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级故宫

一方面它是对公众开放的游览展示场所，另一方面它始终是一个神秘且封闭的副部级文物机构，两个有些矛盾的身份之间，故宫的文物作为其最为价值和关注度的内容，它该归属何方？对故宫中文物的管理和展出，到底谁说了算？

故宫

2011年3月，金缕玉衣等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19件国宝与宁波的广大市民见面。图CFP

故宫博物院告别皇宫的地位已逾八十年，但似乎并没有找到博物院的感觉，反而保留着紫禁城的傲慢。“失窃门”“会所门”“瓷器门”“拍卖门”……这里发生的些许事，公众不知道、上级不知道，除了神奇的“网友曝”，阳光始终徘徊在深宫大院之外。

故宫有理由感到尴尬，一个丑闻不断的事业单位，必然在运行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但故宫也应感到庆幸，这些弊病，必然会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加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暴露出来，暴露得越早，酿成更大祸事的机会越少。

故宫注定不会再成为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紫禁城，而是一个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公共文化机构，一个由公共财政供给的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讲，公众对故宫的连续质疑，不只是针对故宫，还包括所有犯了错误、急于封锁消息、忙着无力辩解的某些事业单位。

谁的文物？

“如果是谈这次盘子损坏的这个事情，我是一句都不会说的。因为我也不了解。”高和坐在自家狭小的客厅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作为故宫原文物保管部主任，高和1993年退休后继续被返聘，1998年正式离开工作了40余年的故宫。

这40多年间，北京故宫经历数次文物盘点、建造地库、与海外机构合作巡展，它一直以一种近乎封闭的姿态默默运行，即使激起涟漪，也都被淹没在文物圈内部，外界人士似乎无从关心。直至最近，故宫接连发生的失窃事件、私建高端会所、文物损毁等“丑闻”，把这个昔日的皇宫、如今的博物院推至风口浪尖，公众开始对这个副部级的博物馆产生疑问：一方面它是对公众开放的游览展示场所，另一方面它始终是一个神秘且封闭的副部级文物机构，两个有些矛盾的身份之间，故宫的文物作为其最为价值和关注度的内容，它该归属何方？对故宫中文物的管理和展出，到底谁说了算？

价值连城的文物该为谁服务？

“把大多数藏品都展出来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收藏就是为了展览。这个话也对也不对。”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时候观众对关闭的屋子扒着窗户往里看，觉得你越关着越有宝贝不让我们看。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不是这么回事。”

按照故宫博物院最近的统计数字，北京故宫馆藏文物已经达到180余万件。之前的媒体报道称，目前故宫地面展厅展出的文物尚不足馆藏的1%。关于故宫馆藏文物秘不示人的抱怨一直充斥坊间。

“1%这个数字也不见得就不对。因为展览不是摆古董摊儿，把所有东西都摆在那给大家看，说明什么也不管。”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展览得有主题思想，根据构思再去选文物。”

他解释说，因为北京故宫曾经的皇家属性，所有建筑本身就是一组巨大的陈列展示。很多游客游览故宫的目的仍是为一睹昔日皇帝生活的奢靡。观众的需要和建筑意义的客观现实让故宫管理者从1949年之后，对这座庞大宫殿的定义逐渐分成两支——一条线索为宫廷历史，另一条线索为古代艺术。

这座拥有8700多个房间、占地15.5万平方米的宫殿中，有很多房子仍保持着最初的原状。1950年代初，新政权开始打扫这个代表着封建主义的宅院，在清除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之后，人们开始重新考虑故宫内文物的展览。少许文物被重新摆进各个宫殿大堂之后，有些观众开始提出意见。

“像太和殿那么大地方，将近2000平米，都保持原状，不能开辟陈列啊。解放初期，我们摆过一段艺术品陈列，观众有意见。说你摆上古代艺术，把原状破坏了，我们看不到皇宫原貌了。”高和回忆。1952年，他刚刚从部队转业至故宫工作。

