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指十年涨仅500点：一场无法兑现发财梦

　　李浩翔/文

　　仅仅20年，从无到有，在人均GDP排世界100位之后的情况下，我国股市规模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走完了发达国家股市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在如此高速扩容之下，投资者却收益惨淡。人们不禁要问：动车的脱轨会在A股出现吗？

　　沪指10年“爬”了500点

　　“我印象特别深，2001年6月份的时候，沪指冲到过2200点，当时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一片赞誉，股民也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资深老股民蒋先生对A股这十年来的走势侃侃而谈。“但你看看现在，沪指还在2700点徘徊，这10年才涨了500点，散户的日子太难过了！”

　　不少细心的投资者还发现，虽然从6124点起的这轮下跌导火索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相比已收复失地的欧美股市来说，A股甚至都没涨回一半。笔者统计发现，上半年美国道琼斯指数累计上涨7.21%，德国DAX指数上涨6.68%，法国CAC指数上涨4.66%，而沪综指却累计下跌1.64%。

　　财经评论人李志林发文指出，中国股市长期不振的原因与扩容大跃进有关，不能只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而偏废了投资功能。在他看来，这种只求高速度发展，而不顾市场承受力、不顾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应该像高铁建设那样，是到了该深刻反省和刹车的时候了。

　　市值10年“飞”了4.5倍

　　与股指不同，A股市场的扩容速度却可以用“飞”来形容。据统计，1992年两市上市公司只有53家，总市值1048亿元；10年后的200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224家，总市值3.83万亿元；而到了2011年年中，总市值竟飞速跃升到26.38亿元！如按照2000年底两市总市值4.8万亿计算，10年多过去，同期市值涨幅已达到4.5倍。

　　在全球尚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下、经济复苏刚刚起步、各国证券交易所IPO纷纷减速甚至急刹车的时候，A股市场IPO却逆向提速，融资额勇夺全球冠军。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IPO总数和融资额分别占全球IPO总数的28.6%和融资总额的31.6%。

　　然而，IPO飞奔的脚步仍未停歇。中国水利拟募集资金173.168亿元的首发申请于7月29日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这也成为A股今年以来最大的一笔IPO。此外，本周新股发行再度提速，几乎每天都有新股可申购。一周9家的新股发行速度也创出5个月新高，其中包括4只主板新股、3只中小板新股和2只创业板新股。

　　股民10年“做”了场梦

　　在过去的10年间，沪指的增幅约30%，但如果算上累计通胀率，沪指的回报率接近零。与此同时，10年里中国GDP翻了5倍，房价差不多末尾添了个0，物价涨幅更是居高不下。对许多股民来说，这10年来如同做了一场无法兑现的发财梦。

　　“市场稍微好一点，几百倍的‘市梦率’就发出来，还标榜所谓的高成长。”股民老张向记者抱怨。据了解，此次受动车追尾事故影响而暴跌的世纪瑞尔(26.310,-0.54,-2.01%)(300150)在2010年底发行时，发行市盈率高达105.4倍，发行价格为32.99元/股，目前股价跌至27.35元，中签的投资者如果持有至今，跌幅高达17%。2011年年初发行的雷曼光电(26.790,0.37,1.40%)(300162)、先锋新材(22.520,0.33,1.49%)(300163)的发行市盈率分别高达131.49倍和123.81倍，这些高市盈率发行的新股上市之后无一不是大幅下跌，投资者损失惨重。

　　除了新股高价滥发之外，上市公司假造业绩“大变脸”、ST垃圾股乌鸡变凤凰、机构研报忽悠投资者、老鼠仓屡见不鲜、B股问题尚未解决、国际板呼声又起等许多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正是在连处罚、退市等基本制度都尚不健全的A股市场，扩容却以高铁般的速度前进。上市公司融资盆满钵满，但大多数股民却被迫为缺失的制度埋单。

　　虽然上证指数迄今没有超越IPO重启后一个月内创出的3478点高度，且一年来“熊”居全球，但A股市场融资规模之凶猛有目共睹，关于A股需休养生息的呼吁不绝于耳.

　　昨天，财经学者张庭宾发布博文《中国财富将被耗干》表示，A股正呈现股市既得利益者疯狂变现的特征，包括超规模的IPO、大小非和高管减持。

　　目前，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数量，至少已飙升到2530家；美国股市200多年才上市了3600多只股票。

　　其中，美国股市挂牌股票达到800家，用了100年的时间，而中国股市仅仅只用了8年。

　　10年过去了，中国股市市值涨幅已达到4.5倍；但沪指10年仅“爬了”500点，涨幅只有25%。

　　来自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A股市场融资总额达到了1.03万亿元，较2009年的4609.54亿元大幅增长123%，成为全球第一大融资额的股票市场。

　　进入2011年，A股扩容速度丝毫未见放缓。

经济学家华生：中国股市存四大纠结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9日 14:11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近日A股低迷状况引发专家及媒体热烈讨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微博)即在其微博对A股及相关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A股有四大“纠结”状况，以下为原文：

　　中国股市纠结之一

　　散户呼吁股市不好主要是政府不再控制发行价发行速度，放弃管制，以至股票滥发圈钱失控；市场派说股价高是因政府不愿放弃管治和权力，搞半拉子市场化，人为造成新股价格虚高企业暴富高管套现，如取消审批让够门槛企业自主海量上市，新股价格自然就低富豪就少股市才会真有投资价值。

　　倾听散户心声恢复上市价量控制或一时缓解市场压力，但恐少量上市新股被炒得更高日后套牢更多散户；信市场派放开发行，恐自律者少供求失衡股市暴跌立刻要命(现同一公司的中小盘A股比港股多贵成倍)，走中间路线非驴非马牛短熊长众怒难消。弊人计穷，若有高人高见，愿拚个股改的老脸，找尚福林讨个说法。

　　中国股市纠结之二

　　现A股的大盘股估值和分红已与国际接轨，中小盘高估才有圈钱套现。高估源于无退市。想严刑峻法，每年退市个l%，然说情者人众，数十万人血本无归，请愿闹事自焚，反问谁叫你们让坏企业上市？自惭事前没有火眼金睛，遂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故垃圾股成堆，重组再生如蝇逐臭，悲呼！

　　中国股市纠结之三

　　制度改进会提高公平但未必提振市场，然人们慷慨陈词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股指。但真牛市可遇而不可求。中美股市都曾有过十年涨几倍不再回头的好时光。然新世纪(15.86,-0.34,-2.10%)十年，A股爬行，美股停步，同是经济高速又制度规范之港股也如A股一般。可谓若为公平请多努力，若为挣钱回家种田。

　　中国股市纠结之四

　　监管者叹新股再高仍被哄抬；破发刚逼价跌，炒新热潮又来；新股发慢说供给少推升股价，发快又被批抽血圈钱；抓审批被指贪权不舍，给市场被骂渎职胡来。散户怨股市天天造富老股发财高管套现，股指低迷猫腻太多害人赔钱；监管者推责任屁股坐歪，拿好处良心才会变坏。真相谁知？出路何在？

华生呼吁推出个股做空机制等8大治理股市新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刘兴祥

　　在昨日召开的20人论坛2011年秋季篇“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路在何方”上，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呼吁监管层应该尽快实施八大治理股市措施。他指出，新股发行节奏缓慢与市场表现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这方面监管层应该三思而后行。

　　华生表示，股市牛熊与制度本身是否完善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说，事实上，以一段时间来衡量，中国股市在世界上表现并不算差。新世纪(15.86,-0.34,-2.10%)十年，全球主要证券市场表现均不好，而制度相对完善的香港市场和A股市场表现也不分上下。

　　他指出，中国股市发展不能走两个极端，要么进行新股发行的量价控制，退回老路，要么进行所谓的完全市场化，搞注册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就可以无所作为，从监管角度出发，市场有很多方面值得总结。

　　华生表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监管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但不是说要出台救市的政策，而是要出台治理股市的政策，具体来说包括八大方面。

　　一是迅速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在没有退市制度的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层出不穷，吹捧垃圾股成了市场常态。与此同时，这也是造成估值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尽快推出创业板的退市制度，积极完善主板的退市制度，给坏的企业以惩戒。

　　二是要加大对造假和违法的惩罚力度。对于造假的发行人、股东、保荐人和券商都应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对于二次上会的企业要启动特别审核程序。此外，证监会还可以出台上市保荐的质保金制度，只有三五年后，企业表现如保荐的那样，才可以将质保金退回。

　　三是建立对高溢价发行企业的预警制度。譬如大股东必须承诺未来在一定时间内减持的价格不能低于发行价，或者要经过特别的减持申请程序。此外，公司高管也应承诺其在公司的任职年限，防止出现离职套现的情况发生。

　　四是发审委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可以扩大发审委委员的数量，然后通过随机抽取人员进行封闭式审核，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五是要全面引入个股的做空机制。应该引入国外成熟的备兑权证，平衡这个市场，给股民在这个熊市中获得赚钱的机会。事实上，权证的交易风险远小于期货。

