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八一预约挂号时间:辛亥四川蜀军革命史略(一)

辛亥四川蜀军革命史略

王嘉丽   林永蔚

2011年迎来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

还原辛亥革命的真相，探寻辛亥革命的意义，耗时费力地去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是文史工作者的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任务。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既要纪念成功的一面，也要纪念失败的一面；既要纪念革命党上台的一面，也要纪念清王朝倒台的一面；既要纪念议政厅里革命党人光耀千秋的一面，也要纪念士农兵商喋血城下的一面。这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重要的是必须将此作为开拓未来的契机。

1911年11月，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清政府统治势力在四川境内的全面崩溃，也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巴渝大地上的胜利成功。蜀军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蜀军革命对全国革命成功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的促使了第二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帝的退位及 “五族共和” 的刍型建构。

                      一、  保路风潮急

1911年是农历的辛亥年，即“大清宣统三年”。 这年的4月27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史称“黄花岗之役” 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人没有气馁，他们借四川保路风潮继续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终于将“保路风潮”引导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保路风潮”涉及川、鄂、湘、粤四省，四川的保路斗争特为激烈，广受史家赞誉。

当年，粤汉线、川汉线这两条铁路的前期建设资金投入是承建商发行建设债劵，向当地绅商民众手中募集。后来，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却奏请清政府：“收粤汉线、川汉线等铁路干线为国有。”朝廷不查民意，竟然准奏并下旨委派大臣端方督办。

5月9日，盛宣怀又以粤汉线、川汉线作抵押，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协议。此举不仅将民众的资本悉数揽为国有，而且“筑路权”也被他拱手献给了外囯列强。

御史赵熙、欧家廉据此事上本弹劾盛宣怀欺民卖国，川、鄂、湘粤四省咨议局及在京官员也纷纷抗争。在民众权益受到极大损害的情况下民怨沸腾，6月，川人在成都成立 “保路同志会”，提出了“路在人在，路亡人亡”的斗争口号。为了声援成都保路同志会，随后重庆也成立了保路同志协会，公推梅树南、朱之洪、刘祖荫、李时俊为代表，敦请川东道朱有基电四川代总督王人文将民意上奏朝廷，请旨申张正义。王人文代奏后，端方、盛宣怀联合回电称，欲将川汉铁路公司修路已用款项和帐面存款，一律算作公债股票，采取按年息，分期归本，并将川省财政作借债抵押，由邮传部借外债筹还。四川绅商与民众知情后坚决反对盛宣怀的主张，强烈要求：“若川汉路收归国有，川汉铁路公司现有帐面存款要保住，建路已用款项要立即全数归还。”

王人文迫于情势，只好又将民意代奏朝廷，不料因此而遭朝廷下旨严斥。此时甘大璋等污吏又火上浇油，私自以全体四川籍京官的名义具呈邮传部，请以川路存款附入国有。朝廷认为四川人容易收拾，决定首先收川路权，然后再收湘、鄂，严令四川总督王人文解散“川省保路同志会”。

在京的四川籍京官数十人接着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并没有与甘大璋等人谋划川路收归国有一事，于是川人对甘大璋异常愤恨，士绅们写发了《告川中父老书》，痛指甘大璋罪行。

邮传部盛宣怀无视民意，反招“川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密议，令其仍接管宜昌、秭归修路工程。为迎合上意，李稷勋紧锣密鼓，积极实施移交“川路工程款” 的具体事项，这件事不仅使川人利益受损，同时大家也感受到遭罹了千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辛亥年润6月，赵尔丰接王人文续任四川总督，川人向其申诉称：“李稷勋私与邮传部商议未经总公司议决，属擅自妄为，要求尔丰代奏罢免之。”赵尔丰最初也将民间舆情上奏，然邮传部置若罔闻，复奏请中枢指派李稷勋管理宜昌、秭归铁路，这消息使四川民众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炽烈。

农历七月初一，成都召开股东大会，大家一致认为邮传部欺辱川人太甚，人们众口一词地说：“铁路民修系先皇圣裁而为，股东会也是依据法律而制定的。而今盛宣怀夺路劫款，反而列以恶名，诬陷股东。这是政府不认川民，不认川督，不认先皇谕旨，致川民于投诉无门的死地！”接着，成都全城商人罢市，学校罢课，请愿者上万人跪伏于总督署门外，并声言从此不纳税赋，不出杂捐，以为抗议。