就在不久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也对媒体解释，目前北京故宫的展陈面积实际上是2.7万平方米。

在现有展陈条件下，如果举办一个展览，需要先由陈列部门列出展览思路大纲，上交故宫博物院，经批准后，以此大纲为据到文物保管部门提取文物。“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有些藏品是重复的，比如一种瓷器有上百件重复品，没必要都拿出来，就要挑选其中一两件。比如铜钱有成千上万，也没必要都展出来。”高和说，“还有一些藏品作为博物馆收藏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从品貌上讲，这一件不如那一件，那么陈列人员不愿意去选那个不好的，这样的东西就会长期拿不出来。”

除了展览人员主观挑选和藏品重复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藏品的易损。1980年，高和参与了一次故宫丝织品文物赴美巡展。在出发前，他们将展出的丝织品送往中国人民大学监测颜色数据。两个月后，展览结束回国，再次送检，色差已达数十倍。“肉眼都能看到颜色变化了。”高和仍感到十分惋惜，“再有一些瓷器，表皮都酥了，修也不好修，还能往外拿吗？但是还是有收藏价值。如果拿出来我们饱了眼福，但是一个早晨就毁了。那是绝对错误的。”

这些造成众多文物难以与观众见面的原因，故宫管理者一直疏于解释。而这些有实际困难和理由的藏品占了99%，深藏地下的文物中的比例又是多少？大家也无从得知。公众只知道，他们能看到的展品只占全部馆藏的极少部分。而大部分文物都秘藏于不知处于何处的地库。

“没有绝对化地分哪些文物要进地库”

故宫建立地库的设想始于1982年。在那之前，故宫所藏文物都放置于地上库房。那些库房基本属于古建利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经过多年风吹日晒，门窗开裂，夏潮冬干。对于防盗的要求都很难满足，更奢谈对文物本身的保护。为此，故宫先对地面仓库进行过整修。例如，将地面砖下和部分墙壁内侧铺上沥青隔潮，再配以抽湿机。“甚至考虑过在景山里头解决库房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觉得在紫禁城里比较稳妥，放在外面，安全系数得不到保证。”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之后，经过数年的专家论证后，终于决定于1987年动工兴建故宫地库五千平米首期工程。一万七千平米的二期工程于1994年动工，三年后完工。这期间的地质勘探基本打破了故宫地基为“一块整玉”和“七横八竖”结构的猜测。“皇帝怕死，地基确实很厚，但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高和笑着回忆。

根据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的消息称，地库地下三层为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底板和四周采取双层围护，以确保地面水和潮气不侵入库内。其主体按照三级人防标准设防，具有战争防护和抗震能力。内部温湿度常年设定为14.5到16.5摄氏度，根据文物需求设定恒温恒湿，并配以熏蒸消毒设施，库房24小时人员值守。“当时我们还讨论地库能不能接水建厕所。”高和说，“最终决定不设厕所，因为一旦出差错就会造成文物损坏。”

地库竣工后，大量储藏于地面房间内的文物开始向地下转移。“我在职的时候，文物还没完全进地库，大概进了30%，后来我听说进地库的文物应该占全部的将近60%。”高和回忆，“没有绝对化地分哪些文物要进地库。就是考虑宫廷历史部分能在地面保存的就没必要下地库。地库里主要是纺织品、书画、碑帖，还有青铜器、玉器、工艺品。”

在公众看来，一旦文物进入地库似乎意味着很难再见天日。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马未都等专业收藏人士都在抱怨故宫展出的文物过少。在缺乏透明公开的制度、更缺乏公众参与和质询程序的情况下，公众开始怀疑故宫博物院会不会更加减少展览次数以求得文物稳妥。

对于这样的质疑和不满，故宫管理层始终未曾公布未来的长期展览计划。其副院长陈丽华只曾对媒体表示“会不断地提供各种各样的展览给公众”。

“其实每年都做展览计划，不然的话文物保管部门也不好配合工作。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规范，总不能在那呆着吧。”高和这么解释。