　　六是暂停国际板。推出国际板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主板、创业板相关制度还没有完善的前提下，匆忙推出国际板并不可取。譬如，国际板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制度架构应该首先得到明确。要从国家这个整体来考虑这个事情。

　　七是坚决叫停“保荐加直投”。这是一个制度缺口，很容易受到质疑。保荐就要保持中立性，法官审案还有回避制度。

A股跛脚的市场化难行远：发审制度弊端多多

　　文/古月

　　近日，新股发行再次引起市场各方争议。针对新股发行过多过快的批评，某报连续发表评论，呼吁相信尚福林相信市场，指责市场人士思维老化，跟不上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步伐。事实真的如此吗？

　　所谓的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

　　目前的A股发行，看上去引进了竞价机制，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不多，离人们常说的市场化目标甚远，可以说是形似神不似。别的不说，光是以下四大弊端，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就足以说明目前的IPO，充其量是一种跛脚的市场化。

　　首先，保荐人承销商缺乏约束。

　　这两年，打着市场化的旗号，“三高”发行盛行一时，无论是保荐人还是承销商都赚得盆满钵满。部分无良券商，与上市公司、PE以及其他机构沆瀣一气，上市前将公司基本面吹得天花乱坠，诱骗打新机构与个人高价申购，上市后公司业绩迅速变脸。除了受到不关痛痒的口头或书面警告，这些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公司或个人腰包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很多人都想不通，如此权责不对称的保荐承销制度，衍生出这么多丑恶现象，为什么管理层始终没有拿出一个稍微严厉一些的惩罚办法，对那些无良机构进行约束？这样一种人有多大胆股有多高价的IPO制度，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发行，充其量算伪市场化。

　　其次，发审制度弊端多多。

　　既然冠之以市场化改革，那么，要一个主要依靠“纸上作业”的发审委，岂不是画蛇添足？这些发审委委员，一不能实地考察公司经营，二不能对公司未来作出承诺，三不能承担审批后果带来的风险，那么，要这么一个权力极大的发审委来决定公司能否上市，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因为发审委的所谓把关，甚至将保荐人、承销商应该承担的诸多法律风险，轻易地化于无形，造成公司上市后，即使发现造假上市，想追究法律责任，也找不到责任主体。另外，目前的审核过程并不透明公开，一些公司未能通过审查，也未必就是因为公司本身的原因。因此，发审委的作用，似乎很难说清楚。正像一位香港资深分析人士所说，“说白了，这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限制了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也使得对保荐人的问责无法落在实处。”所以说，只要新股上市还要经过发审委审核，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化发行。

　　再次，有进无退，缺乏直接退市机制。

　　一个真正按市场化运作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当然是有进有退，优胜劣汰。但看看如今的A股，主板退市可谓万里长征，从ST到ST*，这样三年，那样两载，真是此退绵绵无绝期。即使是这两年刚刚启动的创业板，虽然一开始就声称可以直接退市，但眼看着开板快2年了，可相关的制度迄今没有出台，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很多人始终不能理解，既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连有进有退这样最基本的市场制度都始终不能建立？这样的现状为时已经够久，长此以往，要人们怎样才能相信管理层的市场化改革决心呢？

　　最后，行之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迟迟没有建立。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A股的血色江湖

　　姚伟

　　时隔两年半，绿大地(13.94,-0.31,-2.18%)(002200.SZ)的造假迷雾即将揭开面纱。

　　2011年8月17日，绿大地收到昆明市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上市公司和包括前任董事长何学葵在内的5人因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将被共同提起公诉。

　　在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陶雨生看来，这意味着股民起诉绿大地虚假陈述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近了。

　　“只要法院一审认定绿大地和何学葵等人罪名成立，而他们又不提起上诉的话，这就意味着判决生效。而拿到生效的法律判决文书后，股民就可以起诉绿大地虚假陈述了。”陶雨生说道。

　　在造假方面，绿大地并非孤例，A股类似的上市公司已经不胜枚举。本报记者统计，从2009年1月1日至今，A股市场上有五粮液(39.60,0.40,1.02%)(000858.SZ)、中电广通(7.47,-0.17,-2.23%)(600764.SH)、两面针(7.17,-0.17,-2.32%)(600249.SH)等49家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遭到证监会的处罚。形势严峻的是，截止目前，A股上还有国恒铁路(3.31,-0.03,-0.90%)(000549.SZ)、江苏三友(12.98,-0.02,-0.15%)(002044.SZ)等31家公司正在接受证监会的调查。

　　当这些上市公司肆无忌惮地造假之际，那些因虚假陈述蒙受损失的股民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愤怒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向上市公司索赔。

　　但索赔的前提条件是，股民们必须等到法院生效的有罪判决书或者行政机构(注：尤其是证监会)的处罚文书。让股民们备受煎熬的是，在漫长的起诉道路上，等待他们的还有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股民投资损失的核算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虚假陈述披露日的争议

　　在接到股民递来的材料后，每位律师几乎都要做一件相同的事，那就是确认虚假陈述案当中的两个关键时间点：虚假陈述实施日和虚假陈述揭露日。

　　简而言之，虚假陈述实施日便是上市公司造假的开始，而虚假陈述揭露日则是造假行径公布于天下之时。

　　ST德棉(002072.SZ)的造假行径起始于2007年3月16日，当时它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向其控股股东累计提供资金4.35亿元，但这一切信息，ST德棉并未及时向公众披露。纸终究包不住火，2008年6月5日，ST德棉姗姗来迟地发布《关于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违规占用资金的公告》，披露了上述违规提供资金的情况。

　　律师们很快分析得出一个结论，ST德棉虚假陈述赔偿案的实施日为2007年3月16日，虚假陈述赔偿案的揭露日为2008年6月5日。

　　按照最高院下发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条件的若干规定》，投资者只有在虚假陈述实施日(2007年3月16日)至虚假陈述披露日(2008年6月5日，注：不含该日)之间买入该股，并在虚假陈述披露日及以后卖出或者一直持有股票且存在投资差额损失的，才符合起诉条件。

　　不过，有时候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存在争议。

　　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刘国华律师表示，“在虚假陈述案的实际操作当中，虚假陈述实施日一般都比较好确定，但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经常会出现争议。”

　　这一点在绿大地身上得以完美体现。2010年3月18日，绿大地公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股价跌幅为4.73%，2011年3月18日，绿大地公告原董事长何学葵被逮捕，公告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绿大地便抛盘如注，股价一直牢牢封住跌停。

　　究竟是2010年3月18日还是2011年3月18日为绿大地的虚假陈述披露日，这一点在律师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认为，2010年3月18日应为绿大地的虚假陈述披露日，但陶雨生律师表示，“量升价跌”是判断虚假陈述披露日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绿大地虚假陈述一案当中， 2011年3月18日公告后的首个交易日股价反应明显比2010年3月18日剧烈，再加上2011年3月18日绿大地公告的内容则更为具体和明确，即明确了绿大地涉嫌的具体违法行为，因此把2011年3月18日作为虚假陈述披露日更加合适。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大唐电信(11.23,-0.26,-2.26%)(600198.SH)、ST天一(000908.SZ)等的虚假陈述案当中，庭审时上市公司与股民的主要争议点就是在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上面。

　　通常情况下，上述公司的虚假陈述案只有一个披露日，但*ST联谊(600065.SH)是一个特例，它曾被法院认定存在两个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即欺诈上市和1997年年报虚增利润，因此分别被认定了两个揭露日，即 1999年4月21日应为1997年年报虚假陈述的揭露日，招股书虚假陈述的揭露应为2000年4月27日。

　　当虚假陈述的揭露日确定存在争议时，往往都是法院最后一锤定音。刘国华律师表示，虚假陈述揭露日肯定都以法院的最后认定为主。

　　投资损失核算悬机

　　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让律师很容易发现股民的股票买卖时间点符合要求，在此之后，他们会替股民核算是否存在损失，这是虚假陈述案当中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只有股民出现了投资损失，才具备起诉的条件。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出现，那就是基准日，通常是从虚假陈述揭露日起至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

　　在接受股民起诉广汽长丰(600991.SH)的委托时，刘国华律师是这样核定投资者损失的：

　　广汽长丰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04年6月14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09年1月7日。而从虚假陈述揭露日2009年1月7日起至2009年3月9日，广汽长丰累计成交量为201.3657万手，刚好超过当时广汽长丰流通股总数的100%。因此，刘国华律师将2009年3月9日确定为广汽长丰虚假

　　陈述赔偿案的基准日，进而推算出了基准价——虚假陈述揭露日与基准日之间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即6.77元。

　　此时，假若有一名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以7.5元/股的价格购进100股，他在虚假陈述揭露日与基准日之间将100股以5.5元/股的价格卖出，则股民的投资损失即索赔金额应为实际损失，即200元，若该位股民是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持有，赔偿金额即为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基准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股民的索赔金额即变为78元。

