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龙嘉火车站电话:談死亡二帖 之一: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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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死亡二帖 之一:面對死亡

■漢寶德

July 25, 2011 06:00 AM | 4589 次 | 0  | 15  |  | 

不知為什麼,我近來一直在想該如何死去的問題。照理說,我雖年邁,拜內人照料之賜,身子還算硬朗,該有活到百歲的雄心才是。何以心情低落,一直想不吉利的事?仔細想想,實因活在老人世界的緣故。

近 十幾年,我長壽的近親不斷辭世。若照過去的說法,他們都是福壽雙全,我們做晚輩的應該慶幸才是。但是我親眼看到他們在生命的盡頭時那種無意識的掙扎,使我覺得,即使是接近百歲,死亡仍然是一種不幸,一種痛苦,是人生的大關口。所謂「無疾而終」才是真正的幸福,與是否長壽沒有多大關係。

我第一 次面對死亡,是祖母過世時。祖母跟我們全家避戰禍逃到台灣,過窮日子,直到經濟情況好轉,我把他們接來台北,她已經九十五歲了。雖然窮苦度日,但有我的父母照顧,她極少生病,到老都很健朗。她辭世前,不過生了感冒,在醫院病床上,還笑著問我,一直活要活到哪一天?堅持要回家。回家的第二天,竟溘然而去。全 家都感到意外,但可視為善終,並沒有經受死亡的痛苦,使我們在辦喪事之餘,並沒有感到死亡的可怕。

我的父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母親是虔誠的 佛教徒,一生的賢妻良母,對人謙和,晚年常捐錢給寺廟。但九十歲後,身體多病,進出醫院開刀數次,可以感受到她的痛苦。在謝世之前,雖已不能言語,但抓著我的手,把她的痛楚表達得十分清楚。菩薩為什麼背棄她實在難以理解。父親晚幾年過世,同樣地經歷了幾度在醫院加護病房急救的痛苦經驗。到了最後的關頭,他 老人家不能開口,眼角卻流出淚珠,可知仍有意識在,雖痛苦仍留戀這個人生。經過母親與父親的,使我們感同身受的經驗,我對死亡開始有了恐懼。我自己已是老人,並不畏死,恐懼的是痛苦的死亡方式,因此對死亡的討論就特別注意了。

這使我想到西方國家有人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消息。人莫不好生惡 死,因此文明國家以維護人的生命為重要的道德規範,所以想盡辦法使人可以長壽,醫療亦因此而成為最受重視的行業。但不論醫療如何進步,也只能延長人的壽命。在過去,五十歲已經是高壽了,如今幾乎人人可以期待接近百歲。但是長壽果然為人類帶來幸福嗎?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近年來,早晨的運動已 很難走到遠處,就在住處後面的小公園裡活動一下筋骨。在這裡經常看到一些坐著輪椅的老人,由外傭照護著,來呼吸新鮮空氣。身體情況好些的,偶爾可以站起來走幾步。我沒有衰老到這種程度,卻已經同情他們,進而想像自己也免不了有這一天。老實說,我實在很難想像如果自己也要坐在輪椅上,木然地等候服侍,繼續活 著的意義在哪裡?這使我對長壽之福的懷疑越有實證的基礎了。

長壽必須要健康才是福。人老了,一切身體機能當然會退化,反應會遲鈍,但至少要 保持心智清明,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才談得上幸福。可惜的是,現代醫療雖然非常進步,卻無法保證老年人真正幸福。相反的,醫療只能使他們保有生命,勉力苟活於世上,痛苦度日,拖累家人。即使是富有之家,不過多幾個照顧的人,也不能改變等待死亡的窘境。

我所見親友中的年邁長者,最幸運的當然是無 疾而終,或可稱急病而逝,沒有受到任何痛苦地離去。其次是逐漸癡呆,不辨世事,如行屍走肉。晚輩雖百般侍奉,他並無所覺,即使重病插管,也是徒增肉體痛苦。最可憐的莫過於頭腦清醒,重病而面臨瀕死的情況。遇到是否要急救的問題,他自己與家人都不免左右為難。要這樣勇敢地死去呢?還是忍受肉體的痛苦,延長 不知多久的生命?

