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顿马丁dbs报价:我在苏联和俄罗斯当武官

 我在苏联和俄罗斯当武官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回顾过去60年，中俄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就中俄两国人民历史凝成的友好关系，记者日前采访了山东籍贯的中国驻俄罗斯前陆海空军武官王海运少将。 苏联老大哥认为中国是兄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到俄罗斯是什么时候？王海运（以下简称王）： 那是1990年初，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记：它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王：前苏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地大物博。飞机飞行7、8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的上空。飞机降落前，凌空看地面很清楚：森林、湖泊，白茫茫的雪地，一片片的别墅，如同油画一般。我们从小就讲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到了苏联，发现我们似乎有点名不副实。老天特别眷顾这个国家，给他们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要说前苏联，单讲俄罗斯，它的资源蕴藏量就占到世界的21%，相当于美国的5倍，中国的6倍。我到过贝加尔湖，单是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就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人类已经进入“高油价时代”，用不了多久可能还会进入“水资源短缺时代”。俄罗斯那么丰富的淡水资源，将来很可能会给其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甚至地缘政治利益。记：百闻不如一见，您对苏联的印象更具体了。王：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曾经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对中国奠定工业基础、抵御帝国主义的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但是，后来苏联滑向了“社会帝国主义”。他大搞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一度对中国构成了十分严峻的安全威胁。中苏关系跌入了低谷，两国甚至剑拔弩张。苏联解体，固然有多重复杂的原因，但是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恐怕是很难回避的原因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六七十年代苏联在我周边部署了上百万大军，直接消耗就多达2000亿金卢布（约合3000亿美元）。在苏联经济崩溃进而失去民心最终走向瓦解的过程中，与中国对抗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中苏对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六七十年代正值东亚经济大发展的机遇期，我们却不得不搞“山、散、洞”，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我们与北方大邻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从中学就学习俄语，长时间也是研究苏联的，所以很希望能去苏联看看。不管当时苏联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能够到苏联去工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记：您对苏联人印象如何？王：到苏联后，有两个突出感觉：一是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苏联老哥仍然认为中国是兄弟。他们恨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联起手来对付美国。特别是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谊，老一代苏联人往往十分动情。尤其是我们的留学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曾到一位老教授家做客，老人家拿出50年代中国留学生送他的毛巾给我看。那不是一条普通的毛巾，他承载着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当时的苏联人大多十分淳朴，这是我的第二个印象。比如出门问路，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你指路，甚至直接用车拉你过去。但是后来世风日下，在我第二次去俄罗斯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很少遇到了。 这个大厦在动摇 记：您初到苏联时，发现有没有苏联解体的迹象？王：从政治形势看，当时的苏联已经处在暴风雨的前夜。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正值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发生政治动乱。在中亚，刚刚发生过暴骚乱，外高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我到任次月就跑了波罗的海一趟，考察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动荡形势。我深深感受到波罗的海国家反苏情绪的强烈，他们确实下了决心要脱离苏联这个大家庭。即使在莫斯科，情况也十分不妙。叶利钦公开号召“俄罗斯独立”，提出“各加盟共和国愿意拿多少主权就拿多少”。可以说，苏联这个大厦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苏联人民的大国自豪感仍然十分强烈，维护苏联统一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所以，当时我并不认为苏联马上就会解体。记：到1991年就解体了，太快了。王：苏联解体这么快，很多人始料不及。苏联人没有想到，世界各国的战略分析家也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当然，就近观察，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迹象的。当时的确可以感觉到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气数可能不会太长了，但是没想到他会垮得这么快。发生在1991年8月19日的8·19事件给我留下的记忆十分深刻。外交官负有调研任务，对驻在国发生的重大事态有责任及时了解情况、搞清原因、提出建议。所以，我对事件的了解比较清楚。我认为，“8·19事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我第一个发现了异常 记：“8·19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莫斯科吗？王：可以这样跟你讲，当时在中国人中，在使馆内，我是第一个发现情况异常的。每天早晨6：00我床头的收音机自动打开，播放晨早新闻。8月19日，收音机按时播音了，但不是新闻，而是非常严肃的音乐，古典音乐。我当时就一激灵，感到有问题，可能出事了。5分钟之后，收音机里就传来了“重要新闻”的预告。很快，播音员就开始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宣布临时接管国家最高权力。