　　事实上，有一类股民非常容易忽略自己具备起诉资格，这些股民虽然账面上没有亏损甚至有盈利，但根据基准价去计算，这些股民存在着司法上推定的投资亏损。

　　同样在广汽长丰的虚假陈述案当中，假若有一名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以7.5元/股的价格购进100股，他选择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一直持有至基准日后，因为基准价为6.77元/股，而基准日收盘价为8.11元/股，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虽然虽然账面没有亏损相反是盈利，但他存在司法上认定的亏损78元，因而他仍然可以向上市公司提出索赔。

　　权证起诉疑云

　　相对于股民投资损失的确认，权证持有人是否具备起诉资格无疑是一道难题。

　　2011年4月29日，五粮液(000858.SZ)接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书，这意味着股民起诉五粮液的大门已经缓缓推开。这个时候，一些律师涌现出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五粮液的权证是否可以参与诉讼？

　　在五粮液的虚假陈述案当中，律师界普遍将2007年11月30日视为虚假陈述实施日，将2009年9月9日视为虚假陈述披露日，而在2007年11月30日至2008年3月26日期间，五粮液认购权证“五粮YGC1”与认沽权证“五粮YGP1”是存在并且正常交易的。

　　“五粮液的权证诉讼，涉及到了虚假陈述案中法律层面的空白。”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臧小丽律师如是说道。

　　宋一欣律师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认购权证最终通过行权可以买入相应数量的五粮液股票，而认沽权证则最终通过行权卖出相应数量的五粮液股票。因为在五粮液案中，其虚假陈述系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故五粮液认购权证的权证持有人是有可能参加维权的，而五粮液认沽权证的权证持有人则不行。

　　不过，买卖时间点是有条件的，即买入五粮YGC1的持有人必须在2007年11月30日至2008年3月26日期间买入，并且在2008年3月26日交易结束后申请行权，在此之后，行权后的五粮液股票必须持有至2009年9月9日及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并且存在损失，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权证持有者才可能具备起诉条件。

　　虚假陈述：A股的血色江湖

　　“我曾经模拟测算过，有相当一部分权证持有人是可以参与索赔的。”刘国华律师说道。

　　2007年11月30日之后，五粮YGC1由38.688元一度冲高至51.00元，随后缓慢下跌至2008年3月26日时的27.749元，由于不行权的话将带来巨额损失，故在2008年4月2日，共有2.9787亿份五粮YGC1行权，折算下来的成本为34.62元/股。

　　在五粮液虚假陈述当中，若以2009年9月9日为虚假披露日，成交量达到或超过100%之日为2010年1月13日，经收盘价均价计算，基准价为26.23元/股，与此同时，在2009年9月9日——2010年1月13日期间，五粮液的股价最高仅为32.62元/股，这意味着五粮YGC1的权证持有人如果行权后保留股票至2009年9月9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理论上都有可能参与到索赔的群体当中。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与股民轰轰烈烈地针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展开维权相比，机构投资者们显得过于安静。

　　唯一冲冠一怒的是大成基金。2007年2月28日，大成基金曾经公告称，该公司代表基金景宏(1.078,-0.00,-0.37%)和基金景福(1.041,-0.01,-1.05%)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ST广夏(000557.SZ)提起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诉讼，索赔数字是一个天价——2.46亿元。

　　2007年2月26日，大成基金收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但不走运的是，大成基金的诉讼请求在一审时被驳回，2008年3月，大成基金再度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当中，以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不可避免地会与普通投资者一样出现亏损，但现实的情况是，机构投资者们并未积极地提出起诉追讨损失。

　　中国银行(2.94,-0.02,-0.68%)——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基金便极有可能在南京中百(000421.SZ)上遭遇了滑铁卢。南京中百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04年3月18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0年4月8日，因而轻易推算得出，2010年6月7日应为基准日，基准价应为6.62元。

　　2010年一季度，中国银行——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基金杀入南京中百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累计购买了262.39万股，而南京中百2010年一季度的价格区间为6.02元—7.67元/股，加权均价应为6.88元/股，但南京中百爆出虚假陈述后，其股价由7.54元/股短暂上扬后便继续下挫至2010年6月末的4.65元/股，这意味着在2010年二季度撤离的中国银行——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基金亏损几率极大。

　　“机构投资者不起诉，可能是出于多种考虑。”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名伟律师说道。

　　但在刘国华律师看来，如果基金在虚假陈述案当中受到损失，基金管理者应该积极起诉上市公司，因为基金的损失其实最终还是被基民承担了，如果基金不起诉的话，基民可起诉基金管理者不作为。

　　诉讼案背后的演变

　　在早年的上市公司虚假诉讼案当中，董监高、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都经常被列席为被告，为此，在败诉后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中介机构亦曾掏钱赔偿股民。

　　2002年，在“股民获赔第一案”的嘉宝实业虚假陈述案当中，嘉宝实业一名陈伯兴的董事一次性补偿股民800元，进而换取到股民的撤诉，而在2006年判决的*ST联谊虚假陈述案当中，作为主承销商的申银万国证券亦对虚假陈述案承担了连带责任，它赔偿股民的金额高达608万元。

　　但随着时间的演进，近年来的虚假陈述案被告当中通常都看不到董监高以及中介机构的身影。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名伟律师向本报记者表示，在实际操作的虚假陈述案当中，起诉董监高的话，通常需要向法院提供董监高的个人身份资料，因而在操作当中往往会拉长诉讼的时间，更何况，上市公司的偿付能力远远强于董监高，故基本会放弃把董监高列为被告。

　　此外，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条件的若干规定》，董监高在虚假陈述案当中如有过错，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际控制人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

　　“在现实情况当中，你很难看到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或者实际控制人追偿。” 郑名伟律师说道，原因在于董监高犯错属于职务行为，上市公司向他们追偿的话往往会给人留下“落井下石”之感，而实际控制人本来就控制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更不可能向他追偿。

　　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为了避免董监高因职务犯错致使上市公司深陷虚假陈述赔偿的风险。万科A(8.14,0.00,0.00%)(000002.SZ)早在2002年1月23日便为董监高等购买了 “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保单，该份保单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 而深发展A(16.60,-0.13,-0.78%)(000001.SZ)亦在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的议案》，保险金额为5000万美元。

郭树清履新证监会主席 八大难题待解

　　每经记者 李文艺

　　10月29日，中组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了郭树清任证监会主席的消息。昨日(10月31日)，各界致证监会新主席的公开信纷沓至来，这些公开信的作者有财经评论员、普通股民、高校学者、有私募人士……文字中透露出各种真情，有期望、有寄托、有谏言、有诉说。不难发现，郭树清被投资者寄予厚望。

　　然而，目前上证指数不到2500点；创业板、新三板、国际板等各板有各自急需解决的难处；IPO风险频出，新股发行各种骗局相继出现……

　　《每日经济新闻》总结发现，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学者型官员，一上任就面临着八大待解难题，我们期望郭树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在金融市场上丰富的实践履历，能将证券市场八大待解难题一一解开。

　　No。1

　　创业板退市制度

　　一再难产的 “创业板退市制度”无法律障碍，更无道德障碍，但在创业板开板两周年后，它仍然是一大缺失。

　　1年前，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就曾表示，创业板直接退市制度不再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制度，不再强制退到下一层次市场挂牌继续交易。但时过一年，仍然付之阙如。

　　《每日经济新闻》统计发现，截至昨日，只有69家创业板公司股价高于上市首日的价格，202家上市以来回报率为负。不仅如此，创业板公司上市后业绩变脸者也不在少数，没有退市制度的震慑，创业板企业高成长的特性也没有得到体现。深交所曾推出《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较之主板和中小板更为严格，但是市场最需要看到的退市制度却迟迟未出。

　　主板市场虽有退出制度，但执行起来却形同虚设。目前主板上市公司退市到三板市场，尚有流通股东利益、企业清算等问题难以解决，创业板实行直接退市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

　　或许，这将是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No。2

　　国际板推出

　　与创业板退市机制一样，国际板“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已经数年。不过在技术操作上，国际板要难得多。

　　上交所一直在推进国际板的进程，目前关于境外企业A股上市的路线图已经确定，但相关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特别是国际板推出的方式、发行主体、资本流动能否符合外汇管理体制等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学术界对于国际板的热点问题探讨已经不少，主要还是集中在制度、法规层面。

　　郭树清曾表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加快国际化进程。曾在外汇管理局任要职的郭树清，在推进国际板建设方面显然具有一定优势。

　　No。3

　　新三板

　　这又是一个老难题。新三板推出后，解决了老三板“挂牌股票品种少，且质量较低”等一些现实问题，但目前新三板的状况仍难让人满意。

　　缺乏完善的转板制度，新三板企业仍只能通过IPO的方式在场内市场上市。此外，新三板公司都是北京中关村(6.43,-0.07,-1.08%)挂牌公司，急待扩容。目前新三板最受关注的话题就是扩容方案的制定。但这个方案难以最终拍板，难点在于监管以及一些制度的改革，新三板涉及到地方政府、证监会等多个方面的利益，监管上难以达成一致，同时还包括交易制度的引进、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已将新三板扩容作为2011年的工作重点，现在看来，在2011年完成基本不可能，郭树清接任过后，理当顺着这个工作重点，将此难题解决掉。

