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春遮阳棚租赁:陈平原: 老北大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1:26:24
老北大的故事之一：“太学传统”
作者：陈平原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比如，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等等。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所以，为了讲述老北大的故事，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果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档案材料等，我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令我惊讶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副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系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一***八~一九三七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所以我把“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一九一八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发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的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积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的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一九四八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一八六二年，一九零二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含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文献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而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说明，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无干。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订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像当年的大少爷门，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零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零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佚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湎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一九一七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民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字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如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
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去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浏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到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九零三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北洋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予，也可以不参予；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用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
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而且擅长“闹学潮”，人们往往因此而推断，北大人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此说大谬不然。除了重大历史关头，可能有过“万众一心”的绝佳表现，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为主要特征。
一九二五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有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四十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九四四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
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变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的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领尽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才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则，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则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者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
“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金瓶梅》（参见《北京大学素描》、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晋人未必都如《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那样永远地“风神潇洒”。
说的是轶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闲适，笔调从容，还有点倚老卖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类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时，往往转而追求笔墨情趣：将“神情”与“韵味”，置于“事实”之上。这种倾向，与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结合明清小品与西洋随笔（Essay）的努力，不无联系。实际上，从三、四十年代的徐[讠于]、柳存仁、朱海涛、谢兴尧，到八十年代的张中行、邓云乡，周作人的影响依稀可辨－－尽管在“漫说红楼”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与史家之注重“关键时刻”不同，随笔作家更喜欢“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不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红楼”，同样值得后人追怀。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批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将众多素描、随笔、回忆录，与当年北大刊行的各种指南、影集、纪念册参照阅读，方才可能“回到现场”。借助于各种历史资料，我似乎逐渐回到了那个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众多日后传说纷纭的人物与事件。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两三件小事的考订，使得“幻梦”永远无法成真。
对北大历史有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连梦青《邻女语》中的“许景澄之死”。许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谈判，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事变时，正以吏部右侍郎暂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因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吁请保护使馆并严惩祸首毓贤等，许与袁昶同时被西太后处死。此事史书多有记载。《邻女语》之特异处，在临刑前许氏拿出大学堂四十万银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银子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脸不认帐。其时大学堂刚刚创办，每年经费才二十万，不难想象这张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许大臣高瞻远瞩，日后京师大学堂能否顺利恢复，将是个大问题。每念及此，我辈焉能无动于衷？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也曾用小说形式描写管学大臣之慷慨就义。可惜对这张关系大学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剑腥录》中只字未提。照林纾的说法，许公临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学堂存折，而是外交文书。小说如此摹拟许公声口：
伏法诚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异处，恐后此洋人不承前诺。今请笔墨书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备后人检核者，然后就刑，亦罪臣所以报国也。于国家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管学大臣之伏阙上书，殉了千百年来士大夫拯世济难的理想，博得广泛的同情与敬意。借助其时众多附会与传说，小说家得以驰骋想象。
大学堂确有道胜银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变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没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许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发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所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为华俄银行破土结算事致外务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复得，并无任何传奇色彩。许景澄临刑前对大学堂事务有所交代，此说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北大综合档案里保存有许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移交房屋等上内务府文二种，此前两天许公上奏，此后三天许公就刑。可见，连、
比起“小说家言”来，回忆录该可靠些吧？可照样会有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者。最有趣的说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见录取，转而被聘为教授。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是实，至于“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却纯属虚构。此轶事流传甚广，且被引入专业著述，虽经梁氏一再辩解，仍无法“以正视听”。在为纪念北大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实的传闻”：
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
仔细分析，“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没念过大学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讲课，这点并非误传。可就是这篇纠谬之作同样必须正误。梁漱溟一九一七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并考取官费留学（因眼疾推迟一年赴美），所谓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师生的故事，当系误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几乎所有追忆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都会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接纳辜鸿铭。此“最佳例证”，其实是蔡氏本人提供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条批驳林氏对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击，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举例加以说明：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才，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毫无疑问，这例子实在太精彩了，可转相传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实，辜氏进入北大在蔡氏之前。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述及一九一五年九月的开学典礼上，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并即席发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氏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就体现在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
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一个极少被史家提及的“细节”，引起我的兴趣：就在蔡氏致林纾信发表的第二年，辜鸿铭终于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
或许，这正是“轶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凭空杜撰，也并非确凿无疑。对于史家来说，此类轶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札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场，不想强分“真伪”与“虚实”，更不敢蔑视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宁肯“多闻阙疑”，用理解与同情的眼光，面对五彩纷纭的“老北大的故事”。
