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建党90年讲话: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一篇“七一”讲话，浓缩了中国共产党90年征程，有光荣，有挫折；指明了百年乃至更长远的大计，有梦想，有路径。

　　“三件大事”，“四个选择”，“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制度”，“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个保持”，“三个没有变”由这些系统整理的论断，可读出成竹之在胸。

　　翻阅中国共产党90年血与火、钢与铁的历史，有时令人掩卷长叹，更主要的是一部奋进史，浩然之气溢满这片东方大地。遥想当年，亿万工农，各界精英，把对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与希冀，倾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集结到她擎起的旗帜下，从救亡图存，走向崛起复兴。

　　然而，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只是庸人所为。不管过去有多么辉煌，当下有多大政绩，也不能一劳永逸。

　　归根到底，在中华大地上，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秉行人民的意志，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引领人民，继续造就不世之功。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明言，面向未来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对如今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这恰是再续理想、告慰先辈的机遇。催人前行的号角已经吹响，执政为人民的新长征，就从新的历史起点开始，它将是比二万五千里更漫长的路程。□(文/汤耀国)

　　历史最具说服力

　　历史和人民所作的“四个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成就了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三件大事”，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瑞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节点，总书记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不可少。但回顾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而是通过历史，恰如其分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地位，抑或说是，执政的合法性。”

　　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把党的90年历史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件大事”的推进和完成，则是“四个选择”的进程——“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历史的回顾，尽管最具有说服力，但也仅是确立起一整套逻辑的最初起点。“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谢春涛说。

　　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瞭望》：“七一”讲话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归纳成“三件大事”，如何理解？

　　谢春涛：用“三件大事”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高度凝炼的语言展现了党对这个民族、国家的贡献，准确，全面，也很有说服力。简而言之，三件大事就是中国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

　　“三件大事”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而历史本身最具有说服力。90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是因为它真正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

　　在领导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努力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党、政府和军队保持高度廉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又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几个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国“新”在何处，也具体说明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我们未必有深切的感受，但对于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们，其体会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只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不必讳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因为没有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对这些教训的总结，为后来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深刻教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教训。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意识到我们的落后和原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而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逐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不可避免的”选择

　　《瞭望》：完成这“三件大事”的进程中，得出“四个选择”的结论，分别具有怎样的历史必然性？

　　谢春涛：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么多政党、这么多政治力量都进行了尝试，谁也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真正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相继不断地向外界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曾先后有过两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刚成立时，往往都宣称救国救民，但绝大多数很快烟消云散。

　　举个例子来说，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所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学者季羡林曾在晚年回忆：“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可以说接触过几乎所有的学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少至今还没取得过革命胜利。而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发展，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历史充分证明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很可能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甚至失去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为此，胡乔木曾说，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备多大程度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由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滞后，老百姓生活没有实质性改变。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几乎没涨过工资，许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穷则思变”，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1984年10月1日的35周年国庆大典上，游行人群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发自肺腑，映射出当时人民对于改革的拥护与支持。

　　而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之时，中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曾就此总结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瞭望》：历史作出了选择，但为何要不断强调继续坚持“四个选择”？有何现实针对性？

　　谢春涛：回顾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四个选择”的确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自吹自擂。但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不见得心甘情愿接受这一结论，不一一认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些人未必有多大影响，但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四个选择”，不断通过历史来说服、教育全党和人民，目的就是增强大家的认同。

　　而且，胡锦涛总书记提醒全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光从历史上认同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要得到老百姓的进一步认同，还需依靠更多现实表现，展露更多出色的执政成就。也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坚持“四个选择”。“七一”讲话随后以较长篇幅讲党的建设，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即是延续了这样一个逻辑。

　　中国共产党也深知，在前行的道路上仍有很多风险和考验。重大的基本的挑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的挑战，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和谐的挑战，我们要用平衡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等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挑战，我们要使国际社会成员相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从而赢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挑战，我们要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友爱团结；执政党建设的挑战，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使党在复杂环境下保持生机活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已有了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党中央的各项主要战略部署能得到深入的贯彻落实，这些挑战和其他挑战都能成功应对。

　　经历过徘徊、焦虑、坚韧、突围、前行、奋进的中国共产党，正率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李崇富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概括了90年来的三大成就，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的概括，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三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的根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个制度是一个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是制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

　　要真正理解和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才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到既避免教条主义、固步自封，又不走歪路、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的艰辛探索，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作为贯穿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和主线，是一脉相承、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