　　No。4

　　IPO深度市场化

　　尚福林在任时期，A股已经完成新股发行定价机制的市场化，但在发行上仍然是行政审批。同时，拟上市公司涉嫌虚假陈述、包装上市、欺骗投资者的事情时有发生。

　　经济学家华生(微博)就曾表示，我国的新股发行审批程序确实存在行政干预太多、程序手续过于繁琐、上市准备周期过长、难度过大等问题。在发行审批的市场化改革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有必要限制高市净率筹集的公司用募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遏制对小盘股的投机炒作。

　　此外，在IPO深度市场化的同时，如何控制新股风险也是一大难点。目前，新股上市后，业绩变脸、曝光上市前劣迹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与信息不透明，过度包装招股说明书、保荐人履职不到位等等因素有关，甚至还出现拟上市公司未过会先曝光丑闻的现象，这些公司在没有理清自身之前，就想着上市圈钱，该类风险不得不控。

　　但如何控？就像一直在打击内幕交易，但仍然屡禁不绝；一直在防止过度炒作，仍不时出现疯狂的个股。对IPO企业的风险控制不仅需要严厉的制度，还需要中介机构、拟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等各方的配合。

　　No。5

　　做空机制的现实路径

　　我们已经开启了卖空时代，但却没有做空机制的现实路径。

　　从2010年3月融资融券开闸以来，沪深两市的融资额在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融券额占比更是小得可怜。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A股市场做空机制存在两大死穴，一是没有退出机制，让ST公司乌鸦变凤凰的戏剧性事件频频上演；二是没有风险对冲手段，社保基金、券商将眼看自己手中的证券价格下行，即便获得了中间费用，也有可能无法覆盖风险。

　　如何开辟一条适合A股市场的做空机制现实路径，仅仅是完善做空机制并不一定能实现，就像我们即使具有了海外成熟市场的技术手段，但却没有软体的配合，没有退出机制，没有有效的市场，也难以开辟这条路径。

　　这也是郭树清任职后亟待研究解决的难题。

　　No。6

　　后股改时代政策配套

　　这是一个最容易被监管层忽视的问题，但却是让资本市场失血过多、中小投资者受伤惨重的关键问题。

　　2005年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距今已过去6年，大小非解禁潮一波又一波，让中小投资者不堪重负。股改前，非流通股市值与流通市值的比约为2.2:1，现在这一比例是1.3:1。大小非被激活后，持续吮吸着市场的血液。不仅如此，许多上市公司在限售股解禁前，还会配合股东减持，释放利好消息有意支撑股价，让更多的投资者前来接盘，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

　　在后股改时代，如何出台一些配套政策，减轻大小非减持带来的阵痛，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也将是郭树清面临的难题之一。有人提出，可引入更多的增量资金，即采用输血的方式来治疗失血病，而融资融券中的融资就是一个不错的增量资金来源。还有人提出给限售股实施市场化的“二次发售机制”，相当于作为新股重新发售，如此还能约束上市公司业绩变脸。

　　事实上，这些方式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首先，当初全流通的宗旨就是同股同权，也要同价，二次发售相当于又制造了这种隔离。其次，引入增量资金虽然是很好的办法，但融资属于市场行为，融资方都是基于市场向好的预期，如果没有这种预期，即使有资可融，也无人敢融。

　　全流通是为了让A股市场更加市场化，后股改时代的配套政策一旦制定不好，很容易又出现行政干预过多的非市场行为，的确难点多多。

　　No。7

　　债券市场大扩容

　　郭树清十年前就曾呼吁，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和机构债。

　　我国股市发展迅速，但债券市场却成为短腿。国债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公司债市场却十分弱小，郭树清十年前呼吁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究其关键原因，在于信用基础薄弱。如一旦某只公司债券出现偿付风险，一些投资者不但不接受投资风险，而是期望政府出面解决债务问题。其次是公司债同质化严重，从利率到评级都大同小异，反映不出优质公司的发债优势。

　　虽然技术上没有问题，债市大扩容还需要信用基础的提升，投资者教育方面的跟进，非一朝一夕能解决。

　　No。8

　　投资者诉讼机制

　　被上市公司“坑”了，被内幕交易人士“耍”了，目前的A股市场上，中小投资者被“欺负”的事情层出不穷，但诉讼机制却几乎没有。

　　有上市公司因为自身过错被媒体揭丑、导致股价下跌，但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受伤的中小投资者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无法要求赔偿。A股市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还仅仅停留在监管市场、上市公司等上游阶段，对于利益已经受损的投资者，缺乏一个有效的诉讼机制，或是维权门路。

　　一个投资者合法权益难以伸张的市场，一定不会健康地发展。不过，该机制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各种制度的完善，需要更为严厉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小投资者的自我提升，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懂得留存证据。而取证就是投资者诉讼的最大难点。

A股颠覆：卖方市场或向买方市场过渡

　　《证券市场周刊》

　　若中国股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而投资者仍套用旧规，将判断失误。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吴晓兵】昂奋与恐慌交织。A股市场摇摆于对政策微调的憧憬与对经济下滑的担忧之间，上证综指在下探2307的阶段低点后，返身向上出现逆转。或许，此次探底宣示着市场持续两年连绵下跌的结束，“见底”之说由此频现，但就此谈论市场反转似乎还为时尚早。

　　“见底”说最主要的根据，是目前股市估值水平较低。在中国股市20年的历史上，当估值下降到这一水平，股市往往跌不下去，几次“大底”皆因此形成，概莫能免。同时，就当前的宏观经济与政策面而言，由于通胀压力的逐步减轻和货币增速回落至历史低位，货币政策已无再紧的必要，而紧缩政策引发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和流动性问题也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不过，当前对“底部”的断言，面临着市场结构认知偏差的风险。

　　过去20年的中国股市无疑是一个“卖方市场”，由“卖方市场”所决定的诸多市场特征(包括估值区间)具有某种规律。但若中国股市已经向“买方市场”过渡，即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投资者则仍套用“卖方市场”的规律，则认知偏差将带来判断上的失误。

　　于是，问题转化为：过去20年，中国股市是不是“卖方市场”？成为“卖方市场”的原因？目前中国股市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买方市场”？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转变？

　　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对目前估值水平的合理程度和未来市场趋势做出判断。

　　过去20年一直是卖方市场

　　股市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市场自发组织形成的，其功能是让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美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中国股市从诞生至今，一直笼罩在“行政管理”的阴影下，有别于成熟市场。

　　其最突出也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是为企业融资服务，20年来分别实现了从地方国企到大型央企再到中小企业集中上市融资的目的。

　　功能定位体现了股市本质特征，并决定了诸如“利益核心”、“市场化程度”、“供求关系”等要素，各种股市现象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见图1)，而这些要素在过去20年中也在不断演变(见表1)。这期间当然暴露出很多问题，其根源在股市功能定位。所以，许小年(微博)才有“推倒重来”之说，就是指中国股市从最初和根本上产生了偏差，其依靠“做大规模”所掩盖的问题迟早会集中爆发。

　　原中银国际分析师何绰越曾经撰文《中国“资产负债表式增长”的迷思》，而中国股市也存在类似特征：规模不断膨胀，特别是2005年-2007年，总市值由2005年末的3.24万亿元，到2006年末的8.94万亿元，再到2007年末的32.71万亿元。两年增长了9倍。但因为上市公司增长的质量和现金分红改善不大，使得股市成为“负和”的市场。

　　在这样一个市场里，股指底部的出现，并非是由于估值偏低和现金回报产生了吸引力(当然个案是存在的，比如2005年的深赤湾)。而是因为估值偏低，导致融资功能丧失，因此催生了政策底。强力行政干预和估值偏低两者相叠加，形成底部。

　　向买方市场转化

　　若一直保持为“卖方市场”，即使低迷也可以用行政刺激的手段“做底”，那中国股市不是一直可以为“融资”所用，在一定的估值区间玩下去了吗？

　　可那就不是股市了。以下几点决定了中国股市不能不向“买方市场”转化：

　　1.中国股市虽然在管理和融资安排上存在高度的行政化，但它仍然是中国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个领域，其投资者行为和交易方式是高度市场化的。

　　2.屡次行政干预抬高了投资者对政策的预期。随着投资者对中国股市“融资市场”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要撬动股市需要投入更多的政策资源。

　　3.当整体货币政策宽松时，股市的政策调控能做到事半功倍，而当货币紧缩态势因宏观形势所要求无法松动时，股市政策调控很难奏效。

　　4.融资功能的过度利用，使得供需发生根本转变，这是股市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若没有2002年后公募基金的快速发展，2005年-2007年的大扩容将很难实现。那一次大牛市，是几乎所有有利于股市的因素同时出现并集中释放的结果。这带来了股指暴涨和大量超级大盘股(三大行、中石油(10.04,-0.07,-0.69%)等)成功上市。