描述现代中国的思潮迭兴与学派崛起，无法绕开其时传媒之提供阵地与推波助澜。即便是独立不羁的文人学者，也无不以某种方式与报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要说口耳相传的旗亭题诗、酒席唱和，无法满足现代人“广而告之”的欲望，即便追求传世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已经显得相当遥远。所谓“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解鼗《小说话》)，报刊文章成了真正的“时代宠儿”。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发表，而后方才结集出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几乎所有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因此，不妨将某些曾“独领风骚”的报刊，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性文献来阅读——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新青年》。
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或者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的著作，固然是绝好的材料；但如果希望窥测运动的不同侧面，理解其丰富与复杂，把握其节奏与动感，阅读《新青年》，很可能是最佳方案。比起个人著述来，“众声喧哗”的报刊，更像是某一焦点时刻的群众集会：有大致的趋向，却说不上“步调一致”。
这或许正是晚清以降的报刊，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传播文明开通民智的同时，没有走向“一言堂”，仍能保持“必要的张力”之奥秘所在。此种姿态，正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怀疑精神、开放胸襟，以及多元的文化选择。比起众多显赫一时的口号或著述，作为中国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更能体现“五四”那代人的探索，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与诠释。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作者除原有的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外，更出现了日后对新文化运动颇多贡献的李大钊、胡适、吴稚晖、杨昌济、刘半农、
在正式出版的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主编陈独秀一九一七年春的北上与一九二○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仁的趣味与追求。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青年杂志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变化最大的是文科。大批学有所长并致力于文化更新的志士，被延聘入校，对于整顿校政和学风起了关键作用。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李石曾、章士钊、黄节、胡适、吴梅、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何炳松、王星拱、程演生、刘叔雅等，都是在蔡氏主持校政后进入北大的。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员中不少是(或即将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蔡氏的以下自述，常被史家引证，故广为人知：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蔡氏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一碗水端平”，长校后的一系列举措，明显地倾向于新派。除延聘具有新思想的教员(主要是文科)外，更包括组织学会、创办刊物，以及支持学生的社会活动，这些举措，无不吹皱一池春水。林纾攻击“覆孔孟铲伦常”的新文化运动时，矛头直指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没有找错对象(参见其《致蔡鹤卿书》及《再致蔡鹤卿书》)。新思潮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涌动，与这代表最高学术机构的北大校长的选择大有关系。
蔡元培本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其促成大学与刊物的结合，乃《新青年》文化品格形成的关键所在。正式上任后的第八天，蔡校长致函教育部，建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天后，教育总长的派令下达——行动如此神速，不难想象蔡氏对此举寄予的厚望。这一着妙棋，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来说，即便算不上生死攸关，起码也是举足轻重。《新青年》的随陈独秀迁京，使得革命家的理想与勇气，得到学问家的性情及学识的滋养。以文学革命为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journa listo rpublicist)(借用胡适的说法，参见《胡适留学日记》和《杂感》)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与北京大学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重归上海后的《新青年》，脱离北大诸同人的制约，成为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对刊物的这一转向，直接表示异议的，乃年少气盛的胡适。一九二一年一月，胡适写信给《新青年》诸编委，希望支持其“注重学术思想”的路向，并“声明不谈政治”
；实在不行，则“另创一个专管学术文艺的杂志”。仍在北京的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与远走上海、广州，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对《新青年》的期待明显不同。
就像鲁迅所说的，既然“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也就只好“索性任他分裂”了(参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关于<新青年>问题的信》)。天下本就没有不散的箍席，文化转型期的分化与重组，更属正常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新青年》同人中，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既基于政治理想的分歧(如对苏俄的态度)，也因其文化策略的差异(如是否直接参政)。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的激荡，以及思想界的日益激进，使得引领风骚的《新青年》，很难再局限于校园。
杂志创办之初，虽也有“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自我表白(陈独秀《答王庸工》)，但主编陈独秀对实际政治始终兴趣浓厚。主张“不谈政治而专注文艺思想的革新”的，以“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态度最为坚决(参见胡适《我的歧路》、《纪念五四》及《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一九一八年底《每周评论》的创刊，已开北大学人议政的先河，五四运动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起初陈独秀等还想保持某种独立性，如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依据这种理念，只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将其与道德、宗教、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并列(《新青年》七卷一号《本志宣言》)，基本态度是议政但不参政，刊物仍能维持文化批评的品格。很快地，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李大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新青年》的期待，自然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变化——其由思想评论转为政治宣传，陈、
现代大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建制，既有传播思想的功效，也有干预时政的职能——尤其是在汉、宋太学生指陈时弊记忆犹新的国度，“国立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过于重大。可是，即便成为新文化的大本营，孕育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创建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循思想自由原则”的北京大学，依然存在着多种声音，与具有统一纲领的政党或组织大相径庭。留在北大，还是走出北大，决定了《新青年》之是否愿意局限于思想文化建设。
在大学教授胡适等人看来，《新青年》的工作，应与“新思潮的意义”同步，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则希望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再论问题与主义》)，而不屑于只是“纸上谈兵”。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各有其合理性。不过，倘就文章的可读性而言，后者可能略逊一筹：因其立场坚定，见解独断，着眼于宣传而不是探讨，强调信仰而不准怀疑，再加上现实处境的艰难，无法从容写作，也不以文辞优雅为意。因此，后人更多地将其作为历史文献阅读，而很少品评其文思与才情。
与《新青年》密切相关的文化思潮，包括“新文化”、“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分别指向思想、文学、政治三个不同的层面。三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谈论宪法与孔教，分辨文言与白话，或者探究苏维埃与共产国际，问题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七八年间，《新青年》在如此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迅速跃进，带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思考，着实令人神往。
在《新青年》所有的活动中，作为根基的，依然是思想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远比胡适更能代表《新青年》的基本精神。《敬告青年》之提出“六义”，以供有志于探求“修身治国之道”的“青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
三年半后，新文化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不无骄傲地宣称：
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氏的这两段名言，为史家所不断征引。与其归因于见解精辟，不如说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除了这“大而化之”的民主与科学，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的“专号”而言，“易卜生”与“人口问题”、或者与“马克斯主义研究”，尽管同是新思潮，却很难找到什么“内在的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的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作法等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都试图给予解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今非昔比，很多当年耸动一时的“确解”，早已无人问津。有趣的是，不以理论建构见长的《新青年》，却能在“体系”纷纷坍塌的今日，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的后来者。
或许，正是因了这压在纸背的期待与苦恼、溶进笔墨的感悟与温情，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问题意识”，使得《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超越具体立说之是非得失，而葆有永久的魅力。
《新青年》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除了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更因其“白话文学”的倡导。清末民初，立志阐发“民主”精义的报刊，水平自有高低，数量却是不少。《新青年》之将文学革命推到前台，且以白话取代文言为基本话题，一下子找到了兼及思想与文学的突破口。感觉敏锐的陈独秀，在胡适来信中发现关于着手文学革命的八件事，当即作为“通信”发表，并怂恿其写成专论。《文学改良刍议》刊出后，陈氏又亲自撰写回应文章，将话题引向深入。感觉寂寞时，又有钱玄同、刘半农之制作“双簧”，借以吸引读者及对手的目光。“王敬轩”的一幕，固然近乎恶作剧，却是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文学革命之迅速获得成功，正是得益于《新青年》
作为一个存在时间不到十年的杂志，《新青年》居然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同时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实在不可思议。从创刊之初起，文体革新的尝试，便是《新青年》关注的另一目标。《青年杂志社告》所作承诺，除了以上引述的三点外，还有“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以及“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前者过于平实，很快被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所覆盖；后者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一大特征。
钱玄同快人快语，在新文化运动中横冲直撞，颇为引人注目。其骂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以及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参见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二至四卷上众多致陈独秀、胡适的信)，此等激烈的议论，多以“通信”形式发表。实际上，喜欢此篇幅短小、随意发挥之文体者，远非钱氏一人。每期《新青年》上的“通信”，都并非无关痛痒的补白，而是最具锋芒的言论，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会成为正襟危坐的“专论”。对于不只希望阅读“思想”，更愿意同时品味“性情”与“文采”者来说，作为“专论”雏形的“通信”，似乎更具魅力。值得注意的是，由“通信”(第一卷起)而“随感”(第四卷起)，二者无论作者、论题及文体，均有相通处。众多“随感”中，鲁迅的脱颖而出，无疑最值得关注，因其直接影响此后现代中国散文的走向。
《新青年》上推出的新文学，以白话诗为大宗，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人，都有上乘之作，留存在文学史上。戏剧及小说则以翻译为主，胡适的《终身大事》与陈衡哲的《小雨点》，更为人称道的是其大胆尝试的勇气。唯一例外的是鲁迅的小说创作，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到《风波》与《故乡》，每一篇都可圈可点，真正体现了新文学的实绩。《新青年》上的白话诗，固然声势浩大，可很快被超越。倒是寥寥无几的短篇小说，起点极高，将现代中国小说迅速由开创推向成熟。
