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毛囊炎什么症状:漫议国家与文化（上）

转帖黄纪苏：漫议国家与文化（上）

漫议国家与文化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读后

作者：黄纪苏

   XX兄，
    发来云杉作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一文拜读了。那个《红旗文稿》是新创刊的么？出处应是从前的《红旗》杂志吧。记得80年代后期有回从《红旗》杂志社门前经过，看见牌子已换成“求是”，心里生出淡淡的感慨：红旗为宏道，求是乃觅道，执政党从“金光大道”转向“摸石头过河”，这是进了呢还是退了呢？是有自信呢还是没自信呢？这篇文章提出文化的“三自”，的确面对了时代的真问题，并非无的放矢。可惜文风过于隆重盛大了，那种一级警卫二级警卫的架势，群众早已习惯绕着走了——你不传来我肯定无由得见。这没办法，共产党高踞庙堂之上已愈一个甲子，哪儿能像刚从山路野径冲上天安门的第一代领导人，一身的草叶露水、生香活色呢？

   一、

   今天看，这几十年当然是进了。摸石头过河一路摸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不可谓小。但说到自信，当时恐怕是没有吧。不但当时，从大的历史视野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总体上都是没有自信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经济、军事之类硬件上。这一点，唯物史观起码在宏观层面上是经得住考验的。五千年的个体经营、自产自销被世界资本主义强行兼并，混到给人当学徒，哪来自信？一战后梁启超他们看西方满目疮痍也曾自雄过几天，但很快过去，这没办法，多古老多仁义都没用，世界丛林不认这个。虽然自信心没有，但自强意志有。有了自强意志所提供的推动力，有了不自信所转化成的灵活性，中国这条大河于是九曲九折，辗转而东。
   中国革命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让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恢复了部分自信。可惜好景不长。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国家、苦难民族急起直追的捷径，在发挥“齐心协力办大事”长处的同时，也迅速暴露了它深幽的弊端。由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席，国家权力聚于一群并最终聚于一人的集权体制，极易阻塞言路，造成实事求是、自我纠错功能的严重缺损，使社会丧失活力，大跃进就是个惨痛的例子。毛也忧心于这种权力僵化腐朽谁也管不了的单一政治结构，但他身陷其中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最后只能以头号当权派兼任头号造反派，带着全国人民在放乱收死的跑道上跑得人仰马翻，从起点跑回起点。就这样，一把又是猫又是同花顺的好牌，打到最后竟然要负责洗牌。
   十年一梦醒来，周围的冤家宿敌不是正在起飞（台湾），就是飞起来了（日本）。而我们呢，一手拿着粮票油票，一手拿着伤痕文学，见人矮三分。原来的通天大道不通了，东张西望、悔愧交集之下，自信心又狂泻到五四时的“拿来”水平。当然了，“拿来”有拿来的自信，徒弟有徒弟的自豪。社会经济上，对计划/公有确实心灰意懒，但很快又柳暗花明有了新方向——市场/私有，还找到了新导游。新方向加新导游让中国的文化精英觉得，行走在中国也真够走运的：刚离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便又进入“现代文明”主航道；还让无数没地位有想法的觉得这下要时来运转；更让将转型为老板的书记们觉得妙不可言，因为他们当年为消灭老板还挂过彩、得过二级解放勋章呢。虽然“长痛”、“短痛”、“闯关”之类说法也多少包含了风险意识，但大多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只一扭身，就成了“空想资本主义”者，全都信心满满、印堂闪闪的。“坏的市场经济”，“劣质资本主义”，那是又过了多少年才推出的“理论创新”。
   政治权力上，书记们从背诵了多年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道，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钱迟早要决定权，当老板的钱多到一定数量级，传国玉玺只怕要移交给他们了。这种政治转型上的担心随即化作经济改革上的动力，公有财产被三下五除二或“承包”或“转制”到了私人兜里甚至名下。那些摇身化作老板的书记，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几乎就地起了变化：希望能上午移交过来最好别拖到中午。这些年的私有化改革呼声以及“民主”化思潮，一部分来历在此——不过，民主化思潮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普通民众包括中产阶级的利益及正当需求，这是需要细心区分的。中等个头以上的“民”企老板很多都是官府出身，如今他们却特别热衷于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中到官府门口聚众请愿还权于“民”。这也是中国社会身份转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毛时代的艰难跋涉，一左突一右冲，动力虽有别，取径或有异，总目标却都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在复兴路上走到六十里铺，居然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奇迹，钱多得叮叮当当往地下掉，被路边小儿围着“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不停地叫——温总理谦辞也不行。中国的跃进和西方的危机一起将中国的自信心高高举起。近代以来，除了1960年代当过两天世界革命的中心外，中国一直都是在洋教鞭下学习和工作，尽管也反感强迫式填鸭教学，每每逃学旷课，但内心从未真正质疑过师徒之分。只有到了这两年，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似乎才开始觉得洋教头不续聘也罢——虽然公务员还陆续派往哈佛学习管理，但性质跟到九寨沟搞“国情调研”已差不太多。“中国模式”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僚群体意味着一种从游牧到定居的变化：原来是把这一套政经体制当“如家旅馆”，临时住一夜；现在则是“我爱我家”，哪儿还都不去了。