　　之后的中国股市暴跌，一方面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有利因素被消耗殆尽。

　　在股市中股票供给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级时，作为主要资金供给渠道的公募基金却一蹶不振。盈利效应丧失导致公募基金的持股市值份额连续下降。而诸如阳光私募等其他渠道所能供给资金的规模远不能跟公募基金相比。

　　这样，最近两年在小盘股重演牛市同时，以银行股为代表的大盘股踯躅不前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以想像，即使在流动性充裕、公募基金规模庞大且主导行情的2005年-2007年大牛市当中，银行股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各项条件均告阙如的最近两年，就更难有所表现了。

　　这说明中国股市中有部分股票已经形成“买方市场”，以银行股为典型，其他也多为大盘股。

　　虽然在概念炒作热潮下，创业板和中小板股票得以脱离大盘股的估值“牵引”，演绎一段独立走势。但大盘股所反映的供求趋势，代表了整体市场的方向。

　　若中国股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市场结构将 发生根本变化，而投资者仍套用旧规，将判断失误。 估值可能向香港股市靠拢

　　总之，与2005年-2007年各项因素有利于维持“卖方市场”和估值上升相反，目前的各项因素均指向“买方市场”：

　　1.随着股市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虽然股市依然处于“政策调控”之下，但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减弱。

　　2.宏观经济环境使得货币政策偏紧，导致政府针对股市的“托底”政策难以奏效。

　　3.超级大盘股上市改变实际的股票供给。

　　4.全流通和地方企业资金紧张增加了股票的潜在供给。

　　5.国际板和第4条改变了投资者对股票供给的预期。

　　6.缺乏将银行储蓄大量转为股票保证金的有效渠道。

　　最根本的，是中国经济原有粗放式增长的结构已经很难维持，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的软着陆或硬着陆已经不再是主动选项，而是迫不得已的必然走向。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股市对经济发生的如此重大变化，必然会做出反应，多半还会提前反应。所做反应将表现为对过去20年股市运行特征的颠覆。

　　显然，当前股市出现大行情的唯一机会，是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再次利用股市的融资功能，而孤注一掷投入政策资源甚至直接“上场”操作。其效果，相当于2009年“4万亿”之于中国经济的“短期兴奋剂”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股市就只有走向“买方市场”这一条路。

郭树清证监新起点：2468.25

　　10月31日，沪指收于2468.25点，这是原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履新证监会主席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场用下跌5.16点、终结上周的5连阳来迎接中国第六任证监会主席的上任， 这似乎预示着，郭树清未来的任务相当艰巨。

　　10月29日下午，中组部先后到三会召开处一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证监会新的继任者。今年55岁的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成为新一任证监会主席。

　　凤凰卫视邀请股民、学者、媒体人等各方人士通过“致新任证监会主席的一封信”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期望。截至发稿前，时代周报记者统计，各种公开渠道发飙的致郭树清的一封信至少10封，其中满载的殷殷期待让读者动容。

　　这个曾在建行最困难时期临危受命的郭树清；这个有着“外秀内刚，豪爽博学”美誉的“学者型”金融家；这个“有些小幽默”“女记者粉丝众多”的新任证监会主席，从此开始承载中国无数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期许和希望。郭树清，重又被放在镁光灯下。

　　2468.25点，这是证监会新主席郭树清的新起点。

　　双面郭树清

　　郭树清，生于1956年，博士，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

　　在内蒙古插过队，酒量过人，多数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性格耿直”，很有看法，也很坚持。某接近郭树清的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郭树清学术功底很深，对宏观经济学有着独特判断。“郭树清更熟悉中国国情，也更适合作为本土经济学家的代表出任监管层。”该人士对证监会的任命表示“理论上正确”。

　　郭树清曾出任过央行副行长，后又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在较短时间把银行改造得耳目一新，他的宏观视野和雷厉风行让建行成为近年来较具特色的大行。郭树清也曾经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过体改和调控部门负责人，1998年7月出任贵州省副省长。

　　郭树清曾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前述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郭树清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

　　郭树清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和价格改革，20多年来出版了17本经济方面的专著，发表研究论文300多篇。其中较为人熟知的1987年出版的《比较价格体制》、1988年与吴敬琏、周小川等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整体设计》都影响深远。郭树清最近的两部书是2007年出版的《直面两种失衡》和2008年出版的《郭树清改革论集》。

　　如此深厚的理论基础为他博来了“温文尔雅”的美名，但郭树清的温文尔雅下包藏的是一颗强悍的心。“如果世界是一个牡蛎，郭树清可能会选择用刀把它撬开。”一位熟悉郭树清的朋友开玩笑般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强悍不代表固执。钟伟就曾评论称，“郭树清的工作作风虽然也强硬，但他可能更擅于随机应变，遇到阻力时他一般会说，这件事情我明明考虑得很周全，为什麽执行的过程中就遇到很多阻力呢？一层意思是说：我错了，我应该退下来。另一层意思是：我是对的，但是实施此政策的时机还没有到，所以我也应该退下来。”

　　无论温文尔雅还是强悍果断，郭树清也有其幽默、平易近人的一面。此前郭树清接受路透专访，作者问“您都喜欢哪些运动？高尔夫？打网球？”郭树清一直摇头，然后突然冒出来一句：“我在家洗碗。”此言一出，笑翻全场。郭保持一本正经的态度接着说：“我觉得洗碗是很好的饭后运动，还省水省电。只要我在家吃晚饭，就会去洗碗。”

　　记者无从猜测郭树清一个月在家吃几次晚饭，但是这样的回答所折射出的率真颇令人意外。而作为一个管理者，平等和尊重的理念始终贯穿郭树清任建行董事长始终。

　　在建行H股上市的庆功酒会上，郭树清在致辞的时候说：“今晚到场的佳宾贵客、big potatoes前面已作了介绍，我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些small and medium-sized potatoes (中小级别的人物)，他们为建行的上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后郭树清用了不短的时间念了一长串建行一线优秀员工代表的名字，包括参与建行上市的承销团、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中一些职员的名字。这让很多人大感意外，一位律师事务所的成员表示：“没想到郭董事长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提到我，很感动，他很细致。”

　　其实可以理解郭树清的感激，因为截至目前，2005年的3-10月，可能是郭树清一生当中最忙的日子。

　　技术性官员

　　新闻社2004年1月6日凌晨3时15分发出了一则让人们震惊的新闻：国务院决定对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其补充资本金，在新资金的支持下，中行、建行的上市计划也将相应加速。

　　建行出过很多位优秀的管理者，如王岐山、郭树清，同时也揭开很多震惊世人的巨贪。2002年建行原行长王雪冰下台，随后因贪污罪被判入狱12年；张恩照于2002年1月起任建行行长、党委书记兼中金董事长。2005年3月张恩照在国内被查办。

　　2005年3月14日，郭树清确知张恩照“出事”的消息；两天后，建行董事会接受张恩照辞呈；3月17日 ，郭树清临危受命担任建行党委书记；一周后的3月25日 ，郭树清正式成为建行董事长。

　　“张恩照事件”给正在全力备战年内上市的建行带来当头一棒，震惊可想而知。如何消弭影响、打消疑虑、继续推行起步中的金融改革？郭树清的一席话坦诚而睿智：“改革和加强管理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没有改革，这些犯罪分子可能还会隐藏在我们的金融机构之中，继续侵蚀我们的国有资产。应该说，现在问题暴露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快改革进程。”

　　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银行，建行并无先例可循，其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几乎全国金融界的目光那时都聚焦在郭树清身上。

　　在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关口，从郭树清身上更多展现出的是雷厉风行的作风、坚毅勇敢的性格以及变通的处事态度。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建行在战投的选择上，非美国花旗集团莫属。

　　估计花旗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花旗为自己做了许多保留，知情人士表示，花旗在一揽子合作计划中将最有竞争力的如风险平台建设、金融产品设计等付诸空谈。此外，最具增长潜力的信用卡业务也因花旗集团与浦发银行排他性合作协议在先，不可能放在与建行合作之列。

　　2005年6月，当郭树清发现已没有时间与花旗集团就购买价格、外资入股后的管理权限、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时，果断中止谈判，迅速到在建行6月2日上市筹备会上，媒体敏锐发现，就已没有花旗集团代表出席了。

　　6月17日，郭树清与美国银行董事长刘易斯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据此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首期投资为25亿美元；第二阶段将在建行海外首次公开发行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这30亿美元总共购买建行9%的股份。而且，美国银行还保留一项特殊的期权：未来数年内可增持建行股份至19.9%。

　　在定价的角力上，每股2.35港元的定价也让建行笑到了最后。此后在银行股价集体唱低，走向低迷时，郭树清选择的战投并没有放弃建行，反而在关键时刻给予建行许多支持和帮助。

