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在德国便宜吗: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毛泽东召集了朱、彭两部及地方党主要人物六十多人开会。这个会议在中共官方党史著作中基本被淡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会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这个会议在当时条件下连续开了四天来说，可见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而难以一时形成结果的大事。与中共后来养成会议癖不同的是，中共早期虽然会议不少，但会议基本都很简短，连续四天的漫长会议是不多见的。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毛泽东兼并彭德怀和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彭德怀1928年12月11日到井冈山，柏露会议1929年1月4日召开，期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显然，毛泽东是在对彭德怀做好了充分的工作后才召开的会议。因此，在兼并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受到太大障碍。毛泽东将彭德怀红五军按照实际兵力情况改编为了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但作为回报让彭德怀做了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让藤代远做了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这样的安排对彭德怀来说，实际上是足够满意的，虽然他原来是红五军军长，但这不过是个名义，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暴动前本就是个团长，现在能成为红四军副军长毫不吃亏。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从军人的角度说，朱德实际上等于是红四军中的一个等级标杆，他在滇军中时就已经是中将军衔，从苏联回国在杨森那里策反被任命为党代表时，军衔也是中将，即使在湘南暴动时，朱德也没有轻易在自己部队里设置师部军职，仅仅只是安排了一个参谋长职位，到井冈山后仍然如此，其他农军师长改编进来时不过就安排一个团长职务，这是朱德坚持在自己的部队严格遵守正规军规矩，在王尔琢死后，在红四军里从团长到他这个军长之间的军事职务全部空白，即使任命林彪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职务，朱德都由于林彪资历比较浅犹豫了不少时间，因此，彭德怀能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就等于已经被确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将军。彭德怀原来那个红五军军长由于不存在朱德这样的标杆，从军人角度说，不过是个虚的职位，跟很多原来前一夜什么都不是，过了一夜进行暴动做了农军师长或什么司令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实在的还是他原来那个团长职务。

从表面看，毛泽东当时似乎大有收获，实现了立即兼并彭德怀的目的，并可以用这个猛张飞老乡分解和约束朱德的权力了，但是，毛泽东恰恰是走了一步大败着。从红四军出身的人后来基本没有人提彭德怀曾是红四军副军长的情况看，红四军的人显然对此很不买帐，不愿意承认彭德怀曾经是自己的副军长。朱德一直不轻易提拔人、封官许爵是造成林彪对他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现在则得到了好处，使得红四军的人把副军长这个职位看得非常重，不愿意接受这个暴动前的团长领导和指挥。对彭德怀的不服，另一面就等于是对毛泽东不满，从而构成了朱、毛冲突中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全面败北的重要因素。

龚楚认为毛泽东是利用彭德怀对付朱德，这应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如果毛泽东只是兼并彭德怀，红四军的人只会支持。兼并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让彭德怀接受前委的领导，承认红五军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的部队；比如可以把彭德怀改编为一个独立团乃至给予一个独立师的名号；比如可以把彭德怀部并入红四军，但只给他一个比较低而彭德怀也能接受的参谋长之类的职务。把彭德怀拉进红四军而给副军长职务，自然会被红四军的人看成是为了用他对付自己所敬爱的军长，红四军的人产生反感情绪是很自然的。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毫无收获。由于这样“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到红四军的人对自己不买帐，这样，彭德怀与毛泽东也就成了“同盟”，这就为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诚奠定了基础，并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相应的一个后果是，由此奠基了一个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的三角关系，并在后来成为了中共武装力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共政治。毛用彭削弱朱，毛又用朱压制彭，但朱则联合彭抗拒毛，毛最后又用打击彭来威胁朱，而朱、毛也联手排挤彭。

就兼并和拉拢彭德怀来说，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是有得有失，而失大于得。彭德怀则无所谓失，完全是个赢家，得到了红四军副军长的职位。但这个职位的意义不过是承认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朱德这根标杆比照下，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将军，至于以后真的成为了朱德的副手，则主要靠的是他自己发展了的军团实力，因此，彭德怀在柏露会议上的赢只是小赢，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在乎而放弃。