　　“两次革命”产生“两次飞跃”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既指导和推进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后，党中央和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理论创新依赖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两次飞跃”的现实基础，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中国社会制度上的革命和创新。其历史性任务，是通过人民战争，推翻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途径，是党和毛泽东通过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开创了(以“一体两翼”、“和平赎买”为主要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在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时期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要“革”过时的、僵化的旧体制的“命”。即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以便找到一条适合国情、能够使我国较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两次革命”和“两次飞跃”，是贯穿党的90年奋斗历程，贯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创新形态。其中，革命实践是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而理论创新则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我们的党魂和国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指南。

　　与时俱进的统一体系

　　近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统一而又分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指导和实现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时期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直接的理论前提，它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因此，“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第一次飞跃”，就没有“第二次飞跃”。

　　以新时期实践探索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对“第一次飞跃”的继续和深化。其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如果没有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第一次飞跃”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就难以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本构架；其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先后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是对“第一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最直接、最切近、最关键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及其中国化的全过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之间客观的历史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要做到“自觉推进”，就必须认真总结和坚持我们党90年来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而慎重地认识和坚持以下四种基本关系的统一：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完整性的统一。过去9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探索、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发展阶段。同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有其逻辑层次、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坚持党的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完整性的统一，我们才能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更好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与科学理论的导向性的统一。社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一切理论都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同时，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实践，也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既要反对轻视实践、脱离国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防止轻视理论、迷信局部经验、只讲眼前实惠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坚持社会实践的基础性和科学理论的能动性和导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实践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演进。故而，只有以反映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时代气息、引领社会潮流。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然而，一般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能轻言“突破”、“搁置”和“放弃”。这是因为其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立物——社会主义社会，各自都具有在其社会性质上的相对稳定性，以及该社会基本矛盾的相对稳定性。

　　第四，必须坚持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而言，其中“中国特色”，就是主要用以表征和体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社会主义”，则主要是用以反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主要表征其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践的历史性的统一。

　　对此，胡锦涛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是坚持这种统一的典范。

　　综观之，只有坚持以上四个方面关系的统一，才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自觉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警醒中更好前行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是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制度屏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俊杰 实习生夏奕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出“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全党全国为之一震，海内外广泛解读随之而起。

　　“四大考验”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有鉴于此，胡锦涛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直言，在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种种风浪与惊险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以新的概括和表述语言，向党发出了警号，意义重大而深远。

　　“对考验、危险的解读，要同实际行动，要同改革创新目标，最终要同我们百年大计目标联系起来。”叶笃初说。

　　为何严重预警

　　《瞭望》：在全球都在热议“中国奇迹”之时，党的总书记向全社会公开提党自身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为什么？是考验真的很严峻、危险真的很迫切，还是“盛世思危”，为防微杜渐，才有意识地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叶笃初：如此光明磊落、公之于众，在我经历党内生活几十年中，确实是不多的。过去也说，其中分量和语气较重的通常只是在党内或高层干部中，这次则是直面社会，这就是党务公开、接受监督的实际行动。

　　这一次集中的概括很重要，过去的文件中，虽然分别也有一些表述，但是这次联系起来作统一整体的说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纸质媒体和网络中已开始流传“几个危险”这样语言学家称之为“标数式简称”的用语。如果就实质内容而言，对此的确应说形势比较严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必须强调，这次提出危险，绝不是消极的、悲观的，而是积极的、进取的，意在更加警惕危险，努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我们的科学发展、深化改革获得新的更大的精神动力。“安必思危，兴必虑衰”。你们说“盛世思危”，这样来讲也不为过。

　　希望大家注意到“七一”讲话中还鲜明地提出：要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蓬勃活力、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四个保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瞭望》：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与此类似的预警有过几次？

　　叶笃初：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遇到并获得消解的风险是很多的。在我的记忆和查阅文献记录中，比较大的如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曾预言可能发生的大事变，即问题、困难、危险，多达17条，要求全党应对非常的困难、非常不利的情况。同时又讲，我们一定要胜利，并列出了7条有利条件，或者说是光明方面。最后的结论是会取得成功。

　　还有一次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可能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四种情绪”也是“危险”情绪，是可能导致我们党失败的情绪。

　　改革开放初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危险，使党内有所准备、有所警醒。

　　可见，危险的提出就包含着化解的因素。党的几代领导人总是以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政治目光及宏大气势，及时指出在即将到达胜利彼岸的同时也存在着危险。

