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灵 陆雪琪 道玄:“借中国的钱没必要还” 称中国大量借债加剧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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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中国的钱没必要还” 称中国大量借债加剧美危机   2011年08月11日 经济参考报  1999年,在具有传奇色彩的鲁宾辞去美国财长职位前夕,他当时的下属、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时兴起,作为告别礼给他归纳总结出所谓“鲁宾主义”的经济理论。该理论的其中一个要点,大致意思是:借债人要对他们所借债务负责,债主也要为能否收回出借资金承担责任。

十余年后,腼腆的盖特纳坐上了鲁宾当年的职位,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均断然否认美国有违约之虞。但他十年前归纳的这个理论,以及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被降级的事件,却应提醒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债权人:现实很残酷,债主很凶险,万一美国债务难以为继,中国责任岂容推卸?

这其实已有苗头。比如,在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一些美国右翼人士就主张:危机之所以爆发,国际经济失衡是主因,而中国的贸易盈余、高储蓄率以及对美国的大量借债,则加剧了美国的问题。在此次美债纠纷中,一些美国政客更叫嚣:既然是中国的钱,那就没必要还。

借债借出了祸害,中国如果有一天“被自愿”地卷入美国的债务危机,损失可比现在深陷希腊危机的私人债权方严峻得多。毕竟,中国光美国国债就有1.1万多亿美元、美国机构债3000多亿美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现实却是:强势的借债人有耍赖的迹象,而且还理直气壮。那么,债主该怎么办?处于被动局面的中国,当前主要有三种选择。

对策一,努力要债,收回本金。可惜,在实践中,此举很不现实。借出的债,如同泼出去的水,尤其是考虑到债是借给了世界最强势的美国。美国之所以目前还能按时还钱,那是希望能维持信用,借入更多的钱。如果有一天,中国说债务必须清算,本金必须归还,美国能同意吗?会否图穷匕见?

对策二,继续放债,求得心安。这其实正是中国目前的做法,既然两国“风雨同舟”,美国破产,中国也受难,那就继续再对美国放债。美国高兴,中国决策层也省心。但这种做法显然漠视现实,并给后人留下巨大隐患。如上所述,美国债务越堆越高,总有一天难以为继。一旦出问题,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的中国,损失将是惊人。

对策三,缓购债,多元化,降风险。继续大举购债不智,想收回本金也难如登天。唯一的可能,就是采取“中间办法”,美债仍要买,但尽量少买;多元化必行,步伐要加快。只有这样,方能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也不至于因此和美国彻底闹翻,导致更大损失。

“中间办法”能否成功,其实考验中国的三项能力:

一是考验中国的投资能力。即在多元化方面,能否购买到真正的优质资产,能否确保外汇储备安全并增值,如果购来的都是垃圾资产,那还不如美国国债保险。二是考验中国刺激内需的能力。要改变这种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就必须有真正有效的措施刺激内需,同时加快金融改革,避免赚钱为美国做嫁衣。三是考验中国的外交能力。中国拥有庞大美国国债,这是中国的负累,但也是美国的弱点。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能否将之化为中国的筹码,而不总是成为被美国要挟的对象。

当然,多元化无疑是一条坎坷路,需耗费精力,承担风险,甚至当事者还可能因此面临误会、付出沉重代价,但为整个国家利益计,这条路总需要走出去的。 中国被困美国国债市场 虽然对美国的财政政策感到失望,但作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的中国预计将继续买入美国国债,主要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选择的投资渠道有限。

但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周末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消息令中国对美国大为恼火,这对美国政客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警告。由于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现在掌握着美国的财政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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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美债危机
若中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将推高美国政府、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而对美元计价资产信心的丧失将严重削弱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目前来看这种风险仍很小。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其他国债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都不及美国市场,无法容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即便规模相似的日本政府债券市场,其流动性也远远不及规模超过9.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

过去几周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增强。美国和欧元区的财政问题可能产生全球影响,拖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

追随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情况的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高级分析师Rachel Ziemba称,中国可能不喜欢美国的财政立场,但作为一名长期投资者及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抛售美国国债会伤害一个主要的中国商品进口市场,并降低以贸易加权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束缚住了手脚。抛售美国债券甚至仅仅暗示要抛售美国债券就导致中国遭受巨额亏损及美元资产的缩水。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伤害出口行业。尽管中国一直在试图提振国内消费,但出口行业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

不过,过去几周美国评级和赤字发生的各种事件将促使中国继续对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不过其过程将是缓慢和渐进的。这种趋势在全球已经表现的很明显:美元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站的比例为60%,低于十年前的70%。