至于众多有真意，少修饰，兼及文章与学问、常识与思想的文化随笔(不限于“随感录”专栏)，经由《语丝》的发扬光大，对后世影响极深，且至今仍大有发展余地。
将时事报道、思想评论、专著译介、诗歌小说、随感札记等不同文体并置，而且兼及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教育与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青年》，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五四”退潮以后，《新青年》同仁发展出不同的立场与策略，如陈独秀之执着于政治革命、鲁迅之注重文化批判，以及胡适的强调学术建设，都是《新青年》思路的合理延伸。至于其提倡白话文、其改造大学功能、其建构“五四传统”，都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
对于渴望走向新世纪的一代来说，“理解”或“解构”五四新文化传统，很可能是“突围”的必经之路。若如是，则“生气淋漓”的《新青年》不可不读。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将庆祝百年校庆。如此盛举，两年前便已见诸各种传媒。近日出游，不断有校友询问详情，或愿为母校出钱出力，或准备回来共与盛会。作为北大的一员，本人自是不甘落后，也很想为百年一遇的盛典“添砖加瓦”。捐不出大笔资产，于是献上一组短文，也算“千里送鹅毛”。
既然是“百年校庆”，顺理成章，应该从头说起。可单是“大学的诞生”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让我无从落笔。首先，前五十年的北大，校庆基本上是十二月十七日；后五十年的校庆，何以改为“五四”？其次，各种有关著作——包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述及北大的诞生时，为何全都语焉不详？最后，既然无法考定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开学日期，当初的校庆纪念日，又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了尊重历史，就从这“不知从何说起”说起。
校庆纪念日一旦确定，余下的问题，便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至于最初的动议，除了有考据癖者，或者校史专家，一般不会寻根究底。不幸的是，北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恰好是“有考据癖”的胡适当家。为求万无一失，胡校长请本校第一班有学位的毕业生之一邹树文“回忆回二忆”。真没想到，这一“回忆”，竟出了大问题：实行多年的校庆，很可能是张冠李戴。
邹树文的《北京大学最早的回忆》，收录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由北大出版部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一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不难想象，邹文流通不会很广，故值得大段征引：
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经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
我愿胡校长本他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
怀疑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不曾存在，此说失考。至于西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何以大学堂仍能继续筹办？这倒是个好问题，值得认真叩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的《大学成立记》，提供了广泛流传的答案：
逮八月政变，新政并罢，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
这段被各种有关戊戌变法及京师大学堂的著述所引用的“名言”，其实是从罗淳熔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直接抄来的。罗氏乃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文章又发表于辛亥革命刚刚过去的一九一三年(《庸言》一卷十三号)，很多相关史料未及使用，偏颇在所难免。
奇怪的是，后世的史家，为何相信这种明显站不住的说法。重掌大权的西太后，考虑的是政权的巩固，而绝非政策的连续性，“萌芽早”不能保证其得以不被废除。不过，戊戌年八月十一日(西历九月二十六日)取消一切新政的谕旨里，确实对大学堂网开一面：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
为了“培植人才”，特意保留大学堂，此举就像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奏折所说的，“具见圣鉴广远，乐育弥宏”。可是，如此冠冕堂皇的旗号，背后难道没有别的文章？
邹文说得不错，政变发生后，京城里风声鹤唳，谈“西学”色变。九月十八日的《国闻报》，报道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后，其创办的通艺学堂“无人接办”，师生“风流云散，不知去向”。更有趣的是以下这段话：
并闻近月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寮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罗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
如此昏天黑地之中，何以惟独留下明显也是新政业绩的大学堂？十月二十三日的《国闻报》，刊出《北京大学堂述闻》一文，试图给予解释：
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径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采，意兴索然。
害怕引起外交纠纷，只好“将错就错”，让拟议中的大学堂正式开办——如此推想，符合晚清的“国情”。可单有这些，似乎仍不足以促使当局痛下决心，保留京师大学堂这个“赘疣”。
慈禧太后的“罢新法，悉复旧制”之所以不彻底，“独留京师大学堂”，很可能因其涉及朝廷中的权力再分配。管学大臣孙家鼐属于帝党，且“所用多为翰林旧人”，自然因刚毅、徐桐的不满，坚决要求取缔，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称，“赖荣文忠(荣禄)调护未获”。据说，当初筹办大学堂，“时刚毅自命正学，欲以办学自任，枢臣翁同…………（乱码）《京师大学堂成立记》)。日后刚毅大权在握，对大学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政变成功后，刚毅、荣禄之争宠与争权，更属于当年报纸的“热点追踪”(参见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知新报》的《北京要事汇闻》)。将朝廷的权力争斗考虑在内，方能解释以血腥镇压维新派著称的慈禧宠臣荣禄，会反过来呵护明显属于新政的大学堂。
当年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北京围城》(TheSiegeinPeking：ChinaAgainsttheWorld，一九○○)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可与上述说法相补正。据说，丁韪良担心大学堂会被取消，于是前往拜见荣禄，得到的答复是：“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在最高当局看来，留下大学堂，既可装点门面，又可平衡权力，且不威胁其统治，因而也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了。这才能理解，后世史家极为关注的大学堂之开学，当年普遍不被看好：既然只是因“皇恩浩荡”而得以“苟延残喘”，难怪当事人及新闻界“意兴索然”。
至于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壬寅年(一九○二)复校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其于十一月十八日(西历十二月十七日)开学，直接材料俯拾皆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上谕云：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大学堂定期在本月十八日开学，先办速成一科，并购地建造学校。
报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刊行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前有大学堂文案提调王仪通的序言。该文提及戊戌之大学堂时，已经颇为茫然；至于壬寅复校之经过及时期，则言之凿凿。更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创刊不久的《大公报》(一九○二年六月创办于天津)，极为关注大学堂的复校经过。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刊登头场及二场考题，十二月四日刊出录取名单并公布开学日期，十二月十二至十六日刊出大学堂诸堂规，十二月十八至二十日连续报道大学堂开学典礼的演习以及正式举行。
既然现有的校庆，纪念的是壬寅年的京师大学堂；那么，最让人挂念的，自然是戊戌年大学堂的开学。
经过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适之先生终于撰写出《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一文，提出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纪念日的三种选择：
(一)戊戌五月十五日(一***八年七月四日)，大学堂章程成立，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二)戊戌六月初二日(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批准拨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堂校址。
(三)戊戌十月二十日(一***八年十
若是全都证据确凿，自是第三说最有竞争力。问题在于，京师大学堂真的在十月二十日那天开学了吗？胡适的依据，仅仅是《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二的一段话：
(戊戌十月)庚子(十月二十日)，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开办京师大学堂。报闻。接下来的，便是胡适的大胆假设：“‘报闻’就是批‘知道了’。这二十个字使我们知道那个筹备了许久的京师大学堂居然在十月二十日开学了。”
撰有专著《京师大学堂》的台湾学者庄吉发，六十年代末发表《京师大学堂开办日期考》，对胡适的假设提出批评。理由是：十月二十日是颁布上谕的日子，不能将其断为大学堂的开办日期。戊戌年十月间，各地正纷纷贴告示，限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亲赴大学堂考试。此说既见于十月二十三日的《国闻报》，也见于十一月初四日的《申报》，不会是误传。既然入学考试尚未举行，哪来的开学典礼？
根据创办于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一***九年二月六日(戊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京师大学堂于两周前举行隆重开学仪式”，庄吉发于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因此，与其说“早在‘五四’以前，北大当局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就已经将创立的‘年’(一***八)和复校的‘月日’(十二月十七日)糅合成为周年纪念日”，毋宁说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阳历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开学的阴历日期和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阴历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复校后开学的阳历日期的巧合。(《京师大学堂》第一章)
大学堂所收学生，于年终示传甄别。不论内班外班，均须考试一次。定期腊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分做四次，以评甲乙而定去留。
若认定十二月十七为开学日期，那么，第二天起便必须连考四场。尚未开堂讲授，便来“期末考试”，实在不通。
有趣的是，
北大的生日，难道真的无考？不妨先缩小范围，看能否使其面貌逐渐清晰。晚清的报馆，上谕用电报传送，一般的报道则用邮寄，故外地的消息往往滞后数日。如果《北华捷报》的报道属实(“举行隆重开学仪式”云云，甚可怀疑)，大学堂开学的时间，不会晚于十二月初。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孙家鼐的咨文(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又使范围进一步缩小：
照得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名字、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
这种推算，与最早的校史记载颇为吻合。一九○九年，原京师大学堂庶务提调喻长霖撰《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如此描述大学堂之草创：
适有诏复八股，遂以时文性理论录士得百余名，于十一月开学。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每月甄别一次，不记分数。有奖赏，分三等。
如此强调“圣经理学”，与传统书院又有何异？考虑到当年大学堂处境险恶，孙家鼐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奏折之突出“思想教育”，方才显得不无道理。
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
尽管学生少、课程旧，险些儿胎死腹中的大学堂，总算正式开学，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庆幸的大喜事。至于高高在上的“洋大人”，不大理解如此曲折复杂的“中国国情”，受“帝国大学”名称的迷惑——其时的英文报刊，均将“大学堂”译为TheImperialUniversity，很容易妙笔生花，想象其必定“举行隆重开学仪式”。
戊戌年间勉强开学的大学堂，学生其实不止百人——我说的是包括仕学、中学、小学三部分的学生。大学堂开办不到半年，便受到御史吴鸿甲的弹劾：“京师大学堂原拟招学生五百人，今合仕学、中学、小学生只有一百三十余人，而延定教习，添设分教，并此外办事诸人，名目繁多，岁糜巨款，徒为调剂私人之薮。”孙家鼐的答辩是，陆续传到的学生，已有二百十八人；至于大学堂而兼收中、小学生，那是“以各省中学堂未能遍\立”，“并非降格相就”(《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一)。就算加上中小学生，一、二百人的大学，其开学典礼，实在说不上“隆重”。
吴御史所说的一百三十余人，实乃首批传到的住堂学生。因斋舍紧张，无法接纳所有录取生，只好分批传到。此说见于《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的《学堂纪事》。
这篇“京师采访友人”的报道，不只介绍大学堂的斋舍建设、录取人数以及开学日期，尤为难得的是，保留了大学堂总办的告示：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示，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示。
这则不见于任何史书的告示，几乎澄清了所有问题，且与上述喻长霖文和《北华捷报》的报道相吻合。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因某种特殊原因，实际开学的日期，后来又有所推迟。可是，遍查此后半年的《申报》，不乏科举考试以及各式学堂的报道，就是未见大学堂更改开学日期的消息。倒是上引关于年终考试的报道，证实大学堂确实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壬寅年，京师大学堂复校时，为了纪念戊戌大学堂之艰难崛起，选择同一天(十一月十八日)举行“隆重开学仪式”。这一回的典礼，方才称得上“隆重”，单看其事先举行预演，也可见主事者之用心。主持壬寅复校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戊戌年因“保送康有为使才，实属荒谬，著交部严加议处”，后得旨“著改为革职留任”(《清实录》第57册619页)。东山再起的张大臣，其选定的开学日期，与戊戌年的大学堂相同，绝非偶然的巧合。此等苦心孤诣，从奏折及当年的新闻报道里，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大概是怕授人以柄，张百熙对此不作任何解释。