赵尔丰见状，着令各道、县官员四乡劝解，然而股东士民尽皆不依不挠。川汉铁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人呈书，再一次请求赵尔丰代奏朝庭，请准铁路暂归民办；四川绅商又公推刘声元、阮峘、李孔阳、黎广芬为代表上京向清政府交呈万民表，力争路权归民。

赵尔丰迫于舆论，只好和将军、提督、司道联合上书奏请，然而朝廷复电仍不允奏。同时，端方还上书弹劾赵尔丰败坏路事，力保瑞澂、袁世凯接替赵尔丰的职务。朝廷依奏颁旨，即令端方赴川督办，端方却怕引起众怒，暗中和盛宣怀密商对策，迟迟不敢入川。盛出谋划策，授意端方带湘、鄂新军入川，相机行事，或武力解决或进行安抚，朝廷也下旨命端方率兵前往四川勘乱。

这时四川驻军将军曹玉崑，又单独电奏朝廷说：“铁路国有，非庆王奕劻的主意，都是载泽为监国载澧所信任，才得付与施行。” 奕劻得此奏后，即将奏文公示各大臣，自称年老不堪风波，借口有病不出。川绅代表刘声元等人进京上书邮传部、都察院请代奏，并到庆王府中痛哭陈情但仍没见结果。他们后来竟拦住摄政王入朝轿舆，以头跄地，哀哀致词，引得载澧大怒，着命递解刘声元等人回川严讯。

端方不体恤民情反而电奏说：“此次川绅集会倡仪，只是喜欢闹事的少年娃娃，并非公正的绅商董事，蜀中大多数绅民，其实都是同意朝庭旨意的。这事只有中枢明降谕旨，责成尔丰严厉弹圧，才能遏制内乱发生，绥靖地方安定。”

这天，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在成都召开，参会的有数百余人，荣县人朱国琛将自已写的《自保商榷书》拿到会场散发。赵尔丰看到这传单后，猜测是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人所为，遂下令诬以叛逆罪逮捕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主事邓孝可、胡嵘，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等9人。川人听说官方出手，许多人举着光绪景皇帝灵牌，燃香环跪在总督辕门前齐声痛哭，为蒲、罗等人申辩求情。营务处田征葵出动军队，并开枪击毙绅民数十人，但仍未驱散民众。巡防军这时也左冲右突追逐路民，踩死踩伤的人难以计数，官兵肆虐，竟将偌大一座锦官城笼罩在白色恐佈之中。第二日，城外数千居民纷纷头裹白巾，冒雨奔城下乞情请愿，田征葵又命开枪击杀，死者又数十人，此时成都城内外已是横尸里巷，血腥漫天。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川西南十余州县闻成都血案后，民心浮动，各地民团纷纷赴省武装营救，清政府防军有恃无恐，负隅顽抗，又杀伤很多民众，革命党人见势迅及联合保路同志军，呼吁全省士民，将保路运动一步步推向了高潮。

眼见四川动乱难平，中枢诏令起用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事宜。春煊曾任川督，似稍有民心，其文告尤其措辞委婉，川人闻春煊复来，心存侥幸，朝夕盼望，希望呼吁得到合理解决，平息事端。春煊与庆王旧有仇怨，起用又非庆王所荐，所以庆王对春煊进川的事处处刁难。原四川官吏也畏惧春煊执法严厉，许多人附合尔丰四处中伤说岑独断专权，进川后恐无善政。岑春煊听到这些话后，十分忧愤，终至讬病不进川境。川民闻春煊不来，西南各州县同志军又一哄而起，闹得更凶。

原朝廷命令端方入川，后来听说川內很乱，岑春煊都不愿去，所以他走过宜昌后，仍久久逗留在夔州一带不想再往西行。

8月19日，武昌兵变，城陷后总督瑞澂逃逸。21日，重庆告急，诏令春煊为四川总督，可这时春煊已引退到上海，更以疾病为由辞不领衔。端方至夔府，朱之洪、刘祖荫代表川民面呈上书，一要求昭雪川民抑冤，二要求罢入川军队，三要求释蒲、罗等9人。端方以川人作乱，率兵乃朝庭命令为借口不予答应一二两项，只同意奏请释放蒲、罗等人。

保路风潮积蓄了民怨，这为蜀军革命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府中”筹谋深

重庆保路协会初起时，城乡间的许多高台戏楼大都成为保路同志会演说的地方，位于洪崖洞上炮台街的府中学堂是同盟会机关部，党人张培爵为中学堂学监，杨庶堪为监督（校长），张、杨二人及朱之洪、谢持、杨霖等都是资深同盟会员。

