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镯的下半部叫什么:什么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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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8-05 10:39:00 来源: 作者:
作者:唐青钊 (www.mshw.org)
“政治上合格,军事上优秀,经济上零分”——一些狂妄无知的人,对毛泽东作如是评判,并且狐媚偏能惑主、妖言竟能欺众;相沿成习、积非成是,毛泽东竟被描摹成既不抓经济又不懂经济并且不准其他人抓经济的领袖。 这是真实的毛泽东吗?拨开历史的迷雾,抹去历史的尘埃,毛泽东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更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成就不仅高居于他的同时代人之上,更高居于每下愈况的现代经济学之上。他的经济学既是中国当代的“战争经济论”,又是中国当代的《资本论》。就像《资本论》被人屡次宣布为“过时”、“死了”而总是“马克思又回来了”一样,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也必将重新回归,并继续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是“读”出来的、批出来的、写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根据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概括和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著作为代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理论则体现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但主要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之中。该书由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整理、编辑,但没有公开出版,网上曾经流传过,惜乎已难查阅。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是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分析、学习和批评的对象,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后很多人“思想混乱”的状况有感而发形成的。由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术化、系统化,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随之成为学术化、系统化的理论。因此,可以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基础来“抄袭”毛泽东的“学术化、系统化”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那些信条:它像长空中的孤雁骤然降临于《新民主主义论》之中,只是勾画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蓝图。但这既不符合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事实——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马、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府等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等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面积看,还是从人口规模看,既是“国中之国”、“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什么资本、又没有什么外援,却要既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是兵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写出了一批经济学著作的,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中国革命战争经济论,是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的,是为取得政权服务的,因此,他不可能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也不屑于更无必要去构造什么福利经济学、竞争经济学;它只能是立足于解决战争经济的实践的具体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济理论就是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商品货币本位理论、民生民权经济理论、赢得战争的胜利理论、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理论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1、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统计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他说:“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不正是各阶级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构成了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吗? 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技术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甲)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乙)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丙)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丁)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戊)要亲自出马。 (己)要深入。 (庚)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淳淳教诲,诲人不倦。真的照此办理,任何人不可能不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 2、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实践的货币商品本位理论。 毛泽东没有这样说,但分明那样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不是讲它的阶级属性,而是指他的经济现实:既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多少储备货币。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在这件事上,(苏维埃货币)取得了它的地位和奇迹。”(斯诺《西行漫记》)。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政府为货币商品本位制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对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商品本位制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他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招摇过市的大筐小筐上面装的虽然是金银珠宝,但在一层薄薄的金银珠宝下面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本位的纸币居然保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苏区货币商品本位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早近四十年呢! 3、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民生民权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是“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论”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此给予了雄辩的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际执行人。它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产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4、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赢得战争的胜利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针对日军对解放区和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同上,第929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5、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也写了一部“论五大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首先,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这是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工作。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第三,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争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第五,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否承受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在财政内部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所谓“节好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简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同上,第895页)。 6、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方针。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①毛泽东对“二书”的评价,反映了他的经济学理念 A、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评价。斯大林已被某些人描绘成青面獠牙、心毒手狠的吃人恶魔,但正像他的自信:历史的风,必定吹去堆在他身上的垃圾,还他以清白。岂此是清白,必还他的伟大。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将一个木梨和牛的国家建成了钢铁和原子弹的国家。斯大林总结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写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告诉人们,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这是因为,苏联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商品生产的。因此,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是斯大林这本书的核心。他的根源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庄之间、国家与农民之间,必须通过交换,否则,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篇。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避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斗争。(《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B、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毛泽东谈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它的理论观点主要是斯大林的,但还有很多苏联学者的观点。它比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更学术化、系统化,两本书共同反映了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水平。但是,“这是一本具有严重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科书。”毛泽东这样评伦道。“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讲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但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同上)。 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纲。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毛泽东赞同教科书的观点,实质是斯大林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它由三个方面构成,所有制的性质、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居支配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收官僚资本、和平赎买民族资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收地主土地,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先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接着就是探讨和发展所有制的形式,例如,在我国工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以队为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等。劳动生产中的人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不仅“人民万岁”,而且“以人为本”,但他心目中的人不是马克思笔下英国市侩的面孔,而是无产阶级的面孔,说到底就是主席那张“大中华”的面孔。因此,他自信人皆尧舜,他要消灭剥削阶级,却只要剥削阶级的人不反动,就要改造剥削阶级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他热忱讴歌中国的农民,却又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民的两面性,从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人;他作为知识分子深知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知识化”,通过不断的改造,使中国社会成为公平平等的社会;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虽然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却对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不仅要使之成为自为的阶级,而且要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必须是无产阶级化的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依靠什么“和谐”、“稳定”、“物质刺激”,而是依靠“斗争”、“改造”、“共同目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一定要有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因此,毛泽东对教科书空洞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极不满意,认为“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提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更是维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五风”劲吹之时,毛泽东提倡读书的直接原因就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当然,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国、农业国的现实出发,认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而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简直不像样子”。 所有制关系具有相当稳定性,而分配关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c、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一——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涉及上层建筑,因为,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因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但要“开展经济革命”,而且要开展“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解放和促进生产关系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国家论了。” d、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二——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另一个对象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人人晓得,个个明白,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的人、劳动的工具、劳动的对象等。但是,在批“唯生产力论”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期间,生产力却带上了柏杜莎的头巾,似乎毛泽东都不知什么是生产力了。其实,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派,甚至到了唯心和痴迷的地步,因为,他讲过唯物者最唯心。他提出的国民经济中工农并举以工为主、工业经济中轻重并举以重为主的思想,他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列为社会三大实践活动的思想,开展技术革命的思想,培养、教育、改造劳动者的思想,搞好国民经济大局的思想,以及发展战略产业的思想,乃至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思想,无一不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是,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分析矛盾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根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恩格斯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促进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由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可以从所有制出发,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而“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同上)。 ③毛泽东心目中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曾经设想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说:“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他没有也没有看到别人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但是,他说出和批出了“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风格。 