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续集 相柳:历史的隐居者

历史的隐居者

◎陈文茜 　(2003.05.04)

如果不是这面橘朱红的砖墙，在台北正午阳光日照下，实在太耀眼，你很难愿意驻足个一分钟；且即使多看个两眼，一般行人，恐怕也只觉得此地不过是另一栋破旧的台大宿舍。

从新生南路紫藤庐隔壁小巷走进去，你会经过两排难得整齐的公寓，阳台种着妖艳的九重葛，走到底，便会看到此面朱红砖墙。墙里长得三楼高的枫树，虽是春意嫩叶，却也不得不呈露苍郁，只因一旁的老宿舍实在太旧了，如此匆匆挥霍流行的城市，怎能留下沉沦的老式住宅呢？

走进墙里，像在没落社区里寻找没有门牌的人家，文史学家指了点，顺时针十二点后方，那个看似废弃的老建筑之后，便是殷海光的家。

殷海光，五四以来，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生前就住在这里。从当台大讲师、教授，到被赶出台大，到续聘教授却不得开课，殷海光一生住在这儿，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送至台大病危前，整整十三年。

通往殷家的路上，杂草凌乱，旁边堆了不少日常用品，殷家之前的大宅，听说以前是台大海洋馆，现批给职员们住，有人就在公共洗手台前，天天刷牙。本来以为北京四合院群居的景象，却移接至台北一坪二十万的房宅里，廊间风吹袭来，谁也没兴致打个诗。走进了殷家，现住户为台大中文系梁荣茂教授，是位客家领袖，有的时候会在阿扁召开的客家大会时和总统同台，算也沾惹了政治，但看看他家中布置，和“权力”实在遥远的很。

走进殷家，先经后院，才至前门，院子里挖了一排河川小景，还有个泥铸泡汤池。树非常高，潺潺的水流已无生气，幽暗且深沉，梁教授带着我们，包括当年殷海光的弟子们，一间间参观屋宅。殷海光的著名弟子陈鼓应回谢梁教授，把殷先生的故居，保存的如此之好。梁教授笑笑，“有些诺言要信守，有些传承得流传。”

按着台北市政府的时程，如果不是SARS风暴，今年五四纪念会，重头戏便是宣布殷海光故居将为市政府指定古迹。因应SARS风暴，哲人的古迹只好慢慢等，等哪天风暴潮全过了，才登上个死后名人古迹行列。殷先生显然可以等的，他生前不求名，也不怕向人借贷，本来台大不聘了，不给薪水时，他还想做个小生意，国民党特工，天天去巷口站岗，他在池子里泡完汤，刚好精神抖擞，叫骂一番。教育部一方面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教育部顾问，等于领威权体制赡养费，按汪幸福着《殷海光传》，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把顾问书往外一扔，直接赶人，叫送聘书的老党工滚蛋。

殷海光弟子众多

殷先生的弟子们众多，在屋宅内有不少回忆；我倒是对他的泡汤池颇感兴趣，一个人在院中闲逛。殷先生住进宅中的正确时间按传记写着，应为一九五六年秋天，殷海光从《自由中国》杂志社搬至此，据闻，他一住进来，就对改造园子起了大工程，院子西边四十多米的墙边挖了一条人工河，并取名为“愚公河”，原始河里还种了一些粉红色睡莲，河堤旁栽了一排江南人家才有的杨柳树。在《自由中国》写〈大江东流挡不住〉、〈反攻无望论〉等震惊名流政局的文稿时，期间共三年，殷海光一面劳动着施工做假山小川，一面痛快的大批蒋介石父子。

我不是殷海光子弟，殷先生去世那年我才十一岁，直到十二岁时才第一次阅读他的弟子何秀煌写的〈零与一之间〉，至于他对台湾历史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中国》的社论，则等二十岁后，《八十年代》李筱峰等人将之集册，才有幸阅读。人们说他脾气怪，娶了漂亮又贤慧的太太，小时调皮不好好念书，辍学之后当店员，受老板娘欺负，还趁着老板娘与账房楼上办事时反锁房门抓奸复仇；我的老友李敖则说他没钱却只享受贵族待遇，喜喝英国下午茶，没书教时想做生意却非赚钱的料，只能靠太太作裁缝贴补。即使叙述他人如此无遮无掩的李敖，却也永远记得给殷海光一个没人能抢的位子，“五四时代后，中国最后一位知识份子”。

当殷海光没书教，国外研究机构请他出国却被禁足，海耶克来台学术会不派他参加时，他曾自我调侃了一番：“我成了笼中鸟。”