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是由当时苏共中央的8位高层领导组成的，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等人，主要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都进去了，阵容相当强大。记：就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王：当然。因为这次行动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人的初衷还是想把戈尔巴乔夫拉回来，维护苏联的统一，并不想搞掉戈尔巴乔夫。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宣布的行动目的是挽救苏联，挽救联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武官。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打板球。找不到他，当时又没有手机，我就找到另一位副武官，一起研究情况，向国内报告。等完成任务后到食堂吃饭，发现使馆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大事。记：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王：是的，是改变苏联历史，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早饭后我们马上上街观察情况。当时街上仍然比较平静，未见军队调动。克里姆林宫北边的亚历山大花园里，年轻人照旧在那儿谈情说爱。但是一两个小时后，大街上人们的表情就不是那么从容了。我先后找了10个人交谈，这10个人中有9个强烈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认为国家已经乱到了非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不可的时候了，不然这个国家就要完蛋。只有一个人，好像是个老知识分子，说“右派得势不会长久”。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意思很清楚，认为“政变”不会成功。记：群众反应如何？王：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是很有号召力的。从民众的反应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得到了广泛拥护，完全有希望取得成功。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等俄罗斯领导人聚集在白宫，也就是当时的议会大楼前面发表演讲，号召民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将其称之为“国家政变”。到了晚上，军队开始进城，很多要害部位都部署了军队，与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出现了伤亡。这更激起了一些主张俄罗斯独立的民主派人士的强烈反应。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阵容强大，又有军队和安全部门做后盾，但是在双方紧张对峙的紧要关头，这帮人却退缩了，最后竟然不战而敗。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苏联解体有一定必然性 记：您怎么看待苏联解体？王：苏联解体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苏联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例如民族矛盾尖锐，前苏联宪法留下了严重的漏洞。再如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发展长时间陷入停滞。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不顾苏联国情，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实施激进改革，戈尔巴乔夫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失去了凝聚各种力量的核心。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认为，是多重原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走向衰败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不能说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解体是必然的。解体的时间、方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如果处置得当，苏联还是有希望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得“8.19事件”中，我曾同阿尔及利亚的武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非常不解，甚至有些气愤。他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帮人太笨。你既然要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要搞政变，为什么不首先把叶利钦这帮人抓起来？在我们阿尔及利亚搞政变，第一个行动就是逮捕可能反对政变的关键人物。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竟然放他们到外面去演讲，去煽动。这帮人笨到这个地步，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阿尔及利亚武官的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记：我们看电视，看记者招待会上，看到亚纳耶夫昏昏欲睡的样子。王：是的。我正好出席了那个记者招待会。在俄新社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小厅里，主席台上坐了一排人，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头头。亚纳耶夫脸红红的，说话口吃不清。他大概是喝了酒。几个人都显得信心不足。那已经是8月20号的下午了。可以说，“8.19事件”不仅没有能够拯救联盟，反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坦克对着自己的议会大楼开炮
记：第二次大的动荡是1993年吧？王：那是“10月事件”，也叫做“炮打白宫”。那是新俄罗斯第一场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险些导致俄罗斯的解体。这场斗争是身为总统的叶利钦同副总统鲁茨科依、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最后以叶利钦动用军队，用坦克炮射击议会大楼，也就是“白宫”，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而告结束。