以上先简单勾勒政治经济的大走势，算是背景。以下说说国家（政府）与文化、尤其是与其中最核心部分即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二、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90年周年。这个党当年是靠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起的家，后来南征北战，笔杆子枪杆子也一直交相辉映。现如今，执掌天下60年自然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就缺文化，缺精气神。党员干部们一个个求签问卦，神亏气散，人生意义全靠权、钱两条拐杖撑着，撤一条摇摇晃晃，撤两条一堆肉泥。眼下这种局面，当然要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近代大危机中，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英雄主义这套价值观，对于长烽哀角中的四万万生命共同体，大概是唯一选择。只有靠这些才能号召得了人心，动员得了最广大的力量披荆斩棘，死地求生。那些单看都酷毙得不行、放一块便对冲得精光的民国“范儿”，救亡图存的工程要交给他们，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工。在英雄大盗神头鬼脸如过江之鲫的近代，一条小花船就把全国代表都装下了的区区中共居然能拿下这个大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套为时代所亟需的文化和价值观，属它体现得最好，实现得最力。
   解放后走赶超路线，需要高积累，高积累需要勒裤腰，勒裤腰需要人民勒领导也勒。因此，特别适应危机环境的平等互助、克己利群的价值观，到了这个准危机时代依然全负荷运转，实时提醒并检查人民尤其是领导人腰围是否超标——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互相盯着比着：你好样我也好样，你一含糊我就开溜。那时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最上头的毛泽东（他一上来就把长子勒没了），到中间的焦裕禄，再到最下面的雷锋王杰，应该说裤腰都勒得相当有力度，其整体的清廉程度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并不多见。上行而下效，这套价值观所转化成的卡路里居然不输德芙巧克力、中华鳖精。民族复兴路上浩浩荡荡的赶路人虽然半饥半饱，却也日夜兼程，歌声嘹亮。
   当时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就是以这套价值观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刚刚解开绑腿、换上中山装的革命文化热力四射，抱负不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意在吸收传统、融汇外来，最终建立起现代的中国文化形态。就拿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的努力来说，这种文化自觉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但只有到了新中国才有机会一展宏图。再如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艺术上美轮美奂，让古老的传统满树新华。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民族被打倒在地又重新站起来大步向前时的精神面貌，就像《赞歌》里胡松华用青春明亮的音色唱的，“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确有“旧邦新命”的气象。
   但革命文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面对整个神州大地的天安门，毕竟不是守望红色根据地的宝塔山，革命文化及其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本应由“党”而“国”，成长为气象更宏阔、内涵更丰富的中华文化，不单要鼓舞现代化的急行军，也要照料亿万饮食男女的寻常人生和正常欲求。可惜，革命文化没朝这个方向走多远，而是随着集权体制的日益强化，随着极左政治的愈演愈烈，很快萎缩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无菌室文化”。这种文化严重偏食，胸襟狭小，表现出病态的自信或狂妄——看谁都是异端邪说，封资修要统统扫荡。就说“办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吧，它本与革命文化同属同一个道义家族，却硬是被革命文化谩骂羞辱于先，被文化革命掘尸游街于后。一个人混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也就快混不下去了。一种文化也是这样。
   因为革命文化及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有“精神变物质”的特长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屡建奇功，于是像苦命的毛驴，被无穷无尽地抓差，什么事都指它靠它。其它该靠的老不靠，自然也就退化了。殊不知公而忘私的高昂士气，说到底，是近代一百年苦难在亿万心灵中沉积成的能源，无论是以桶还是以吨计，总有开采完的一天。但当时人好像不是这样想，他们以为只要打开《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精神力量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是对革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过度倚赖和强调，造成社会生活中群/己、义/利关系的严重失衡，个人的权益被压抑到极点——文革十年的文艺作品中连谈恋爱都取缔了。诸如“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文化创意琳琅满目，跟这些年虚头八脑的金融理财工具似的，很快便丧失了朴素真实的力量。就在革命文化登峰造极之际，温都尔汗一声惊雷，泡沫应声破碎。结局是：历史的钟摆像受惊的猫咪，从一个极端飞窜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