纽约银行(BNY Mellon)驻波士顿全球外汇策略主管Samarjit Shankar称,中国开已始失去耐心,而且越来越感到失望。

美国进行财政改革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标准普尔给予美国的评级展望为负面,并暗示在未来两年又可能再次下调美国评级。与此同时,虽然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确认了美国的AAA评级,但穆迪给予美国的评级展望也为负面。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驻纽约美国利率策略师Joseph Leary称,若美国评级遭进一步下调,则中国在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方面将面临更大压力。

Min Zeng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债务违约

         编者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8月10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美国根本不可能违约。他指出,美国是用美元偿还债务,而它手中掌控着印美元的机器。因此,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债务违约,我们上周看到的那类假戏真做的政治秀不算数。以下为全文。

         最近一连串经济坏消息中蕴含的唯一好消息是,情况本来可能更糟:三大评级机构本来都可能调降美国的评级,股市本来可能下跌得更厉害,美国本来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人们普遍认为,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发展到眼下这一最新阶段时,情况恶化的可能性非常高,而政府手中却没什么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的第一部分是对的,第二部分则不完全对。

  整个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就事态的发展给出了条理清晰的解释。危机前,美国经济是由泡沫支撑的,全球经济大体上也是如此。泡沫破裂后,留下的是过量的杠杆和房地产。因此,消费将持续疲软,而大西洋(600558,股吧)两岸现在实施的财政紧缩又使得政府无法去填补消费疲软留下的需求缺口。鉴于此种情况,企业不愿意投资就不足为奇了即使那些能够获得资本的企业也不愿投资。

  当然,那些担心政府手中缺少政策工具的人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糟糕的货币政策让我们陷入当前的困局,却不能将我们拉出去。即使美联储(Fed)内的通胀鹰派人士能够被降伏,第三轮定量宽松(QE3)也只会比第二轮(QE2)更加低效。即便是QE2,恐怕更多的作用也只是吹大了新兴市场的泡沫,而不是给美国国内带来多少新的贷款或投资。

  但解决办法是存在的,至少对像美国这样能够以低利率借债的国家来说是如此:拿钱去做高回报的投资。这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带来税收,从而在中期内降低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并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即使在同样的预算情况下,对支出和税收进行结构调整、使之能够促进增长,也可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这些调整包括降低工资税、对富人增税、对做出投资的企业减税、对不做出投资的企业增税。

  不过,其他地方却存在着斗争。市场知道,在北大西洋大行其道的低税收和举债癖组合意味着,政府手中没有什么立刻可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将毫无收效,财政政策受到限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减赤效果(依靠财政紧缩)将令人失望。
然而市场也有一项斗争任务,这在标准普尔(S&P)调降美国评级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只看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侧,但这却是标准普尔的关注焦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是用美元偿还债务,而它手中掌控着印美元的机器。因此,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债务违约,我们上周看到的那类假戏真做的政治秀不算数。市场经常犯错,但评级机构的过往记录无法唤起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心。用少数“专家”的判断代替无数人的综合观点而这些专家是供职于一家治理和激励都成问题的机构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欧洲领导人最近在会议中呼吁减少对这些评级的依赖,这是正确的。

  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政治局面。很难说哪边的情况更糟糕:是美国的僵局,还是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欧洲领导人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但事态的发展要快于他们批准和实施对策的进程。欧洲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低于美国;如果其财政框架足够统一,其财政状况也会好于美国。

  欧洲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太多人认为财政紧缩是当下的灵丹妙药。然而在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处在盈余状态,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很低。更多的财政紧缩只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缓慢、财政问题越积越多。直到最近,欧洲领导人才终于认识到,希腊和其他被危机困扰的国家需要经济增长而财政紧缩永远不会带来这种增长。

  上述这一切加大了北大西洋步入双底衰退的可能性,不过,关注经济增长率是否大于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的增长率是使得就业岗位缺口不再扩大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美国和欧洲都成问题,两者当前的增长率约为1%,要提高一倍以上才能做到上面这一点。

  当这次衰退开始之时,许多人都头头是道地表示已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的长期经济低迷中吸取了教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吸取。我们实施的刺激力度太弱、持续时间太短,并且没有好好规划。我们没有敦促银行恢复放贷。我们的领导人则试图掩盖经济存在的缺陷这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恐惧,即如果对公众如实相告,那么已然脆弱不堪的信心将会消失殆尽。但是,这是一场我们现在已经输掉的赌博。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本文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200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