1911年3月，同盟会党人秘致书重庆接济广州之役，庶堪、培爵等带头响应。广州起义失败后，国中党人准备乘机再动，四川保路起事后，朱之洪被举为川汉路重庆股东代表入成都，机关部即派之洪与在省党人密议进行革命活动。

朱之洪到成都后，立即和曹笃、方朝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泳岂、曾照鲁、刘永年、龙鸣剑等人及凤凰山新军党人商议说，成都自1907年，革命党人杨维、黄方、王树槐、张治祥、黎庆余、江永成等“四川六君子”被捕以来，四川省督打击严厉，革命力量十分薄弱，审时度势，只有在外地发动，成功的可能性才大一些。

党人对朱的意见取得了共识，他们分派四出，将力量由川南逐渐东下。威远、荣县、富顺、自流井这一带由刘经文负责，曹笃回自流井，方朝珍回井研，肖参、张颐去青神、井研、荣县、贡井以南，密商议定，待机而动。

朱之洪从成都回来后，重庆机关部又派周国琛去成都，视察川西局势，但国琛人地两生，未得要领而还。重庆诸党人认为民气还不够激扬，还不能马上举事。不久肖参、张颐来渝会见庶堪、培爵等，汇报说青神、井研、荣县、自贡等地民气振奋，并有党人从中策动，大家听后十分激动，加速了策谋革命的进度。

杨庶堪、培爵等人准备发信给各地党人，但又怕邮递泄露机密，于是派遣心腹，通知各州县党人到重庆开会，商议各项起义预备工作。

会议决定：

杨庶堪担任主盟，统领全局；

张培爵、谢持分管交通，任联络，征器械，具体指挥调动各路人马；

朱之洪负责联官绅，交客军，通往来；

熊兆飞、夏江秋，则专门负责硏制造炸弹。

他们对重庆各官吏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川东道朱有基，庸懦无能，经常蹲在衙门不出门莅事；巴县知事段荣嘉软弱胆小，巡警总署署长杨体朴老实怕事；惟有重庆知府钮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并统领巡防军，操政、军、警三项大权。大家一致认为，诡谲善变的钮传善，才是革命的剽悍敌手。

党人中的商业中学监督舒兴渭，常与传善亲近，也很会说话，有人建议叫舒兴渭选择适当时机去争取钮传善，但大家认为传善心地阴险，难以揣测，恐难争取，为怕泄密，结果打消了这个提议。

鈕传善对府中学堂这个革命党机关部，很生疑惑，暗中令探子跟踪。杨庶堪发现后决定主动出击，造访府衙，面见传善。现将两人对话直录于后：

传善语曰：“人言教职中某某，皆革命党人，信乎？”

庶堪答曰：“某某皆书生，必欲相中伤者，鲰生尚庶几近之也！”言毕，拱手笑谢去。

杨老先生对钮府直言“我才像革命党！”，他的过人胆识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端方率鄂军过重庆，李湛阳也由广州返渝探亲。湛阳在广东任巡警道，是督练亲近的统领，端方委任湛阳为孩子军头目并负责招募新兵，许多党人乘机投身其中，这成了一支表面合法的地下革命武装。

这天，川绅施际云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商、学到总商会议事，之洪、江潘等人乘机提议举办团练。际云却主张组织起来，但不操练，之洪等人力争说：“今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传善也想防制民众，他问朱之洪：“无火器枪弹怎么办？”同盟会员简达西管理川东团练枪械，他即出示登记册，册中存有大量步枪、铁炮、刀矛，众人由是议决操办团练。接着商会也办商团，士绅也办民团，尽都选用革命党人充实名额，城中新兵，暗中也被党人利用，武装力量逐日壮大。

张培爵命令张颐等人去万县、奉节，动员下川东党人听令同时起义；肖参返荣、威、贡与当地党人合谋后也投身革命；陈育堂赴大竹，促张懋隆来渝策划起事，由此川东南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开展起了各个方面的起义筹备工作。

鄂军前队至资州、荣昌、威远之间时，即有军中党人王志高、蔡品三密与曹笃联系，但笃不敢立即相信。张颐抵万县后，恰逢端方所统鄂军后队入驻。鄂军后队田智亮也是鄂军中党人，见到颐后互相很是信任投缘，田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也告诉了张颐。过几天田智亮写信叫颐秘密转递，嘱鄂军前队立即乘势反正，张颐接过田的书信后，日夜兼程返回重庆将此情况报告了机关部。

