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成功的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自己

　　文章摘自：《问道》
　　作者：贾樟柯 赵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1年6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为导演贾樟柯最新电影计划《语路》的图书衍生品。《语路》旨在通过展示坚持梦想，在不同的人生角色中完成志向的代表人物的话语，鼓励一代人思考并分享自己的激情和梦想，点燃每个人的奋斗之路并向前进发。《语路》由贾樟柯和六位中国年轻导演执导，选取十二位分布在财经、艺术、公益、创业等领域，实现自我梦想的成功人物作为拍摄对象。本书收录了《语路》对十二位人物的深度访谈，这十二位人物都曾经是有梦想的人，都已经通过执著坚持实现了梦想，又都仍在路上继续前行……[连载内容]

我叫潘石屹，甘肃天水人，今年四十七岁。在甘肃天水生活了十四年半，这十四年半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山沟，一个很大的山沟。然后从山沟里面走出来，走过好多地方，最后落脚到北京。现在在给北京盖房子。

导演手记/贾樟柯

和《封神榜》里的人物一样，数码时代的潘石屹也有自己的两件护身法宝：一是照相机，二是APIC。

约好在他办公楼下面的日本餐厅见面，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跟两个同事坐在那里。大家起来握手，落座后老潘笑眯眯地望着我，手里却始终握着一台新款的莱卡相机。他一边聊天一边时不时端起相机"瞄准"我取景拍摄，这时候的老潘不像坐拥万金的上市公司老总，倒更像刚出道的记者。照相机对于潘石屹就象青冥宝剑对于李慕白一样重要，如果他生在《卧虎藏龙》的时代，相信也一定会是人中龙虎。

我们的成长经历极其相似，都是从一个封闭的地方出发，先县城再省会，之后是北京，然后四海为家。老潘六十年代出生，完整地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直到"市场经济"。 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四十年变迁的代表，潘石屹应该是首选。

而此时此地，在外闯荡了这么久，潘石屹的普通话仍然不标准。他一说到激动处就会不停地冒出甘肃口音，还没等我解释完拍片子的事，他已经滔滔不绝地回忆起了过去的生活。老潘说他到现在都不吃红薯，因为小的时候粮食不够吃，伤胃的红薯便成了主食。这一点我跟他有深刻的共鸣，小时候我老家山西一到冬天也只能把红薯土豆当主食吃。土豆还好，红薯却彻底坏了我的胃，直到现在我都对红薯敬而远之。我突然发现在中国，经过相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原来连胃都一样。

影片在他的新盘银河SOHO正式开拍，他骄傲地解释：这是英国女设计师扎哈的作品，将来一定是北京的地标。这一刹那从他的眼神里，我好象捕捉到了盖房子的成就感。一到拍摄间隙，他就会抱着APIC奋笔疾书。潘石屹的微博粉丝已经将近300万人，看他一个人躲在远处发微博，我就想是不是封闭世界出来的人都爱新媒体？

收工以后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刚才潘总发了一条微博：我和贾樟柯在冷风里拍电影，可我不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儿。

每天都吃不饱

贾樟柯：我们回到你在天水的生活，你是60年代生人，1963年，对吧？

潘石屹：对。

贾樟柯：我是1970年出生的，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些记忆。我想知道，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憧憬、什么样的家庭？

潘石屹：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好像全中国都非常贫穷，西部比沿海城市还要偏穷一些，单就西部来说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很大，而我正好是在农村出生的。因为父亲错划成右派，全家都到乡下去了。小时候这十四年，在我记忆还比较清晰的几年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疾病，因为我母亲长年有病。我当时觉得疾病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也是特别大的灾难。其次就是饥饿。我记得在我出生之后，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吃不上饭。70年代初，1970、1971这两年基本上都是靠吃救济粮，还很难吃饱。最后父亲母亲就做了一个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没有粮食吃，就把我的一个妹妹送给别人家。送出去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家里有个奶羊，能够让我妹妹吃上羊奶，妹妹送出去之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回来。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另外一个妹妹也被送出去，比送第一个妹妹还要痛苦。我记得第一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才两三个月大，第二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已经三岁，会说话了，只能无奈送出去。

在我们甘肃有一个说法，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陕西的八百里秦川，能到陕西生活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就把我的第二个妹妹送到陕西去。我们家的人心里面也很难受，我妹妹年纪比较大了，在陌生人家会很痛苦，所以待了一年多时间我就把她背回来了。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为漫长最为痛苦的一段路，就是把我妹妹从陕西背回来的这段路。记得当时我父亲来村口接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贾樟柯：你是只身一个人去陕西接妹妹吗？

潘石屹：我的家乡在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我不是到陕西背的，而是别人坐火车把我妹妹带到离我们村子还有二十里的一个村子。我是到这个村子去背的。

