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彩票点大量设在加油站内，因为人们往往在加油的同时用零钱买几注彩票。中国很少有彩票点设在加油站里面，因为中国的有车一族主要集中在个人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阶层，这个收入阶层的人购买彩票的比例非常低——同理，高档住宅区，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一般也很难找到彩票销售店。
中国的中产和白领阶层为什么不买彩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资讯渠道较多，他们对彩票有更多的怀疑，即使不买彩票的网友，也知道2004年福彩2004009期开奖大小画面出现不一致；2005年“审计风暴”曾曝光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2005年9月4日，福彩双色球103期开奖被网友发现不是直播而是录象……
而彩票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中奖者身份，国外绝大多数以政府信用为支撑，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公益彩票中，都选择以公开中奖人身份的方式来打消公众怀疑，美国的《记录公开法》则明确规定彩票中奖者必须公布姓名和所居住的城市等个人资料，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到政府部门查询中奖人的相关资料。
结语：彩票中心告诉我们，“彩票是国家开设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容置疑”的，往往最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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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头条】社论：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阅读原文

我们依照传统的风俗，在他们逝去的头七，沉痛表达我们的悼念。纷乱的思绪被敛结成一首首离别的诗词，无尽的哀痛汇聚成一曲曲悠远的长啸。此时此刻，我们谨以心香泪酒凭吊39条未能安然的生命…… 穿梭回那个电闪...全文↓

我们依照传统的风俗，在他们逝去的头七，沉痛表达我们的悼念。
纷乱的思绪被敛结成一首首离别的诗词，无尽的哀痛汇聚成一曲曲悠远的长啸。此时此刻，我们谨以心香泪酒凭吊39条未能安然的生命……
穿梭回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两列动车正在中国东部的农田和村庄间无畏疾驰。只需片刻，它们就将抵达城市的怀抱。但凶猛的碰撞抢得了先机，灾难骤然降临。顷刻间，群星陨殁，云烟飘落，惊恐蛮横地裹挟了1630颗无助的心灵，随即又将他们抛弃在苍凉的荒漠。这个原本再稀松平常不过的夜晚，也因为39条生命的无端离逝，而显得格外的悲愤与不安。
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明亮的眸子。那些鲜活而艳丽的生命，早已能预料死亡的必至，但却难以预估终结之日会来得如此之早之快。如今，我们只能在屏幕上或相册里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因为那一晚，灾难吞没了他们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身影。
“请原谅我，还来不及长大”，或许这样的诗歌还要等许多年之后，才能从小伊伊的口中真切地念出。红光溅起，轰鸣随至，但这个不足三岁的女孩除了知道疼痛之外，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口中的“生命奇迹”。然而，若干年以后的7月23日，她必然会以“我长大了，我懂事了”这样的言辞，来祭奠离世时双手呈拱状的爸爸，来回应“一一的成长回忆录”中，妈妈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人小脾气大，小宝贝，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事啊。”
登上这趟永不抵达的列车，“苹果脸”朱平根本不能预料自己在最后阶段，终究也没能留给母亲以最后的讯息。而朱平的校友陆海天，同样在那晚与世隔绝。这个阳光少年，正怀揣着梦想准备翻开人生新的一页，却不想跌进了灾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能爬出。
尘土埋没了两段耀眼的青春，尘土也吞噬了杨峰的五位家人。这个咆哮着“不会被金钱和势力打倒”的男人，曾经在凌晨两点，顶着急风骤雨拨开人群，疯狂击打着玻璃，寻找着爱妻陈碧。但最终，一无所获的他得到的却是生命不能承受的五人罹难的消息。面目全非的妻子已经升至天国，连同一起的还有他们7个月的爱情结晶———未能出世，却已离世的杨洋。
丈夫声嘶力竭，妻子惊慌失措，母亲痛哭流涕，父亲面目愕然，孩子顿失屏障，数十无辜的家庭被卷入悲痛的漩涡，千百涌动的灵魂陷入茫然的雾霭。沉寂夹杂着悲伤，愤怒搅拌着心寒。生命起于尘土，又归于尘土，却以如此方式，令人唏嘘不已。
或许，你我并不知晓，同样在那个苍穹哭泣的夜晚，前任铁道部部长、中国“高铁大跃进”的主导者刘志军身处何种境况；同样，你我也不会知晓，未来对于这个年过半百，仅有中学学历却雄踞部长之位长达八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你我肯定都知晓，这位霸气十足的前任部长，留下的是盲目而蛮横的扩张。