　　《瞭望》：世界连续执政超过50年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只有三个，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先后丧失执政地位。所谓“执政考验”，主要指什么？

　　叶笃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做好了执政考验的准备，从思想到办法，特别是1956年的党的八大，是党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很好总结、有了很大提升。党章中特别提出了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执政党应该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作为自己的工具。“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是当然的，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也是当然的。

　　《瞭望》：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前说得比较多，综合来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中生存、发展、崛起，今与昔、中与外，价值观、游戏规则都不太一样，这种图景可容乐观吗？当前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叶笃初：我的观点是非常乐观，且充满信心。当然，乐观不能不看到困难和风险的一面。“七一”讲话的结束语，一连说了几个“不”：“不停滞、不折腾、不为风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整个讲话是一篇热情洋溢、踌躇满志的阳光讲话，我们学习这篇讲话后应该要把奋斗精神提起来。

　　现在正是重要的关键时期，关键时刻。说得近一点，是完成“十二五”规划，说得远一点，建党100周年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时间已经不多了。再往远处说，建国100周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百年大计”，今后五年乃至十年中，至关重要，所以到了关键的节点是肯定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无疑的，而发展、改革、创新任务很重，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做。比较而言，较多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体制方面，例如我们正在努力的，而且还要下功夫的有关文化建设及其体制等问题。总而言之，改革继续深化，发展不能停步，还是要解放思想，还是要敢于创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亮堂，更富有活力。

　　如何化险为夷

　　《瞭望》：精神懈怠是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为什么作为第一个危险提出？是最大的危险吗？如何应对？

　　叶笃初：在一定意义上是个思想层面或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大量的实际问题、工作问题，是活生生、一个个的具体事情和困难问题。

　　从次序排列上，精神懈怠危险位列第一，它确实是第一危险。因为思想是源头，是根本。“诚于中，形于外”。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实际表现。重视精神力量、重视精神状态，历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常常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状态有决定性的作用。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内涵很广泛，大至信念动摇，小至无精打采，做事提不起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老好人”，等等，精神垮掉了，一切就无从谈起。共产党最重视精神的原动力作用，红军长征时期，那样的困难环境，靠的就是精神。抗战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很困难，延安的物资也非常匮乏，也是靠团结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很多困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都需要精神动力、精神支持、精神巩固。

　　《瞭望》：“能力不足”主要指哪些能力？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党员、干部，是否应有不同的能力要求？

　　叶笃初：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执政能力。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作过一个科学概括，就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党在其他具体场合、具体问题上，还强调过处理灾难、安全事故以及防止突发事件的能力，节约资源、加强环保工作的能力，等等。能力的内涵是不断提升、不断丰富的，能力也处在动态和发展中。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工作、不同职业，确实应有不同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我比较重视的是群体的能力。个人能力主要靠个人，集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组织的养成、指导和推动。现在身担重任的“60后”、“70后”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起着重要历史传承作用。新一代的干部群体，人们称“80后”，也要准备有接班的能力。历史上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了老干部要学会带新干部，这也是一种能力。新一代干部也要善于向老干部学习，学习他们调查研究，学习他们深入基层，学会这一套也是科学发展的能力。

　　《瞭望》：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如今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去代表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

　　叶笃初：我们党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党的宗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实际生活中，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样，比较而言，现在当然要更多注意照顾、关怀那些弱势群体，例如贫困地区和进城的农民工等等。根本利益很重要，但鉴于社会状况还在发展中，有一些地区或群体需要更多的现实关怀，解决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地下功夫，做得更实、更好。

　　《瞭望》：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慰问，接访、下访，多与群众直接打交道，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了吗？如何保证领导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

　　叶笃初：密切联系群众，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到基层去，用群众说的话，是要多接“地气”，这显然是第一位的。要说是联系群众，不打通这个通道，一切都无从谈起。

　　干部心里真正装着群众，为群众服务，首先当然是靠自觉，靠培养感情，同时也要制度约束。现在许多地方都有规定，对各级干部都有不同的联系群众的要求。我知道国务院一个部级单位正在有计划地派一百、几百位年轻干部进入村里，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差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的地区，派一批干部住在那里，建立长期联系与帮扶，每个干部在那里听群众呼声、要求和建议。这种做法是值得仿效的。