庶堪等人闻知端方军火船将过涪州，迅及派谢持前去长寿，伺机而劫，结果没有成功。鄂新军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川东党人将田智亮的信也送到了，黄兴令川内党人起义的书信也驰抵成都，但盟人方声涛在新军中势力较弱，仍然不敢轻举妄动，斗争仍在潜伏之中。

                    三、朝天观夺印

夏之时“龙泉驿易帜” 事件拉开了成都武装起义的大幕。

同盟党人夏之时，四川合江人，毕业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他回四川后思想激进，因而被上峰疑忌，长期不得重用，仅担任了驻成都的陆军十七镇小小一名排长。

保路同志会初成立时，夏之时与党人陈宽等组办《西顾报》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同时他又暗地参加同志会密谋，后来得知“同志会”宗旨仅在保路，不能和他们共商革命大事，因而对“同志会” 不甚支持。听说督府逮捕了蒲、罗等9人，他认为时机已到，但是还没有等他作好计划安排，就被上峰撤去了军队上的职务。不久，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夏之时看到了新军中愤郁思动的情绪，心中又萌发了起义的念头。

9月初，夏奉令率步兵一队调戌龙泉驿，他筹划编演白话剧启发士兵民族意识，鼓动串连驻驿新军步兵一队，骑兵、辎重兵各一队策划兵变。1911年11月5日夜，夏约集武装兵230余人在龙泉驿土地庙杀死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誓师易帜，宣布起义。

这时，恰逢教练官林绍泉受赵尔丰命令赴资州迎接端方，当夜宿龙泉驿。林绍泉听说兵士哄闹起义忙出过问，大腿被乱枪击伤，义军还想杀他祭旗，经夏之时为他全力担保后才不至处死，交由兵丁挟持随军前行。

起义后，众人推选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连夜率兵东进。义军到简阳后与新军某协支队官孙合浦兵相遇，之时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大义，众人都表示愿意归附，于是增新兵百八十余人和步枪山炮锱重若干。由于端方鄂兵驻资州，义军不敢与之交火，只好渡河由北路东下。

次日，义军驰百八十里进驻施家坝，军士疲惫，又惧追兵，官长都逃逸了3人。当地民众纷纷询问行军意向，之时除召集民众宣讲外，还亲刻“中华革命军蜀军总”印，出告示安民。第二天，义军在离乐至二十里的地方，闻听新军管带龙兴奉令率大队追兵赶到。林绍泉乘机故意夸大清军势力，恐吓革命士兵，军中由此出现波动，但之时仍力排众议，鼓励士兵继续前进。又前行十五里后，遇到邮差，缴获得乐至驻军请端方派兵增援的情报。夏令假扮奉命增援乐至的部队，哄入城内后，即召集驻乐军队，宣布本军是为革命借路东行，决不扰民，三百余士兵听后尽相归附。次日至分水岭，众奔波疲累，军心又开始浮动，夏乃和众将士结盟，誓共休戚，于是众人才收起放心，听命前进。后来探报说追兵前进缓慢，于是全军休整一日。次日，在前往安岳途中，有王生备茶水迎接，并告诉义军说，他老师王休为革命已奔走多年，今正在策谋安岳反正。之时听后大喜，忙叫王生转达王休请求合作。兵抵城下时仍见关门紧闭，正准备攻城，王生出来说王休正在劝县令投降。一会儿，县官即弃印逃走，王休出城迎接夏军进城，并筹军饷数千串钱以为犒劳。

这天夜里，龙光追兵至分水岭，写长信责备之时，逼迫夏军解散。 之时回信书，用革命大义责备龙光，光不听劝说依然下令攻打义军，但龙军中散乱不想卖力，许多士兵反而投奔义军去了，龙光无奈只好退回。光追兵退后，夏军休整三日，乃拔队至潼南，二日后，合州代表来告诉之时，表示合州自愿响应，并请速进军重庆。夏此时军心大振，于是取水道直抵北碚江北黄葛树。

朱之洪与黄崇麟先后至黄葛树，黄崇麟代表总商会许诺赠送之时二十万元，米百石，但求夏不入城，之时笑而未允。朱却与夏密谋进军步骤，之洪返经龙隐镇、浮图关，说退水警巡防军。11月21日夏之时大军浩浩荡荡抵达磁器口，22日辰时兵临浮图关。义军在佛图关制高点上架起大炮，指向城中，声言清朝官吏如不投降，便要开炮攻城，吓的城中大官小吏一个个噤若寒蝉。清廷重庆知府钮传善闻讯后仓皇传令：“关闭九门，全城戒严。”

