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身武术:中国穷人的身份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穷人的身份是怎么形成的？

2011-08-05 10: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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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作者：阿马蒂亚-森

译者：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刘民权、韩华为/校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我从来没有一口气读完某本学术著作，但这本书是一个另外。这不是我不认真，而是这本书所说的内容对我太有启发了，以至于我一开始读它就没有办法放下。当然这本书并未完全为我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答案，它是一本全球视野里个人和公共关系的书籍。就中国而言，当下最为迫切的事情可能还不是重建或者创建中国国民的全球身份，而是中国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没有城镇户籍却移民到城镇的老百姓的身份。他们很多都可以定义穷人，是需要关心的弱势群体，但和城市原居民相比，却没有任何特定的公共服务向他们倾斜。比如少到可怜的中国社保，比如他们的孩子如何就学，再如他们的就业没有保障，而失业也无人关心。

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他们可能不会被遗忘，因为中国所谓的经济运行之中的人口红利和他们有关，中国制造风靡全球是建立在他们勤劳勇敢智慧打拼的基础上的。但从来没有被遗忘的他们，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却无人替他们考虑。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离不开他们，但经济成果的好处却没有他们。

这个结论不是我故意的危言耸听，而是经常看到的真实场景。我曾经和我家做家务的阿姨去过她在上海的住所。我在那里无法想象这是中国最好城市上海的一个地方。我无法形容这个地方，我感觉我进去的时候那里所有的建筑、道路和路灯都很像我小时家乡的小县城，像我这种60后的人，对80年代前的中国小县城记忆是深刻的。仅仅一件事就无法向我的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孩子解释。那时小县城里的有城镇户口的每家人，他们的房子里大都没有厕所，而要去几乎少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而这个地方那天让我重新目睹了。不幸的是这样的地方，在上海有很多，并非是在我家工作10多年的阿姨住的这个地方。上海有很多这样80年代前的小县城还在市中心。比如河南路靠近七浦路的服装城，那里很热闹，是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中心，但围绕着这个中心就有很多这样的上海市里的80年代小县城。

我家的附近在漕宝路上有一个刚刚拆除的小县城。那是我母亲发现的地方。我曾经去过多次，那里什么都有小店铺小饭馆理发店裁缝店——那里被我的家人称为小石牌，因为我故乡的小县城就叫石牌。从上海的现代化外观的角度说，这个地方拆除了非常符合上海的形象。但我家的阿姨却面临着她那个小石牌被拆除了，她不知道该去哪里住好。

这实际上只是她的一个困难，她的艰难还有去哪里看病，谁给她付医药费；我们和其它雇用她做家务的上海人家给不给她带薪的休假；她最近的烦恼是，她的孩子在老家高中高考结束，她要回去安排孩子上学的事情，但因此却要请假而少上好几天的班，可她是保姆里最为常见的钟点工，少上一天班就少拿一天的钱。诸如此类的问题，她的丈夫也要面对，而他在一家玩具厂做司机送货，请几天假回家基本就意味着失业，回来需要重新找工作。

在我的生活之中对虽然天天和他们打交道，根本无法离开他们，但交流到这些问题时，几乎和他们一样一筹莫展。我不知道怎么更具体的帮助她。她在我家服务了十多年，几乎就和家里人一样。她单独配有我家的钥匙，我们找不到东西要问她。但她肯定不把自己当做这城市的一员，尽管我们这样有上海户口和稳定社保的人，基本把自己看成上海人，有点意思的是叫新上海人。但新上海人却肯定不包括他们。

她肯定不知道阿马蒂亚-森这个印度人，这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被称呼穷人经济学家的印度人，在研究英国人如何实现多元族裔公共生活时写道：“在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英国的经验值得特别关注。英国一直处在促进包容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沿，既有成功也有不足，这些对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在1981年确实曾经发生过种族骚乱（不过不像法国2005年的秋天那么动荡不安），这些骚乱导致了面向一体化的进一步努力。在过去的25年间，英国的局势基本稳定。在英国，所有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居住者——其中大多数是非白人移民——都能立即享有完全的选举权，即便他们没有英国的公民资格。”

抄到这里，忍不住要插几句话。我忽然发现上海的开发多元是日渐浓厚的，尤其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对海外来人的多元开发可能是极尽慷慨的，而对内地来上海打工的没有上海户籍的外地却相对吝啬。那大约是拜改革开发之初引进外资的政策所赐，上海曾经有不少对外国友人的极尽友好的好政策，但这些政策对我家阿姨可能不那么有效。他们虽然和外国友人一样都不是上海人，也没有对上海公共事务投票的权利。但比起外国人，我家阿姨更对上海没有归属感，更不像在上海工作并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上海的人（她在上海20多年了）。

