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手游qq登陆: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腐败前仆后继//吴敬琏: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 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

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腐败前仆后继//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


　　“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量，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

　　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关键是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新世纪[26.58 -2.60%]以来，我们社会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农口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不良官员，腐败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19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过程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中国还处在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不管是“ 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小的差异，要团结，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企业家网)吴敬琏：对行政干预成绩不要过分乐观

　　吴敬琏：

　　对行政干预成绩不要过分乐观　　

　　近日有媒体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文章说，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现在还未可定论。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２００９年实施了４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１０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厉以宁：

　　积极财政政策不应该轻易退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说，如果国际油价、铁矿石价格和粮食价格继续上涨，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３％的通货膨胀率警戒线是适用于西方的，而从近期来看，中国维持９％的经济增长率是可能的。如果９％的经济增长率还把３％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４．５％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

　　厉以宁说，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应该轻易退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教训印象很深，如果急转弯发展，就会有三角债，就会有烂尾楼，如果紧缩过度的话，通货紧缩将会形成。我们必须再保持一段，再观望一段，然后再根据情况适度地退出。

　　王晨：

　　充分运用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社长王晨在《求是》撰文说，新闻发布工作实践证明，许多情况下，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时效性决定有效性，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各地各部门要根据中央的中心工作和引导舆论的需要，充分运用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权威、准确真实、公开透明地发布党务信息。各级党委新闻发言人要把党务部门想说的、媒体关注的、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涉及党的工作的内容结合起来，加大党务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发布权威党务信息，充分展示我良好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吴敬琏：中国股市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

　　吴敬琏:现在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开出化解经济难题药方:要根除“政策市”顽疾,要保护中小企业,要发挥财政作用稳定物价。

　　享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美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昨天做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六届文化讲坛,为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诸多难题,逐一开出化解之良方。

　　对于跌跌不休的股市,吴敬琏认为政府应对症下药救市;对于财政政策的建议,他提出应该减税;对于从紧政策,他强调应尽量保护中小企业、保护就业。

　　昨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三位重量级企业家代表——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正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在文化讲坛聚会,共论“命运与共三十年”。有着“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在讲坛上详细讲解了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市场经济经过几大段落才历经艰险地走到今天。

　　吴敬琏认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对症下药,政府是不是该直接干预股市以及楼市。”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反通胀和保增长,吴敬琏的“药方”是:一方面坚持总量紧缩,另一方面从机制上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效率。

　　吴敬琏指出,在紧缩银根背景下,前段时间主要受损的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就业等诸多问题。“在坚持货币总量紧缩的同时,现在应尽量保护中小企业,保证它们正常的贷款需求。”吴敬琏还认为,最近浙江试点将地下钱庄进行金融“翻明”是一项好举措,“地下金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高利率无论哪个企业摊到都难以翻身。”

　　对保持物价稳定,吴敬琏建议,除了货币政策还要依靠财政政策。吴敬琏表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眼下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吴敬琏还表示,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改善经济运行体制,这是根本性问题。“靠资源投入、出口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比如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环境深受破坏。”吴敬琏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新闻晨报)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欧-华安锐智沙龙上表示，当前社会普遍将经济转型解释为由投资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消费内需带动，这是一种误读。经济转型的核心应是将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其实质是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产品附加值是唯一出路

　　吴敬琏指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困境，去年我国以短期宏观调节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没有解决长期问题。2009年9.1%的

　　GDP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货币注入实现，也导致现在我国货币政策“紧也紧不得，松也松不得”。

　　“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这样也就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否则消费不可能提高。”吴敬琏说。

　　他同时指出，经济转型不实现，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无从解决。一方面资源紧缺、环境破坏等问题已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国民基本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增长太慢已经成为当今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舆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通过二次分配机制解决，而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资本投资在国家经济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资本所占的比重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也就越来越高。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吴敬琏说。

　　体制缺陷限制转型进程

　　吴敬琏表示，经济转型并非新提法，早在80年代我国就曾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应由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但20年来转型至今不成，症结在于体制中存在缺陷。

　　吴敬琏指出，目前的体制缺陷主要集中表现在，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资源的配置权力、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标准，以及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

　　为了论述转型在地方遭遇的困境，吴敬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此前，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工信部曾退出“十城千车”项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在十座城市各购买投放1000辆电动汽车。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申请项目之后直接发给了当地企业，而没有进行公开招投标。

　　“中央政府的本意是帮助新兴技术企业跳过规模累积的阶段，一万辆车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分成十个一千辆则不值一提。最后像现在这样的操作，可以说钱是打了水漂。”对此，吴敬琏呼吁，政府应当重新思考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作用。“事实证明， 政府进行技术攻关，发展新兴产业，效果很差。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

　　(网易) 吴敬琏: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 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手机免费访问　www.cnfol.com　2010年10月29日 08:53　中金在线　 查看评论 　　本文导读：

　　吴敬琏: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 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本页)

　　西班牙的教训

　　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腐败前仆后继

　　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

　　吴敬琏：对行政干预成绩不要过分乐观

　　吴敬琏：中国股市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

　　吴敬琏: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 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

　　吴敬琏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总之，对于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要综合考察，然后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西班牙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引发了我许多感想。我深切感到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极富现实意义。

　　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成立“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虽然有各派力量的纷争，但是，在主张共和制的温和左派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右派之间，分歧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解决。可是，后来，在两个国际集团即法西斯集团和苏联第三国际的操纵下，西班牙社会向两极分化。这样，在左的极端分子和右的极端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间力量被排除掉，以致不管哪一派取得胜利，都会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事实是极右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对左派人士的血腥镇压和将近40年的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然而，如果是极左派取得成功，又如何呢？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英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即使左派取得胜利，后果不一定比弗朗哥的专制统治更好。奥威尔是作为一位英国左派人士满怀热情投入西班牙内战的，可是，由于他参加的 “国际纵队”“列宁营”被莫斯科派来的肃反机构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控制的组织，他陷入了左派内部残酷血腥的派别斗争之中，险些被整死。奥威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写出了入木三分地揭露极权主义的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对于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苦难以后，左右双方的一些领导人都觉悟到过去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极端的做法。在1975年弗朗哥死后，在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与经济振兴。

　　打破“两暴怪圈”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我认为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