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头发脱落的小偏方:百年五牛图之四：关于陈寅恪

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之一：鲁迅；之二：蔡锷；之三：张季鸾；之四：陈寅恪；之五：林彪）

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
百 年五牛图之四：关于陈寅恪 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修订稿) 百年五牛图之二：关于蔡锷 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二.旧时王谢已无家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六.老岁为诗欠斫头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6月2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突然在北京颐和园自沉。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吴指陈寅恪、吴宓。两人都是王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事、好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叠出的中年，忽然含恨自舍。陈寅恪感到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中沉痛至极地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
　　岁月如流。
　　32年后的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吴先生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目无余子，偏是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　　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　　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如吴宓所言：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嶙峋，尤非观堂可比。二.旧时王谢已无家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号右铭，咸丰举人，曾湘乡门生故吏。思想开明，精明强干，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他是封疆大吏中惟一公开表态支持维新者。戊戌6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陈荐用。湖南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是坚定的维新派。但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古诗创作，风格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他并未忘情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7.7事变后，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绝食而死。
　　这种家庭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对陈寅恪影响至巨。
　　192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陈、唐新婚。诗曰：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40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的最大幸运。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贼”（傅斯年语）而谁？
　　他们有3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月21日，唐夫人去世，终年71岁。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简直就是上苍赐给陈寅恪的一个天使。
　　多年以后，陈、唐夫妇得以合葬匡庐。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就是到银河公墓凭吊萧红的埋骨之地；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的故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
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古诗创作，风格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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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宝箴之死，是郁郁而终还是赐死，历来有争议。近些年，比较倾向于赐死。
　　2、关于散原和同光体及宋诗派之关系，一些观点可商。补充一些资料，可为其他读者参看。
　　http://www.freehead.com/archiver/?tid-97383.html
　　
　　同光体是郑孝胥、陈衍为标榜他们那一类的风格而提出来的，后来则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宋诗派的代称。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才基本成熟，而宋代则有全新的发展。具体地说，唐诗是以乐府风格占主导，吟咏情性，仍是自然的、朴素的。而宋诗则更加强调文化的底蕴，诗人的天赋固有待乎学问的积累。这是宋诗高出唐诗的地方。同光体之宗宋，源流虽各自不同，在诗中渗透进文化、学问则是此派作家共同的追求。但是同光体的宗宋，跟明代的“瞎眼唐诗”有本质的不同。同光体仅在审美的维度上追求宋诗的风格，而抒写的情志是诗人所自有，这就保全了诗中主体形象的独立。而此一点是一切好诗的基本标准。
　　
　　同光体因学诗方向、活动地域的不同有江西派、闽派、浙派之别。
　　
　　江西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他的父亲是戊戌变法时期支持维新运动，提倡新学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三立曾经辅佐其父，为湖南新政作了不少工作。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父子同被革，永不叙用。陈三立在清亡后以遗老自任，在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时绝食而终，表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陈三立诗卓迈前贤，名重当时，他虽是江西诗派首领，但评诗并不抱江西诗派的偏见。他的诗情感浓郁，词句古奥，其郁然痛忿之处，人罕其匹。如“江湖意绪兼衰病，墙壁公卿问死生”（《人日》）、“匹夫匹妇雠谁复，倾国倾城事已经”（《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十月十四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支离皮骨残宵见，生死亲朋一念收”，哀艳沉着，悲凉苍劲，这种家国之恸，一般的诗人也未始不能体会，但在审美上总也达不到这样的张力。《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奈汝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月，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岩阿。”这种情感，已经突破了天人合一的苑囿，使得情感成为诗的唯一的内容。