武昌首义后天下震撼，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先后响应，先后通电独立。府中教员周晞颜善于篆刻，他已秘密刻制了蜀军都督及总司令官印。李鸿钧、张煦等各位同盟会员，纷纷云集重庆，各校学生中党人也为革命积极出力，会党、防军都已密约侯命。

11月21日，士绅集总商会密议，准备推选防军统领李湛阳为都督，并委向楚、温仁寿、杨朝杰去劝说李湛阳。会见中，李湛阳流着泪答复说：“我年纪大了，不能担任这一重任，只能帮助维持秩序，愿党内朋友理解，努力完成革命大业。”培爵、庶堪等只好自已积极准备，动员石青阳、卢汉臣等人组成了敢死队。11月22日，中营城游击队领先，商勇三队、川东巡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都袖带白号章响应举事。

张培爵亲自率领义师赴朝天观召开反正夺印大会，会场聚集二三百人，民众呼声响彻两江。川东道朱有基早就闻声逃跑，巴县知县段荣嘉、重庆府钮传善却被挟持到会。鄂军党人田智亮，党人李鸿钧、夏江秋、欧阳尔彬、陈崇功等人全副武装，手拿着炸弹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传善、荣嘉左右，周国琛手持长枪对着二人，吓的两个官员战战兢兢，低头不语。 

重庆府尹钮传善平日很会说话，今天害怕民众，呼吸迫促，结结巴巴地话都说不出来，只不停地点头答应签订同盟誓约。站立一旁的石青阳想起平日受官吏欺负的往事，不由怒火中烧，走上前去一刀削去了段荣嘉发辫，吓的平日狐假虎威的钮传善只得乖乖缴印投降。

会后，义军押着以段、钮为首的伪官吏们游街示众，钮传善一路上紧紧挽住杨庶堪，深怕民众殴打夺命，昔日威风荡然无存。

蜀军政府设在原巡警总署，众人推选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全城居民遍悬白汉旗，蜀军政府即日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朝天观大会” 的成功，标志清庭重庆及川东政权的土崩瓦解，轰然坍塌。

杨庶堪朝天观率众夺印竖旗之日，便是夏之时大军入城之时。

这天，同盟会员朱蕴章率领锐进学子，斥退守城兵丁，强行武力毁锁，打开了通远城门。接着，夏之时大军高举“中华民国”、“复汉灭满”、 “保教安民”和“中华革命军 蜀军总指挥 夏”等旗帜，整队开拔，直下浮图关，取道两路口，翻越观音岩，进入通远门。这时，夏军鼓乐开道，沿街而下，百姓负箪荷浆，扶老将雏，拥簇道旁，争仰夏帅风釆，齐赞民军阵容，在广大市民的欢呼声中，革命大军威风凛凛地开进了市区大校场。

至此，兵不血刃，重庆主城两江半岛便被起义军全面控制。

蜀军政府依次设立各署官员。

培爵、之时正位履职视事，分任正副都督。

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唐仲寅副之；

谢持为总务处长、董鸿诗、朱蕴章副之；

向楚为秘书院长，董鸿词副之；

李时俊任审计院长，熊兆飞任监察院长，方朝珍任军政部长，梅树南任行政部长，龚秉枢副之；

财政部长李湛阳，刘祖荫副之；

军需部长江经沅，司法部长邓契，张知竟副之；

外交部长江潘，交通部长杨霖，陈崇功副之。

另开礼贤馆，以陈道循主之。改官银行为大汉银行，朱之洪主之。

杨庶堪与朱之洪皆居顾问，有大事询问而后行。

军政府发文传令各州县，改置司令官，内组军谋、军政、军需、军书等处；外分行政、财政、司法、学务等科。

军政府照会各国驻渝领事，一承诺负责保护他们，二令其遵军令，不得妄为。

军政府布告江、巴两县，豁免旧有全部税金；11月25日，进口杂捐也一概尽行裁免。

军政府军员编制：

近卫军以盘铭为标统。

警卫军以周国琛为标统，改敢死队为义勇军，以石青阳为标统。

余下又分四标：标统黄金容、舒伯渊、周维新、邹杰及炮兵第一营管带肖步周等，隶属总司令指挥。

刘兆青为亲兵营营长，罗俊青为九门监察。

向寿荫任蜀军第一纵队长，王培菁任南路司令。

接着，军政府下令攻打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