醫界對於這種痛苦的延長,只怪病人家屬的溫情,而政府則責怪醫院濫用健保費,卻沒有人注意病人可以不受罪而死亡的權利。我認為文明社會的責任是讓每一個人都活得久,而且能頭腦清楚地樂享晚年,到頭來可望無疾而終。只有這樣才是我們所期望與祝禱的福壽雙全。

實在做不到這一點,就應該使頭腦可以做冷靜思考的人決定自己的壽命。安樂死也許是醫療可以使不幸的老人能夠善終的唯一途徑。讓立下遺囑而行將就木的老人可以在心情平靜的情形下微笑著離開這個世界,是多令人愉快的事!我們真的不能為安樂死立法,讓死亡的恐懼消失嗎?

 

談死亡二帖 之二:何必待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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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輪椅國及其醫生們

行醫逾廿年,感覺醫院愈來愈多坐著輪椅被推進來看病的老人。以現在醫療生技的發達進步,「死亡」逐漸被推遲,「老化」成了坡度幾乎難以察覺的生命緩降坡,「病」逐漸與「器官退化」分不清了,而對大多數老人而言,死亡似乎還遠在看不見的坡的盡頭,無須掛念。

是的,生命的「長度」是被拉長了,但「寬度」及「深度」呢?人類彷彿陷入艾略特荒原裡的那位求得長生,卻忘了求「不老不病」的女巫,孤獨地倒臥在荒原之上,日夜呻吟,上下求索,只是死不去。

那日門診一位多年老病人在我為他施行過兩眼白內障手術後,視力已有進步,不過卻又因為網膜黃斑部退化而退步,終究不得不放棄數十年來閱報讀書的習慣。在我為他檢查完眼睛後,他突然嘆了一口氣,說:「實在是活太久了,大夫,我實在是不想活了……」

在一位身體機能尚稱完好,年齡卻幾乎是你兩倍的人面前,我似乎沒有資格告訴他生命值不值得活下去,即使我是他的眼科醫生。

「別胡思亂想了……」一時間我只能這樣安慰。況且,每個人的命只能自己負責,無庸外人置喙。

不料數月之後,又是另一位病患對我說了類似的話。

使我不得不沉思:我的病人裡,究竟有多少已經是不想活的?

「我已經不想活了。」

再沒有比這句病人的話更令醫師氣餒了吧。

翻開手邊由許爾文.努蘭醫師所著的《死亡的臉》(How We Die),裡頭盡是對這老化時代的智慧箴言:

醫生普遍最意識到自我形象,就是要能夠統御最先進的醫藥,將岌岌可危的病患從死亡邊緣拉回來。

我們的時代沒有死亡的藝術,只有拯救性命的藝術,以及這門藝術所帶來的諸多兩難困境。

是的,回顧人類的歷史,死亡一直被視為生的一部分,當思及唐朝的古人及現今的柬埔寨男人平均年齡只有四十來歲,死亡在生活裡一點也「不稀有」──以往中國人嫁女兒辦嫁妝,是連棺材一起備置下的。

而曾幾何時,「死亡」很少發生於死者的親人朋友之間,只有眾多機械管子環伺。愈年輕的世代對死亡愈隔膜。誠如努蘭醫師所說:「現在每個人都想多了解死亡的細節,卻少人肯承認。」

上世紀的人類大概很難想像,當今的人類會因為這過度膨脹的生的執念與達成,而對死引發空前沉鬱的惶惑與失措吧?

古老的智慧如佛家是齊等生死的,只有事事顛倒的眾生才只對著嬰兒笑,向著屍體哭。詩人里爾克更直接如此祈求:噢,主啊,賜給我們每個人屬於自己的死亡吧!

在 眾多談論死亡的文學作品中,泰戈爾的說法最得我心:是死亡為生命之幣烙上面值;如此方能用生命去購買真正有價值的事物。(Death's stamp gives value to the coin of life; making it possible tobuy with life what is truly precious.)而我們生命進程的每一分每一秒,每個剎那,不都是用向上天借來的一面鑄著生、一面烙著死的硬幣,去交換我們生命藍圖裡的每個自我實踐的「真實」嗎?

「髮從今夜白,花是去年紅,何必待零落,然後始知空。」我想告訴我那些「不想活了」的病人,何不就從當下開始,看清楚死亡在你的生命之幣上烙下的幣值,然後自問:我已經兌換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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