昨日，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感言：“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要重塑人们对高铁、动车的信心，铁道部首要的改变就在于要变得“谦逊”，否则傲慢让人心远离铁道部。以至于它的自我辩护———正是由于现场救援人员的极力抢救，伊伊这样的“生命奇迹”才得以发生———引来的是网友这样的回复：“铁道部，请放下你的身段，否则已经没有资格进行自我澄清了。”网友的留言未必全然正确，但铁道部如果不摒弃自己的骄蛮，它将永远被列于民众信任的名单之外。
况且，虽然地质灾难中的“72小时黄金时间”未必适用于此次救援，但如此短的时间内结束搜救行动，多少还是令人疑惑重重。面对披麻戴孝、愤怒难当的杨峰，以及几十名其他家属，铁道部真的敢说在推土机前推的时候，所有的躯体都是冰冷的吗？而对于伊伊的“生命奇迹”，显然人们更愿意将此看成是对铁道部救援行动和发言人回应的最大的讽刺，而绝不是对他们的褒奖。换言之，此次事件之所以引来众怒，与铁道部连续作出一系列不当的举措、回应也都息息相关。
救援行动本已惹来巨大争议，铁道部寥寥数语的回应，也只能增加公众对铁道部冷漠、蛮横的印象。在真相的追寻上，先掩埋随后又挖出D 301车头的怪诞举止，也让舆论的指责变得更加有力。有网友及时指出，发生于20年前的洛克比空难用了三年的时间在2188平方公里内，将1.8万块飞机碎片收集起来，几乎可以将事故飞机复原。而此次发生动车追尾事故，竟然在一开始就将还原真相的重要证据切割、掩埋。这一反常之举引发了公众强烈的猜疑与不信任并不令人意外。
虽然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表示，经初步调查显示，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应该显示红灯的时候显示绿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但对于这样一个解释，鉴于信任已经降至冰点，人们对于铁路系统本身的调查已经难有真正的信任。而即使是如安路生所说的原因，也会使我们很自然地发问：为何这种有缺陷的设备会被采购？在具体的招标中是否存在寻租行为？是否还有其他的零部件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存在，那么下一步该如何处理。甚至，是否应该如一些学者建议的，先行停开一部分高铁、动车，来一个全面、深入的大检查，这些都值得铁道部好好深思。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要求的，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而此前，高度关乎民众安危的铁路系统一直在自说自话，从大型项目的上马启动，到具体的规划、布局，以及技术的使用和管理、调度等各个方面，作为风险承担者的民众始终被排除在外。这并非说普通民众需要直接干涉铁路的日常运作，但在一些攸关民众安全的规划、布局、招标、采购事宜上，失声的民众不可以继续沉默了，否则，民众的安全将在利益的博弈中被排挤到遥远的他方。
除了抢救人员、公布真相方面的问责，公众的不满还集中在铁道部霸道的赔偿方案上。一方面，真相尚未明了，事故责任认定还未清晰；另一方面，铁道部给出的方案在选取法律法规上，也有故意舍弃不利于自己的法律之嫌。例如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赔付额度要远大于铁道部本身援引的国务院令。在具体的赔偿款构成中，真正由铁道部出资的仅为17.2万元，这还不包括遇难者的丧葬费和家属的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此外，铁道部借助“5+1”工作组的形式，设置全然不对等的谈判格局，亦有胁迫遇难者家属之嫌。
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当地政府下辖的律师协会已经要求各律师“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此次事故的相关家属求助。尽管温州市司法局有关人士于昨日紧急澄清，这是措辞上的失误，本意上并无行政干涉司法的意图。但这样的辩解是否令人信服，想必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铁道部作为一家政企不分的行政单位，不但拥有强大的行政资源，也坐拥巨大的经济资源。据媒体披露，铁道部下辖33家上市企业市值高达4000亿元，并且每年得到近7000亿元的投资额；另有媒体报道，在这33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中，有37人都曾在政府任职。而此番爆出的温州市司法协会的通知和澄清的消息，本身就给家属通过司法途径赢得正义蒙上了一层阴影。
让死者安息，还生者以未来。这是我们今天悼念追思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问责的根本所求。对于救援，公众期待铁道部给出更有力、更翔实的解释，这是对生命尊严的起码维护；对于真相，公众将等待国务院出具的权威调查结论，在质疑获得满意的解答之后，我们希望责任能够厘清；对于赔偿，司法应该站在中立的场合，不偏不倚地为正义护航保驾，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力量试图并且能够干扰司法。否则，这将堵死通往正义的道途。所有的这一切，都重重地叩问着铁道部森严的大门，也关乎着遇难者生命的尊严与事故真相的价值能否得到彻底地维护。
我们拒绝用死亡叠加的“高速”，我们相信真相本身的力量。我们同为人类，拥有共同的爱心、悲伤、羞耻，也有责任通过信任和尊重，构筑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真相的价值，生命的尊严，相信最终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获得。到那一天，如同你们从未离开，为你们深深祈祷！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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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社论：听总理言，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阅读原文