　　
　　陈三立学黄庭坚，的确能够得其神髓。他的语言奇崛壮丽，极见功力。《与纯常相见之明日遂偕寻莫愁湖至则楼馆荡没巨浸中仅存败屋数椽而已怅然有作》：“别来岁月风云改，白日雷霆晦光彩。乖龙掉尾扫九州，掷取桑田换沧海。崎岖九死复相见，惊看各扪头颅在。旋出涕泪说家国，倔强世间欲何待？江南九月秋草枯，饭了携君莫愁湖。烟沙漠漠城西隅，巨浸汗漫没菰芦。颓墙坏屋挂朽株，飘然艇子浮银盂，兀坐天地吟老夫。四山眩转眺无极，向日渔歌犹在侧。绝代佳人不可寻，斜阳波面空颜色。千龄万劫须臾耳，吾心哀乐乃如此。起趁寒鸟啼入城，回头世外一杯水。”又如《八月二十一日夜宿九江铁路局楼感赋》：“余酲倒宵装，迅犯大江水。击浪留故声，鸥鸟留蓐食。系缆湓浦陂，登楼谁主客？抚我所凭栏，剑剑峰见高直。湖光荡山气，吹沫洗颜色。狞飙压虚空，轰榻作霹雳。宿昔画肚人，语笑不在侧。枉觅缩地方，痛无补天石。藩篱讵云固，掎角反树敌。蛮触互一逞，鹬蚌终两厄。涕泣导弯弓，御侮势方急。托命漏舟上，呼号傥相及。陋于知人心，滋恐重不德。幽卧翳灯檠，万虑摇胸臆。”
　　
　　陈三立的诗才，在当时不但获得同光体作家的认同，也为诗界革命派诗人梁启超等人所激赏。江西派著名人物还有王瀣、陈隆恪（三立子）、胡朝梁等。
　　
　　同光体闽派诗人以郑孝胥、陈衍为首领。这一派诗人以学习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陈师道、杨万里为标榜。南社著名诗人林庚白曾表示对于郑孝胥的推崇。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又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在清朝灭亡以后政治上趋于反动，1923年任清逊帝溥仪的总理内务府首席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首倡溥仪往东北，次年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成为人所不齿的汉奸。郑孝胥的诗比较清俊疏朗，同陈三立的诗风相比，要流丽得多。《四月二十日夜起》：“坐觉楼前江水深，江风收雨动高林。半规凉月通宵色，一枕劳生向晓心。故里欲归真自誷，幽忧为疾独难禁。好怀不惜销沉尽，那向人间罪陆沉。”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陈衍在戊戌变法时赞助变法，民国成立后也不以遗老自任。陈衍著作等身，《石遗室丛书》自订著作十种。《近代诗钞》、《辽诗纪事》、《金诗纪事》等都很有名。诗集有《石遗室诗集》六卷，补遗一卷。另有《朱丝词》。他主张取法三元：开元、元和、元佑，个人则崇尚杨万里的诗风。试看他的《题杜茶社先生小像》：“饿死焉知沟壑填？鸡笼山下少炊烟。而今薇蕨无人问，大肉肥鱼四万钱。”《赠周信芳》：“信芳锡嘉名，取义本楚骚。可知疾恶意，非种必爬搔。观演包龙图，笑比清黄河。唾面斥奸佞，居然活阎罗。屡醉我美酒，请我为浩歌。倘使尹京兆，愧彼徒唯阿。”这种追求散文化的倾向其实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种倒退。他的成就主要是在史学与考订上，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续编》六卷，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诗歌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光体闽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陈宝琛。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橘隐，福建闽侯人。同治七年进士及第。光绪五年入阁。在同光年间，他是著名的清流，1884年（光绪十年）被黜，25年后才重被叙用。后为宣统之师。由于有着这样长的一段赋闲生活，他的诗集以“沧趣楼”名之便可以理解了。他的诗用典绮丽，在闽派诗人中别具一格。作于1895年的《感春四首》：“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那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处处凤栖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可怜买尽西园醉，赢得嘉辰一断肠。”“倚天照海倏然空，脆薄元知不奈风。忍见浮萍随柳絮，倘因集蓼毖桃虫。到头蝶梦谁真觉，刺耳鹃声恐未终。苦学挈皋事浇灌，绿阴涕尺种花翁。”“北胜南强较去留，泪波直注海东头。槐柯梦短殊多事，花槛春移不自由。从此路迷渔父棹，可无人坠石家楼。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这组诗借咏落花，暗喻中日战争之事，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当中有详细的笺释。而作于1919年的《次韵逊敏斋主人落花四首》：“楼台风日忆年时，茵溷相怜等此悲。著地可应愁踏损，寻春只自怨来迟。繁华早忏三生业，衰谢难酬一顾知。岂独汉宫传烛感，满城何限事如棋。”“冶蜂痴蝶太猖狂，不替灵修惜众芳。本意阴晴容养艳，那知风雨趣收场。昨宵秉烛犹张乐，别院飞英已命觞。油幕彩旛竟何用，空枝斜日百回肠。”“生灭元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撇开诗中故实不谈，陈宝琛的诗仍可带来一种凄艳的美。他对于语言的驾驭实已到完美的程度。他把现实的情感完全用意象表现出来，从而营造了汉诗艺术所能达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沧趣楼诗集》凡10卷，书后另附《听水斋词》。
　　
　　同光体的浙派以沈曾植为首领。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他是近代有数的大学者之一，最为王国维所推崇。沈曾植在维新运动其间力赞变法，清亡后则成为遗老。他也是较早为我国学术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一位学者。沈曾植的诗，用典僻奥，生涩顿挫。难得的是他的诗并不因多用僻典而显得枯槁，他没有理趣胜过情感的弊病，而是在才与学当中寻求到一种平衡。有《海日楼诗集》。沈曾植主张学诗应当通元嘉、元和、元佑三关，也就是说要融铸元嘉时的谢灵运、颜延之，元和时的韩愈，元佑时的黄庭坚于一炉，创出自己的风格。沈曾植的词句工切熨帖，但感觉起来他在选择时却不费丝毫气力。这是因为他的学养充足的缘故。如《偕石遗渡江》：“湍深刚避鹄矶头，望远还迷鹦鹉洲。残腊空舲容二客，清江晓日写千愁。刚肠志士丹衷在，壮事愚公白发休。只借柏庭收寂照，四更孤月瞰江楼。”平常的意境，经他笔下点染，便自不同。他的长诗也避免了散文化的倾向，字句尽可逞铺排之能事，诗的味道却一毫未失。《杂诗》（八首选二）：“我有兰百本，同心盟十年。托根不藉地，保种宁非天。秋院肃清蔚，孤英想幽妍。杳然空谷思，阔绝怀香缘。流宕夙心负，衰疾岁月迁。寻芳遇邻畹，予美愁悁悁。”“棋局熨虚腹，隐囊倚颓颜。茶香鼻有守，鼎冷丹方还。楼外天旷漠，楼前水潺湲。无心蜗篆壁，有情鹤归山。生年鹖冠子，纳息迦旃延。事往悔吝除，秋成天地宽。我不著一法，而法循无端。小山有丛桂，将子来同攀。”他诗中用字倒也平常，但搭配成词语，顿与旁人不同。《阁夜示证刚》：“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流连未免耽光景，餔餟谁能较醉醒。雨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零。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沈曾植对于一个王朝的衰落有着极敏感的洞察。他哀叹说“如此江山夕照明，野夫那不际承平”（《晚望》），又说：“依然圆满清光在，多事山河大地依”（《中秋前二夕月色致佳忆甲午中秋京邸望月有诗今不能全忆矣》），但是这种感觉他处理得很中正平和，“当时棘为铜驼叹，后夜潮催白马归”（《中秋前二夕月色致佳忆甲午中秋京邸望月有诗今不能全忆矣》），情感靠了意象才生发出来。作于1918年的《病起自寿诗》是他最为沉痛的作品之一。如第一首“病榻沉绵又一时，赤山岱岳眇何之。相逢徒侣皆龙伯，岂有神仙度马师。七反定难超色界，再生或恐误雄儿。四恩三劫尘沙障，到此分明了不疑。”而组诗中“平生师友多仙佛，至竟形神孰主宾。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则已经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很少涉及的生死问题。