　　履行新使命

　　中国的股市目前在全球差不多处于垫底的状态。上证综指SSEC去年下跌了14%，今年以来继续下挫12%，目前不到2500点。而2010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10.3%，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亦达到9.4%，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创业板、新三板、国际板等各板有各自急需解决的难处；IPO风险频出，新股发行各种骗局相继出现……

　　股民老张在写给郭树清的公开信中这样表述：“从中央的一纸调令开始，您就是我们的父母官了，您将是我们七千多万人的关注焦点，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神经共振点。”

　　“郭树清到证监会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虽短期内未见得会有太多改变。因为改革总是需要一定时间和支持，当变革成为共识，那时候郭树清就能有所为了。”一位与郭树清有密切工作接触的金融高管如是说。

　　从各种场合的言论中可以发现，郭树清很少对外谈及证券市场。但是，2001年，他在《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的论文中，就将“投融资机制”看成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文章称，我国总储蓄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却处于落后国家的水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

　　如何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郭树清认为，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却成了“短腿”，国债达到了一定规模，公司债市场却十分弱小，机构债市场还没有起步，因此，在规范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应鼓励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机构债的发行规模，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

　　值得一提的是，郭树清在论文中提到 “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基础设施、可经营的公益事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股募集资金，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目前创业板的推出已经实现。

　　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职期间启动并推进了股权分置改革，此后推出创业板、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创新业务等。不过对比当下力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背景，中国股市推出国际板却一直难产。

　　国际板牵涉面广泛，需要平衡的利益众多，目前的利弊之争牵制了国际板的推出。而从技术层面上看，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仍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国际板上市企业募集资金如何使用？这道绕不过的外汇坎，亦成为阻碍国际板推出的实际操作障碍。

　　国泰君安高级证券分析师吕爱文公开表示，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希望不能全部放在一个人身上，郭树清的表现有待观察。

郭树清6年“303米”：股市能不能不是一个大赌场

　　“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

　　2011年10月29日，周六，中午一点半，中组部工作人员分乘四辆奥迪和一辆帕萨特，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的证监会，召开处一级以上干部会议。

　　此前的种种猜测终于尘埃落定，今年60岁的前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银监会，接替刘明康，成为银监会历史上第二任主席。今年55岁的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成为新一任证监会主席。

　　30日，周日，中午，一辆陌生的奥迪停在了富凯大厦A座门口，门口的保安注意到了这辆车，但他还不知道，在今后的5年中，车上的乘客将主导这栋大楼和整个资本市场。这是郭树清正式到证监会上班的第一天。

　　此前两天，郭树清辞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辞职公告言语恳切，他对建设银行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欣慰，显得依依不舍。

　　新的挑战

　　10月31日，郭树清履新证监会主席第一周，二级市场以每日翻红上涨之态表示欢迎，市场人士将之解释为投资者对新任主席的美好期待。

　　从建设银行总行到中国证监会，距离303米，步行只需371步，大约三分半钟。

　　这303米，郭树清走了6年半。

　　2005年3月，郭树清一上任即面临整顿前任董事长张恩照留下的局面，并推进在香港联交所H股上市；2006年在郑州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定军心；2007年领导建设银行A股上市；2008年抵御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预先采取稳健信贷政策。一直以来所承受建设银行资产贱卖的舆论压力，都让郭树清如履薄冰。

　　不过，上市之后建行市值位列全球第二，资本回报和股本回报率所达到的国际水准，都让郭树清倍感欣慰。而郭树清6年间所作出的业绩也受到建行同仁的高度肯定，“董事会谨此就郭树清先生在其任职期间，领导本行重组上市、战略转型、改革创新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建行董事会在郭树清的辞任公告中如此表述。

　　但任职证监会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建设银行更加复杂，企业要上市融资，股民要投资赚钱，手持令箭监管资本市场各家机构，还要保证市场活跃随时为上市公司输血，股市稍一低迷，便引来骂声不断。郭树清能否改变其恩师吴敬琏“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的观点，成败便在未来五年。

　　过去几年，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IPO大潮汹涌，通过上市融资这一手段炮制出成百上千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豪，其公司业绩反而在上市之后直线下滑，直惹得投资者连连亏损怨声载道，讨伐证监会帮助不良企业圈钱的声音不绝于耳。

　　能否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与投资功能保持平衡，既让企业融到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又能让投资者分享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经营成果，是郭树清当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为投资者诟病的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以及投资者保护机制也需要时间改善，但郭树清从被监管者到监管者角色的转变，从今天起如何履行好一个裁判员的角色，可能是郭树清最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前退市与发行所带来的更深一层影响是，如果坏的公司不能退市，不好的公司继续发行，最后只能导致投资者不断被套，直到最后对股市丧失信心，一旦投资者完全失去信心，资本市场就会丧失融资功能，整个市场将会失败。

　　投资者不赚钱就会逐渐减少投资，没人投资企业也就无从融资，所以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是在企业家赚到钱的同时投资者也能赚到钱，这样才能维系投融资平衡，将资本市场维系下去，这也是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基本功能。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汉鼎咨询总裁王叁寿以及几位不愿署名的券商高管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股市发行制度改革和加大力度打击违规成本的类似想法。

　　郭树清在现行体制下，即使他个人想做出一番事业，但受制于环境约束，难免伸不开腿脚，所以对新任主席郭树清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

　　一周以来，理财周报记者遍访机构、公司、专家学者，希望展现出一个完美的中国资本市场的蓝图，进而按图索骥，找出当前资本市场的薄弱环节，以求探寻本届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施政重点。

　　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也是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的失衡，只考虑融资功能，却没有考虑投资功能。从制度设计上讲，没有人或者机构、组织能够代表投资人的利益，却有十分庞大的利益集团代表融资人的利益。

　　针对如何解决投融资，宏源证券副总李祥琳建议说：一是市场必须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平衡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让投资人赚更多的钱，而不只是赔钱给一级市场。现在财富榜动辄都是新上市公司老总财富翻番几十倍，其实都是投资人以几十倍的代价买起来的，结果投资之后却不赚钱。

　　二是监管部门要做公正的裁判，不能嘴上说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际却在帮助一级市场的企业圈钱。只有公平公正的监管和市场，才能成就最伟大的企业家和最成功的投资者。只有既让上市公司赚钱，又让投资者赚到钱，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对新任主席郭树清的期望，森马服饰董秘郑洪伟说得更加具体：一是要尽快出台退市机制，希望不好的公司直接退市，避免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的存在；第二条则是希望新任郭主席能够在制度上对基金建立长期投资机制。

　　郑洪伟解释说，公募基金本应成为长期投资者的代表，作为上市公司长期股东与公司共同分享收益，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基金为了追求短期排名，经常以小散户的心态，不断调仓换股，甚至每日催促上市公司提高经营业绩，有的甚至已经干扰到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郑洪伟所说的退市制度，记者采访的不少专家学者都在直言建议。虽然上一任尚福林在位时曾经提到深交所对创业板公司将实行直接退市制度，不再ST(特别处理)，但直到尚主席离任，也未能施行。

　　一直未能彻底改革的另一项是发行核准制度改为注册制。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但二十年过去，国有企业已经在资本市场圈得盆满钵盈，却仍不见任何发行制度改革的迹象。虽然说中国资本市场仍然不够成熟，仍然缺乏诚信，但一直延续下去的发行审批制只能让寻租现象日益猖狂。

　　一位机构投资者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我们宁愿自己睁大眼睛分辨企业好坏，花钱买教训，也不想在行政垄断下看到大量寻租，只要放开，市场自然有自己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

　　这位投资者甚至在看到郭树清锐意改革的历史之后，对郭树清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在任上将发行制度市场化，从核准制改为注册制。

　　不过，几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资本市场改革势在必行，只不过郭树清在现行体制下，即使他个人想做出一番事业，但受制于环境约束，难免伸不开腿脚，所以对新任主席郭树清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

　　以发审制度改革为例，为公司上市服务的投资银行、审计所、律师所，乃至咨询公司都是公司上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千方百计包装其上市，拿钱走人。即使证监会发行制度改革，没有其他各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通力配合，仍难杜绝过度包装、虚假信息等恶习。

　　机制比监管更重要

　　郭树清此前在建行的经历和对上市公司本身的态度，也许会在其以后的证监会监管工作中得以体现。

　　“监管很重要，但仅仅强调监管是不够的，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郭树清曾经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监管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他在证监会的新职位。

　　其实郭树清对于机制、体系的研究在1986年便早已开始。当时郭树清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转年8月，郭树清便参加了吴敬琏的课题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1988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完成，书末的作者介绍中郭树清的研究方向就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熟悉郭树清的人介绍说，郭有比较强的学术背景和深厚的学术休养，平时喜欢写、喜欢思考，不轻易盲从别人，较为自信。郭树清写过很多书，20多年来出版了17本经济方面的专著，发表研究论文300多篇。其中1987年出版的《比较价格体制》、1988年与吴敬琏、周小川等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整体设计》都影响深远。郭树清最近的两部书是2007年出版的《直面两种失衡》和2008年出版的《郭树清改革论集》。