原题：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温总理的表态，回应了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内容：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而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显然，离不开透明、公正、独立的调查。昨日，温家宝总理抵达温州，看望慰问“...全文↓

原题：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温总理的表态，回应了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内容：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而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显然，离不开透明、公正、独立的调查。
昨日，温家宝总理抵达温州，看望慰问“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伤员和伤亡人员家属，并向遇难人员献花表示哀悼。在随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温总理表示，“这次事故发生以后，社会和群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对于事故的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并且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温总理的表态，回应了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内容：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而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显然，离不开透明、公正、独立的调查，希望有关事故调查机构和人员不负总理嘱托，不负民众期望。
不过，现在有些部门的表现，还是让人心存疑虑。对此前备受质疑的“提前结束救援”的说法，铁道部一位负责人昨日否认，称“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按理说，如果铁路部门认为媒体的报道没有依据，就应拿出确凿的人证、物证，让公众相信，铁路部门确实做到了中央领导要求的——“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否则，以一个匿名的“负责人”出面，做出“有立场无论据”的辩解，只会加深民众的疑虑和不信任。
民众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比如，事发之后车头到底是谁让埋掉的，是否如铁道部有关人士所说，出于“方便抢险”的需要，而后来为什么又挖出来运走；在铁道部24日的发布会上，已有记者提出遇难者遗物处置问题，新闻发言人也表示“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可是一直到事故现场解禁，还有附近的村民挖出乘客的鞋子，对此铁路部门又该做何解释。
如果说，铁路部门作为事故责任方，要自证清白并不容易；那么相对独立的事故调查组，在追查事故原因的同时，也应就民众关心的这些问题展开调查。事故调查组包括安监、监察、检察等多部门，完全可以做到各司其职、有所侧重，在不影响事故原因调查的情况下，及时回应公众的质疑。
温总理说，“这起事故能否处理得好，其关键就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的确如此，事故的最终结论不能仓促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调查的同时，不能逐步地公布相关的信息。相反，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本身也是一种必要的、负责任的表现。
相信，在国务院调查组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下，这次动车事故的真相迟早会大白天下。但值得提醒的是，反思不应止于个案。这次事故以及善后过程所体现的种种异常，都在提醒人们，事故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一些设备故障、几个工作人员失职所致。这几年的铁道发展大提速是否留下隐患，原有的体制、机制是否还能适应发展，是否要尽快启动改革，都应提上议事日程。
民众对真相的追问，除了正义与良知的呼唤，也是在理性地吁求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因此，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更是要求有关方面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理顺铁路监管与运营机制，给民众提供更加安全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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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视角】刘迪：日本媒体怎解读动车事故阅读原文

“在铁路高速化领域，日本既是中国之师，也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对这次重大事故，我们不能排除日本个别媒体的冷嘲热讽，但是，不论这个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在惨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应认真听取来自日本的意见...全文↓

