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文革 确立邓小平时代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会上重新评估了文化大革命，平反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里程碑式转折点，中共自此转变执政理念，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其后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六中全会实际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宣告了文革的实际终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

　　江青集团垮台后，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史上首位也是迄今惟一的集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人。在掌权后，华国锋依然遵循毛泽东生前的决定和指示不做变化。他在1976年10月26日听取中央宣传部门的汇报时表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是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是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是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

　　而在次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两个凡是”被正式提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固然表明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忠心，而更大原因是象征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正统地位的政治宣言，同时还可以以此阻止邓小平复出。由于“两个凡是”作为本时期的最高纲领，对文革的清算只能搁置。虽然文革表面上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获得延续。

元老力挺 邓小平最终复出

　　在为邓小平平反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分歧严重。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仍是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不批邓小平。”即使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拥护，并保证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华国锋依然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不允许邓小平复职。但中共元老陈云、王震等人则支持邓小平复出。还有传闻称，华国锋之外惟一的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叶剑英更以辞职相挟，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手握军权的叶剑英是逮捕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华国锋不得不有所顾忌。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致函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后，在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被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他的下属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实事求是”代替“两个凡是”

　　华国锋和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意见相左，而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元老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以及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毛泽东亲信汪东兴则是少数派。但是秉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当政，使得邓小平恢复国家元气的计划无法实施。

　　邓小平于1978年2月26日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们国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同年5月，邓小平授意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锋芒直接指向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语录，为否定“两个凡是”造成全国舆论。

　　随后于7月1日党庆日，邓小平成功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同时也开始逐步还原被神化的毛泽东形象。在舆论的支持下，邓小平到9月已开始公开批评“两个凡是”。

　　在关键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为该会议热身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陈云发言要求解决文革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众多元老更激烈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及他两年来的执政失误，迫使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则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主要内容有：（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说，纠正一批重大的冤、错、假案，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认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对此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五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这次会议有三大成果，其一，在思想上再度重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其二，在政治上确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平反；其三，在组织上确定了邓小平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地位，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实际上在这次会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汪东兴也遭到批判。其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文革以及毛泽东的全面评价，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辞职，胡耀邦和赵紫阳分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掌握了最高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