“我已成众矢之的，我的门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街，……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先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实际的低度生活也日渐困窘。”

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殷先生说起来也是倒了八辈子楣。生前的不说，他的弟子众多，到一九八九年台湾开放党禁、戒严令、报禁后，也就是死后二十年，才开了学术研讨会纪念他。他生前的胆，除了李敖、陈鼓应几人之外，没几个继承。我当了立委，怪模怪样，和这些学术尖峰实在攀不上思想潮流，却总惦着他。那个敢指着蒋介石，在涵碧楼破口大骂“伟大领袖”的殷海光，就随着泡沫经济泡沫化，“台湾人万岁”

万岁掉了吗？今年二月，我写封信给马市长，越是被媚俗社会遗忘的人，愈显伟大。我期望马市长将殷先生的故居，指定为古迹。当天探勘殷先生家时，我还戴了顶黑红尖帽，下端成屈齿状，鼓应兄见着我拉到一旁，“文茜，你什么都好，我太太说这是细节小事，叫我甭提，但我忍不住还是说了”，接着这位因着殷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事件被迫害、流浪了近三十年，才重回台大教职的陈教授说，“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戴帽子？”在殷家，我本来想回鼓应兄，“我保证不学殷先生随便抓奸复仇，可以吧？”，但怕吓着他老人家；殷氏子弟人海沧茫，现均年事已高，时代如此匆匆，就算到了开放年代，殷家院里杂草长的都比老树多，就轻轻笑着，“喔！”不答应，也不拒绝。

李敖传述殷海光时曾写着他们第一次会面时，颇不愉快。一个原因当然是李敖不满殷先生无识人之明，看不出眼前怪物乃旷世奇才；另一个原因是殷先生背后冒出个大怪物，“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李敖写着，“一只狗，名为领袖，意在讽刺蒋介石。”以殷先生骂蒋介石的措辞，若在今日，他的节目也要被关：

“给我金权、军权与警权，即便我是世界上最坏的坏蛋，我也有本领造作出看起来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全体一致拥护我的伟大场面。”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画，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在本文中，我们以国际现势的分析与现代战争的条件，明白指出‘反攻大陆’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殷海光写此《自由中国》社论时已是一九五一年，政府迁台第四年，这篇文章等于宣布蒋氏领袖；第一，在时间上已证明是谎言；第二，在知识份子的良知分析推演下更知反攻大陆是谎言。

想挽回时代的良知

所幸殷先生没活到今天垂老之年，如果他也和王作荣般，仍执着如剑之笔，他的笔头可能也会导向公投、独立等议题；我更好奇，假设他还活着，也养了一只毛茸茸的狗，不知名字是什么？

人们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死的时候，极其卑微。要不要接受弟子的接济，该不该打点滴，住一等还是二等病房，哲人走了，舍不下的是他浪淘中抓不住的社会，但缠绕着的，却尽是穷困的金钱窘境。

殷先生走之前，见到弟子们，就说：“这次不行了。”众人静默不语。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五○年代来台的最后一批知识份子，看着自己的国也破家也亡，在隐居的孤岛上呐喊，想挽回时代的良知，但何其难！何其难啊！一九五八年，《自由中国》杂志禁了，殷海光不愉快地被软禁了又十一年，终于走到了尽头。殷夫人记载，他死前瘦如皮包骨，有天帮他洗澡，看着他的肉皮，真想痛哭一场，“像这样的身体，别人早就倒了，你怎么还能站起来走到浴室淋浴？”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殷海光先生失去知觉，五点四十五分去世，享年五十岁，只比现在的我大五岁。

殷先生死前，曾说他责任未了，看着时局，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眼真没阖上。他的家人后来经人多方奔走，才一个一个远离台湾，夫人在美“当过佣人、当过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十四个小时”，殷夫人曾在《殷海光全集》序言中，问这个他们付出甚多的社会，“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

台湾现在正被SARS风暴席卷着，人类上一波的瘟疫则在一九一八年，死了约二千万人，正是殷海光出生前一年。我们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威胁，觉得刺痛，深刻恐惧；可是瘟疫早已化成不同的病毒，甚至代号，侵蚀不同的年代。在任何统治机器者的眼中，说真话的人，永远是瘟疫。五月浪潮，有时是风，有时散着过热的阳光，殷先生死后，我们照例摆动了又三十五个年头。

只是殷夫人的疑问，“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我觉得刺痛，没有勇气回答，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