“在铁路高速化领域，日本既是中国之师，也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对这次重大事故，我们不能排除日本个别媒体的冷嘲热讽，但是，不论这个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在惨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应认真听取来自日本的意见、批评。”
刘迪 旅日学者
原题：中国现代化必须重构软件环境
这几年，日本媒体对中国铁路发展一直追踪报道。其中，它们对中国高铁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尤其“重视”，对中国宣布对高铁拥有自主技术非常“愤怒”。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日本媒体报道中很多内容观点，值得回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媒体没有批评具体车辆技术问题，而是指责中国现在拥有的高铁缺乏统一车辆、线路、信号的综合系统。
7月25日，《朝日新闻》（早报）、《读卖新闻》（早报）发表社论，批评中国轻视安全问题。当天《朝日新闻》社论标题“要虚心调查原因”，社论借用他人之口说，中国高铁“核心技术不是自己长期研究，而是购自各国，因此容易出现故障”、“突击建设，轻视线路、信号系统安全”。日本媒体的这种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即日本主要媒体一直主张，高铁主要技术来自日本，因此它们在批评中不轻易触及具体技术。
除上述问题外，7月25日《读卖新闻》指出高铁建设可能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它们认为偷工减料也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同日《朝日新闻》社论建议中国应请求日本、欧洲帮助中方对事故进行彻底调查，树立安全第一的基本思想。《读卖新闻》则在7月25日社论《轻视安全造成的重大事故》中呼吁，中国应以这次追尾事件为契机，彻底调查、监测各线路车辆、运营系统的安全。
耐人寻味的是，7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的一篇社论，其标题为“必须官民一体保卫国产技术不受中国侵犯”。在这篇社论中，虽然提及温州动车追尾，但重心在呼吁提防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分别发表有关中国动车追尾事故社论后的第二天，即7月2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篇题为《难以理解的中国高速铁路事故应对》的社论，批评追尾事故后中方的应对。
在追尾事故报道中，日本媒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角度：
首先，它们认为事故处理当局“高速”处理这场惨烈的事故难以理解。不论世界哪个国家，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调查人员肯定与救援人员同样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事故调查人员拥有各种重要权力，例如《日本交通安全委员会设置法》规定，该委员会有权保护运输工具残骸、有权禁止他人随意移动运输工具残骸。同时，调查人员要保护好现场、做大量、细致的测量、检查，尽可能收集详细数据，为此后交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日本学者、媒体非常奇怪，为何中方调查人员不对驾驶室进行精密调查。
其次，日本媒体无法理解铁路当局为何要肢解、掩埋破损车体。关于这一点，《朝日新闻》记者奥寺淳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奇怪的一幕。“7月24日清晨，事故处理当局把因追尾破损的驾驶室部分埋入在现场挖掘的大坑。24日上午4点30进入现场的记者看到了这一幕。24日早上6点左右，天刚亮。7辆铲车在菜地挖出深4至5米、宽20米的大坑，7点半以后，铲车把破损的列车捣碎，包括各种计量系统的驾驶室也被破坏。这些车体残骸，如同垃圾一样被推入大坑。”此后，日本媒体又报道，事故处理当局重新挖开掩埋大坑，找出列车残骸。这一埋一挖，日本媒体无法了解这种处理方式有何背景。
第三，它们更无法理解，为何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动车组即重新恢复运行。为何事故发生1天半之后匆匆重新开始运营？假如不彻底查明事故原因，那么同样或类似的事故完全有可能重演。
在铁路高速化领域，日本既是中国之师，也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对这次重大事故，我们不能排除日本个别媒体的冷嘲热讽，但是，不论这个竞争对手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在惨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应认真听取来自日本的意见、批评。
新干线通车之后47年，没有发生一次重大人身事故。而中国高铁或动车组，其技术类型基本与日本相同，却接二连三发生事故并出现追尾事故，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否走得太快？这几年，中国铁路提速、高铁建设，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几年走完别人几十年的道路，我们是否需要如此高速？我们是否太重视硬件而对于驱动硬件的软件部分（管理、人员培训、环境）过于大意？在这方面，以列车信号系统开发来说，日本的程序是，假如是一人负责研发的系统，另外数名开发人员将反复对前者的成果进行测试，从各种角度探索其漏洞、危险。