　　而郭树清此前在建行的经历和对上市公司本身的态度，也许会在其以后的证监会监管工作中得以体现。

　　2005年10月建行在香港上市时，郭树清与时任行长常振明带领建行的整个路演团队，马不停蹄在全球20多个城市进行了128场推介会，见了500多个投资机构，遭受了外国投资者许多莫名的不信任和误解，甚至有外国基金经理要求时任副行长范一飞摸着胸脯保证建行所提供的数据是真实无误的。

　　后来据范一飞回忆，当建行路演团队详细阐述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方案、解释建设银行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后，他们真诚的态度取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当时参加路演的80%的机构都下单购买了建行的股票，以至于建行两次提高自己的发行价，最终以2.35港元/股发行，甚至超出了建行最初的预期。

　　“建行管理层能得到投资者信任的关键，在于我们老老实实地回答投资者提出的问题，不隐瞒、不粉饰。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说得完美无缺。问题存在不可怕，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有解决方案，就可以得到投资者的信任，”郭树清在建行H股成功上市之后总结说。

郭树清谈结构僵局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又被将了一军，关键是谁能不被将死，谁手里有解药。

　　美国国会在最后关头同意上调债务上限，虽然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但并没有本质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这使得标普下调了美国主权债评级并引发了全球股市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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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只是表象，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信用评级下调后与之相关的其他债务融资成本可能会加大，而财政的紧缩又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特征使孱弱的美国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带动就业，消费增长缓慢及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包括改善家庭信用)又不利于房价回升，美国经济再度下滑的压力非常大。

　　欧元区的情况可能更糟。受“欧猪五国”拖累，德法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技术上已经债务违约的希腊，没有自主发钞权且面临着财政“破产”的窘境，几乎只能靠输血来维持；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都在张着嘴等待救援。

　　中国只是驻足观望看热闹吗？否。与欧美相比，短期内中国或许更好一些，但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总体经济品质，不可否认，尽管危机四起，美国毕竟还是个“重卡”的底盘；而中国，虽然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已经步入机动车一族，差不多也就是个农用车的水平，长期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建立，但是许多基本关系尚未理顺，结构方面的不平衡，决定了目前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持续。近日，堪称具有经济学家水准的银行家、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采访，应邀就困扰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复盘，试图捋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并寻找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美元之劫

　　《证券市场周刊》：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达1.16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同意上调发债上限之后，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主权债评级，这让中国人感觉很不爽，担心国民财富被美元打劫。对此你怎么看？

　　郭树清：全球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占比确实比较大，中国也不例外，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对于中美两大经济体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紧密的互相关联之中，谁也离不开谁。尽管持有美国国债有一定的风险，但在全球经济剧烈波动、欧元区困难重重之时，选择美债在所有不理想的投资品中差不多仍然是安全性与收益性结合得最好的产品。目前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大幅走高，这打破了历史规律，就是说，美国发债的筹资成本反而降低了，这特别耐人寻味。总之，市场告诉人们，美债违约的可能不大，但短期波动将不可避免。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毕竟这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是最强的。当然，中国应该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资源类实物，多做一些海外直接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即便如此，由于受到各种约束，能够冲抵的外汇还是很有限的；而购买相应资产的股权，因其存在着其他风险，所以规模也不可能特别大，而且不要忘记，国际股权投资，大多时候依然是美元资产。

　　《证券市场周刊》：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以很高的速度增长，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3500亿美元。存量已经很难处理了，又在不断地创造巨额增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郭树清：这是问题的核心，对内对外影响都很大，也说明中国的外汇收支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这不完全是贸易因素，也有些其他原因，比如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最简单的办法存在银行拿利息，每年差不多也要增加100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预期也会造成中资企业迅速结汇；允许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进口支付的购汇就相应减少；其他海外投资收益和工程项目也增加了非经常项目的收入。

　　外汇储备的增加与当前的汇率体制也有关系。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2万亿元人民币，无形中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量，与宏观调控产生了矛盾。

　　《证券市场周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短期内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否科学暂且不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审计部门投入了4万人进行调查才摸清平台债的规模，这样一个政府或政府担保背景的债务总规模都不清晰，也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会不会对中国金融业造成系统性风险，甚至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郭树清：政府不能随意借债，更不能通过成千上万个平台来借债，这是必须整顿和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平台贷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就目前达到的规模和结构来看，尚不至于出现危机。从审计数据看，10.7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约25%，仍处在可控范围内。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利、电网等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服务作用会慢慢体现出来，总体上说，这些投资不会打水漂。至于说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应不应该修那么多，是多修公路好还是多修铁路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理顺投融资关系，也便于信息公开、规范操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会极大地丰富资本市场的产品，促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育。

　　工业化歧路

　　《证券市场周刊》：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非常快，但走到今天似乎有些胶着。你认为在过去的模式下所走过的发展之路，最不理想的环节是什么？

　　郭树清：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欧美不同，与日本也不同。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没有滞后，而且城乡几乎同步发展，没有明显的不平衡。而中国的城乡二元特征，造成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分割，要素不能双向自由流动，这是中短期制约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二元分割制度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善。从跨地区和跨行业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好。但是城乡户籍不同，往往意味着劳动报酬不同、社会保障条件有实质性差异、子女教育条件存在巨大差别、政策性住房福利悬殊以及社会治安、司法保护等公共服务的不均。

　　其次，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最突出的是劳资关系、土地关系，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关系、企业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等。新的中间组织和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司法公正问题也愈来愈突出。

　　第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教育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差甚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学生就业适岗能力弱，缺乏创新精神，大学变成了行政化机构。

　　第四，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广受诟病。食品安全、卫生检疫、医疗服务存在着成堆的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

　　《证券市场周刊》：你以前也提过，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要素不能双向自由流动，请你详解一下其中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的自由流动困扰。

　　郭树清：先看土地问题。根据现行制度，农村的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所谓集体经济组织过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但发展到今天，除了极个别乡村有所谓乡镇企业式的公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不存在了。那么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归谁呢？显然就是村委会，其实就是几个村干部说了算。这种情况下，造成了管理的漏洞，对农地、宅基地、生产建设用地的审批、使用及管理没有构建成一个良好的约束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又叠加了城乡用地分割、同种地因所有权差别而不同价、级差地租得不到对价等问题，使得农村土地的流转(目前主要是被征用)缺乏市场定价机制，造成农民的极大不满。当然，地方土地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费用，其中也有直接用于农民、农村、农业的支出，但是因为不是市场化的交易，所以就谈不上权利平等和透明。

　　再看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国现在有大约3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中有1亿左右被看作流动人口，完全处于城市的管理之外；同时，全国有近2万个镇，最大的人口超过70万，估计有近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居住，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此外，沿海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附近，有许多村庄，实际的经济和就业早已转变为以非农产业为主，按国际标准应归为城镇，但是上亿的村民仍然被看作农民，村庄的规划、管理依然没有纳入城镇体系。

　　户籍制度仍然是统一城乡劳动就业市场的主要障碍。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同劳动主体之间的公平就业和劳资双方的平等谈判地位，农民工应该和城镇工拥有相同的权利。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加总来算，农民工平均实际得到的是城市有户口人员干同样工作的三分之一，同工不同酬非常明显。

　　最后我们看资金流动问题。在城乡收入和发展差距显著，农村非常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今天，农村资金却仍在大规模净流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都成为农村失血的管道。如果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负担考虑进去，则农村收入净流出规模更大。

　　《证券市场周刊》：有研究数据表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但城市化成为人口红利的接力棒继续助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涉及的人口数量多、利益大，不断地引发社会矛盾，你认为要解决好城市化的手筋是什么？

　　郭树清：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严格意义上说是拥有农村户口的人就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桎梏。尽管许多农民早就不再以农业为生计了，但他们的医疗、养老、子女求学等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又使得这些人无法放弃用土地来代替社会保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用土地使用权来养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因为土地的流动性是很差的，特别是要变现就更难了。另一个问题是，土地的价格有天壤之别，偏僻、边远地区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全部转让也收不到几个钱。当然如果使用权转让市场建立起来了，情况还是很不一样。接下来的问题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收益归谁所有。如果能明确一部分必须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就从制度上解决了根本性的问题。而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模糊，这里就出了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农村土地使用权出让特别是转为非农用地之后所带来的财富就变成了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在里面分一点，土地市场因此就特别混乱。

　　如果按照耕地价格买来的土地，再按商品房价格卖出去，收益就是天文数字。当这笔财富不明不白地变为政府机构部门所有甚至个人所有时，社会财富分配将越显不合理，就会造成众多不稳定因素。

　　《证券市场周刊》：显然土地制度改革是未来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步，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之路绕不过去，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郭树清：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公平的交易机制，寻求双方甚至是多方共同接受的均衡价格，通俗点说就是打开正门、堵住旁门。在严格、科学的规划下，允许农村土地流转，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

