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上的野山羊:[转贴]苹果从濒临倒闭做到世界第一 【猫眼看人】

乔布斯从1975 年出道到今天，干了35 年，但最近这三年仿佛是把35 年的功力一掌击出—他用一款iPhone 甩掉了诺基亚，再回过身来用iPad对微软和英特尔发起猛烈冲击，之前用iPod超越了索尼。
苹果的基因就是将科技与艺术和人性嫁接，这样打造的产品令用户心花怒放。在后PC时代的电子产品上，这一特色的重要性毕露无疑。但许多平板电脑市场的新来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平板电脑看成另一种PC。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专制带来效率，难得乔布斯的个人品味和商业直觉又皆属一流。不过，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默认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价值，就算你是个暴君也无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动下台或者政变逼宫。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其创始人的命运，缠绕得太紧密了。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密不可分。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

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五者皆备的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订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圈钱的工具（详见《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统》）。

史玉柱直言，“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四面树敌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

他不再把苹果视作一家电脑公司，归根结底，“我们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如果表现不及格，那就是我们的错。错就一个字。”

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在商业世界里，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过去100年中，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4-5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这个星球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每个社会里都可以孕育出潜在的商业天才。而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的。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当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找出站起来的力量。”史玉柱说。

在2000年CCTV的一次《对话》节目中，史玉柱谈到了所谓“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今后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时候，法制环境建立，然后就是政企脱钩，我最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一个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省级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他做他的事，我们企业做我们企业的事。就等于你这个领导人你定游戏规则，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按你游戏规则做事。最好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我就是这个意思。巨人大厦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的责任，责任全是我的。”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内因的时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外在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各级政府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启动创业板，政府成立风险投资基金。这些都是好事。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哪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