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行险招 上下同欲者胜

　　陶短房专栏

　　“上下同欲者胜”。司马昭在作战时机并不成熟、朝中军中支持者寥寥的情况下，何以任用野心勃勃、不易驾驭又了无牵挂的钟会统领军马伐蜀，以至于差点被钟会联合降将姜维谋反割据？

　　无他，对司马昭而言，此战的真正目标不是成都和刘禅，而是洛阳和曹奂这是一场非赢不可的冒险之役，而唯有任用坚决支持自己用兵方略的钟会，才能确保西征大军不顾一切障碍风险，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为自己赢得逼宫抢位的政治资本。

　　不论读正史、野史，读到三国里魏国灭蜀时，都不免要为司马昭大呼一声侥幸。的确，这仗赢得惊险不说，赢了之后还差点喜事变丧事灭蜀的总指挥钟会先是诬告弄倒了“成都解放功臣”邓艾父子，然后又和心怀叵测的蜀汉降将姜维密谋割据。要不是人心不服，部下将佐在关键时刻搞了次歪打正着的兵变，好不容易变成“二国”的三国时代，只怕还要多开几年倒车也未可知。

　　许多论者都将之归咎于司马昭的冒险和固执己见：钟会这人能力强不假，但野心勃勃、不易驾驭的品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更要命的是，他这人是单身汉，没老婆孩子，魏晋时原本有个惯例，将官出征，家属要送到都城来当人质以防万一。一个野心膨胀却又了无牵挂的大将，领着几万人马跑到天高皇帝远、又以闭塞绝险出名的蜀中，说好听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说难听点，着实有点在玩火了。

　　持这种论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司马昭为什么明知冒险，也要用钟会这样的人？

　　司马昭的算盘

　　当时司马昭虽然实际掌权，但名义上的皇帝还是曹家的末代皇帝曹奂，朝廷里心怀叵测的遗老遗少还大有人在，他的专权地位并不稳固，更缺乏皇位这个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因此急于立一个足以镇服所有人的大功，以便来个“应天顺人”，把皇帝宝座从那个叫曹奂的傀儡手里名正言顺地夺过来因此灭蜀这一仗不但非打不可，而且非赢不可，否则自己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实在是很有些不保险的。

　　可司马昭伐蜀的主张，在魏国朝中、军中支持者寥寥无几，连一直担任与蜀汉军交战主力的名将邓艾，也认为伐蜀时机不成熟，主张持重。

　　平心而论，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这些大臣、大将的意见不无道理：蜀道艰难，蜀军善于防守，且有姜维这样的名将领兵，加上魏军两线作战，还需时刻提防东吴从两淮进犯，出兵风险不小。更何况当时魏国大，蜀汉、吴国小，同时代的人曾形容称“天下九州，魏得其七，吴、蜀各得其一”，也就是说魏国不论对蜀汉、吴国，国力、军力都是7：1以上的绝对优势。不仅如此，由于魏国所控制的是当时发达、富庶、人口稠密的中原，时间对他们有利。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就曾感慨，刘备花了几十年时间，颠沛流离许多地方，才凑起一个有能力的人才团队，聚集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些人才、军队绝非蜀汉所控制的四川盆地一地所能出产，一旦他们相继老病、死亡，蜀汉的人才储备和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正因如此，性格本来十分稳重的诸葛亮，才会心急火燎、一次又一次鸡蛋碰石头般北伐魏国。等诸葛亮一死，蜀汉果然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姜维的“九伐中原”也越来越虎头蛇尾可见决战时间拖得越久，对地盘大、人才多、经济和军事潜力雄厚的一方越有利。

　　问题在于，这些人的战争目标和司马昭不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不过政敌说说而已，文武百官未必真知道这位大丞相已经憋着要当皇帝，出谋划策，那出发点还是怎样打对魏国有利；可对司马昭而言，此战的真正目标不是成都和刘禅，而是洛阳和曹奂偏偏这个要紧的小算盘还是没法说出口的。

　　不过曹魏大臣、将领中，也不是没有支持早打、大打的，钟会就是其中一个，且态度十分坚决。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力排众议，发兵近二十万攻打蜀汉，并以坚决支持自己用兵方略的钟会带领十多万精锐担任主攻，而让对伐蜀持保留意见的邓艾，和态度暧昧的诸葛绪各带三万偏师牵制。不仅如此，在钟会首战汉中告捷、诸葛绪却未完成牵制姜维于沓中(今甘肃省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离蜀汉腹地十分遥远)的任务后，他还默认、配合了钟会吞并诸葛绪部署的行为，令钟会控制了除邓艾部外、所有伐蜀的魏军，成为事实上的西征主帅。

