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兰如何退组:ZT 南方周末：年轻人 到体制内去

ZT 南方周末：年轻人 到体制内去
作者：jincheng918 提交日期：2011-2-26 17:24:00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我为国狂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11.41,-0.12,-1.04%)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4.27,0.03,0.71%)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日志日期：2011-2-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推荐指数：复制链接 举报 微博之乱恰是微博之力的表现
评论人：qq_97 评论日期：2011-2-26 17:56 　　国进民退！
评论人：qq_97 评论日期：2011-2-26 17:59 　　这也是深圳英雄气短的主要外因。
评论人：ggcjs 评论日期：2011-2-26 19:23 　　跟不上楼上的思维：这事怎么也能跟深圳扯上边？虽然国企现在比以前强势，但并不必然造成深圳的没落吧！君不见，王博许博纷纷来、两年提成省部级......
　　我倒是听说，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公务员也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在经济形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公务员热到底说明什么问题？财富分配分为三次，现在可能都出了问题：初次分配国企绝对强势；二次分配在民生问题上解决得实在是差强人意；三次分配尚处于你不情我不愿的阶段，盖茨跟巴菲特联手来深也只能碰一鼻子灰回去。
　　当然了，我也听说新加坡政府在吸收精英人士加入上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新加坡一直保持良好的政府效率、形象和强劲的经济形势，这一点应该恰恰是近几年大陆纷纷组织处干、局干赴新学习的核心价值所在吧！
评论人：深圳主义2011 评论日期：2011-2-26 19:36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精英人物都争相进入政府部门就职，就已证明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失去了光明和前途！这个民族将注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堕弱并变成次等民族！这也注定这样的国家将进入动荡和离改朝换代不远了！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警世名言啊！.............
评论人：深圳主义2011 评论日期：2011-2-26 19:47 在欧洲发达国家进入政府部门的都是一些能力相对低下，且没有什么理想的失意之人，他们只为安稳和平淡的生活，而不追求进步和上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在欧洲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工资待遇只有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他们的日子过的并不好！甚至想找一个好点的女朋友都成问题！一般有能力和漂亮的女孩是不肖他们的！反观咱天C！呵呵！完全颠倒过来了！
　　 试问哪个国家和民族能靠政府官员这样的“寄生虫”人群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创造财富呢？............
评论人：panhaudini 评论日期：2011-2-26 20:05 　　没有什么永远,风水轮流转,看着来吧
评论人：jincheng918 评论日期：2011-2-27 9:46 　　米国的公务员就业岗位受欢迎，与中国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中国年轻人偏爱考公务员，其实并不是想当公务员，而是想当官。不能用“公务员”三个字取代一个“官”字。
　　大家都拚命想当“官”，原因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了。
　　80年代的改革好不容易使得我们离“官本位”远了一些，近几年又把我们完全拉回去了。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38 　　ZT:
　　
　　随着全国两会临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为中国朝野热议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1日发表专栏作家吴晓波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经济改革的全民共识似乎正在瓦解，至少有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38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时至今日，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39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40 　　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
　　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41 　　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42 　　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从19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中国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评论人：76cdsoz 评论日期：2011-3-2 5:42 　　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上述七个共识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过去，而是表明正在进步。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剑及履及，披荆前行。如今，改革行过半程，共识已然瓦解，全体国民宛若散沙，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稍有常识者都清晰地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