贾樟柯：那么久没见妹妹了，再次见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潘石屹：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变化很快。甘肃话跟陕西话是不一样的。我妹妹走的时候还讲我们方言，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发现她讲的话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她一开口，我就觉得，哎哟，好像不一样了。但还是有一种特别亲热的感觉。到了这一家人里，他们就给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开始走，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走一段，然后我们俩再一起走一段。大概十几二十几里的山路吧，我们走了整整一上午。然后到了村口的时候，我父亲就从工地跑下来接我们。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穿着两只鞋，其中一只鞋没有鞋底了。然后父亲说，哎哟，怎么没有鞋底了呢？我说，路不好走，一个鞋底掉了。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他说，不要着急，完了我到街上去给你买上一双鞋。如果街上没有你能够穿的鞋，我哪怕给你买上一双皮鞋。当时穿皮鞋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乡下人怎么可能穿皮鞋呢？于是父亲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之后从来没给我买过皮鞋。但当时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想可能是父亲看到我把妹妹背回来比较感动吧。

贾樟柯：最初你生活在这么一个贫穷的世界里面，你是什么时候对物质、对财富开始有了渴望呢？

潘石屹：从小的时候吧。小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有钱，哪怕从地上捡一分钱都能高兴半天。因为有了钱，我的妹妹就可以不用送到别人家去，我母亲病就能治好，让她可以走下病床，我就能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所以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渴望有钱。这对我以后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其次就是对粮食，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更是肚子里面的感觉。当你饥饿的时候，对粮食非常的渴望。所以每一年生产队要分粮食的时候，我都要去背粮食，尽管特别累，心里却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年，可能是1971年，我们那边闹旱灾，然后政府就给我们分救济粮。所谓救济粮其实就是红薯片，河南的红薯片，而且基本都发霉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吃这个红薯片，吃得我到现在一吃红薯胃里就直冒酸水，应该就是那时候吃红薯片吃伤了。

有一次我去分红薯片的时候，我们这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就不给我分了。他说因为你们家是地主，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的话，不能给你们家分。我就特别沮丧。因为别的小孩去了都分了，就我一个人没分。回去以后我就跟我爸说，生产队的队长不给我们家分，说因为我们家是地主。我记得我爸说了一句，地主也不能饿死人啊。结果我妈说，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说完了以后就把你抓走了，就给你办学习班去了。然后我爸也没吭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妈说你还是去求求别人吧，让我去求求别人。我去的话，又跟他们说，我都忘了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最后生产队长就说是政策搞清楚了，原来没搞清楚。不是不分给地主家，是不分给地主分子家，这个还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别的。他说地主分子家不分的话，我想到我奶奶家就不能分了。因为我奶奶是属于地主分子，我们家的家庭成分是属于地主，就是地主分子的家属。所以每一次当我看到粮食，都有一个特别大的渴望。到现在为止，我只要看到饭桌上面有剩下的饭，我都觉得心里面特别不舒服。正因为这种不舒服，老就吃多，所以自己也发胖了。

贾樟柯：我们了解到，你的爷爷也是黄埔烈士，虽然是在一个贫穷的地区，但是像你们家还是有一个传统，比如说好读书、好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庭吧。

潘石屹：我们的家族，我的祖先干过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特别模糊的。而且在小的时候，家长特别不愿意让小孩知道这些事情，怕出去闯祸。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跟一个同学打了一架。这个同学一定说我爷爷是被共产党拉到河畔，就是渭河的河畔给枪毙了。当时我也不敢狡辩，我就回去问我奶奶，我奶奶就坚持说，你爷爷不是拉到河畔枪毙的，是病死的，饿死的，是自然死亡的。所以我回去以后就找那个同学，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大的侮辱。我爷爷明明没有被枪毙，他非得说是枪毙了的。然后就跟那个小孩打了一架。后来我搞清楚，就是我爷爷真不是枪毙的，是因为得了一个肠梗塞的病死的。可是我跟那个同学打了一架之后，所有的老师不向着我，都向着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又给我开批斗会，又不让我回家。所以我回家之后就觉得特别委屈。我就跟我奶奶说了，我奶奶就特别气愤，她说这一家的孩子是你姑姑送给他们家的，应该跟我们家还是亲戚，应该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爷爷确实不是共产党枪毙的，是饿死的。所以我奶奶带着我又到他们家去，评理去了。我记得去以后他们家的人特别热情，让我们喝茶，还让我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贾樟柯：那个时候在农村应该都过有务农的经历，你做过农活吗？

潘石屹：基本上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除了扶犁，就是前面两个牛拉着，后面扶犁。除了这个技术活没干过之外，其他所有的活我都干过。我当时还在想，能够扶上犁，自己也就长大了。但扶犁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没做过，也是一个遗憾吧。

贾樟柯：后来你父亲平反，生活应该有所改变吧？

潘石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我大概十四岁吧，全家又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拉着我们一家人。我记得当时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椅子，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出动了，什么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全都出动了。而且都哭。我记得我奶奶就没有出来，她说她怕哭，一哭就觉得特别难受。我母亲还瘫痪，没担架，就拿了两个木头条子，然后把我们家的一块帆布，拿了个绳子绑到上面，做了一个担架，把我母亲抬上了车。我们特别高兴，就觉得进了城了从此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可到了县城，到了清水县，我的第一个感觉特别不好。我记得我们下了汽车，又来到一个胡同，汽车开不到里面去。我的弟弟当时大概四岁多，不到五岁，一只鞋也丢了。我弟弟扶着担架，我的两个手抬着母亲，父亲在后面。就经过这个街道，一路走下来，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着，都在门口看着我们。我们穿的衣服也不好看，就跟逃难的一样，实际上是已经平反了的。前面有我弟弟，还有两个妹妹。我对城里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特别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