大赢家是朱德。他及时抓住了毛泽东的败着，突然提出，让彭德怀守井冈山，而口口声声“罗霄山脉中段”的毛泽东跟彭德怀一起留在井冈山，他自己则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实际上，朱德这就是宣布了他与毛泽东正式分手。朱德这一杀手一出，当即让毛泽东说不话来了。龚楚回忆说：“会议时，先由毛泽东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三十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泽东、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军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当时与会人都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泽东登时目瞪口呆。”朱德这一想法是蓄谋已久的，只不过他要找一个使毛泽东没有还手之力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对毛泽东来说，朱德这一杀手很显然地是宣布了要跟他分手。朱德所要带下山去的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他当初带上山的部队，他重新带下山去，是把井冈山还给毛泽东，不在乎毛泽东所念叨的“罗霄山脉中段”。朱德一当离开井冈山，按照当时中共的规矩，是红军到哪里就归哪里的地方党领导，这样，自然也就是跟毛泽东绝了交。换句话说，所谓的红四军，实际上的主力也就是朱德要带下山去的部队，这样，朱德离开井冈山也就等于带走了红四军，毛泽东这个党代表就只能成为彭德怀红五军的党代表了。因此，毛泽东首先就要考虑的是跟彭德怀合作，还是跟朱德合作。就全面的素养来说，彭德怀显然与朱德差了一大截，在当时远不是在一个水平等级上的人才。朱德这样的人才在整个中国都难寻，而彭德怀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可以抓一大把，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井冈山的团、营干部里都不乏更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彭德怀的狂妄和暴躁，同样狂妄和暴躁的毛泽东如果跟他作为军长、党代表直接进行合作，还没有在中共确立权威地位的毛泽东很可能是凶多吉少，而朱德则不同，毛泽东深知，朱德实际上并不真正排斥自己，只不过是不满意自己的权力欲而已，他只是要党、军分明。但是，如果跟朱德一起下井冈山，则等于是承认了在与朱德的冲突中已经全面失败，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随之宣告了破产。彭，还是朱，这是毛泽东决定自己命运的艰难选择。

但是，毛泽东终究是个枭雄，不会在乎一时得失。跟着彭德怀是前途莫测，跟着朱德则至少会有前景，这才是根本的，其它都可以抛弃掉，包括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毛泽东“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提出他也跟朱德下山。既然选择了跟朱德走，毛泽东也就不顾彭德怀了，他还要把三十一团也拉走，但却留下袁文才、王佐团，名义上是协助彭德怀，实际上却是监视彭德怀。已经接受红四军副军长职务了的彭德怀刚得到的一点点好处一下子荡然无存，既成了朱、毛冲突的牺牲品，又等于被朱、毛联手狠狠挤兑了一下。

龚楚对彭德怀的评价是很有野心的人，这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对彭德怀来说，他上井冈山不过是暂时栖身，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更不是为了来帮朱、毛看守这穷山。从军事上说，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支小部队在井冈山得到生存并没有太大问题，但要象毛泽东吹嘘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那样有比较大的发展，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帮朱、毛守住这山，则彭德怀等于是条胸无大志的看门狗；如果放弃井冈山，则等于是把朱、毛“送”给自己的井冈山丢了，于情于理都难以交待；反正，是个冤大头。当朱、毛下山，还只到山脚时，答应守山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通知朱、毛，自己改变了想法，想带着自己部队从什么地方来，再回什么地方去。朱、毛只能再回到山上，要彭德怀谈条件，两个人这时配合特别默契，软硬兼施，终于，无论是在党内还是作为军人资历都还太浅的彭德怀，只能重新答应两位老前辈，帮他们守井冈山。当然，彭德怀不可能一直在井冈山守下去，只守了半年多，就于1929年8月下山了，至于红四军的番号，彭德怀也基本没有使用。

下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是极其郁闷的。他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熬到有了中央正式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取得了最高领袖的资格，却反而在与朱德的冲突中惨遭滑铁卢，不仅权力在实质上已经失去，而且，借以全面提高自己身价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告彻底破产，似乎什么都不是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只能生气、发火。傅伯翠文革后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子不太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过：‘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

朱德这次下山，在中共军史上是个历史性的战略大转折，它正式抛弃了毛泽东毫无前途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采取了朱德到更广阔的地区进行积极割据的战略。由于毛泽东职责本身的需要和善于进行总结、发挥的天才，朱德这一战略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最核心的要点，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就中共进行割据本身的历史来说，是中共根据地发展进到了一个规模化的阶段，相应地，红军——特别是朱毛红军——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中共武装道路不再是畏缩在山沟里的保守主义，而是在广大地区里的进取主义。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是中共官方党史以及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家们至今所没有注意到的，是朱德在南昌暴动保存队伍之后，对中共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