它是一本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为蓝本的书。马克思的方法是莫.布洛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历史分析的方法”,他说:“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如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他一发现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肌体的产生、生产、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马克思称赞这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先生,他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绘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资本论》第二版第19-23页)。将莫·布洛克先生对《资本论》的评价放在毛泽东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不也恰如其分吗?因为,它的方法正是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它的内容正是与《资本论》相对应的对象: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它的目的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是极力推崇用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分析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毛泽东指出:“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出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同上)。 它是一本积极扬弃斯大林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书。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许多错误,尽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毕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部分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等等。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来使之成为全面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它是一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书。毛泽东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参考古代人怎样搞学问”,严谨而又广泛地占有材料。“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要学习鲁讯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写经济学著作也应如此,要以一人为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当然,最好是具有毛氏风格、毛式气派的著作。因为,毛泽东的风格、气派就是中国当代乃至未来的文风和气派;因为,毛泽东的著作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性,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谈笑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功力,真是余音绕梁、馨香满室。 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 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巩固和发。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必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制度基础,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从私有制的胚胎中发育出来,他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转变”过来,并且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巩固和发展起来。中国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土地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过程是一幕精彩的喜剧,它不仅改变了整个生产资料的性质,而且几乎改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这是古今中外、旷古未有的奇事。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佐证着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精彩:传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一起议论怎样改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出题:如何让猫吃辣椒?刘说:喂它;周说:饿他;毛说:将辣椒擦在猫屁股上,猫会自然吃!毛泽东也自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神来之笔,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则是一部成功的悲剧。他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却未抵住自由主义“国有企业低效”理论;他创立的“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组织,不待自由主义的“佃农”理论、“绩效”理论的进攻,就被他的继承人自毁。但是,唯物辩证法必定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刮去历史的污垢,抹去历史的尘埃,事实已经证明,不论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理论,都是摄人心魄的瑰丽乐章。 A、“一化三改”化改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殊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言简意赅的根本任务,还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的总的改造理论。这个改造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理论。 “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问“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顺利提出和形成,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了方向,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但保证了过渡时期根本任务的快速推进,更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迅速提出和形成。 a、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济基础。毛泽东早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极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内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占国民经济总量面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然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保障下,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取得的成果,立即着手了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 第一,立即没收官僚资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即转移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成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同上)。这样,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经济,而且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通过“猫吃辣椒式”的自觉,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只不过它是资本的人格化,赵公元帅是它的上帝,发家致富是它的信条,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了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又打又拉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式,迫使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上)。 第三,通过土地改革,引导农民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开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贫农、贫下中农获得了他们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不但经济上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工农联盟,将民族资产阶级逼入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犄角。接着就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通过宣传鼓动典型引路,全国农村形成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态势。因此,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国营经济,通过限制利用使民族工商业成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个体经济,通过对农民手工业地得的引导,形成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b、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810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增长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为140元,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相替相继。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的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要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更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权保证,也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初步的总结。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规定了新民主义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力,磅薄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青春。”(《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为逐步实现工业化而奋斗。毛泽东认为,我国虽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但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因此,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的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 毛泽东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发展和改造所必须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都来欺负我们,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不发展,因为我国重工业极为薄弱,发展重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我国农业中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就是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应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工厂、新矿业等),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办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扩建和改建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改进现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状况,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毛泽东认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B、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虽然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已由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并且已经出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组织,但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将数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艰难任务。毛泽东以他的独特理论,开辟了中国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组织起来,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最了解中国农民。他认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之所以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是因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抑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毛泽东依照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及时提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农民个体经济为农民合作经济,并发展为农民集体经济,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第二,遵循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具有 天然自发的资本产义倾向——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小生产是经常地、大批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具有天 然的合作倾向。因此,对于“两重性”的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而只能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引导、说服和教育,促使农民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三,依靠联合,让贫下中农带头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土地改革后,贫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活资料,有半数窜升为中农,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中农,认为贫农和下中农加在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60-70%,他们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夯实了农村合作化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积极稳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不能“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第一阶段,主要是试办互助组,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土地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属农民个体所有,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耕畜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户,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也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改造,毛泽东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在方法步骤上,从展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创立生产合作的道路。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兴办手工业小组。加入这个组织的成员,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供给原料,包销产品;第二步是兴办手工业合作社。它由供销小组合并而来,开始是统一供销业务,分别核算,生产活动仍由各户分散完成,而后逐步实行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合作社对各户的生产也有一定干预;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入社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共组织起10万个手工业合作社,入社社员占全部从业人中贩92%以上,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C、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期时期内对于国计民生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因而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因为“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猫吃辣椒式的改造,实现了对整个民族资本家的和平赎买。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的壮举。这个壮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在于“我们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同上)。![](http://image33.360doc.cn/DownloadImg/2011/08/0610/15356579_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