   猫咪惶惧的眼神印在从30后到60后——后来又被翻印到70后和80后——好几代人的眼睛里，是这些人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和文化走向。中国的发展道路由计划转向市场，其文化价值动力由利群转为利己。近代以来舍生忘死、扶老携幼的故事到此讲完，狼奔豕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从此吹响。起于五四校园街头的革命文化，经上海亭子间到陕北黄土地，再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大坑边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
   与前三十年政经路线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与后三十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完全“拧巴”，就好像让你左手画圆同时右手画三角，真能把左右脑都画梗阻了。革命文化跟这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对“纠结”——又匹配又拧巴。纠结的结果就是国家（实际上）放弃了革命文化，但设了个革命文化留守处，挂牌“主旋律”，由些老头老太太看摊儿。主流文化则腾退给了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旋律”虽然弘扬的基本是删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苍白得跟没有似的。当书记、市长带着全体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场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钱还看不过来哪儿有功夫看演出，宣传部长文化厅长拿着雷锋、张思德又能干什么？有时候革命文化留守处的老头老太太不问今世何世，对照着墙上发黄的几要几不要批评窗外的生猛现实，马上就被一片口哨声叱骂声吞没——文化刘翔、意识形态罗伯特还拿他们当跨栏做王者飞跃，出足了风头。
   主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吭声还不如不吭声的状态，既有其前身革命文化极端到叫人逆反不已的历史原因，也有官僚群体大面积堕落、好话因找不到好人而沦为空话的现实原因。“伪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来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实在是理有固然。前三十年的“君子”，你可以说他们是疯子是傻子但很难说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让老百姓勒裤腰的同时自己也勒了。而后三十年的“君子”开公车打警灯，金梭银梭般往返于国库和自家保险柜之间，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伪君子”不但在社会经济上掠夺民众，还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自然容易让人疑心中国革命的前辈是否也都是差不多的货色。这些年刨祖坟、砸牌坊的民间史学运动长盛不衰，甚至殃及一般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传统，历史上的不少仁人志士也都纷纷遭开棺验尸——看是不是狐狸变的。本来，在这个社会急剧分化的年代里，以克己利群为基点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为基调的主旋律文化未必不能补偏救弊，发挥某种平衡的作用，却因跟贪官恶吏拆不散的血缘联系而根本无缘进入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视野——更别提内心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