对于新技术，是否需要给予一个漫长的磨合时间？比较了解中国铁路系统的日本专家认为，中国各铁路管理部门管辖地区错综复杂，各地铁路时刻表调整很难。他们认为，事故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各地铁路局信息没有共享。
这几年，中国GDP发展迅速，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已经不逊色于发达国家，但在管理运营这些基础设施的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最后，我们的一切基础设施的运营，是否可以提高公开性、透明度？
以动车追尾事故为契机，中国必须反思、重构现代化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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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花落去：违宪软件怎会中了警方的标阅读原文

花落去IT评论人由于北京市一些派出所要求辖区咖啡馆安装安全技术保护系统，南锣鼓巷的一些咖啡馆已经停止提供免费无线上网(WIFI)服务。这一保护系统最便宜的售价为两万多元，开发该软件的上海公司，是某些...全文↓

花落去 IT评论人
由于北京市一些派出所要求辖区咖啡馆安装安全技术保护系统，南锣鼓巷的一些咖啡馆已经停止提供免费无线上网(WIFI)服务。这一保护系统最便宜的售价为两万多元，开发该软件的上海公司，是某些地区警方招标的唯一中标商(据昨日《新京报》报道)。
仔细看完相关报道，其情节异常眼熟：政府招标———不知名公司中标———强制安装———引发反弹。这与2009年的绿坝事件如出一辙。当时，工信部发文要求，所有新出厂计算机预装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工信部出资买断其一年服务，供用户免费使用。消息曝光后，这一行为的必要性、软件的安全性、软件的抄袭争议均成为争议焦点，最后，这一措施被推迟。一年之后，媒体追踪发现，生产该软件的两家公司已经开始大量裁员，失去了政府的订单和强制预装，这两家公司没有在市场上获得认可。
历史总是会上演两次，第一次如果是闹剧，第二次就是变本加厉的闹剧。这次咖啡馆被要求预装无线上网管理软件的性质，其实比绿坝事件还恶劣。有关部门要求咖啡馆安装的，是上海雨人公司生产的软件。在该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网络e魔镜”的软件中，有如下功能描述：(软件)可以实现对腾讯QQ、雅虎通、MSNMessenger等即时通信账号的追踪监管控制。如果被监控的即时通信账号登录到网络，系统则会报警。还可以根据通信账号查询相关即时通信内容甚至账号密码。此外，软件功能截图显示，该软件还可窥看显示被监控者电子邮件的内容。
我国宪法第四十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上海雨人公司却生产出了一款可以随意窥看使用者交流记录和邮件内容的软件，并居然在公安机关的招标中成为唯一中选者，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公安机关有权检查通信，但那也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显然，在熙来攘往的咖啡馆中安装这种强力窥探软件，不在合法范围之内。
实际上，即使如有关部门所说，要保护信息系统安全，那也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咖啡馆额外花费巨资去另外购买软件。第一，网络诈骗、贩毒赌博等行为，在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发生的概率很小。阿里巴巴集团刚刚协助杭州警方破获了几个网络诈骗团伙，据马云介绍，这些团伙都是租民居、集中居住，集中行动。如果北京市有关部门不认可这个结论，那么可以公布数据，证明有多少诈骗案和其他安全案件发生在咖啡馆。
第二，网络安全更多的重点在于提高用户的个人防护能力，而不是对一些公共上网场所收紧管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都免费提供了个人安全、防病毒软件，为用户提供了很完善的服务。在互联网人口并不多的咖啡馆安装安全软件，花费甚巨，收效甚小。第三，笔者发现，在此类政府招标的软件中，极少有知名大公司中标，都是一些不知名、规模不大的公司中标。前年的绿坝，今年的雨人，莫不如此。在互联网安全领域，无论中外，均有规模巨大的上市公司生产成熟产品，但为什么有关部门安排的招标，每次都会让一些无名公司中标？
绿坝事件在前，这种政府部门出手强制要求企业或个人出钱购买某种产品的现象居然再次发生，真是让人欲说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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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观察】段聪聪：东亚官场为何常刮自杀风阅读原文

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官场文化”，特别是近几年频繁出现官员自杀现象，且多为来自基层的中年男性官员。每次听到这样的极端事件，总会有人猜想这些官员犯了什么事，因为在日本和韩国，“体面文化”、“耻感文化”让...全文↓