　　说到这里，司马昭为何如此用人，个中原委就一目了然了：“上下同欲者胜”，战争原本就有风险，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却迫于其它考量非打不可的战争，风险系数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委任的主帅、主将，必须和决策者持有相同的战略观点，无条件地支持决策者的决心，并坚决贯彻执行。尽管当时钟会的官职是司隶校尉(负责首都附近秩序的纪检官员)，此前军事履历不算丰满，严格说甚至不是军事干部，比他能力强、地位高的将领不在少数，但司马昭看到的是，在具备担任伐蜀统帅能力的将领中，惟有钟会一人和他意见完全相同，也惟有任用这个人，才能确保西征大军不顾一切障碍、风险，不打折扣地完成彻底攻灭蜀汉的任务，为自己赢得逼宫抢位的政治资本。这笔账算清楚了，其它的风险也就不在话下了。

　　“合拍”的执行人

　　但凡决定性、风险性的战略决策，决策人必须挑选和自己心思相同、意见一致的人来实际负责，共同完成，哪怕这个人并非能力最突出、自己最亲信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有疑点、有问题的，只要确实能不辱使命，就应该优先选用，大胆放权。五代十国时，后梁、后唐在黄河流域对峙拉锯，战事久拖不决，双方都筋疲力尽，后唐皇帝李存朂打算破釜沉舟，避开后梁野战主力，用一支轻装部队深入敌后，奇袭后梁首都汴梁。当时后梁军力胜过后唐，地盘也大，因此亲信大将们对李存朂这个十足冒险、一旦失手就死无葬身之地的偷袭计划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执意要走这步险棋的李存朂，出人意料地任命此前犯有过错、和自己关系疏远的老将李嗣源(后来的后唐明宗皇帝)为总指挥，一举成功，迫使后梁皇帝自焚身亡。

　　李存朂任用李嗣源的道理，和司马昭任用钟会是一样的：他当时甚至不知道李嗣源的真实意图，但他相信，刚刚犯错失宠、急欲立功挽回声誉和信任的李嗣源，是最有可能无保留支持自己冒险的大将，兵行险地，进生退死，宁可用不甚服帖、但在战略上和自己高度一致的外人，也不能用一个十足可靠、却偏偏对自己的方略满腹狐疑的亲信。

　　这个道理不难剖析，真想明白却并不容易，一个企业组织的决策人攒下偌大家当千难万难，托付个不贴心、有嫌疑的人，让他捧着自己大半个身家去赌博，这个决心着实难下。问题是，风险性决策原本就是高投入、高冒险、高回报的，胜负存亡都在一念之差，如果任用的人在战略方针上跟自己不能配合无间、心意相通，受命在外，积极性、战斗意志都会大打折扣，赌赢的系数会因此小很多。

　　隋末天下大乱时，隋炀帝被困在扬州，没办法回到北方的都城洛阳，带着十多万人进退维谷。有人向他分析说，如果打算横下一条心，强行闯关回北方，就应该重用随行的亲军将领、卫士，因为这些人都是北方人，家眷也在北方，会热烈拥护北归大计；相反，若打算割据江东，从长计议，就应该任由这些北方将士自行返乡，重用南方人物，因为当时天下统一不久，南方人割据心态仍然很重，比较容易接受一个偏安的皇帝，且他们的家眷、财产都在本地，一旦外敌来犯，他们会毫不含糊地与皇帝同仇敌忾，把侵害自己利益的“贼寇”赶走。这个主意的关键，也同样是“上下同欲”这四个字。可惜隋炀帝既不敢北归，又舍不得那么多北方籍将士，异想天开地想出了让北方将士强娶南方媳妇、和自己一起留下的馊主意，最终思乡情切的北方籍将士发动政变，杀死隋炀帝，集体北归，而被冷落的南方籍将士对此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边是硬被留下、怨声载道的思归之士，另一边则是利益无端被“外人”侵害的本土“地头蛇”，隋炀帝一个错误决策，竟同时得罪了这两方人马，落得个客死异乡，实在是半点不冤。

　　风险控制的后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合拍就能用。钟会被司马昭选拔担纲，不仅仅因为他和司马昭战略思想一致，更因为他是唯一胜任、且又认同司马昭方案的人选。在任命之前，司马昭已经认真看过钟会的形势分析，心中早有分寸，知道他的确是将才，否则哪里肯将十多万人马和自己的前途，押在一个没打过大仗的毛头小子身上？

　　既然是冒险，风险控制也至关重要。司马昭尽管做出“用人不疑”的姿态，也驳斥了他人对钟会的猜疑，实际上却留了不少后手，如在钟会军中安插卫瓘、胡烈这样的得力亲信“掺沙子”；成都已经攻下，却打着“防备邓艾造反”的旗号，亲自率领10万精兵进驻长安监视、胁迫钟会；加上钟会虽然是单身汉，部下将士的家属却都在北方凡此种种，可以说，钟会造反，毫无胜算，他还没起兵就被部下杀死是意外，身败名裂却半点不是意外。倘没有敏锐的识人眼光，和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那么还是不要兵行险招来得更好。

　　作者介绍：陶短房，本名陶勇，旅加学者、作家。曾在非洲经商。涉猎范围广泛，包括小说、文史、诗词及随笔的创作，及非洲和法语区时事评论等。著有《皇帝公关学》、《这个天国不太平》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