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问：“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别忘了，这是远在郭沫若写替曹操翻案文章之前许多年的1954年。曹操？不就是千百年来人人唾骂的那个白脸奸臣吗？毛泽东怎么会说他了不起？一定是另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叫曹操……

　　“曹操？哪个曹操？”徐涛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吗？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很少这么激动，这样“替古人担忧”。睡觉前，他仍然情绪难平，若有所思地说：“我很想知道你们青年人的心理，我想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现在写书的人都关心青年对工作、对结婚是什么态度，可是，青年人对历史、对世界又是怎么认识的？”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替曹操翻案的文章。郭沫若写了，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一番争论，大多数人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

　　毛泽东显然想得更远，他不是只想一个曹操，他想的是改变历史固有的某些观念。不久，他问卫士田云玉：“你最近看什么书？”田云王说：“我喜欢历史和哲学。”毛泽东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吧。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你可以看一看，那本书还是写得不错。”

　　过了几天，他又鼓励田云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讲述了一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后，他又讲了那句话：“我要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专给青年人看的书。因为世界最终是属于你们的。”

　　毛泽东在1935年就写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著名诗句。他不曾游黄河，却多次到长城。到了长城便一定要谈到秦始皇。对于秦始皇他也是一反我们的传统看法，说秦始皇有功于中华民族。他是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但他还做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统一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改不了他创建的制度。他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样伟大的事业，这对于形成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具有深远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所以，孟姜女的庙要保护好，秦始皇作为那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地位也要承认。

　　毛泽东是几千年来第一个以至高至尊的身份为曹操和秦始皇翻案的人。他确实曾嘲笑那些将我们的政权与秦始皇做比较的人：“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这决不是指暴政，而是指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

　　就在那段时间，有一次我为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要说实话，你们怕不怕我？”

　　我说：“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有时候怕，有时候不怕。”

　　毛泽东亲切地说：“告诉大家，都不要怕。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停了一会，他用断然的语气说：“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

　　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

　　记得那次是李敏代毛泽东给亲人扫了墓。聊天时，李敏说扫墓时看到好多算卦的。毛泽东笑着说：“那你也会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

　　然而，李敏又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一般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停了片刻，他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做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他们挖了我祖坟，迷信，我不是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出那本关于青年人的书，但是他在专列上对我们一群年轻的工作人员讲的这番话却在我耳边响了近30年。现在我也老了，将来的青年还能理解这位革命巨人的思想感情吗？

　　进城前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人们革命性的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改变精神世界的兴趣超过对改变物质世界的兴趣。他以诗人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浪漫主义办了一些超越历史阶段，违反客观规律的错事，其中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复杂原因中，我想谈一条。历史事实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证明了这是毛泽东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但是，毛泽东毕竟是犯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本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从主观上讲是有着许多良好愿望，比如，他很想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毛泽东见不得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三反”“五反”时他就多次严厉地询问我：“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敲打我几句：“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比如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就行了，不要到处抹，要节约。”

　　就为这洗衣服的肥皂，我们搞过一次整风，那是到武汉，肥皂用完了，请武汉的同志帮忙买几块肥皂。话是机要秘书跟武汉有关同志讲的。肥皂拿来后，工作人员也按价买了一块。由于肥皂是定量供应，在供应之外多买一块也是特殊化。为此，我们整风十几天，原因是：“事情虽然不大，不能开这个先例！”

　　这位机要秘书后来离开了毛泽东。他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走的时候，全部行李用一辆吉普车就拉走了，真是两袖清风。毛泽东与他全家合影，握手时，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好人，我会想你的。”

　　当时，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位新来的卫士，暴露思想说：“我以为到了主席身边工作，这下子可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毛泽东说：“你们到我身边，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只能多吃一些苦。正是这个原因，每当身边来了新人，毛泽东总要反复叮问：“你愿意不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啊？”

　　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总是首先做到。在他身边工作久了的人，一旦离开毛泽东，几乎个个都像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天真纯洁，毫无社会经验。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无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碰壁，有的甚至碰得头破血流。

　　那位机要秘书，到了社会上，碰到地方上搞拥军活动，大吃大喝。他工作的地区是贫困老区，人民生活很苦，他马上对大吃大喝提出严厉批评，结果被说成反对人民解放军，下放基层去“改造思想”去了。

　　一名卫士离开毛泽东后，到公安系统工作，也是因为对以权谋私和大吃大喝提意见，被穿了小鞋，从机关放到基层劳改队去工作。劳改队里有名“犯人” 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对中苏论战有个人的看法，被判了刑。“犯人”在改造中声明转变了观点，认识了错误，不但没减刑反而加了刑。这名卫士站出来抱不平，结果自己也成了批斗对象。他带着百思不解的痛苦求见毛泽东，在游泳池汇报了走上社会后所见到的种种阴暗面。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坚持信仰，坚持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呵！”

　　后来，公安部根据毛泽东批示，派调查组，查明卫士反映的情况都属实，处理却很难。直到毛泽东亲笔批示，那名大学生才恢复学业。而生活搞特殊化的领导人只是换了一个单位，不但没有罢官反而升官了。倒是卫士在原单位得罪了一批人，再也呆不住，不得不再次求见毛泽东，请求帮助调到其他单位去工作。

　　毛泽东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我和其他一些卫士离开时，他与我们的谈话，都少不了两项内容，一是夹着尾巴做人，二是坚持革命性，不能颓废泄气。

　　毛泽东发现他所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便一直“要想个办法”。我以为，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这个“办法”被事实证明是错误了，带来的只是十年浩劫。

　　这是毛泽东最终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权延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