　　在联系群众这方面，我想新生代的干部要更加努力一些，脚踏实地练出这一种硬功夫。

　　《瞭望》：如何判断当前的反腐形势？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很大，为何贪官仍层出不穷，且窝案频发？

　　叶笃初：这的确使党内外都感到有一些揪心。权威性判断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态势，可说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的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由此，我们需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有人说反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有些国家情况相对好些，但有许多比较糟糕的。不是世界上也有个什么排行榜吗？我相信我们会较快地好起来。

　　《瞭望》：总的来说，如何才能有效应对考验，化险为夷？

　　叶笃初：应对这些考验和危险，都需要持久地作出努力，这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部分。希望不要出现曲折，更不能停滞和后退。经过90年的磨炼，中国共产党既有强大的思想精神力量，又有强大的组织聚合力量，现在正在努力筑成强大的制度约束力量，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下应对考验，化险为夷的三个重要力量。□

　　群众利益始终最重要

　　我们党能不能战胜风险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关键就在于党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袁元 实习生 夏奕

　　“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用生动和充满感情的语言再次强调，“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在这篇一万四千多字的纲领性讲话中，“人民”是关键词，先后出现了136次。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在90年历程中完成和继续进行的三件大事，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如此，无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或是党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都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三个关切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转型之中，随着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变动，人们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群众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龚维斌认为，历经90年的发展，在新的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拥有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但是也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与考验。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回顾90年的历程，龚维斌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将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如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与土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都是通过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

　　龚维斌认为，作为执政党，唯有代表、反映、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才能真正拥有长期稳固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力量。

　　而群众当中则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群众不断探索产生的基层经验加以总结提升，加以完善和推广，最后形成政策和制度。“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就在执政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龚维斌分析，面对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对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多样化以及信息化带来的冲击，群众基础和党的自身队伍都在发生着变化。此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谁是群众。“群众”一词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我们党比较习惯的用语，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群众”是由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组成的。比如，从生活水平上来看，有较为富裕的群众，有刚过温饱线的群众，还有比较困难的群众；从城乡区域看来，有农村的居民群众，也有城市的居民群众；从所有制来看，有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众，还有在非公有制经济、新兴产业就业的群众。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并将之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也属于“群众”的范畴。因此，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就要善于发现群众在哪里，谁是群众。

　　第二，群众在想什么，群众有什么诉求。在新时期，群众诉求各有不同，因为其生活地域、阶层、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不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民主法制时代，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这都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群众的诉求，否则，群众工作就可能缺乏针对性、时效性、准确性。

　　第三，怎样倾听群众的呼声，怎样反映群众的诉求，怎样了解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由于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收集最有效的信息，这也对党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提出新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创新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就有可能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容易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损害。”龚维斌强调说。

　　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攻坚克难的过程中，群众的要求表现为多样化、差异化，各种利益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真正做到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政策能否满足群众的要求，执政党能否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龚维斌说，群众工作“倒逼”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改革魄力与能力，考验着党风廉政建设。

　　“七一”讲话将“脱离群众的危险”摆在突出位置，敲响了警钟。龚维斌认为，应该看到，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理念上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与群众的需求尚有距离。比如，有的干部面临精神松懈的危险，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有的干部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变化，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欠缺，易因处置不当，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和谐，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损害的党执政地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分析说，从当前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其一，因长期执政，某些领导干部的权力主体意识出现错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替民做主的思想比较严重，总以精英自居，做决策、想问题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诉求。

　　其二，某些干部个人作风出现问题，对普通群众的要求充耳不闻，或者轻描淡写，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却热衷于交往大款、大腕，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其定政策、作决策，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基层群众的合理要求，可能只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要求，甚至于满足个人私利，扭曲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三，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不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做调查研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此外，还有的干部在与群众接触过程中，不善于从群众角度思考问题，不善于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对话，一说话就是首长腔，一提问就像审判官，居高临下；面对矛盾纠纷，不善于调解，仍以行政权力管卡压等传统手段为主，简单粗暴。

　　龚维斌指出，当前能否做好群众工作是对执政党的重要考验。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格局里抓住主流和支流，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区分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善于既着眼长远和大局，又善于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在价值观念多样化、新媒体日益开放的格局下，牢记宗旨和使命，要求党员干部提升能力和素质，特别是要提升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学会与群众打交道。

　　把群众当亲人

　　“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龚维斌说，“七一”讲话中的这句话既朴素又深刻，令人深受教育和震撼。