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官场文化”，特别是近几年频繁出现官员自杀现象，且多为来自基层的中年男性官员。每次听到这样的极端事件，总会有人猜想这些官员犯了什么事，因为在日本和韩国，“体面文化”、“耻感文化”让卷入丑闻的官员轻生不是什么新鲜事，涉嫌腐败的中国官员也被日本媒体议论为“在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下一死百了”。但调查又表明，多数东亚官员选择轻生是因为重压之下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有的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相比东亚，欧美官员显得没那么脆弱。如何让官员摆正心态、独善其身，如何防范官员自杀，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中国学者希望，中国官场应该“更科学一些”。而在社会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官员也要努力适应新的变化，积极进行调整。
抑郁逼死不少官员
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官员因抑郁自杀的消息多了起来。7月10日晚， 48岁的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自杀，生前他患有抑郁症，有失眠病史。4月20日，50岁的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在办公室自缢，这位正科级官员“曾有明显抑郁症状”。
与此同时，另一类官员自杀则常常让人们与官员腐败联系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曾在报道中国官员自杀现象时说， 一些腐败官员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火，或因企图中断查案线索、保护“既得利益者”而选择自杀。日本《周刊新潮》今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一种现象逐渐多起来：因贪腐嫌疑而被羁押调查的官僚“突然死亡”、选择用自杀方式回应警方调查。文章说，中国古话说“一死百了”，对这些身败名裂的官僚而言，就是“用—死来解决问题”，以此逃避一切。日本Kinbrick网站前不久还列出自2007年至今因涉嫌腐败问题而自杀的中国官员名单，并评论说，现在来自社会和民众的愤怒声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民主化时代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让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自杀了事。
一旦有官员自杀，公众首先猜测与腐败有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日前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又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官员腐败行为比较多，出了官员自杀的事情，大家很容易这样联想。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也表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的不信任，说明公信力在下降。
谈到官场文化，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韩国是一个自杀率较高的国家。韩国统计厅2010年9月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韩国自杀身亡的人数占全年总死亡人数的15.1%，其中“公务员和事务性工作从业人员”为自杀人数的18.5%，排在所有行业之首，是“农渔业从业人员”自杀人数的2倍。韩国公务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牵扯到贪腐问题，接受警方调查，精神压力过大。今年6月20同，韩国江原道襄阳郡49岁的公务员金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接受了某建设公司的接待费用，但没有进行其他勾结，希望警方能够彻底调查清楚。有分析说，官员自杀的情况反映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体面文化”。另一种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健康出现问题。2009年10月至11月间，京畿道先后有2名官员自杀，生前都很清白，家人反映他们“因工作压力过大，精神状态一直不好”。
“在日本做官僚不容易”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工作压力大也成为日本官僚“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日本一家社会研究所201O年调查显示，20%接受调查的政府或企业行政人员承认自己 “曾考虑过自杀”。日本《新观察者》2010 年曾说，因社会压力大，日本官员过劳死、患有抑郁症、举止失常甚至自杀的情况非常多。其中，40至50岁的男性基层行政官员更是因压力大而“非正常死亡” 的多发人群。2002年，在日韩世界杯即将开幕之前，静冈县藤枝市负责世界杯训练营工作的一位教委课长因不堪重负，写下“不能完成期望的工作”的遗书后自杀。静冈县当地报纸惋惜地说，官员被当成“万能钥匙”，过分使用让他们“心理崩溃”。日本雅虎网站形容一些日本官员是 “不睡觉的丁蜂”：每天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在漫长的地铁“通勤”后到达办公室，然届是一天“充满了琐碎、重复和厌于尊严和名誉的执着感”进一步推动了官员的自杀行为。此外，日本政治界拥有根深蒂固的“集团文化”，有的官员会因未能完成集体使命或“替人受过”而轻生。日本《周刊新潮》2008年曾对此评论说，日本政坛的一些自杀案显示的是“冷酷的政治现实”，集团利益和压力足以让一个官僚之死不明不白。
欧美官员多引咎辞职