也正因其不作解释，后人不明就里，以为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已无可考。倘若依旧阴历纪年，说不说倒也无所谓。问题在于，进入民国后，需要将校庆纪念日转换为西历，一团迷雾的“戊戌”自是落选，证据确凿的“壬寅”则脱颖而出。于是，便有了四十年似是而非的北大校庆纪念日：十二月十七日至于被长期遗忘的北大的真正生日，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转换成西历，应该是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北京大学最大的“身世之谜”，除了戊戌年间的创立，当属校庆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辨证尚在情理之中；后者近在咫尺，其时北大早已名扬四海，档案制度也相当完备，居然也会“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考过北大的诞辰(参见《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刊《读书》一九九八年一期)，连带讨论一下校庆的改期，本以为乃举手之劳，没想到竟“马失前蹄”。
依照常规，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当事人的意见。即当初将北大的校庆纪念日，从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可就是这第一步，已经让我“大跌眼镜”。好几回峰回路转，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转眼间，又消失在云雾山中。直到落笔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据蛛丝马迹略作推断，不敢说已得确解。真希望掌握此中奥秘的朋友，能够公开发言。在我看来，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一把钥匙，不可掉以轻心。
关注北大校庆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起码校史专家就无法回避。因而，不妨先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出版物，也不屑于纠缠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辞的描述：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著名哲学家、教育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北大校庆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年。遍查这两年的《人民日报》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务委员会成立的详细报道，却未见改变校庆纪念日的只言片语。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汤用彤、罗常培纪念校庆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年二月一日)报道北大师生举行校庆纪念集会，马叙伦、徐特立发表讲话。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庆五十二周年活动的预告。也就是说，起码在这两年内，北大仍坚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校庆纪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度校历》，依然规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按理说，此事再简单不过，继续追踪《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办。等到其后任《北京大学校刊》面世，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
正是在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庆的改期。持此说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没有关于校庆的报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15期上，通栏大标题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祝贺校庆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北京大学热烈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的新华社通讯，开篇便是：“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有了上下限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何时、由何人提议、并以何种理由决定改变北大的校庆纪念日？翻遍这两三年的有关报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实在不可思议。原以为此举关系重大，定会引起热烈的争议；即使不允许讨论，也会由校方刊出公告，并略做解释。结果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转变过来了。求助于北大档案馆，依然无济于事：在我所能查阅的范围内，未见蛛丝马迹。明知答案可能隐藏在学校党委的会议记录中，我也只好望洋兴叹。幸亏档案馆的馆长提醒，为此问题，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已经调看了所有内部档案，不必再作徒劳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终于在北大内部发行的《高等教育论坛》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两年前便已完成的结论。由王学珍等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大事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记载了这么一件“大事”：
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
这段话，可与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种解释相印证：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开的“五四”，返校、踏青两不误。这两种“说法”，一着眼于校内，一着眼于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爱。可二者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校庆纪念不同于旅游度假，并非取决于天气或者闲暇。
不能随意更改的校庆，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奥秘。先不讨论结局是否合理，单是“大事记”中的这段话，便是个很大的悬念：如此大事，为何没有“形成决议”没有正式决议，如何“逐渐改到五月四日”？“逐渐”二字，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到底是哪一年开始使用新的校庆纪念日？是考证不出来呢，还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浅见，并非当事人思虑不周，或校史专家笔力不济，而是别有苦衷。正是这无从定义、不容辩白的“醉眼朦胧”，最能体现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专家，还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几乎不可能——均嫌“证据不足”。问题是，据我所知，北大档案馆文革中并没遭严重破坏，为何当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够的证据，以供后人审核稽查？
稽古时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此举颇具“中国特色”。以笔者所关注的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后五十年校庆改期，则是主动出击。因而，前者只需考据，后者则必须兼及阐释。即：在钩稽有关史料的同时，努力恢复并理解上一代人的处境及思路。先把“大事记”未曾言明的“逐渐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应“汤用彤副校长建议”，原定十天后举行的校庆五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取消。既然是“除旧布新”，照常理，新的校庆纪念日当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学生举行隆重集会，纪念的是青年节，而非校庆。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将青年节与北大校庆捆绑在一起“隆重纪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说，旧校庆废于一九五一年；新校庆始于一九五四年。换一种表述方式：首先是旧历的不合时宜，而后才有新历的取而代之。
依我的浅见，“旧历”之不合时宜，并非有碍学生的复习考试，而是因其象征着旧的教育体制；“新历”之独具魅力，也并非时人贪图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此举须与“时代潮流”相参证，方能明了其准确含义。就在北大决定取消旧校庆的前后几天，《人民日报》特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栏，发表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燕京大学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二年，确实是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院系调整，迁居燕园，礼聘苏联专家，批判周、朱等，都预示着其发展方向，难怪时人津津乐道“新北大”。北大确实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标志，改变校庆纪念日，似乎顺理成章——这才能解释汤副校长的提议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且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
提议改变校庆纪念日的是副校长汤用彤，可主张与老北大传统决裂的，却是属于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众多知识分子。改朝换代后的第一次校庆纪念，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还只是批评老北大的“为学术而学术”，并力图重新阐释“兼容并包”口号；对北大传统深有体会的
北大的思想自由传统在过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它却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种否定老北大，自觉“加紧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论，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依
问题是，同处“思想改造”的大潮，为何只有北大必须改变校庆纪念日？老北大传统实在顽强，思想改造任务十分艰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隐患——这是一种假设；北大师生善于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自觉顺应变革的需要——这又是一种假设。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以上诸说，均属宏大叙事，有道理，可又都难以实证。我只想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希望有助于理解北大校庆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军进城前夕，北大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出走。这位被共产党公布为“战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与北大校庆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适与北大渊源殊深，而显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该深文周纳。可事实上，这一偶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权建立后，朋友间打趣的话题，竟成了不同派别争斗的战场。一九五八年，针对大陆的批胡运动，在台北大校友会大张旗鼓地为北大和胡适祝寿(参见《
适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们为适之先生祝寿，也就是为北大精神祝寿。(《向胡校长祝寿献词》)
北大校方组织撰写的《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也认定这两个生日的重叠，大有深意在。比如，胡适之热中于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便是“为了抬高自己”，蓄谋“以庆祝校庆来为自己做寿”。大规模的批胡运动，一九五四年方才开始；可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报》发表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年九月《文汇报》刊出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大陆之“彻底清算胡适思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面对此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大学，不能不有所警觉。
当然，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而修改校庆纪念日，未免显得太小气了点；可附着在“思想改造”这杆大旗上，可就理直气壮了。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从“政治正确”角度阐述修改校庆纪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计也不会谈及胡适的生日问题。可这不便明言的“苦衷”，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与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权之力图清除旧教育制度的影响，以便迅速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组学校领导、重新确定教育方针、增设马列课程等，此乃大势所趋；至于必须用改变校庆纪念日来表示进入新时代，则属于北京大学的创举。除了北大历来关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风气之先，更与毛泽东本人的“引导”不无关系。
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交往(参见萧超然《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称为了庆祝五十一周年校庆，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仪式：
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