沈曾植是一个智慧的诗人。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年春天，12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亦精于金石篆刻，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士，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1909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1915年春，寅恪曾回国至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3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次在柏林历时4年，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寅恪曾这样概括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这其实也可看作是陈氏的夫子自道。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年秋天，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事扩充。在胡适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聘请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名满天下；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没有任何学位。这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的高明。
　　1925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1926年8月25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43年的教学生涯。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一说20余种）。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下文将有专章论述。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证史的典范。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评价历史实事求是。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突出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正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辞。令人喟叹的是，其中不少已成绝学。
　　时下，国内学文史吃饱了混天黑的博导博士博士后们比肩接踵，多如牛毛。但多是“行货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更适合去卖猪肉。
　　因此，梁某对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脊续’国学”的宏伟抱负深表理解，但很不乐观。
　　
　　 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後就读於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後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 事变”後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後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後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勤励教学，桃李天下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据有关文章介绍，前些年在广东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著名教授7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王承兴、邓厂铭、周一良；中山大学胡守为、王季思、黄萱、姜伯勤、林亚杰；武汉大学石杰、李函；中央民族学院王仲翰、天津社会科学院卞新，广东社科院金应照，安徽师大万绳南，兰州大学陈庆夫，美国华裔教授汪荣祖等。还有其他许多校内外听他讲课的史学界学者，不计其数。
　　
　　严谨治学，著作等身
　　
　　陈寅恪祖籍我县桃里竹段村，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爱国诗人陈三立第三子。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属虎，故名“寅恪”。
　　
　　陈寅恪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出国求学，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尔后又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地执教，曾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和“部聘教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授于他“英国皇家研究院研究员”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陈寅恪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日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对史学造诣更深。对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经。《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己经常识化了。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五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两者不可参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品行高洁，举世垂范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泰斗”，他高尚的人品、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的尊敬和称赞。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
　　
　　1959年，陈毅副总理偕夫人张茜到中山大学看望他，与他讨论《世说新语》一书的有关问题。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看望他，和他商讨有关教育问题。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请他赴京工作；第二年又派人迎接他就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等也都劝他进京工作。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对他非常尊崇，不但到中山大学与他访谈，还多方面给予他生活上的优遇。
　　
　　1963年，胡乔木特地到中山大学看望他，关心他的旧稿重印事宜。还说，在清华学院时，可惜没有机会听陈寅恪讲课，深感遗憾。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葛兆光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就是中国最痛苦的学人。此言近是。