　　他认为，要提高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做到“把群众当亲人”，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心中时时想着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领导干部要像一些地方信访干部那样，“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来访当家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和依据。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干部要真正沉下去，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情绪。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最近几年，各地创新了一些“双建双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活动，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些有益举措。

　　再有，各级领导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加强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借助群众的力量，破解发展的难题，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还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要改革和完善对干部的考核办法，例如，增加对党员干部到基层调研次数、接待群众上访次数等指标，促使干部眼睛向下，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龚维斌认为，必须明确的是，党员干部要清醒意识到，手中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人民群众就会把他们的权力拿走。”正因如此，他建议，在干部选举、选拔、任用方面，要更多地增加民意的成分，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少数干部可能就会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组织部门，就会眼睛向上，而不是扑下身子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解决好权力的来源问题，与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的问题，对于做好群众工作，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瞭望》文章：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躲不开、绕不过”反映了中央直面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反映了当前改革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现阶段最艰巨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消除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拿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读本，向东一字一句地为《瞭望》新闻周刊读着胡锦涛总书记的最新论断。“躲不开、绕不过”显然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反复念了两遍。

　　8月5日，作为改革政策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从当前中国改革的全局角度，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以学者的身份向本刊记者解读了自己对“七一”讲话的研究体会，“中国多年来实行渐进式改革，容易改的已经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攻坚克难，就是改革要打破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不合时宜的既定利益格局，因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躲不开、绕不过’是当前改革的典型特征。”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100年”，即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向东看来，实现这两大奋斗目标，既要加快发展，更要加快推进改革进程。

　　“现今，人民群众的思想很活跃，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过更美好的生活有许多新的期待。”为此，向东强调，作为人民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反过来说，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

　　“要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新台阶，仍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革所赖以为继且难能可贵的全民共识。”每思考到此，向东说自己就会想到小平改革之初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这话到今天提起，仍然让人激动，仍然让人产生要向前推进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他动情地说。

　　新时期改革特点

　　“七一”讲话中强调，“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从通过总结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五大举世瞩目成就，解释了这个判断的深刻内涵：

　　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二是生产力发展从缓慢走向快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总体小康、从贫穷走向富裕，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社会事业发展从严重不足到全面进步、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缺少活力走向充满生机活力，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目标模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探索起步阶段，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的框架构建阶段。以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标志，进入了体制完善阶段。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其一，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这四项改革如何协调推进，如何安排好改革的重点、优先次序、改革的力度，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其二，改革已向全面改革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着力破除旧体制，改革开放中期新旧体制交替。现在，则进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十年时间。

　　其三，改革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实质是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今天，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统筹地方与中央、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体制调整和制度建设。

　　其四，从建立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着眼于促快、增多，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数量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只有把改革转向求好向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争创发展的新优势。

　　其五，从增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新时期、新阶段不仅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进一步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确理解政府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空缺，克服市场调节的偏差，应对市场失灵，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体现公平、注重均衡，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针对新阶段的改革深化，“七一”讲话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在向东看来，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而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最艰巨的改革，主要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201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差距还非常大。”他举例说，按照IMF2010年数据，中国去年人均GDP位于世界第94位，仅相当于日本人均GDP的1/10；改革开放后我国减贫2亿多人口，但按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向东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人均收入3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如何迈过这个坎儿？”向东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人民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过去，国家、企业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多一些。下一步要提高‘两个比重’富民，分配向个人这边逐步倾斜。”

　　这充分体现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同政策重心上。向东介绍，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部分政策性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钱主要用在了改善民生上。

　　比如，新一轮住房改革，“十一五”期间已建设1100万套保障房，“十二五”还要建造3600万套，将基本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改革，“新农合”已经覆盖全国95%以上。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再有1～2年就可以实现全覆盖了。今年要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率全国要达到43%以上，现在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就将实现全覆盖。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改革。

　　然而，这种建立在重组利益格局背景下对“分蛋糕”方式的改革，使得发展转型面对巨大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直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为什么“久转难推”、“转而不快”，这既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也说明没有体制改革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主要障碍就出在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在向东看来，正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和转型的清醒认识，“七一”讲话强调，“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七一”讲话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向东解读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国搞乱了，再来搞改革，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搞如此大的改革，肯定会存在一些曲折和阵痛，不能因此就放弃改革，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来抓发展，促改革。”

　　向东指出，改革要有大局意识，“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渐进式，不能搞休克式。否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要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搞改革，如果中国乱了，一切免谈”。