实际上，公众对于展览偏少的印象没有变化，那些存于地库的文物，只能默默等待陈列部人员的“临幸”。而与此同时，与普通观众不同，专业研究人员则有着另一条接触文物的渠道。

相关文物研究学术团体、大学以及兄弟博物院都可以到故宫地库一探究竟。“经过申请，可以去地库看，想看青铜就去青铜库，想看瓷器到瓷器库。所以说，故宫不是光靠陈列的。”高和说。但是普通公众提出申请，却不会被允许。“不是研究这个的，没有目的，你看这个干吗？”高和反问。

“对内不对外”的做法，使公众不但无法看到更多的文物，更不知道偌大的故宫中到底存放着哪些国宝。

地下文物或拟网上公布

实际上，1949年之后新政权接收故宫博物院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关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件国宝存放在故宫之内。

1934年，故宫博物院第三任院长马衡在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即曾明确指出，文物藏品整理“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所以，针对文物的统计整理一直未停。在此之前，1930年3月曾进行过一次清查，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共登记117万余件物品，但这份报告比较简单，只陈述了各间房屋均存放了哪些文物。后来，因工作浩繁、政治动荡，清点工作一直未能实际统计出确切的数据。

1954年至1971年，故宫开始又一次清点文物。“吴仲超院长来了以后，开始清点、分类，立文物总账。我插手管这个事是在1963年以后，那时候分类完成了，不踏实的部分再核对一遍，没卡片的补卡片。”高和回忆。

那次清点，故宫处理了一批包括茶叶、箭杆在内的不被认为是文物的物品。有一些重复的馆藏，抽取一部分计入总账，其他都挂为重复品账。最终得出了文物90余万件的数字。并未立即对外公布。1978年，文革结束后，故宫再次进行文物核对，保管部重新恢复。7年后，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之际，宣布经过核对的文物共1052653件。

在这之后的两次清点中，故宫所藏文物的数量再次升级为150余万件和180余万件。这其中有因故宫大修而新发掘出的埋藏文物，也有因对文物认识的扩展将以前不算做文物的物品归入文物类别的原因。

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3万件清代钱币、2万余件帝后书画，过去既不算文物，也不算资料，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这次清理中，不仅对这类遗物进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对所有资料藏品进行了重新的鉴定。图书馆所辖大量的古籍善本特藏、20万余件书版，古建部所辖大量建筑构件、“样式雷”烫样等也首次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在郑欣淼的计划中，未来，全部文物应以《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方式向社会公布。观众也可在网上查到文物信息，甚至包括“以前的保密藏品”。

据故宫相关人士介绍，所谓保密藏品，一是涉及色情的文物，例如春宫图；二是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物品，例如曾经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文物。但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和政治局势的改变，此类文物渐渐失去保密意义。

面对数量庞大的文物和严重不足的展览面积，故宫曾考虑是否可以设置地下展厅。但在一系列的争论与研讨之后，终因安全疑问和对故宫是否产生破坏等问题搁置。而陆续有人提出的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馆的想法，也终因无法确保文物安全而陷入僵局。公众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不得不面对明知有海量文物藏于故宫但始终无法亲见的现实。

“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一系列事件，把北京故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不断在评论和审视着北京故宫，并追问：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本刊记者/马多思  滑璇

文/孔令钰  王秋思  刘婧佳

没有皇帝的故宫更神秘。

从“失窃门”，到“会所门”，再到意外损毁瓷器，如果不是“网友曝”，恐怕仍然不为公众所知，故宫也因此屡被推上风口浪尖。虽然最后一位皇帝在1924年就彻底走出了故宫，但故宫却依然保留着紫禁城的傲慢，阳光依然很难照进坚实无比的红墙。