　　之所以如此，就陈寅恪而言，除了遭逢世乱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是他中年目盲、晚年足膑，身心额外遭受一份深重的苦难，生活失去了很多便利和乐趣，更给研究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
　　陈先生诗云：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确实是血泪真言。
　　在陈寅恪79年的生命史中，有两个阶段是最艰辛、最痛苦的，一个是8年抗战，一个是文革。
　　1937年7.7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9月15日，散原老人在故都北平逝世。寅恪料理父丧，哀伤过度，致伤双目。"满七"后，挈妇将雏，仓皇逃离北平，途径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武昌，几经展转、数历艰困才终于在11月20日夜间到达目的地长沙。
　　当年8月，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我国最好的大学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
　　没过多久，战火南延，长沙将成为前线。"临大"又奉命西迁云南，组建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开始颠沛流离。头顶雨雪风霜，披星戴月，乘坐长途汽车、江轮，经衡阳、零陵、桂林、乐平、梧州、虎门，在1938年春节前夕才到达香港。这时唐夫人出现心脏病症状，体力不支；幼女美延又患病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得租房在香港暂住。幸得好友许地山（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夫妇悉心照顾。陈寅恪春节后只身经滇越路赶往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授课。初到蒙自，又不幸染上疟疾。伶仃孤苦，情绪落寞。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夏天，拟去国赴英讲学。端午节，好友吴雨僧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别并赋七律一首相赠：
　　
　　国殇哀郢已千年，　　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　　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　　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　　蛰居愁与俗周旋。
　　
　　陈衡哲女士曾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暑假期间，陈寅恪离开昆明到达香港，拟全家搭坐轮船前往英伦。孰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抵港的次日，恰逢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因此未能成行。秋天，回到昆明，重新担任西南联大教职。此后直到抗战胜利，虽曾几度打算再往英国，但因为旅费难筹等原因，终未如愿。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薪水既不能按时发放，更是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先生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3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遽左转的一个转折点。
　　1945年春天，陈寅恪惟一可用的左眼视网膜剥离趋重，不幸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开刀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反而造成战后到英国医治时更难措手。
　　陈寅恪当时沉痛悲苦的心情，有诗为证：
　　
　　天其废我是耶非？　　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　　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　　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　　蔡威唯有血沾衣。
　　
　　所谓"著述自惭甘毁弃"， 自嘲而已，并非由衷之言。学术著作几乎就是学者的生命本身，何况是王、陈两先生这样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大儒呢。其实，最令他伤怀痛心的，就是其大量书籍、笔记的遗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曾将一批书托付友人寄到长沙，但当书陆续寄达时他已离湘辗转赴滇。后来长沙"三大政策一把火"，这批书都化为灰烬。而陈先生随身携带的两箱最珍贵的书籍（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录有关资料及心得，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也在他由香港经越南赴滇途中被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唐夫人谓陈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得了精神病"。这不光是陈寅恪的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大而言之，亦是我中华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9年后，陈寅恪长居岭南。虽有种种困扰不满，但生活一度安静而较有保障。他心情也有比较明媚的时候。
　　陈寅恪"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这个话题，当年余英时与刘斯奋杀了个七进七出，煞是好看。一个是陈先生的"异代相知"，一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弦箭文章"。两者高下，不问可知。但是，刘文并非一无可采。我认为，余英时对目盲足膑对陈先生心理的影响，就注意不够。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将陆续在下文有所涉及。
　　1962年，岁次壬寅，是陈寅恪的本命（虎）年。寅恪自谓："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命年。"但壬寅年适逢元旦日食，刚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按传统说法，又是盛世祥瑞。故作诗曰："虎岁傥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6月10日，在家中沐浴时，陈寅恪不慎摔跤，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留医半年，因年老未动手术。当时，陈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陈先生不肯，终未治愈。次年1月21日回家疗养。但从此不能下楼，更不能在中大校园散步，困居一室。古稀之年，目盲之外，更添足膑。苍天待陈寅恪何其酷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涛奔涌，洪流泛滥，陈寅恪遭受灭顶之灾，终难幸免。
　　就是在这样的时势和身体条件下，陈寅恪教授学生之余，仍以极大的毅力，出众的才识，对中华文化的极度热爱，克服重重困难，著述等身，在文史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文史大师。
