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和客厅窗帘的选择:从“劝学”看中日命运的分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10:09:37

福泽谕吉的伟大,可以从日本的钞票当中看出来。各国的钞票,大多是以开国政治领袖为印刷图案,面额越高,政治领袖的级别及威信也越高,面额最高的,一般都是各国的“国父”。而日本面额最高的钞票上所印的人物,是福泽谕吉。之所以他有如此的地位,是因为他是现代日本的启蒙者,而这一启蒙就是从《劝学书》开始的,这本书甫一出版,就发行了二十多万册,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日本,每一百多个人就有一个人读过它。

在这本书里,福泽谕吉提出了“人人独立则国家独立”的宣言,对于当时饱受外辱的日本人来说,救国图存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句话上。同样都是皇权统治,面临同样危险境地的中国,张之洞也写下了《劝学》一书,他所宣扬的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位官僚从思想意识和文化上,仍自视为高一人等的天朝上国,所想的不是国家制度的革新,而是想用新的技术来维护腐朽的权力。而且两者行文的方式也可看出他们不同的心态,福泽谕吉是用当时的“新语言”——半白话日文写的,张之洞的文章中仍充斥着“之乎者也”。

《劝学书》以“老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为开篇,指出人生来平等、享有同样的自由。他进而指出,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个人与政府在维护国家自由的关系上是平等的,这就是劝学的目的所在:“人们如果想要远离暴政,就必须用心向学,提高才德,才能够和政府有平等的地位。”而旧日本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却是不平等的:“数千百年来,全国的权力都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武备文学到工业商业,到社会生活中与政府无甚关系的小事,人民只是听从政府的命令而到处奔走,这国家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只是国家的食客。”维新之后不久,日本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学校军备是政府的学校军备,铁路电报设施也是政府的设施,石室铁桥也是政府的石室铁桥,那么最终人民的观点呢?”人民的观点就是:“忧国之事只要交给上面就行了,实在和下民们没有关系。”

政府垄断权力,让平民对国家失去了认同,也失去了独立思考,只会跟着政府的号令行事,一旦政府犯错,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灾难。以批判此社会思潮为前提,在福泽谕吉的推动下,日本从上至下的开放,让平民也有了广泛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他们也可以开办工厂,兴建学校,建设桥梁……从过去政府主导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此前的平民与贵族的关系也向平等的公民关系过渡。而中国则始终陷在低效率的官僚主导的经济、社会等级分明的体系下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杨小凯先生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曾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但可悲的是,尼采所预言的“落后民族一旦获得独立,其必将兴起政治狂热”在日本也获得验证,福泽谕吉的启蒙让日本强大并摆脱外辱,随之而来的政治狂热造就的军国主义很快让福泽谕吉“人人独立”的愿望击得粉碎,日本二战前后的可悲命运也就此铸就。所以当二战后日本人在扫清大街上的瓦砾,开始进行历史的反思之时,他们再次想起了福泽谕吉的教诲,想起了他在《劝学书》上的每一句话,并给予他至高无上之地位。

可以说,他虽无“日本国父”之名,但《劝学书》这本书铸就了他的“日本国父”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