故宫是谁的故宫？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后宫

在曾在故宫担任咨询员的小尚眼里，故宫实在是太大，不仅是面积，还有人。

据统计，故宫现有在职工1400余人，离退休人员600余人。“这还是有编制的，更多的是没编制的派遣人员。”小尚说。

所谓派遣人员，是指故宫委托中全人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全人才)招聘的派遣制员工，这些员工为故宫服务，但不占用故宫的编制。据中全人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务员介绍，故宫与中全人才在2005年以前就开始合作了，一般中全人才对派遣员工每人每月收取150元的中介费用，但如果超过50人，可适当降低，像故宫这种大型合作单位，可适当降低。据她介绍，目前故宫的员工中，约有几百人是中全人才派遣的，但具体数字尚无统计，最近5月份，中全人才刚刚向故宫派遣了60人。

在派遣员工中，“站殿”这个岗位最多，其余还有从事商品销售、宣传、为游客提供咨询等职务。据小尚介绍，因为“站殿”是保护文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所以对员工的审查很严，多数需有北京市户口，很大一部分是复转军人。

小尚自己介绍，他每月的工资两千多元，据他所知，宫内有编制的普通员工的薪水大概比派遣制员工多1000元。小尚的评价是：“钱虽然不多，但是压力很小，是个很养人的地方，适合养老。”

正因如此，派遣员工往往工作两三年就辞职了。和小尚一样，另外一位中专毕业后被派遣到故宫作纪念品销售的“铁匠”(化名)，也在工作两年后选择了离开。“我虽然爱故宫，但我出来的原因是，那种地方节奏很慢，和外面那种激烈的商业竞争比，我不想在那儿安逸惯了，失去在外面锻炼的机会……”他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铁匠”在故宫工作时的收入每月不足两千元。

深宫大院，不只人多，部门也多。

“故宫部门太多了，我97年离开时才十几个部门，现在有三十多个了。”曾担任故宫保管部主任的退休干部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资料记载，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进行多次调整。据统计，从1952年7月到1966年4月，经过13次调整变动，最后确定为院长办公室、政治部、业务工作部等9个部门，1997年达到十几个部室，2000年变为25个部处。现在，据故宫官网显示，共有31个机构部门。

故宫最初的组织框架完全模仿前苏联，改革开放后，渐渐增加了美国博物馆的管理模式。仿苏部分，故宫内部划分为陈列部、保管部、保卫部和宣传教育部等；仿美部分，则设立书画部、器物部等。

然而在高和看来，部门的增加和人员的增多并不能提高故宫的工作效率，因为所有官员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而这些人的收入也并不与门票或文物保护工作的效果挂钩，他甚至曾听到消息说，某些部门的成立完全是少数领导的随意决定，“但是没有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过的多名故宫退休人员也表示，已接到故宫方面的通知，不能随意接受媒体采访，一律要经过院办同意。

内务

据文化部网站显示，故宫的性质系直属事业单位，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经营模式，门票等收入全部上缴，其行政支出则全部通过年度预算向财政部申请，主要包括员工工资、科研经费以及办公经费。维修费用则需申请专项资金。

但据调查，高达上亿元的商业开发收入和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所得却并不在公众视线之内。以今年5月曾广受关注的建福宫会所门为例，其建福宫的经营便不在受控范围内。

“故宫的门票是要全部上交的，那么故宫员工的福利靠什么，就靠我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经营收入。”“铁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资料，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是设立于1952年的故宫商店。1984年，故宫商店更名为故宫服务公司，至1998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介绍，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和董事会成员均由院办直接委任。“铁匠”也证实这种说法，“说是公司，实际上还是属于故宫。”

他介绍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相当热门的部门，如果是编制内人员，根据销售收入会有奖金，而其他部门的员工只有固定的工资，因此很多人希望能调进服务中心。