这封信迟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此前几天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去了。回国后，毛泽东补写了校徽，对参加校庆一事未做任何评论。一九五○年的“五四”前夕，“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再次上书，要求毛主席为即将举行的“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题字。收到信后第二天，毛泽东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专家们从题写校徽，读出了毛泽东对北大的特别关怀。我则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毛主席对五四时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对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相当冷淡。两次收到关于五四纪念活动的上书，均迅速答复；至于北大校庆，则不置可否。
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一猜测，可从另外的角度得到证实。就在毛主席无暇参加的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毛主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三十一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同时发表演讲的，还有教育部长马叙伦。《北大周刊》刊出这两篇演讲稿时，徐在上而马在下，这大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中国的“尊老敬贤”。
毛泽东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于其理论体系，而不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三、四个月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论》中早有充分的表述，徐特立的说法，不过是“活学活用”而已。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寻求变革与发展的“护身符”。举个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报》，专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文化单位的消息绝少能挤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学竟数度获此殊荣，这全托“五四”的福。
一九四九年的
第二年的“五四”，敏感的北京大学抓住机遇，大做文章。其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举措，得到新政权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接连两天报道北大的纪念活动。五月三日是《毛主席和先烈李大钊同志／五四时代的工作室／定五四举行揭幕礼》、《北大纪念五四各项节目排定》；五月四日则发表北京大学通讯组撰写的《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纪念馆介绍》，并附有上述毛主席应北大要求而写的题词。
“五四”的急剧升温，使得原先的北大校庆相形见绌。《北大周刊》第63期(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庆将到，庆祝办法以举行展览为主》，宣布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展览的重头节目则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览”。据校方称，“这虽是北大的校史展览，但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幅缩影”。此说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为准的。依此思路铺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渐隐人历史深处。三年间，北大对待校庆纪念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年，邀请毛主席出席并讲话；第二年，改为举办以革命史料为主的展览；第三年，临时决定取消任何纪念活动。
假如当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会，或者五四运动的光荣不属于北大，我很怀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是否还会因影响复习考试或天气寒冷而被取消。
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在历史转折关头，抓住机遇，站稳脚跟，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有利的基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庆的改弦易辙，我以为乃出于深思熟虑的“高招”。若做如是观，对先辈爱护北大的心情，当有较为深入的体贴；对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会有较为通达的理解。实际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渐淡出，乃其时的“大气候”所决定，非关个别人的提议。
尽管如此，我对于赋予校庆纪念日以特殊意义，仍深感不安。生日本无可选择，像梁启超那样，非要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来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为“少年气盛”。北大溯源时之坚守戊戌，而拒绝同文馆，其实已有将自家生日与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倾向。这一点，看看二十年代以来众多有关校史的论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在非同寻常的时刻诞生，这一思路，使得论者喜欢赋予生日以特殊意义。校庆纪念以及校史的写作，表面上是指向过去，实际上是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校庆之深受校方重视、而且也值得史家认真品读的原因。说低点，是在历史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说高些，则是在述说传统的同时，标举一种理想、一种精神。可有一点，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具体的生日没有任何关系。在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发表不同于徐特立的演讲，一是强调“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称校庆“正像我们自己的生日”。“单就生日来说，平常得很，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之所以生日吃长寿面，不外表示纪念和祝福，没必要将其神圣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赋予特殊意义，而且可由后人自由选择，那么，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沧海桑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
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个危险的先例。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随着诠释框架的改变，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难道说，另外选择一个光荣的时刻？若如是，必定是校园里众声喧哗，校园外难以认同。为北大的千秋基业计，还是“实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没什么特殊的意义。以岁末(依我的考证，乃十二月三十日)作为校庆纪念日，不谈辞旧迎新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回归“考据”。即便寒冬腊月，以目前的技术条件，举行庆典根本不成问题。况且，庆祝大典，不可能每年都搞；平常的校庆，不外放假一天，让学生调整一下心态，以便顺利地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这不也挺好吗？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政府早已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北大再挤进去一个校庆纪念日，“普天同庆”的鞭炮与掌声，必然淹没了自家的独特体验。就好像诞生于春节的朋友，没有自己的节日，其实是挺委屈的。真希望，百年大庆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一***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第三天的《纽约时报》，发表众多有关中国的报道，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列入要目的“中国选择一个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作为新的帝国大学的校长”。这则报道的正题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副题是《美国人
华盛顿
大使补充道，这回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国的官阶。朝廷将他的顶戴由蓝色改为红色，也就是说，从三品提为二品。最初，这一任命有相当大的反对意见，经由李鸿章的努力，终于以任命两个校长的方法获得妥协。
这段报道基本属实，可以上谕为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八年八月九日)，皇上批复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
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
问题在于，总教习并非“校长”(president)，同文馆也不是“北京大学”(PekingUniversity)。这两点，都不是简单的笔误，而是源于整个文化观念的差异。这一差异，既是当初合作的根基，也是最后不欢而散的缘由。
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成立于一八六二年。自一八六九年走马上任，至一***四年因病辞职，丁韪良(一八二七——一九一六)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功过得失系于一身。考虑到同文馆后来增设天文、算学、化学、国际公法、格致等课程，尽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只是通译而非洋务专才，丁韪良还是将校名的英译，从SchoolofLanguages改为PekingCollege。如光绪十三年刊行的《同文馆题名录》英文本，便有“旧同文馆或语言学校”与“新同文馆或北京学院”之分(CalendaroftheTungwenCollege，MicrofilmmadebyColumbiaUniversi－ty)。到了《纽约时报》，为了炫耀美国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语言学校性质的同文馆，摇身一变，又升格为大学(University)。
别以为译名的改变无关紧要，其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尚处劣势。由丁韪良来执掌“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单看上述《纽约时报》的“抢先”报道，便可明白其关注的重心——须知那时变法已经失败，大学堂能否正式开办，尚在未知之数。
除了“学校”改“学院”，“学院”改“大学”，丁韪良的误译更严重的，便是将教务长性质的“总教习”，径说成是一“校”之“长”(president)。可是，不管是当初清廷的官方文件，还是日后中国学者的著述，提及历任京师大学堂的主持人，从未出现过丁韪良的名字。
只是在谈及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
因为，大学堂之不同于国子监或传统书院，就在于其以西学为重心；管学大臣孙家鼐对此一窍不通，略有所闻的许景澄出使未归，大学堂开办之初，从确定教材、遴选教员到日常教务，确实
中国人却不这么看，因其事关教育主权，并非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的，
有趣的是，首先对皇上的这一任命公开提出批评的，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而且是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义国萨署大臣”照会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万国内法、天文、格致等类，均系义人开创。华人非不知其事。古时聘用出名义师如利玛窦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国兴起学问，而不知此事者，便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贵大臣)竟倚仗在先之管理同文馆者，甚惧将来仍系绝无成效。总署已接他馆照会，便可知悉。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
如此为“中国大皇帝”着想，并义正词严地谴责“管理大学堂”的丁韪良，其实是为了强调“华士学习西洋学课，今切不可废置义文、免用义国教习”。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海使”也提出照会，对大学堂之拟设英文分教习十二人，德文分教习一人大表愤慨。强调“天下各国学校，德国为首，他国不能并论”，结论是，若需教习十五人，则五大国平分，不得“扬此抑彼”。显然，各国大使都将大学堂的创办，作为扩大本国影响并谋取经济利益的大好机遇。如此思路，方才能理解美国大使为何格外看重丁韪良的任命，迫不及待地通报国内，并强调聘任外籍教员的权力“全部掌握在
此前，中国士大夫对同文馆的教学多有非议，若李端、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倡办大学堂，直接针对的，正是同文馆之“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已”。御史陈其璋的《请整顿同文馆疏》(一***六)说得更刻薄：
伏思都中同文馆，为讲求西学而设，学生不下百余人，岁费亦需巨万两，而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在外洋只称为小中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且自始至终，虽亦逐渐加巧，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
此疏一笔抹杀同文馆成长之艰难历程，未必公允(容日后分辩)；这里关注的是，同文馆办学的不太成功，为何没有成为丁韪良晋升的障碍？大学堂难道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大学堂章程》原定选择“学贯中西”的“中国通人”为总教习，以便一改同文馆“以西人为总教习”故“中学不免偏枯”的弊病。可主其事者囿于学术视野及自身利益，不愿启用本国人才。至于远聘西国之硕学大儒，所需甚巨，非朝廷所愿意且能够承担。于是，只好改为就近聘请“价廉物美”的在华传教士。从这个角度考虑，“曾在总理衙门充总教习多年”的丁韪良，确实是“最佳人选”。基于各方压力，大学堂不能不办；可朝廷并没准备为办大事而花大钱，孙大臣也就只好“量力而行”了。此中苦衷，不便明言，但在孙家鼐筹办大学堂的若干奏折中，其实有所暗示。
这本是清末民初所有新式学堂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不管是京城还是各省，筹建新式学堂，“若延聘西人，则必须筹有巨金”，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变通的办法有二，一是延请在华传教士，经费大概只需前者的十分之一；一是改聘“风气俭朴”故索价较低的日本教习。如此兴学，虽属“穷家办法”，但切实可行(参见《吴汝纶尺牍》)。
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先请传教士，后改日本人，正是取其相对来说“所费无多”。