　　寅恪先生是极为自负的。他完全有这个资本。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写道："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确实，如果不是遭逢战乱，又目盲足膑的话，我不知道：此翁的成就，将伊于胡底？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1948年12月15日，几经周折后，一架来自南京的小飞机终于在解放军重兵围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机场冒险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逃离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故都北平。也就此拉开了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活动的序幕。
　　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就是被鲁迅称作“奴隶总管”、“元帅”、“工头”的周扬后来所谓：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派飞机去接他……的由来。
　　此后，胡适等人去了美国。更多的人去了台湾。陈寅恪虽然多次为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唐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从此豹隐岭南。先任岭南大学教授。后来，岭南大学为中山大学合并，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红朝建立后，曾以各种方式并几次派专人来穗敦请陈寅恪回北京任职，都被先生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宫已通知其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毛泽东手里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由大哥而小弟的唐宁街10号本来早已习惯跟在美国人后面跑，这次却更加激进，1950年初就已经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认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往往是诡异的、出人意表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读史早知天下事”……之类大话，是不宜太过当真的。
　　国民党政府并不象一些当代学人标榜鼓吹的那么好、那么漂亮。它亦曾一度靓丽并赢得人心。但在内忧外患交困下，执政者未能开诚心，布公道，采取符合民意而切实可行的内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贪污腐化，结果友邦唾弃，人心丧尽。诚如周恩来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它终于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丧失政权，并非偶然。
　　当代学人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去”者与“留”者的高下得失。简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这是极为皮相的见解。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呢？台静农当年留在台湾未返回大陆的惟一原因，十分简单：家累太重，买不起船票。如此而言。这种例子很多。学人们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其实都是在大胆假设，自说自话，经不起小心求证的。
　　抗战期间，陈寅恪西迁昆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在为陈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写道：“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事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孰去孰留，而在于是否“树新义，负如来”。
　　梁某认为：1949年后，去者如胡适、殷海光……，留者如陈寅恪、储安平……，应该等量齐观，完全无须强分高下。“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树新义，负如来”者如陈援庵辈，另当别论。
　　就陈寅恪本人而言，他本来就对蒋家王朝多所不满。随着政局的不断恶化，他对政府不仅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恨。这从《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南朝》、《青鸟》、《哀金圆》……等诗中不难得到确证。在某种意义上，陈先生的诗其实也是“诗史”。我还注意到：陈寅恪不惟是立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这两者互为表里。
　　研究陈寅恪，余英时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但他为了强调陈先生对共产党的不满，过于刻意推求其诗文中的微言大义，得出的结论却是陈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念念不忘，这就未免太过先入为主，走火入魔，过犹不及了。陈先生对五星红旗的态度自不待言（后文将专门论及），但他又何尝喜欢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余先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胶柱鼓瑟，对号入座，拿唐夫人坐实柳如是，显得书生气十足，非常不伦不类，闹出不少笑话。我有点奇怪：余英时研究红学也颇有成就，他何以不是“索隐派”呢？一笑。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按汪荣祖的说法，约可分为3个时期：前8年生活安静，教学与研究工作尚称顺利；中间8年遭到文字上的批判，不再教书，但仍然撰文，生活也受到照顾；最后4年受到文革狂风暴雨式的袭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以至含恨逝世。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不错。但对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对专制政治和文化、尤其是对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系统性的政府行为的切齿痛恨，对一代大师由此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如果不是视而不见，起码也是轻描淡写。余、汪两位先生都是高才博学的硕儒，均为陈氏功臣，在下敬服不暇。但他们各有预定立场，或右或左，则皆为梁某所不取。
　　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不说是姿态，不算是统战，又当如何？又算什么？清高自负如陈寅恪者，会拿这些当回事？
　　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说：“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自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社会、生活现实给陈寅恪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领略新凉惊骨透”；
　　是“浮海宣尼未易师”；