相比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官员自杀多发现象，欧美国家有关官员自杀的报道很少。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1987年1月22日，被指控贪污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财政主管罗伯特举行记者发布会，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宣布辞职，但他冷静地掏出一把枪，在声称自己无辜后自杀。罗伯特自杀前面临高达55年的监禁和30万美元的罚款。俄罗斯官员自杀的案例相对也很少。近两年比较轰动的是7月5日，俄总检察院年仅45岁的局长维切斯拉夫-西佐夫在办公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他曾给夫人打电话说：“娃柳莎，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好！一切都完了，再见！”有报道说，西佐夫不愿参与对莫斯科州一起地下赌场案件的检察工作，因此引来上级不满。
在英国，常听到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误引咎辞职的消息，但官员因压力大或丑闻自杀很少见。伦敦大学社会学者普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公务员的生存压力没有亚洲同行那么大，只要把手头工作做好，每个月就会有可观的工资，退休后还会有一大笔退休金，因此多数官员不会“心生他念”。
欧美官员对待抑郁的方式不同于东亚国家的官员。在美国人看来，抑郁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疾病，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和丘吉尔这样的历史名人都被传有抑郁症。因此，患有抑郁不意味着一定要去“亲吻死亡”。前美国参议员劳顿·切利斯1991年公开自己患有抑郁症后，仍当选佛罗里达州长。来自肯尼迪家族的帕特里克也在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并有药物依赖后，继续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大卫·克拉克认为，相比普通民众，被选举出的政府官员自杀倾向要小。克拉克说，各种政治或私生活中的错误一旦公开，美国政客肯定会有羞耻感，为此引咎辞职，但仅凭政治压力不会让他们选择自杀， “我们有太多的政客经历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但他们没有选择轻生”。
“中国官场文化”还不科学
如何减轻官员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是东亚国家媒体和学者关注的话题。日本《时事评论》2009年曾议论说，官员是“国家政治体系的柱石”，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善待他们，为他们减压，否则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会受到破坏。为此，日本精神健康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说，官员精神压力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得到足够休息，建议官员“多睡觉”。该报告还带动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行政人员启动“每日午睡1小时”的活动。日本社会研究所一个分析组2010 年建议，应为基层官员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心理按摩”，疏导他们的“压抑心情”。
对中国官员自杀率升高的现象，有日本学者曾说，中国官员因为高压成为 “弱势群体”，一些人自杀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在韩国，官员有时也成了受保护的“弱势群体”。2010年8月，韩匡最高法院受理一起家属为自杀公务员申请政府补偿的诉讼，最终判决是，因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自杀的公务员可以认定为“公务伤害”，并获得政府补偿。
在记者采访中，辛向阳强调，目前一些官员不适应压力、选择自杀的现象应该属于偶发性事件。还有学者表示，官员心理健康出问题主要原因是压力大，而压力来自不科学的工作方法。蔡霞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不会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白加黑”的加班现象成了常态。蔡霞不认可这种以大量消耗人力、时间来开展工作的方式。她说： “我们要把干部和官员当人看，而不是当成政治符号，尊重和保障他们的休息权。”
美国政府官员在从政前通常干过其他职业，如在商界、教育界、法律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官员多是从校园出来后直接进入政府部门，缺乏社会实践和基层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干部选拔过程中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给官员带来很大的晋升压力。对此，蔡霞提到，我们在用人制度上也有不科学的问题。她认为，尽管中国的干部制度改革有一些成绩，但一些地方在官员的提拔、升迁或调动方面还存在“台面下的潜规则操作”。由于缺乏制度化和客观的评价机制，一些官员在工作中不安全感比较高，对自身的前途难以把握。因此，当遇到偶发事件使其压力大增时，这种不安全感就会转化成极端行为。（本报驻韩、日、英、美、俄记者莽九晨卢昊纪双城姜珊李亚龙本报记者段聪聪）来源环球时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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