捕阿尔及利亚政变的“新思维”，年半的当贫穷，叶利钦“炮打白宫”时我就在现场，在“白宫”前面的桥头上。俄罗斯军队的坦克就部署在桥上，对着自己的议会大楼开了炮。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儿看热闹。看到这种情景，我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悲哀：这么一个大国，为了权力争夺，总统机构竟然向立法机构动用武力。这个国家爱走极端的特性，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当时开炮没有造成死伤吗？王：死伤倒是没有。后来突击队进去把议会的头头都抓了。记：当时的军队是由总统控制？王：俄罗斯的体制是，总统是军队最高统帅，直接控制军队。其他强力部门，包括外交部，名义上是政府的，实际上也都由总统直接控制。 叶利钦是个复杂的人物 记：叶利钦是个很强势的人物。王：强势，非常强势的一个人。我们一起吃过饭。他喝醉了爱发酒疯，出过不少洋相。我跟他握过两次手。一次是在纪念库尔斯科战役50周年的活动中，那是1993年的5月，在奥廖尔。他握手非常有力，握得我手疼。他好像是缺少一个手指。记：我看他的传记，说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再也不喝酒了。王：再一次见面是在我们使馆，他刚从中国疗养回国。他当总统时身体很差，脸部浮肿。但是从中国回到俄罗斯却是满面红光，人也瘦了，也精神了。他同我握手，仍然是那么用力。他还问到中俄军事合作进展情况，说“两国军事合作很重要，一定要搞好”。记：您怎样看待叶利钦这个人物？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用几句话对他作出评价。是他亲手埋葬了苏联。他在政治领域搞全盘西化改革，在经济领域搞“休克疗法”，在外交领域搞对西方“一边倒”，把个俄罗斯搞得政治动荡不已，经济几近崩溃。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在努力纠正，但是除了外交战略调整比较成功外，其他领域依然是一塌糊涂。不过叶利钦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冬天他访问中国，两国决定“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后来这一关系又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叶利钦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他又亲笔加上了“协作”两个字。于是就出现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没有“协作”一词，唯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多了“协作”一词。我想，这是有深层考虑的。“协作”这个词在俄语中是个军语，按字面翻译应为“协同动作”，含义是要“按照任务、时间、地点进行准确的行动协调”。自然，这与通常所说的“合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说，叶利钦在中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到现在对他仍是非常尊重，评价很高，甚至把搞垮苏联那笔帐全都记到了戈尔巴乔夫头上，很少提及叶利钦的责任。记：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你见过他吧？王：见过，但都是在大型活动场合。戈尔巴乔夫离任后并未销声匿迹，仍不时在政治舞台上发声。但是影响非常有限，俄罗斯很少有人再听听唠叨。他在西方国家却很受欢迎，演讲、售书都可以卖高价。他靠这个来赚钱维持“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运转，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戈尔巴乔夫犯下了很多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把他说成存心搞垮苏联的“内奸”也有欠公允。 要看到俄罗斯的带动效应 记：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请您谈一谈对中俄关系的看法。王：我们经常讲，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是最成熟、最稳定、最富有建设性的一对大国关系。我完全赞成这个提法。同时我要强调，中俄关系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平衡的世界，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美国追求全球霸权，要当世界的领导者。特别是布什8年，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动辄干涉他国内政，威胁他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个有分量、理念相近的战略伙伴，联手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否则我们就难有一个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俄罗斯恰恰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战略伙伴。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俄是近邻。王：对了。两国有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这是最大的地缘战略现实。邻居不能选择，邻居特别是大邻居对我们的发展环境、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我们今后几十年的根本性国家任务，是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要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块头，对我们周边环境的稳定实在太重要了。而且我们还应看到俄罗斯的带动作用。俄罗斯对中亚国家有很强的影响力，俄罗斯对我们友好，也会影响到中亚国家的外交选择。还有，我们不能忘记中苏对抗对对两国安全和发展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苏联为了同中国进行对抗，在亚洲陈兵百万，直接消耗就多达2000亿金卢布，约合3000多亿美元。中国也不得不搞“山、散、洞”，给经济发展造成的拖累也是难以估量的。一定意义上讲，中苏对抗也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记：你刚才谈到前苏联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否再做点介绍？王：前苏联的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农业发展滞后，原材料产业膨胀。重工业比重很高，尤其是军事工业。我到过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许多地方，看到许许多多中小城市都是军工城市。民生被忽视了，尽管表面看国家很强大，令人生畏，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少有提高。民富与国强哪个更重要？我认为必须协调发展，不能为了追求国强而忽视民富。当然民富不一定带来国强。仅仅是经济发达而军事力量弱小，那不过是个经济动物，仍会受人欺辱，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民富了，不等于就有了安全，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民不富，国家就失会去根基。前苏联军事力量强大而经济发展滞后，因而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失去吸引力，这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与国防，不能为了民富而把军事实力的发展放到一边，当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 我很高兴看到这几年全民的国防意识明显增强，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可是前些年确实令人担心啊：大家都两眼向钱看，部分人甚至追求歌舞升平，忘记了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一些地方为了搞建设甚至损害国防利益，军队干部转业总要低一两级安排。必须明白，军人是最讲荣誉感的，军人失去荣誉感何谈战斗力？当然，还有个军队长时间“过紧日子”问题，也给国防建设带来许多难题。所以，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中央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问：您在文章中提到我们应该考虑投资俄罗斯能源资源？答：是的。我认为俄罗斯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很大。