　　是“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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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渡岭后，在广州度过了他79年生命中最后、最艰难然而也是最璀灿的20年（1949至1969）。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亦由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六．晚岁为诗欠斫头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是个不问政治的学者。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陈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抱负也曾并不局限于作一个安坐书斋皓首穷经的传统型儒生。他心目中的榜样不是别人，而是隋代讲学河汾，培养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大雅……等通权达变的大唐开国名臣及学士的文中子王通。此即孔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本意。目的之一，明显是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屡遭世变，残废流离，形格势禁，梦想破灭。但陈先生的政治热情未曾稍减。
　　1919年初，吴宓在哈佛大学经俞大维介绍、初交陈寅恪时，就感觉"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俨然是一个卧龙式人物。而据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陈寅恪当时有7不：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这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紧张状态。但究其实，也就是一种防范型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后3"不"，不必太过当真。
　　前文已经说过：一部《陈寅恪诗集》，可以视同诗史。而陈先生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以惯之的。1949年以前，举凡袁世凯称帝、中日战争、中苏条约、中美关系、国共和谈、蒋介石宴请、张群组阁、王云五推行"金圆券"……等等，皆一一入诗，情见乎辞。1949年之后，"先生过岭诗为历"，诗集中"谈政治；评时事政策；臧否人物"的，更是大约占到十之七八。积习难除，此之谓也。下面就着重谈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及其诗作。
　　陈寅恪晚年虽然失明膑足，深居简出，但仍然敏于时事，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
　　无庸讳言，红朝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陈寅恪生活相对安静，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国家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的心情，也有比较明朗舒展的时候。"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春联）、"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余年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等等，即是明证。
　　但更多的，则是深重的痛苦感。这主要来源于新政权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极度专制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毁灭式的摧残。作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一代文史大师，生活上的一点平和安适与精神上遭受的巨大磨难相比，是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陈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蒋天枢语）。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黄萱语）。这集中表现在他晚年的两部大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下章讲专门论述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这两本书）及其诗作中。
　　"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鸿毛一例论生死，马角三年换笑频。"这是讥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了强制性的魔教。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这是讽刺陈垣等人见风使舵，改奉马列，吹捧"毛韶山"，"树新义，负如来"。陈先生的好友、著名学者邓之诚看到这首诗后私下对友人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这是悲叹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都改营新书，担心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这是说惹不起也躲不掉，"道不行"，走也走不了。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说伦常失序，学生无情侮辱丑化老师。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这是说：只有一种声音了，没有学术自由，不能说话；战争频仍，影响建设；铺天盖地都是吹捧性的文章，不能批评。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这是说没有发表、出版自由。只能流布国外，或是藏之名山。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这是说：多谢好友帮助作了不错的安排，可叹的是，其他条件一般般，却到处逃不脱"党领导一切"。既然不能自由著书立说，我不做声、不跟着起哄总该可以吧？
　　"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这是说连胡风这种左派文人也遭到整肃，连俞平伯（是陈先生的老友）这种纯粹的书呆子说说红楼梦也被攻击羞辱。
　　"照影湘波又换妆， 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 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 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 莫负榴花醉一场。"
　　　　　　"万里重关莫问程， 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粉颈言难尽， 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 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 赢得临邛说玉京。"
　　上面两首七律写的是反右运动。充分显示了陈先生高人一等的先见之明。
　　"武陵虚说寻仙梦，子夜唯闻鬼哭歌。"这是说政府沉迷于空想，主观蛮干，祭出"大跃进"的"三面红旗"，试图"3年超英，10年赶美"，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饿死不少老百姓。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是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即将登峰造极，山雨欲来风满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快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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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农历新正、元宵、七夕、中秋，陈先生多有诗作。而且多与重大时政密切相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搜读。真个是余味无穷也么哥。