至于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大学”(University)，为何刚刚起步，忽又临阵易将，由传教士改为日本人，这只能到庚子事变的历史体验中寻找答案。
丁韪良之出任大学堂总教习，是否称职，其实不得而知。原因有二，一是大学堂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方才正式开学，一九○○年七月一日管学大臣许景澄便以“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为由，请求皇上“将大学堂暂行裁撤”。此前，义和拳已在京城四处烧杀劫掠，大学堂危在旦夕，丁韪良也早已逃进使馆并拿起了武器。也就是说，戊戌年间的大学堂，只存在一年半，根本无法判断主事者的功过得失。二是大学堂创办之初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毁于庚子战火。至于大学堂之房屋被毁，书籍仪器一概无存，罪魁祸首到底是俄兵德兵，还是拳民董军，尽可不必深究。因为，就像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所说的，“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谁的破坏更彻底，实在说不清。
值得关注的是，庚子事变中，大学堂的命运格外坎坷。大学堂代表着“新政”与“洋务”，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眼中，自是“汉奸”无疑。义和拳之仇洋，除了烧毁教堂，“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柴萼《庚子纪事》)；“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罗淳《庚子国变记》)。佐原笃介、沤隐同辑的《拳匪纪事》，记录下这么一件“小事”：“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这里所说的“学生”，当然是指西式学堂的“洋学生”。据说，此前刚毅已有“学堂皆养汉奸之地”(《清议报》二十六册，一***九年九月)的妙语，与拳民的想法正合拍。而当年设在京师的“大学堂”，兼管全国的新式教育，其在拳民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庚子年四月，京城尚未大乱，已经四处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有曰：“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同辑《拳匪纪事》)拆毁大学堂的号召，并没有真正落实；但双方之势不两立，却跃然纸上。在整个事变的过程中，大学堂的有关人士，确实旗帜鲜明地主张镇压“拳匪”，保护使馆，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管由谁来撰写北大校史，大概都不会漏了这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管学大臣许景澄于狂澜既倒之际，知不可而为之，以忠义殉国，成了众多文学作品大力表彰的对象(参阅阿英所编《庚子事变文学集》)。日后被马寅初概括为“虽……（乱码）身毫无顾忌之精神”的“北大主义”(参见马氏《北大之精神》)，在这里，其实已露端倪。
依据历史文献，庚子事变中“极谏清廷勿信拳众”的，主要是太常寺卿袁昶。许、袁被冤杀后，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反而是兼任管学大臣的许景澄更有光彩。二者都是一身凛然正气，刑场上怒斥奸臣，可许大臣还有精彩的两笔。一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御前会议上，许……（乱码）几乎所有作品，都强调许、袁二公之“通晓洋务”，以及被反对者以“汉奸”的罪名诬杀。
大学堂的“洋务”性质，与义和团的“灭洋”宗旨严重对立，以至时人将前者之被迫裁撤，作为庚子事变中的标志性事件来吟咏。复依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有一首专咏大学堂在事变中的命运：“宏规大起育英才，学贯中西马帐开。笳吹一声弦诵歇，诸生云散讲堂裁。”诗后的纪事文字，交代了大学堂裁撤的原因，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京师大学堂经营三载，规模初具，经费若干万，均存道胜银行。自该行被毁，此化为乌有。管学堂大臣遂有裁撤学堂之请。”
外有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的呼声，内有诛杀“洋务”背景大臣的举措，如此里应外合，代表“新政”的大学堂之命运，自是岌岌可危。当初义和团射入西什库教堂敦劝教民投降的书信，竟然有“袁昶、许景澄皆已被杀，汝等外援已绝”的说法，可见“通晓洋务”即等于“里通外国”，此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那么，“围城”中的洋大人，对于许、袁之死，又该做何感想？刚好前后两任西学教习，美国的丁韪良与日本的服部宇之吉，其时都被困使馆，且都有专门著述传世，不妨略加比较。在《北京之围》中，
我们将他们作为朋友来哀悼，因他们倾尽全力施加影响，以使情况对我们有利。我对此确信不疑，因其中一位乃管学大臣，他也是我们这所新大学的主管。另外两位是同文馆的总管大臣，那是一所我曾长期担任校长、而且必须给予最高评价的外交学校。他们中的一位，还将三个儿子送到这所新设立的大学接受我的教诲。其时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的东京大学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两年后京师大学堂重办时，被聘为西学教习，实际上接替了丁韪良的位子，只是没有总揽全局的权力与义务。在其《北京被围日记》中，同样述及许、袁二大臣的被害，但语气更加诚恳：
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服部先生的叙述。
解围之后，丁韪良转道上海回国，在随后出版的《北京之围》中，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着围城装束的
《北京之围》以及第二年出版的《中国的学问》，虽无处不流露作者的“傲慢与偏见”，今日读来，感觉很不舒服，但其保存若干照片，却“功不可没”。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毕竟是丁韪良事业的顶峰，除了在著作的封面或扉页题上“校长”字样外，还在书中穿插若干北京生活的照片。因有关戊戌年间的大学堂的资料极端匮乏，这些丁氏用以自我表彰的照片，也都显得弥足珍贵。如第一种所收大学堂外籍教员的合影，右数第二位即庚子乱中被害之英文洋教习秀耀春(F.H.James)；收入第二书的题名“丁韪良校长与中国的帝国大学教职员”的照片，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的戊戌年间大学堂教员合影。可惜好景不长，当《中国之觉醒》出版时，扉页上的署名，“校长”前多了一个“前”字。一九○二年，张百熙奉命恢复了停办两年的大学堂。颇具雄心壮志的张大臣，上任不久，便辞退了那位“自以为是”的“校长”，连带其聘请的西文教习。因合同期未满，解聘颇费周折，经与美国大使交涉良久，终以赔偿十八个月薪水的办法了结。宁愿赔偿，也要辞退，如此处置，正好说明“经费紧张”并非改聘日本教习的主要理由。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大臣“虎口拔牙”，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还敢辞退丁韪良等洋教习？胡光漉所著《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给的答案是“政治迫害”。胡氏称，庚子事变中，丁韪良提倡放逐慈禧，瓜分中国，得罪了清廷，因而丢了“校长”的职位：“(丁)仗义执言无讳，不计己身安危，以致乱平后，难复教职，隐居北京，传教以终，气节凛然，令人惋惜。”如此褒扬丁韪良在庚子事变中的作用，将其殖民色彩十分明显的“以华制华”方案，称为“仗义执言”，实在有点离谱。而当年在华的洋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慈禧，并纷纷出谋划策“如何处置中国”，清廷根本无力追查，更不要说加以惩罚。想象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还敢对洋人“秋后算帐”，未免高估了其“政治立场”及“原则性”。当务之急是坐稳江山，至于丁韪良等的“不良言论”，根本就没必要入耳。
丁韪良之被解聘，涉及大的政治环境，也与其个人性格有关。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
上任不久，张大臣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不只在课程设置上大为改观，而且明文规定：管学大臣“主持全学，统属各员”；负责“一切教育事宜”的总教习，由国人担任。至于各外国教习之“教课勤懒”，均由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察”。此后聘请的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等，确实只管具体课程的教学，不再涉足大学的管理。可以这么说，自此之后，中国官方所办大学，方才真正由国人执掌。
在《中国之觉醒》中，丁韪良曾论及传教士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举出福开森(J.C.Ferguson)博士之主持上海南洋公学，赫士(W.M.Hayes)博士之受命创办山东大学堂，当然，高潮是丁氏自己于主持京师同文馆二十五年后，成为新建的“帝国大学的校长”。如果再添上此前美国传教士丁家立(C.D.Tenney)之被聘为天津中西学堂第一任总教习，此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之执掌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早期中国官办的高等教育，其主导权实际上几乎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
将洋教习在中国官办大学中的作用，由“执掌”降为“雇员”，这与庚子事变后国人对于传教士的警觉有关。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利用勒索到的赔款，恢复并新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到一九一四年，全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二千所，在校学生二十五万人，与中国官立学校及学生的比例，分别是一比五，一比六(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借助于战胜国的威慑力量，教会学校凯歌高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另一方面，官方及民间对教会学校的不满情绪也在酝酿，只不过大都“敢怒而不敢言”。限于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无权限制教会学校的发展；可官办学校如何规划，总不该还是传教士在指手画脚？一九○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对李提摩太利用赔款筹办山西大学堂的方案颇为担心：“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权。”
就像杰西·格·卢茨所说的，晚清的中国人，普遍期待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准备接受西方的基督教；即便是主张变革的新学之士，也对传教士在中国教育舞台上的过分活跃表示不满，因其“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版)。丁韪良戊戌年间之出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以及庚子事变后的被解聘，戏剧性地凸显了传教士在中国教育舞台上迅速逆转的命运。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纠葛极为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既以传教为主要目的，又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既对传统陈腐的教育体制造成致命的打击，又以其“傲慢与偏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当初林乐知(Y.J.Allen)在《治安新策》中提出请英美等国的学部大臣来华兼管中国教育，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主张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管中国的学部，也许真的是出于好心，或者说，“恨铁不成钢”。可如此表述，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国民来说，感觉必定是“未免欺人太甚”。慈禧的宣战诏书中，有一句话值得史家关注：“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理横行，专恃兵坚器利。”义和团之“仇外”，使本就多灾多难的中国雪上加霜——单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清朝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便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严重倒退。可世人在谴责义和团之“狂热”、“野蛮”、“愚昧”时，不该忘了晚清“仇外”思潮的形成以及迅速蔓延，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那便是此前列强的掠夺与传教士的骄横。
庚子战败后，一般民众多由盲目仇外，一转而为盲目媚外。可清醒的士大夫，却对列强、尤其是传教士抱有明显的戒心。丁韪良的被解聘，正是这种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教育界的反映。也可以说，此举代表着传教士主导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时代的结束。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陈钟凡《
接受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
《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这一回的纪念刊，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筹备。
从决议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时间，借用一句时兴的套话：“粗疏之处，在所难免。”
由学生会出面也有好处，那便是“童言无忌”，不必以整个学校的前途做抵押。实际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庆纪念刊中，没有比它更激进的了：自始至终，斥责政府无能。以筹委会名义发表的《纪念宣言》追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四省，法帝国主义侵占我海南九岛，英帝国主义眼睁睁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状态下，北大人何以纪念卅五周年校庆：
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做过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运动，唤醒了数千百万的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然而，两年来，北大却成了粉饰太平的“学府”！我们大家睁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况，回顾自己醉生梦死的悠悠度日，这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呢？还是只知吃饭的废物呢？
就像《编者底话》所说的，这回的纪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载各文，虽言辞激烈，确是“同学方面之现阶段的精神的流露，”应允许其“尽量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长蔡元培接到学生的电报催请后，航空寄来意味深长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刘半农的《三十五年过去了》，则从鲁迅设计的校徽说起，同样表达了忧愤的心境：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作为教授，刘半农最后还是落实到“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可蔡、
