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家什么产品好用:重庆求解世纪性难题 “共同富裕”路线图徐徐展开

重庆·朝天门
全民共富：重庆求解世纪性难题
民生导向“共富”路——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庆实践
编者按
7月20日，重庆召开市委全委会，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提出鼓励百姓创业、激活农村土地和房屋价值、消除绝对贫困、调整收入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承诺5年后，使全市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到2∶1，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4000多字的全委会决定，可谓条条是“干货”。“走民生路，念共富经”——这个西部直辖市再次被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
近几年来，地处西南内陆，基础条件薄弱，各方面资源有限的重庆，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不断突破创新，从建设“五个重庆”，到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再到“缩小三个差距”，重庆坚持用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统揽发展。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路径，清晰可见。
“增长协奏曲”背后的“民生经济学”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问题越来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但是，转向哪里？如何转？怎样才能又好又快？这成为从东部开放前沿到西部后发省份面对的共同考题。
一些地区主攻调结构，通过“腾笼换鸟”，逐步实现了产业优化升级；有的省份从转换增长动力入手，以技术和创新驱动取代资源驱动，为发展赢得新空间。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可谓中国经济社会一个典型缩影。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有8万平方公里，超过京津沪面积总和；地区间差异巨大，都市经济圈接近东部发达水平，40个区县中却还有18个贫困县；产业结构偏“重”，汽摩、装备等传统制造业长期占主导地位。
重庆转型发展并不容易。怎么办？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这两年我们坚持走一条民生导向的发展路子，抓民生、促共富，不仅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也势头强劲。薄熙来说，政府越舍得在民生上花钱，就越能改善发展环境，刺激居民消费，发展的后劲就越足。
从2008年7月起，以“五个重庆”建设为先导，重庆民生导向的转型路径日见明晰。
“森林重庆”，3年造林1298万亩；“畅通重庆”，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群众出行方便；“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4600个、学校塑胶跑道运动场1080片，“蛋奶工程”使247.6万学生受益；“宜居重庆”，拆迁危旧房，近20万户市民迁入新居，改造农村危旧房16万户。
“五个重庆”，既是让市民共同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重大民生建设，也是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在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得益于“五个重庆”建设，重庆经济实现了15%左右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薄熙来说，我们不仅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贯穿发展全过程。
去年以来，重庆进一步对“民生导向”发展路径做出制度性安排，要求政府把一半以上财力、干部把一半以上精力用于民生。计划用两年半时间投入3000多亿元，系统解决群众最关心的10类重大民生问题。
巨额的民生投入，不仅没有拖累发展，反而使重庆经济增速高位运行。去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7.9%，增速居全国第二，财政收入增长49%。
对于这套“民生经济学”，重庆市长黄奇帆见解独到，“五个重庆”建设使基础条件大改善，“民生10条”有效完善公共服务，启动和扩大了内需，形成民生与经济齐头并进的局面，增长自然“水到渠成”。
黄奇帆说，比如，政府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约要投入1000亿元，但仔细算账，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完全靠市场，70多万户起码要花1000多亿元，未来二三十年就得省吃俭用，幸福指数不高，消费也上不去。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可多消费一两万元。
有了公租房，使大量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住有所居，培育、储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厂商前来投资。宏碁、英业达、富士康等电子产品制造巨头，都对重庆的公租房很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工业化初期我国走的是GDP优先战略，等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再回头补足社会投入，而重庆的“民生经济”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把发展成果随时、尽快转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由单一推进转向立体推进，是发展战略的转变。
缩小“三个差距”，发展价值转型的尝试
薄熙来指出，这几年重庆经济、民生虽有很大发展，但“三个差距”仍很明显，有些还在拉大。基尼系数达0.43，城乡低保人口达170多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3:1，有140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区域上，重庆东南、东北“两翼”还有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600多个贫困村。
“‘三个差距’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差距拉大会给社会和谐造成很大危害，经济也会大受影响。我以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缩小‘三个差距’，要用改革创新思维，集中破解这些问题。”薄熙来说。
为此，重庆首先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题。在我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包括劳动性收入、政府的惠农补贴和财产性收入。其中最具增长潜力的是财产性收入。但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底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收益85%直补到农民，15%归集体。
2010年，重庆又第一个在省一级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使农民的使用权变财产权，能够流通、抵押和变现。
“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300多万亩宅基地，保守估计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也可以增加财产1000多亿元。”黄奇帆说。
自去年开始，重庆全面开展了农村“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去年底贷款余额就达40亿元。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去年6月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发展规模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了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
区域发展差距大，是重庆“缩小三个差距”的另一个重大难题。与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的“一小时经济圈”相比，渝东南、渝东北这“两翼”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
对此，重庆一方面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差距缩小到2.5:1，同时重点为31个远郊区县城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环节。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目前，重庆大致为43%，5年后这一比例将提高到50%以上。
黄奇帆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工夫。一次分配上，重庆将确保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管理层薪酬同步提高，每年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税收调节方面，已经开展房产税试点，下一步争取开展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尽量减轻普通劳动者税负。此外，还会争取进行社保缴费方面的改革，收到“缩小差距”的效果。
“促进共同富裕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
尽管“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之路任重道远，但重庆的步履坚定而稳健。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但重庆这些年通过走“民生路”、念“共富经”，初步趟开了一条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子。事实证明，促进共同富裕，不是不能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立竿见影，一年一个样。
促进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在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为此，重庆大兴全民创业之风，以创业带就业、促创富，促使更多群众拥有财产和财产性收入。
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目前的创业行动并不活跃。全市3200万人，有企业约20万户、个体户70多万个；而浙江4000多万人，有企业80万户、个体户220万个；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60多万户、个体户120万个。
黄奇帆说，“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若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规模，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体量，社会成员的财富来源就会受到局限，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创富行动。未来5年，新增15万个微型企业、80万个个体户，其他大中小型企业达到35万个，届时，重庆的大小老板或持股群体将有两三百万人，可达到每5个家庭就有1个投资创业的水平，使财富源泉充分涌动。
为此，从2010年起，重庆市财政每年拿出3亿元，区县给予一定配套，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目前，重庆已经成功创办微型企业3万多个，带动就业30余万人。
将国有企业收益大规模反哺民生，也是重庆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手段。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快速成长，2010年资产达到1.25万亿元，成为全国第四个跨进万亿国资的省市。与此同时，国资收益大规模用于民生，促进共同富裕。去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已达到15%，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
黄奇帆说，重庆早在2007就开始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资收益作为“第三财政”，使政府能把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
他举例道，近几年，重庆这个“穷地方”的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如果国资收益不补进去，民生这块就要少花了。在重庆启动的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中，国有资本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市政府选定国有建设企业先行筹措资金，用地则从国有企业储备土地中调剂，大大减少了建设成本。
重庆市委全委会决定，今后5年，重庆国资收益的上缴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逐步提高到30%。崔坚说，届时国有资本收益每年将拿出200亿元左右上交给财政，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服务，同时形成国有集团向财政、社保基金上交红利和转让收益的常态机制。
细细研读重庆的共富路线图，不难发现，其指向更多的是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三个差距”，并以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从而实现重庆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记者 刘亢 张桂林 王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