　　陈寅恪知道自己的"谤诗"流传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屡次自戒："东坡文字身为累，莫更为诗累去非"（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字去非，此为先生自比）；"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但终于还是技痒，欲罢不能。所幸当时无事。我们才得以读到这些文意精美、独一无二的现代史诗。
　　雅斯贝斯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是一等星。此言甚获我心。多年以来，梁某一直深度喜爱存在主义的鼻祖，那位只活了42岁的忧郁的丹麦人。他的作品，思想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所同时达到的高度，除了庄子，无人企及。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的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1961年8月，“问疾宁辞蜀道难”，年近古稀的吴宓不顾年高体弱、舟车劳顿，不远千里，由重庆穿三峡经武汉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暮年一唔非容易”。这次难得的会面，给这两个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带来极大的快慰，使他们饱受摧残的身心彼此都获得了一份厚实的安抚。吴宓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
　　陈、吴两位先生都写有好几首诗，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其中陈寅恪的一首七律，非常值得注意：
　　
　　五羊重见九回肠， 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 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 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 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著书惟剩颂红妆”、“老来事业未荒唐”这两句，尤具深意。
　　
　　红朝建立不久，就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在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言必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某从北京奉命专程到广州劝驾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两项条件：
　　1.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
　　2.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开一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两项要求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陈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谢绝北上而已。否则，天子门下，要不“树新义，负如来”，困难就会大得多。岭南毕竟山高皇帝远，相对较易闪避。这正是陈寅恪的高明之处。此后，全国学术界即暗暗流传“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故事。
　　唐夫人曾说：陈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仅见的,惊世骇俗。
　　北上是免了。但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著述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要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不满足于吃饱了混天黑，那么，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大费周章的。陈寅恪经过反复考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颂红妆。即为清代的两大才女柳如是和陈端生的作品，进行笺证。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两本书，特别是描绘柳如是其人，倾注了晚年陈寅恪几乎全部的心血和情感，也是其学识水平和治学门径的充分展示。
　　陈寅恪一再把《论再生缘》比作“所南心史”，这在眼下早已成为共识。《柳如是别传》更是鸿篇巨制，书分5章，长达85万字。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陈先生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成此名山事业的呢？还是看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吧：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未雨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说得非常清楚：着眼点仍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是陈寅恪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的核心。下面就对此作一点初浅的阐发，并就教于高明。
　　必须注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源出自陈先生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静安先生是在国民政府北伐即将胜利之际自杀的，说是殉清固然不可信；说是“殉文化”，就梁某看来，也相当牵强。王静安实在不能看作是争取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独立、人权自由的人。相反，他对此的反应是抗拒的，他的政治意识是陈旧的。作为王的知音，陈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现代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而是在中华文化中“士之精神”的意义上说的。“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式的独立，“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自由。这里所谓的独立自由，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一种精神取向。
　　陈寅恪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这并非自谦，而是事实。甚至不无自傲。他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直称其为“文化遗民”，并不过分。
　　在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陈寅恪都坚持使用文言文、繁体字、竖排本。回国任教后，坚持穿中式服装。他学贯中西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他对传统文化中腐朽、罪恶的一面缺少正视和警惕。林贤治说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流露出“没落的士大夫情调”，亦非诬枉。