这一期的纪念刊，除了政治抗议外，有几篇小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陈世骧所撰《北大外景速写》，一是徐靖方、许文超两则妙趣横生的《北大老》，还有便是顾麟生的《我们的北大》——后者之提议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创建艺术学院，以及附议改“景山东街”为“许景澄路”、改“汉花园”、“沙滩”为“五四路”、改“北河沿”为“大学路”等，都是很好的“创意”。《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七级毕业同学录》(一九三七)：从一九○三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众多“同学录”
，体现了北大学生强烈的“母校意识”。大约从一九二○年起，北大应届毕业生的“同学录”，不再只是文字介绍，而是以照片为主。而且图册越编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学长，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此类印刷精美的“同学录”，以一九三七级的那一册为顶峰，而后便风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题词、师长形像外，“同学录”的主体是每位同学的“玉照”(注上名号、籍贯、年龄等，便于日后辨认)、学校的建筑物、校园生活的场景，以及简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级的这一册，还有另外两项发明，一是增加历届学生名录，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风光。此举带有象征意味：“同学录”至此包罗万象，很难再有所突破；而很快抗战军兴，北大南迁，颠沛流离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这册“同学录”(假如有的话)，追忆故都和母校——此册印成，北平已在战火之中，有多少同学能够得到它并保存下来，实在不无疑问。
作为北大同学录“最后的辉煌”，此书唯一的缺陷是题词不够精美。当校长不容易，每年都得为各种纪念册题辞，可蒋梦麟的“努力前进”，也实在太乏味。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过于平实；外国语
出版物方面，除了论文集、校友录、展览概要、善本书录等，最值得关注的，是或单独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一回的校庆活动，校长的印记相当明显。《水经注》版本的展览，以及突出图书馆善本书和文科研究所的贡献等，均可见胡适的个人趣味。至于纪念特刊的编排，也都颇具匠心。清一色的回忆文章，没有空发议论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所涉及。若严格依照时间顺序排列，齐如山的《记同文馆》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到北大历来以京师大学堂为老祖宗，同文馆只是在溯源时提及，故将齐文略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虑，可见编者历史意识之强烈。大学堂老校友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十分珍贵，大概也只有胡适这样有历史癖的校长，才会去认真组织与发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气势取胜，杨振声、罗常培以史料翔实见长，而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则颇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张很有名的北大哲学门毕业留影，寥寥数语，一下子写活了陈独秀、梁漱溟两位师长：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读，水平比以往任何纪念册都高。可缺了学生的视角，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北大的五十大庆，办得虎头蛇尾，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可正式举行庆典的前两天，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庆典举行前几个小时，解放军进驻北平西郊罗道村，北大农学院率先进入新时代。围城中的北大校庆，虽然照样举行，但不可能真的“处变不惊”。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与六十周年，两次大庆，竟有天壤之别。新旧政权交替、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北大校园由城里转移到西郊、校庆纪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响着北大的未来。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胡适再次充当校庆纪念的重要角色，只不过一正一邪形像迥异。
这一回的校庆纪念活动，最值得骄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这部由“校史编纂委员会”撰写的书稿，虽然只是“初稿”，不曾公开发行，但毕竟可见时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写到当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北京大学(1949—1958)》。这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几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为北京大学的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述“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和反右等。据说，经历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北大“旧貌换新颜”。北大校史的写作非同小可，因其牵涉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史料缺乏，固然是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如何阐释，更是关键所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没有一部稍为像样一点的校史，实在说不过去。一九三三年底，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双面十七页，线装一函，也是“非卖品”，且开宗明义：“欲纪其详，有待专志。今兹说述，只及要纲。”为了那部众望所归的“专志”，北大专门成立了编纂处，请看上述“校史略”的预告：“梦麟念我校自清季创办以来，校况之良窳，校誉之升沉，学制之更移，精神之转变，人员之进退，多经岁月，知者将稀。求诸档文，亦虑损阙。非写专书，恐无以信今传后。因拟创编《国立北京大学志》，设编纂处，以刘复为主纂。”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写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证成果，但转移了叙述立场。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间没能认真修订，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终于写出差强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校方依然“多闻阙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北大六十大庆，拿老校长胡适“祭刀”，实在有失公允。台北的北大校友会，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为胡适祝寿；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大做文章，争夺关于“北大精神”的阐释权——北大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战场。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薄薄一册，三十二页，毛子水、罗家伦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为旧作，唯一新写的，是短短一页《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如此简陋的纪念册，本不该勉强出手，实在是因胡校长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后学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庆，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谈不上校庆纪念。八十大庆时，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务之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四人帮”所狂热鼓吹的个人崇拜，并确定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举行校庆纪念。一直到九十大庆时，北大方才心情舒畅，有可能好好庆祝一番。
校方组织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侧重介绍北大的历史及现状，《精神的魅力》则突出个人与学校的精神联系。作为“纪念册”，后者更可读，影响也更大。“六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长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辞采飞扬，情思泉涌”，使得该书特别能够吸引年轻读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确实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胜处。迄今为止，关于北大校庆的纪念册，没有比这本发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影响极大，不妨略为吹毛求疵。将校庆纪念定位在“我与北大”，如此个人化的叙述，必定是文章好读，但没有多少历史感——对比此书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差距格外明显。与此相适应，该集文章，主观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对现实中的北大一味赞美，与三十年代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不一样。最后，从二十周年纪念起，北大人始终盯着世界一流大学，校庆感言，总念念不忘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柏林，不像现在的文章，多将目光局限在沙滩与燕园。
为了纪念北大百年，今年会有许多出版物问世。此前的纪念册，多只在校园内流通；这回却不同，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并乐意倾听。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绝对是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载：《读书》230期
老北大的自画像——“校庆感言”解读
陈平原
关于大学的叙述，历来内外有别。或情深意切，或熟悉内幕，个中人的说法，往往与外人不太相同。关系密切，可能体贴入微，也可能曲为回护，“自画像”的利与弊十分显豁，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解读方式。
讲述大学历史或“光荣传统”，除了众所周知的“内外有别”，还有一点同样值得重视，那便是：同是个中人，因立足点的关系，其视野“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件事，比如最为敏感的闹学潮，校长与学生、在校的教授与已经毕业的校友，评价很可能天差地别。本书之选择教授以及校长的视角，借以勾勒“老北大”的精神面貌，基于如下考虑：首先，老北大的教授们颇具自我批判意识，比起学生的情绪化表述来，更值得重视；其次，学生流动性很大，教授们更能代表老北大的整体风貌；最后，之所以
本文之选择十篇北大人撰写的校庆感言，按编年史的方法略做铺排，借以呈现北大校史的某一侧面，此乃文章的表面结构，至于文章的深层结构，则是借解读“感言”，建立关于“北大传统”的对话。
比起五十年代以后之力图为北大传统“定调子”，从蔡元培到熊十力的“众声喧哗”，我以为更值得仔细倾听。
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走马上任，执掌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１２月１７日，在校庆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五百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后者创办的时间，只有前者的五分之一，可如今竟后来居上。以此推论，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
纪念的话说过，该进入正题了。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作为标尺，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
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其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系。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ilhelnVonHumbold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阈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
民国初建，蔡元培主持制订《大学令》，便已主张“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出长北大后提倡大学改制，理由也是“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蔡校长毫不讳言其重“学”而轻“术”，甚至称治学者方可称为“大学”治术者只能说是“高等专门学校”。基于这一设想，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并停办了工科和商科，表面的理由是以便集中经费，骨子里却是看不起应用学科。
三年半后，蔡校长出访英国，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可与上述演说相发明：“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所以希望留学
胡适《回顾与反省》（１９２２）胡适与北大渊源极深，
二十年代的北大，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但其得享大名，部分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落后，部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
就在撰写此文前两个月，针对少数学生因拒交讲义费而闹风潮，“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北大声名扫地，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题为《北京大学》的时评，对北大之“暴得大名”忧心忡忡：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大不祥的事。