俄罗斯要实现油气出口的多元化，不能不考虑中国这个“战略买家”，不能不面向中国这个稳定可靠、需求巨大的大市场。中国发展迅速，起码2030年前对油气的需求不可能有实质性下降。而中国80%的进口石油运输都要经过安全风险巨大的马六甲海峡。为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必须尽快解决陆上就近供应问题。因此，中俄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目前的国家关系也有利于深化两国的能源合作。俄罗斯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十分严重，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大都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无力扩大产能。因此，此时投资俄油气企业，既可解决俄资金短缺的困难，又可解决我油气稳定供给问题，同时还可强固中俄关系的物质基础，可望达成双赢。 中俄联手 互利共赢 记：两个大国就该好好相处。王：这些年，中俄联手做了不少事情，对增强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国际话语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问题上，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上，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及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问题上，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在南北矛盾问题上，等等，中俄的战略协作都卓有成效，对于维护我国的战略利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记：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俄罗斯对我们的确非常重要。王：当然，中俄两国在战略利益、战略理念方面也存在某些差异，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仍然不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国仍然相互存在某些战略疑虑。这里既有大国、邻国相处存在复杂性，两国历史上存在恩恩怨怨，两国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等原因；也有相互沟通不够坦诚、不够深入，以及俄亲西方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作祟，西方遏华势力挑拨、搅局等原因。这就要求我们下大力经营对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就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国家间首先是讲利益的，不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也不能因为对俄期望未能实现而失去发展两国战略关系的信心。拉住俄罗斯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坚持不懈。  从农家子弟到武官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海运将军温文尔雅，记忆力很强，好多历史事件过去20多年了，还能如数家珍，很让记者佩服。他1945年出生于鲁西南巨野县一个农民家庭。“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家中相当贫穷。兄弟姊妹九个，九张嘴要吃饭，所以更加困难一些。说“半年糠菜半年粮”，一点都不夸张。坦率地讲，这确实是我下决心走出农村的动力之一。当然年轻人嘛，也有为国效力的青春热情。”“我1958年进入巨野一中，一呆就是六年。当时学校的生活、学习条件十分艰苦，越是这样学习越是刻苦。”“我现在几十多年工作下来，感受最深的是，中学学习对一个人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一个人的文化基础主要靠中学。这其中中文又是基础的基础。一个人的中文基础好，文字功底扎实，逻辑思维能力强，理解能力强，概括归纳问题能力强，不论做什么工作，不论是搞研究还是当领导，都会受益。所以我非常感谢巨野一中的老师们对我的培养教育。”王海运说。王海运谈到求学，还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当学生干部可以锻炼一个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巨野一中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兼团支部书记，还当过学习部长，从初二开始一直到高三一直是学生干部。“当学生干部可以锻炼你的组织协调能力，锻炼你遇事周密思考、沉着应对的能力，锻炼你与人交往、团结同志的能力。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在山东大学，王海运是外文系的学生会主席兼班团支部书记。“其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我是学生干部，自然比较容易站在保守派一边。虽然我们也热情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打砸抢那一套实在接受不了。特别是后来，看到全国到处一片混乱，我感到十分痛心，甚至陷入迷茫，担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对结束这场浩劫我是欢欣鼓舞的，对打倒‘四人帮’我是从内心感到高兴的。”“我1969年山大毕业。当时国家号召大学生搞教育革命，于是暂缓分配，所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继续留在学校。后来，国家要挑选一批优秀学生到外交部，我被选中。当时周总理明确指示，要留一部分外语人才，供外交部备用。所以从全国重点院校选拔了一些人到部队农场去锻炼。我在部队农场军垦锻炼一年，同样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被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回炉、进修。”王海运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半时间，1973年2月被选拔入伍，到了总参。”到总参后，分配给的工作是外军军事理论研究。地方大学生研究军事理论，难度可想而知。还是靠刻苦努力，很快就从“土八路”变成为“真八路”。80年代，王海运在全军外国军事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脚，多次到各大军区、各大院校讲课，文章发表了很多。当时全军外军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对我军机械化作战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上世纪90年代王海运被派往苏联大使馆担任副武官，本世纪初担任驻俄罗斯陆海空军武官，晋升少将军衔。在军事外交这一特殊岗位上，王海运兢兢业业，为推动我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为两国睦邻友好、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也经历了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近年，王海运潜心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担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国防大学高级特聘教官等10多个学术职务，继续为国家的国防与外交事业贡献力量。他同时还是俄罗斯国防、安全、法制研究院的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