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技能:中国人丢掉了最宝贵的

中国人丢掉了最宝贵的

2011-08-09 08: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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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诗人梁小斌写了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现在还被很多人记得。就是在写这篇短文的和时候，还清晰记得这首诗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找开抽屈、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有一年开一个诗会，见到了梁小斌，黑瘦黑瘦，文弱的样子似乎这首诗根本就不是他写的。后来据说，梁小斌为写了这首是而后悔。或者是他在中国找到了他的钥匙，或者是他找到了
中国的钥匙。一旦找到了，就后悔了，这是诗人内心的本色。

当很多中国人自己认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找到自己钥匙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自己的钥匙没有找到，并且把比钥匙更珍贵的东西也丢掉了。

过去的庙宇，除了养活一些和尚尼姑之外，还肩负着在风雪之夜接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义务，还负责款待那些距家遥远而不能再夜里赶回去的路人。就是林冲这样的人，也要找一个山神庙来暂避风雪。现在，庙宇修建的比过去的庙宇大多了，装修的也豪华了，但是庙宇最基本的功能失去了，只要你不买门票，你就是再无家可归，风雪再大，庙宇也不会为你打开一扇门扉，给你提供一个取暖的地方。而庙里的头目，也坐着豪华汽车，招摇过市。还有的方丈，也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根本见不得穷人到庙里去。而见了能够给庙宇施舍的老板，就低下身子，把自己方丈的身份忘记的一干二净。有的时候，和方丈、道长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巴结领导的样子，让人很是难受。似乎那个时候，我成了方丈和道长。庙宇得到了很多钱，却丢掉了庙宇最宝贵的。

过去的富人，一般都会施舍。在颗粒不收的年月，集镇上总有当地的富人在舍饭。一个巨大的锅灶，装满稀饭，一天到晚，为饥饿的人们提供保命的一碗稀饭。人们相信，总有一些财富是不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生命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钱人总要请来戏班子演戏，让全村子的人们看戏。施舍是富人流散财富的一个手段，也是富人和穷个人拉近距离的一个办法。现在的富人，只要不上电视，是不愿意捐钱的；只要不上报纸，是不愿意赞助的。富人的奔驰在雨天是不管行走的穷人的，飞奔一样把雨水溅落在穷人身上。并且现在的富人不但不愿意施舍，还和穷人争利益。廉租房里住着的开奔驰的人，开宝马的人，让穷人惊诧和莫名其妙。能开奔驰何必还要来争穷人抢占穷人的一杯羹呢？能开宝马何必还要来抢住穷人的一间房呢？富人得到了很多，却丢掉了富人最宝贵的。

过去的乡村药铺，里边坐着一个老医生，门框上的对联总是写着只要人们安康，宁愿药房生尘之类的对联。穷人到药房里赊账，那个老中医总是笑脸相迎。悬壶济世总是医生最高的境界和最高的行医准则，他们每一个人谁都不想破坏了这个准则。后来毛泽东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同样是一个准则，来约束和管辖医生为穷人服务。我们这儿曾有几个人烧伤了，空军来了直升机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军武汉总医院。那个时候，这些病人肯定是坐不起直升机的。同样是武汉这个城市，现在竟然有医生缝合了病人的伤口，由于钱不够又把缝合伤口的线拆掉的，并且不打麻药。恐怕除了医生钻到钱眼里之外，还有一个最低的人道主义原则被医生抛弃了的问题。听起来不但可怕还有些恐怖，医生的内心世界已经像北冰洋一样冰冷了，谁还会要求他们想起人道主义这个伟大的字眼呢？医生想到的是钱，却丢掉了医生最宝贵的。

过去听说谁的儿子当了记者，就认为那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人们认为在一个人最没有办法的时候，记者还可以为他们呼吁。邵飘萍和邹韬奋把记者高大化了，现在的记者们已经彻底地渺小了。有了矿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收钱。有了事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敲诈。我有一个朋友是作接待记者这个工作的，经常说：“啥球记者，给他们俩钱，让他们走了算了。”难怪有一个熟人当了一个小报记者站的记者，就经常把记者证装在上衣的口袋里，夏天衣服薄，看见他就看见了口袋里的记者证三个字。问他：“这样有好处吗？”他答曰：“割肉想割那割那，不然他怕我写个来信糟蹋它；小领导不敢小看，他怕我找他们的毛病，其实是四指厚的逼毛---球也不挡，就是写了，主编也不让刊登，但是吓唬吓唬社会上的人，还是有作用的。你看人家那些大点报纸的记者，谁不开着名车，他们的钱哪儿来的？就是记者证弄来的。”记者弄了钱，却丢掉了记者最宝贵的。

还有那些大的媒体，也是如此。你看河北大学出了个我爸是李刚，李刚隔几天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痛哭流涕。假若在河北大学院子里撞人的是一个手扶拖拉机手，他的父亲能在电视台为他的儿子洗刷吗？出了个郭美美，就有了一个郎咸平来和郭美美搞访谈，看了人们不但恶心郭美美，也恶心郎咸平。还是郭美美有办法，轻而易举就请到了郎咸平，真的是让国人大跌眼镜。电视台就会这样来戏弄国人，就会这样来开国人的玩笑，就会和有实力的人勾结在一起，让国人生气。还有那些专家，也是电视台养的宠物，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在电视上和国人较劲，和真相较劲。似乎他们不是专家，而是春晚的赵本山，专门来考验国人的智力，用低级的玩笑来逗乐国人。电视的收视率上去了广告多了，钱多了，却丢掉了最宝贵的。

各个行业、各色人等，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丢掉了，或者是正在丢掉，就像当年诗人梁小斌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需要寻找。而今天。我们的钥匙丢了，上哪儿寻找呢？我们寻找之后，用这些最宝贵的东西，装满我们的行囊，继续前行，太阳的光芒，一定会继续热烈的照耀。我们的钥匙，还在熠熠生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