以上颇为苛刻的评论，大概只有北大人自己可以说；也只有出自北大人之口，才不会招致北大人的强烈反感。历年北大人所撰纪念文章中，对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具有清醒认识，在“回顾”时注重自我反省而不是自我表彰的，虽算不上主流，但毕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至于胡适所说的“暴得大名”之“不祥”，可与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离京时的留言“杀君马者道旁儿”相参照。此语原出《风俗通》，言“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社会的过高期待，一是使北大为满足各种现实的需求而疲于奔命，难得从长计议；一是因获誉太容易，而使得北大很难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胡适称：“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忘记虚名，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胡适的提醒，在我看来，百年后依然有效。
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１９２２）
这则署名守常、刊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短文，极少受到关注。编辑态度极为认真的《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等之未收此文，很可能是“有意遗忘”，因其与世人眼中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著称的李大钊形象不太吻合。这则“纪念感言”，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也没有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立论，反而批评北大“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
尤其是下面这段话，似乎与其激进政治家的身份不很协调：
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在我看来，这正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过人之处。毕竟是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将“学术上的建树”，作为北大成功与否的关键，而不以党派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为标准。即便是已经投身实际政治的职业革命家，论及大学的功能，仍坚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及“百年树人”的古训，这比日后不时腾起的“阵地”说或“堡垒”说更具魅力。
鲁迅《我观北大》（１９２５）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鲁迅为校庆二十七周年撰写了《我观北大》。与蔡、胡等人不同，鲁迅始终不是北大的专
因北大
马寅初《北大之精神》（１９２７）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的马寅初发表演讲，题为《北大之精神》。此文收入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出版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流传不广，值得引录：
回忆母校自
关于北大传统的概括，历来五花八门，就中当推
身为北大的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方正式出任校长，时间长达十年。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利等均有很大差别。即便如此，你仍能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的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
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上述“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在
刘复《北大河》（１９２９）
在众多校庆感言中，刘半农的《“北大河”》别具一格。就像此文开篇所说的，纪念刊上的文章，不外两种写法：一是说好话，一是说老话。不想追忆似水年华，也不想恭喜升官发财，
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
那一株，不是我
五四那一代学人，多有比较丰富的想像力。与蔡元培一样，刘半农也相信美育的功能。
从审美意识与人格熏陶的角度立论，这“北大河”的作用，可就非同寻常了：
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柳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可惜，
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１９２９）
其时正代理北大校长的心理学家陈大齐，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文，实在不太好落笔。先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有国民党新政府，对北大的民主传统均很不放心，各种改组方案，都指向北大校名之取消。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历经一番游行、罢课、抗议，政府终于表示妥协。这一年的８月，国民党中央议决停止大学区制，北大因而正式脱离拼凑起来的北平大学，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名称。刚刚恢复建制的北大，百废待兴；而如何使热血沸腾的学生们，重新回到课堂，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所有校长在校庆纪念会上的表现一样，陈代校长也是大谈如何保持本校已有的光荣传统。不过，陈文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涉及刚刚从被淹没厄运中挣脱出来的北大未来的发展途径：
本校要想保持过去的光荣，并且发扬而光大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学术上努力做出些成绩来。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处所，大学的职务本在于发扬学术，所以大学要想获得荣誉，自应在学术上努力。
假使舍却了这条正道，而到旁路上去求，恐怕愈迷愈深，不但达不到目的，终且适得其反。
这里的大谈“高深学术”，并非老生长谈，乃是针对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连绵不绝的学潮。北大以学潮起家，北大也以学潮遭谤，作为校长，陈大齐不能不对此表态。既不能伤害学生的政治热情，也必须转移其注意力，于是强调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是“发扬学术”，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不喜欢学生动辄罢课，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代价实在太大。走出校门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将懊悔在学期间的荒废学业。可大学生除了近乎“自残”的罢课，还有什么有力的斗争武器？即便思想激进的师长，也都强调学生的责任是求学，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
可是，何时方是“摆不稳一张书桌”的危急关头，各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因而，关于学潮利弊得失之争，永无定论。
陈文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强调北大以理论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为主。后者易见成效，前者则“不切实际”，在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当年，如何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最急需的地方，每个校长都必须作出抉择。陈氏继承蔡元培的思路，一如既往地注重理论科学，理由是：
就学问的本质和发展讲，原是为学而学，并非为用而学。为用而学，学问不易成就，实用亦受影响。为学而学，学既成就，自能施诸实用。故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充分的物质上建设，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精神文明的发皇。理论科学却是应用科学之母。
百年北大，在几次大转折的关头，历任校长均坚持有点迂阔的“为学而学”的正路，这是因为，自认本校“对于新中国的建设，负有重大的责任”；别人可以放弃投入大收效迟的理论科学，北大不能。
这种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与其政治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北大的“大气”。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１９３０）
到为北大校庆三十二周年撰写文章时，周氏执教北大，已经十有三年。如此“老北大”，按理说，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可擅长腾挪趋避的周氏，一开篇，便故意压低调门：
总之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保有强烈的个性，这确实是北大的特点。可单有这些还不够，“文章”还没有进入“正题”。已经开辟了“自己的园地”，且对“闭门读书”颇有心得的周作人，不满世人眼里只有“政治的北大”，希望略作补充，谈谈“学术的北大”：
北大的学风仿佛有些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画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
针对年来政客式的拥护与打倒，以及时人之急功近利，周作人提醒北大学人，注意那不太时尚但很重要的希腊、印度、阿拉伯以及日本文化的研究。宁愿从事此等“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学问，而不去追逐容易博得掌声的时髦玩艺儿，周作人称，这便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不要太漂亮，太聪明。”此语大有见地。从蔡元培之注重学理，到周作人的主张迂阔的学风，再到熊十力的追求“穷大极深之业”，北大人之着眼未来，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的思路，一以贯之。
声称不抱北大优越主义的周作人，只是强调“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接过蔡元培“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本意在纠偏救弊的周氏，依然采取低调的姿态，假定救国乃北大的“干路”，那么，“读书就算做支路也未始不可以”。弃“干路”于不顾，而在“支路”上大做文章，其实隐含着周氏对于其时北大学风的某种批评。
陶希圣《北大自己对自己的看法》（１９３３）
此文刊于《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作者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发抗日救亡通电，组织南下示威团等，对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时贤颇有高论，以为大学生之“倾向于政治斗争”而不是专业知识，乃中国教育失败的象征。
陶文借纪念北大校庆，批评将政局动荡归结于学潮不断的说法。在陶氏看来，是社会需求的诱导，而不是知识分子别有用心的教唆，使得学生走上街头。倘若北大学生对于社会的需求无动于衷，这样的教育，说不上成功：
假如在民国八年，政府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北大，社会却要一个揭大旗领导学生到赵家楼去的北大。北大担起这个使命，北大就大了。
但是这不是北大自己所能决定的。社会做了北大的后援，北大才有五四的光荣。北大如没有社会的后援，民国二十的示威运动不过烟消云散罢了。社会需要学生的冲击，同时，学潮也只有在适应社会需求时，才可能道德社会的后援，也才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
陶氏晚年撰《
但有一点，对于北大人来说，更注重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号令，乃至不惜与当局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却是自觉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思想敏锐，以及敢为天下先，固然是北大的优势；可有一句话，“枪打出头鸟”，北大并不总是幸运的。
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
上述诸文，不管语轻语重，都是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表彰北京大学的历史贡献。即使有所批评。也只是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长期
“三十余年来，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举世学人之追慕西学，“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绝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对此时代大潮，熊氏大不以为然：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深究。而于西学，亦不必穷其根底，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
这里所批评的崇拜西学之“新潮”，与北京大学以及现任校长胡适大有关联。此文作为一家之言，不谐时俗，却值得认真思考。北大的兼容并包，不限于蔡元培主事的十年，也并非只是当政者的雅量。
教授可以批评校长，谈学理尽可一针见血，不必考虑是否伤和气，此乃真正的“北大传统”。当初，青年教授胡适可以批评校长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红楼梦〉考证》）。如今熊十力论及胡校长的历史功绩，不假辞色，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熊氏称，胡适的提倡科学方法，固然使得青年注重逻辑，可功绩仅在于考核之业：而在哲学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几何。思想界转日趋浮浅碎乱，无可导入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
胡校长不见得真能接受熊十力的批评，但不会、也不可能阻止以上意见的发表——谈论北大学风，此“一叶”，或许真的可以“知秋”。已经离开北大的和仍在北大工作学习的，对北大的感觉不一样；校长与学生，对北大的期待也不一样；事后追忆与临场发挥，对北大的描述更不一样。但以上十文，给人总的印象，可用“大气”二字概括。以北大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难，难的是清醒的自我估价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常有人追问，能否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北大传统？我的感觉是不可能。历来鼓励“众声喧哗”、蔑视“定于一尊”的北京大学，一旦被口号化，必定伤筋动骨，弄不好面目全非。与其寻求很可能并不存在的“定论”，不若铺陈若干北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叙述”，借解读“老北大的自画像”进入历史，体会那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北大之精神”。
老北大的可敬与可爱，还在于即便是“纪念感言”，也都各具个性且有声有色，并非一味张扬“光荣传统”。作为后学，师其心意，也以此亦文亦史、亦古亦今的“对话”，奉献给北大百年校庆。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于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