插完这几句话，接下来还是听阿马蒂亚-森的所说的英国是怎么融合不同地区的人的——

“这非常有助于推动英国的族裔融合的进程。此外，族裔融合的进程还得益于移民在医疗、就学和社会保障方面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无差别对待。尽管如此，英国最近还是有一部分移民产生了疏离感。并且还出现了土生土长的恐怕主义：一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年轻穆斯林——他们在英国出生、上学、长大——在伦敦通过自杀性炸弹袭击杀害了许多人”。

对比这样的事实作为新上海人或者老上海人真是生活在天堂里。上海的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远远比伦敦的移民强烈得多，农民工的孩子怎么可能设想进上海最好的公办小学和中学。低保的太阳也照耀不到他们，他们没有上海户口这些都免谈的。但他们的孩子却没有像英国移民的孩子怀抱炸弹在地铁里制造不安。

但这可能不是绝对可以保持下去的事情。中国改革领先一步的广东就出现了增城事件。来自外地的无广东户口的人，就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谁敢保证将来的上海不发生这样的事？或者上海是否也面临着这样的压力，那些对上海这个城市运行十分重要的外地人，凭什么用时需要分餐时却被遗忘了？甚至都不是故意的遗忘，而是没有办法讨论这些人怎么享受各种上海市民的公共产品的待遇。因为在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文书之中，没有一条是针对这些人的。当然他们不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一样不少，买东西时就缴纳的），不光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以缴纳所得税，还因为他们的收入都现金发生从雇主哪里拿到的。他们也不会去申报个人收入。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从任何公共产品的细节上都和他们无关，但上海肯定离不开他们。

比如我家的阿姨同时还服务一对75岁以上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唯一的孩子远在美国，他们几乎没有办法离开这位伺候他们接近20年的保姆了。再如现在来上海开出租车人越来越多是崇明人，服务员来自安徽、河南、江西。上海怎么可能脱离他们而只欢迎在上海投资的人呢？若无他们上海还有投资价值吗？若无他们可能上海不仅没有什么投资价值，还是一个老去的上海，缺钱的上海——上海养老社保就连续多年出现巨大透支了。

这种担忧也非我一个人这么看。7月7日东方早报一篇署名芍林的评论，担忧十年之后谁来为我们装空调。而这样的担忧常常被学者们总结为刘易斯拐点。但这只是经济现象吗？就像阿马蒂亚-森这位因为福利经济学创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在写这本书时，并未从经济现象出发，而是从文化选择出发而淡化了经济学里所谓理性人有的“预算约束”。

而上海的此刻有向全体来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提供归属上海的文化选择吗？可能包括我家阿姨在内的非上海户籍的人怎么享受到公共服务的问题被日渐关注到，但文化选择带来制度变化估计还比较遥远。现在关注我家阿姨这样群体的角度和力度都有问题。

首先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怎么帮助这些穷人，而这就有点文不对题了。因为强调他们是穷人这个事实，忘记了我们这些有上海户籍的人却更需要他们的帮助，这种文化角度是歧视性的，在这种歧视里这些来自外地穷人的帮助，在经济上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诚如芍林先生担心的谁来装空调一样。假如他们的人了资本价值得到真实的认同，我们还需要帮助他们吗？

换言之，假如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上海户籍，或者中国的上海没有户籍制度，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每一个中国人都毫无门槛地可以成为上海人，他们穷人的身份还需要我们从上海人的身份去确认一下，然后实施某种人道主义援助吗？

从这个角度看阿马蒂亚-森的观察英国族裔融合的观点，中国穷人身份的形成，可能不是中国穷人自身不勤劳、不努力的缘故，而是一种人为的分割造成的。户籍只是其中一道最严酷的分割方式。在这种分割之中，外地人的对上海经济发展的价值被长期严重低估了，而上海户籍人在享受到他们巨大的帮助下，骄傲地向全球展示上海的某些奇迹。这迟早会造成不安的，现在这些不安已经有了很大的伤痛了，它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中国发达地区拒绝认同来自欠发达地区人，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只能以绝望面对这种伤痛。

著名的诗人郑小琼（我不称呼她是打工妹诗人，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在她的名诗《给予》里哀婉地唱到：“黄麻岭，你给我的只有疼痛、泪水，/以及一个外乡无法完成的爱情”。当所有在上海长大的外地人，都像郑小琼这样找不到爱情的时候，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理财一周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