　　土地的流转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下一步改革，必须严格执行城乡统一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理，把“规划变成法律”。同时，在土地问题上应有制度创新，比如，应允许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的长久使用权，逐步转变为永久的使用权，允许其抵押，放开使用权的交易。当然，前提是要为农民提供和城里人一样的基本保障。

　　《证券市场周刊》：土地问题目前有两大主流意见，一方为了农民不至于流落街头以及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要求坚守“18亿亩红线”，待农村医保、社保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再放开农村土地市场；另一方则认为，只要制度上做好创新，特别是农村宅基地、生产建设用地市场化，既能为农民争取应该享受到的城市化收益，也能为建立农村社保养老体系筹到更多的资金。你认为是先迈左脚好还是先迈右脚好？

　　郭树清：可以同步，或者说要兼顾。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更不能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应该允许各地进行不同的试点，政府严格监督、不断规范，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

　　“18亿亩红线”必须守住，而且也有条件守住。因为目前农村的宅基地是过剩的，村庄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乡镇企业持续集中，农村的学校、医院也在减少，可以腾出大量土地用于整理复垦。即使城市里已经规划和建设的新城或新区，也有许多土地闲置，就是说城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的潜力非常大。随着“增减挂钩复耕补贴”等政策的落实，具有复耕条件的土地，就会源源不断地得到整理并提供给农业。进城的农村人口能够真正融合到新社区，留在农村的农民经济社会条件都会不断得到改善。

　　当然，其中有些问题要处理好，在土地转换过程中，好地换差地需要确定比例关系，最重要的是确保真正复耕。

　　流转形式打通、户口界限打破后，城里人也可能愿意到农村去生活，比如作家、教授、民航飞行员、以及其他所有工作时间弹性大的从业人员，还有一些富裕起来的城镇居民也想在农村买地建房，住在乡下，享受田园生活；当然农村也会有一部分人想脱离农业，放弃土地。事实上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么过来的，由于有这种人口的双向流动才能缩小城乡差别，才能实现比较均衡的城镇发展，也才能有效地遏制城市住房价格的飞涨。

　　城市化后劲

　　《证券市场周刊》：债务问题困扰美欧，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二次探底，中国在控制高通胀时又面临经济增长的回落，会不会刹车踩过了出现“硬着陆”？

　　郭树清：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基本条件并没有改变，增长不会一下子慢下来，而且目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中西部发展比较快，沿海地区增速下降一点反而有利于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调，符合“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如果发展的速度低一点就担心，怎么转型？目前中国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足够多了，仅仅为了提高那么一点就业或多赚点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可能要花上百年都难以恢复。总之，我认为不需要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尽管进口商品价格涨幅比较大，但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商品出口价格也开始上涨，主要体现在机电装备上，虽然幅度还不及进口价格上涨的大，但已经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定价权。

　　《证券市场周刊》：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大方向。成熟的国家市场配置资源占90%左右。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已经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生产要素方面，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此你有何看法？

　　郭树清：我们经济的高投入低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就是说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是主要问题。同时，这也是导致我们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关键在于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市场参与者转为监管者和制度提供者。

　　无论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还是金融市场(资金市场)，“灰色区域”都很多，导致要素分配长期不合理，最终导致各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和“断裂”。

　　首先，要解决城乡劳动力的待遇不平等、同工不同酬问题。对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合理，要加强政府、人大的执法检查力度，工会要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真正建立起劳资双方平等的谈判和协商机制。

　　其次，要实现社保的全国统筹、无限制转移接续，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令城乡劳动力市场真正打通。

　　其三，就是要抓紧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非农用地市场。

　　《证券市场周刊》：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商品或要素的稀缺程度，就有可能造成投资或消费的浪费。投资方面的浪费，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种建设比重太大，原来搞工业项目，现在主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扭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资源浪费和闲置。你如何看待这种扭曲和浪费？

　　郭树清：这两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部门和地方额外增加的投资，主要投在基础设施领域，不会造成商品产能的大量过剩，但浪费的现象还是存在且比较严重。例如，有些电力项目建设时，没有考虑上网输出的条件，有些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经常处于停产状态，有的高速公路建成后没有多少车辆通行。特别是在一个方向上，同时开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未来的客流量和回收期都会成为较大的问题。这次清理整顿政府融资平台，逐渐使大家清醒和警觉起来。

　　实际上，增加消费，改善收入分配，解决社会保险的欠账对解决我国经济的平衡协调问题更有特殊意义。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对增加工资津贴或个人货币收入非常敏感甚至反感，但是对往项目上花钱，往采购物资上花钱一点都不心疼。制定经济刺激计划，说要搞投资项目，大家都欢迎，说要搞社保医保，可能就有很多人反对，传统思想中就有重资产、重物质的影响，“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根深蒂固，将互为依赖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用过去的话说，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买多大房、住多大房不是从需要考虑，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财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农村也是如此，农民辛辛苦苦攒了钱，就回家盖房，而这些房子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没人居住。农民工可以说是两头都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继续把他拴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损失还会与日俱增。

　　我们的规划和政策引导也不够，一些地方，农民让土房变砖房、砖房变楼房、楼房变更大的楼房，但是由于过度分散，没有配套设施，许多就建在稻田里，现在又开始拆毁、迁建和集中，浪费太大。按照统计规则，它都计算在GDP里面，但最终的社会净增财富和福利就大打折扣。

　　《证券市场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因为现在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所以才有此类种种问题；你认为凡此种种，能用“中等收入陷阱”一言以蔽之吗？

　　郭树清：“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依据南美一些国家人均GDP到达3-5千美元时，经济和收入增长陷于相对停滞而提出的说法。其实在我看来，即使达到高收入水平后，也可能陷入停滞。最近的例子是日本，有过“失去的10年”，也可以说是“失去的20年”。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增长停滞的问题。但是会出现人口、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将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陷入困境。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就是教育，也就是人力资本的不足，劳动力很多，创造性人才很少，当你走到领先位置时，你走不下去，不得不退居二流。日本就是如此。

　　中国要突破增长的束缚，促使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就必须重视和解决诸多妨碍可持续增长的各种瓶颈，从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克服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要摆脱国内居民消费率偏低和消费需求疲软的羁绊，让社会资金不再因找不到有市场需求的项目而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同时也使有购买力的居民，不再因找不到适合自己消费意愿的消费项目，而一味进行储蓄。

　　二是要缓解这些年积累起来的贫富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努力提高居民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滞后于财政收入和物价的增长，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

　　在政策上，国家要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和民营草根经济，以吸纳更多转移人群就业，弥补大型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高精尖企业就业岗位有限的缺陷，并保障就业人群拥有适当的工薪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证券市场周刊》：市场化改革需要政府的主导，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有人归结为“举国体制”的优势，你作何理解？

　　郭树清：我们确实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尤其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上世纪50年代搞十大建筑，例如人民大会堂，那么宏伟的建筑不到一年建成，确实是奇迹，世界上可能找不到类似的范例。但是，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个案。在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般不宜再提倡这种做法。首先要确定合理工期；其次要严格遵守工期；第三，速度一定要服从质量。“提前竣工”、“向节日献礼”这类口号不应当再主导我们的建设工程。另外，各地都搞大规模的运动会，都建一大批本质上属于一次性使用的体育场馆，可能没有多大必要。总之，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重新认识、理解或定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不能让战争年代的习惯、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不加分析地延续下去。

　　《证券市场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

　　郭树清：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从而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前阶段的要害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它目前明显落后于土地和就业的非城镇化。这需要实实在在地把农民工当市民对待，解决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这背后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还有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完善劳动力市场、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关键。

　　现在最热点的问题是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分割比较严重，生产要素双向交流困难，人口双向流动遇到了障碍。统筹城乡发展从2003年开始，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坚持下去会取得实质的突破，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经济一半的问题就处理好了，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就会有保障。

　　第二是把能源和环保的模式搞清楚，否则我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关键在于，是不是还要沿着现在的路走，不断修公路、买汽车，毫无节制地增加石油消耗？这本质上是美国走过的道路。能源交通模式，涉及到环境，涉及到未来增长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第三是教育。将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靠人才，靠知识的积累和挖掘。现在特别担心教育方面的改革能不能有实质性推进，解决应试教育遗留的问题，真正提高学生素质。还有就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苏联式的科研管理体制，加上我们自己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习惯，官本位、行政化十分严重，必须根本改革。

　　总之，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我们需要研究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阶段要解决要素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减少管制、分割，增强公平监督，提高因势利导的能力。

　　我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继续以坚定明确、开放务实和逐步完善的态度处理好这些关系，力争在“十二五”时期使中国市场体系的成熟度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郭树清简历

　　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自2005年3月起加入中国建设银行并出任董事长。自2003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汇金公司董事长；2001年3月至2003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88年7月至2001年3月历任多个职位，包括贵州省副省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秘书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