除了销售食品饮料和纪念品，故宫也出租销售摊位，但在“铁匠”眼里，出租摊位的收益实际并不高，因为“不是谁想租就能租，往往是承包给一些有后台的人，价钱很便宜”。

曾在故宫工作过13年的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甄元森说，他1988年离开故宫以前，才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规模都很小。但近些年，商业活动似乎越来越多，除了销售食品和纪念品，来院展览、对外文物修复等有偿项目均陆续展开。

如，据台湾媒体报道，统一企业于2003年以巨资取得在北京故宫内饮料及方便面的独家贩卖权，曾经一度紫禁城内到处可见“故宫游、统一情”的广告标语，及红色飞鸟的统一商标。“统一”并未透露这项独家贩卖权的取得花费了多少资金，只表示“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不能讲”。据台湾媒体估计，一年的费用或许超过人民币三四百万元。

显而易见的另一项经营活动是故宫门票广告。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从2005年至2009年门票广告均由雀巢承担，但在任何公共信息渠道，均无法获得故宫门票广告的招投标及中标的具体内容。

除此之外，出租宫内场地举办会议或活动亦是一项不小的进项。故宫城墙外的一些商铺所有权，也归故宫所有。这些收入，既不上缴国库，其使用亦不受公众监管。

但是甄元森认为，“故宫每年的运营费用很大，国家的拨款根本不够用，这里面有古建的维修，文物的修复等等。古建维修最费钱，随便一个小项目都需要上千万元，如果仅仅靠国家拨款，什么事都做不了。”

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全部上缴后，故宫得到日常支出1.4亿元的拨款，以及1亿元维修经费，后者是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元维修费。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季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故宫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约为3亿至4亿。但参观故宫的人数逐年上升，2009年是1100万，2010年达到1300万，以旺季门票60元淡季40元计算，故宫每年通过门票至少可以获得约5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故宫的门票收入支付了运行其自身的运营成本后，还要把结余上缴财政。

因此，当面临重大修复项目时，故宫本身无力承担。据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了500多项维修保护工程，这其中，就有香港特区、联合国以及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会所门”的发生地建福宫花园，正是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重建的。而建福宫花园开放的收益，据说本也是准备用于“补充花园维护费用”。

改革

“其实这不是故宫一个单位的问题，你说哪个国家机关和单位不存在这些问题？”回想5月以来故宫连续经历的风波，甄妮说。

甄妮曾留学法国昂热大学，学习国际艺术管理，其中便有文物古迹经营管理的课程，毕业后一直在法国工作。去年10月，她加盟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任职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作为一个曾经在“宫里”呆过的人，她并不认为故宫如媒体所渲染得那般“傲慢”，而是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说到根上，故宫还是一个大国家机关，但国外大博物馆的馆长不会从官僚体系中任命，而会以学术、艺术成就和管理为选拔标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看来，故宫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故宫近期连续发生“丑闻”的重要原因。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就是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现在故宫还像它的原名一样，是个封闭的、外人不能知道的紫禁城。”

事实上，故宫并非没有进行过改革。据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因上任初始便接连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1987年上任的新院长张忠培便着手建立新的管理规章和制度。新的制度采纳岗位责任制，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对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均做了详细规定，希望以“责任落实到人”来完善不足。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事实上仍是“人治”，层层向上负责，最后仍归结为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计划经济模式。

高和对此深有体会。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启功先生到博物院看画，按宫内规定，如要触碰藏品，均需戴手套，避免汗液对文物造成侵害。但启功先生不愿戴手套，高和希望院内领导能够提醒并要求，陪同参观的领导却抹不开面子作出要求，最后，高和自己强硬地要求启功先生必须戴手套。启功先生勉强同意只戴一个手指头，高和便说：“那好，只有这一根手指有权力摸。”

高和承认，此事闹得在场人士均非常尴尬。但他觉得，既然是规定，便任何人都要遵守，没人应该享有特权。然而在“官本位”的体制和氛围下，做到“规定面前，人人平等”又谈何容易。