　　1937年2月，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这还是仅就陈先生坚持不肯使用白话文而言。
　　钱钟书则认为陈寅恪的文言文也比较差劲。治学方法亦不着四六。确如今人慨叹：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严耕望以陈寅恪为上一辈中国史学界四位大家之首，敬服不暇。但他亦曾评论说：陈先生不讲究著书体裁，他那种过于烦琐的考证，不适宜用来撰写专题研究的大书。
　　不学无术如梁某，对陈先生亦不乏腹诽之处。比如，他的见解与文字，实在不如王静安之警策精洁。其论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定在北方、断言李白必为西域华人之后......等等，皆甚为牵强，说服力明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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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寅恪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学术、文字乃至作风，也许都存在不无可议之处。但这一切，都无碍于他作为一代文史大师的崇高地位。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将泽被千秋万世。
　　我喜欢看足球。其中耐人寻味的东西太多了。
　　开初最欣赏范.巴斯滕式前锋。后来才觉得，对于一支攻守平衡的强队，巴雷西这样的后卫也许才更为难得。
　　梁某认为：陈先生得以完成《柳如是别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冼玉清、黄萱、新谷莺等人的同情、理解、支持与欣赏。不排除某种“移情”的心理动因。“江关谁省暮年哀”？对他的晚年心境，更应设身处地，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宜苛责。
　　还是陈先生自己说得好：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是说的王静安。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对陈先生本人作如是观。
　　 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就将“意志自由”与“公民自由（社会自由）”区分，以明确讨论的范围，这是其论述严谨所在。但是个人化的意志（思想）的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来源和立足点，只有在思想上追求自由的人，才会感到有必要争取社会自由，也只有在思想上摆脱了“俗谛之桎梏”（陈寅恪语）的人，才能在社会层面上突破桎梏而非设下新的桎梏，由“人的自觉”进而上升到现代社会制度化建设的层面。“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自属必要，对本土资源的梳理扬弃，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话题且待到《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一文再作详细讨论。
　　俱往矣。
　　王小波说得好：“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1964年6月，弟子蒋天枢自上海南下请安。陈寅恪写了3首七绝《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
　　相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诗中表达了对师弟情深的感叹；对思想钳制、梦想破灭、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的无力感和愤怒情绪。
　　尤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的著述不合时流，"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但他深信"老来事业未荒唐"，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而他自己是未必能看到了；所以，经过多年考察和慎重考虑，陈寅恪决定将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选中了蒋天枢。
　　蒋天枢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1980年6月，由蒋天枢整理编辑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中的《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等卷是陈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文集的附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则第一次向中外学术界披露了陈寅恪的晚年状况及其诗作。《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标志着对陈寅恪的研究将跃上新的台阶。陈先生泉下有知，亦当为自己托付得人而深感快慰。
　　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早在1958年，蒋天枢就在复旦大学干部"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填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时正值批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不少人正忙着划清界限，落井下石者亦不乏其人。蒋天枢居然不避不惧，表里如一，反而引以为荣，则其为人如何，不问可知。
　　无独有偶。文革风暴中的1971年9月8日，吴宓先生致信中山大学校方，探询久无音信的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其中有"国立中山大学"、"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等极其不合时宜的语句。其实，当时陈氏夫妇去世都将近两年了。
　　陈氏夫妇数十年如一日，相依为命，相敬如宾，夫唱妻和，温馨和美，直至同归泉壤。3个女儿也都学有所成。不过都是学的自然科学，无人继承乃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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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中华文化受到致命摧残，道统中绝，后继无人。现在，季羡林都国学大师了。蒋庆都现代大儒了。纪宝成都"脊续国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陈天华、邹容、宋教仁、蔡锷、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张季鸾、赵元任、钱钟书、吴宓、王国维、陈寅恪……
　　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回到历史，接近这些强健的灵魂，重温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是百年五牛图写作的初衷之一，目前网上网下的讨论，在理论上往往未能超越20世纪前期先贤思想之范围，深度甚至常常不能及。看多了这样的争论，越发感到重新阅读、思考、了解、认识前辈的必要。重温和反思他们对道路的选择，也许会给今天提供很多启示。
　　十余年前，汪荣祖先生作有一首七律，"聊志胡（适）、陈（寅恪）二氏的百岁纪念"。梁某移录在下面，结束本文，并借花献佛，稍表对陈寅恪先生及胡适之先生等未能列入"五牛"的华夏先贤的敬意与怀念：
　　
　　午未相随各百年，　纵横世局感惘然。
　　过河博士情难已，　渡岭先生意若禅。
　　粤海瀛台同有泪，　新文旧义两无边。
　　莫教绝艳连根尽，　瞻望千秋念昔贤。
　　
　　（全文完。2005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