后来有一次某中央领导来故宫参观瓷器，高和便提前把“丑话”说在了前头：领导来参观非常荣幸，但这些瓷器都非常娇弱，只能看，不能动，如要动，请保管人员替您动，您只管动嘴，想看里儿我们给您看里儿，想看底儿我们就给您看底儿。

旅居伦敦的资深媒体人曹吉力对大英博物馆极为熟悉，他在邮件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模式。

大英博物馆直接受英国政府文化体育媒体部行政管辖，资金主要来自国库，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者并不由政府指派。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原是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于2002年被大英博物馆理事会公推为大英博物馆馆长。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公开的。在25名现任理事会成员中，除了英国女王任命的一名人选之外，英国首相府、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以及伦敦文物学会等不同部门分别提名理事会成员，这些成员并不在大英博物馆拿工资，因为他们都是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总裁、英国金融保险公司高管，以及剑桥大学分院院长这样的社会名流。

此外，大英博物馆的收入和开支都要上报英国国家审计局(NAO)，审计局亦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定期会把审计结果对外界公布，公众可以在其网站上随意浏览。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上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从事文化遗产经营的经历，也让甄妮得出结论，“光靠国家的拨款完全不可能实现，故宫需要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国家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而故宫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得太快，体制却没有跟上”。

在甄妮看来，宫门紧闭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文物和文化，博物馆的文化管理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要把这些历史遗迹“做活”。她介绍，法国的凡尔赛宫里商店也很多，经常有演出活动，在不开放的时间内，管理方也不时宴请一些主要赞助者。

她所供职的法国公司也从事此类经营活动。如，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舍农索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沙龙的发源地，甄妮在法国供职的公司就结合这个背景，把城堡中一个漂亮的长廊设计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画廊，每年夏天都邀请世界级的大师来做个展。这种方式既遵循了城堡的传统，又把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更好地利用起来，让它从次要的部分变成了当地艺术传承的地方。在昂布瓦兹皇家城堡，因其有皇家宴会传统，甄妮的公司就在城堡不开放的时间，安排一些私宴及演出活动。

因此，她并不觉得将复建后的建福宫作为宴会场所有何不妥，“建福宫原来也是皇家御用，也有宴会的传统，那么不妨将其在非开放期间用作传统宴会或活动的场所”，但真正的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的经营不可能做得好”。

近况

事实上，故宫或许也正在向国际标准化的博物馆经营方向前进。据报道，今年3月29日，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下称故宫基金会)及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下称故宫会)宣告成立，王石、马化腾等八位企业家为故宫基金会募集发起资金1600万，用以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为故宫博物馆学术研究和公众服务提供支持，并扩大故宫博物院国际国内影响力。这八位企业家同时也是故宫会的发起人，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是推动故宫与企业界、艺术界等社会组织的联合。

故宫会和故宫基金会理事长李季(亦是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基金会的账目将请审计公司全程审计，因为理事们对“民主和透明”最为看重。

然而现实是，不只是企业家，自五月以来，无论“失窃门”“错字门”或“瓷器门”，公众的质疑最终都集中在故宫经营管理的透明度上。

5月2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名博士生先后向故宫、财政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两单位公开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门票收入及使用情况，希望将数据进行对比，核实双方财政收支情况是否一致。故宫和财政部均表示已经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三位博士认为，信息公开方能促使有效的监督，“而财政收支的公开比较容易看出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的成协中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门票收支情况作为一个切入点，也可以引导大家关注故宫以及类似的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问题，督促他们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据《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已就三位博士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指出故宫博物院系文化部下属事业单位，资金收支情况由文化部负责统一编制。鉴于此，三位博士转而向文化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并将财政部回函附于申请之后。据称，文化部也已作出回应，但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而时隔两月，故宫方面一直未对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任何回应，可见，正努力向国际化博物馆管理模式靠拢的故宫，似乎尚未摆脱“衙门”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