　　“当然，既要积极推进改革，也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把握好老百姓的承受力。”他引述总书记就发展提出的忠告：“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并解释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现在要更多地让大家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就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好分配问题。”

　　他总结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主轴，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实现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向东特别看重新时期的改革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让人民参与其中，“改革有的需要深化，有的需要完善，有的需要协调。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要明确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动力是什么，调动每个人、各行各业、每个阶层的积极性。那种脱离群众、关起门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瞭望》文章：“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三个没有变”，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已有成就，不要为杂音所困扰，不要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文/韩保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彻底告别贫困和温饱，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就，世人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却告诫我们，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让人警醒

　　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指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尽管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不尽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阻碍和桎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任何急于求成的社会制度变革都是有害的。

　　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是讲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不足仍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财富蛋糕。

　　讲“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则是指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经济总量去年仍然排在世界第94位。虽然我国减贫成就巨大，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但按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三个没有变”的告诫，让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要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让我们不要为国际国内各种批评中国的言论所困扰，紧紧扭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关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中心漂移”，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根本手段仍是发展

　　无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做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解决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仍然是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三农”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优势资源和发展优势严重向城市倾斜，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社会资本剪刀差、人力资本剪刀差和土地收益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趋势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越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的“补贴悖论”。由于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格局，致使“三农”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形势令人担忧。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度追求GDP的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加上部分官员政绩观扭曲，为保速度常常通过大量投资来追求“短平快”，久而久之忽视增加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拉动效应，消费不足成为我国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民生和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所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

　　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矛盾突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中国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由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尽管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还没能成为“创造大国”；特别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效益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从大的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区域收入差距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西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到各省区市内部发展也严重不平衡，如新疆的南北疆之间、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引发区域发展矛盾乃至西部民族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民生矛盾突出。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以及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矛盾已经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诱因。这些民生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会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动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趋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努力做到“四个准确把握”：即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能否抓住和用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且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成败在于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其一，要以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城乡结构，彻底打破“二元经济”。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需求结构，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长服务业短板。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区域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新格局。

　　其二，要以自主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特别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其三，要以深化体制改革保障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好价格杠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要加快推进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要建立真正反映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

　　其四，要以建设“两型”社会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鼓励和支持合理消费，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耗产品和服务。对大排量轿车、过度包装等，要研究采取经济办法适当限制。每一个企业，都要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污染排放标准，完善和落实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五，以健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干部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瞭望》文章：中国式民主的关键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

　　文/李正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七一”讲话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执政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靠党自身的先进性赢得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先进性。90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自身建设。

　　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是一个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能代替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行使权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党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七一”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人民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决定。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进行了包括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大厦。把代表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整体优势，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和一条重要规律。

　　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只有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

　　治国理政的法治轨道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七一”讲话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依法治国，人民才能通过法定形式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国家的重大决定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政治的资格和机会，不仅拥有积极的行为权利，可以自由地表达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人和国家应该听取与采纳的政见、决策或立法建议，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自主地选择行动方案，而且还享有要求他人不得妨碍公民自由的权利。

　　依法治国必须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逐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成为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随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四次修正，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一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使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升为宪法准则。二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人权”入宪，将执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把政治原则提升为宪法条款，作为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至此，民主、法治、人权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瞭望》文章：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瑞丰 实习生 赵鹏飞

　　稳定仍是硬任务。“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中央为何一再强调稳定？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专访长期研究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瞭望》：在致力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为什么中央也一再延续对稳定的强调？

　　何增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加以调整和平衡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虽然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工作的重心会有所不同，但三者都不可或缺，不能有所偏废。离开改革和发展求稳定，稳定就会失去根基，只能赢得一时的稳定。

　　现在强调稳定是硬任务，是为了给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一个有利的大环境。我们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一方面现代化高歌猛进取得很多成就，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挑战。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大幅度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层次和范围以及冲突的烈度都会增强，社会动荡和失序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如果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现代化大业就会遭遇严重挫折。从这个角度讲，强调稳定非常迫切，以免现代化前期取得的成就功亏一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需要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

　　《瞭望》：要维护稳定，目前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何增科：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面临着风险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极大，传染病、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流言信息等都可能迅速转移、放大和扩散。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制度的风险、技术的风险、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高度流动性带来的风险，都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风险社会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处理风险的机制，否则小风险可能演变成重大危机。“非典”从个别病例迅速演变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是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同时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已备案网站数量已达到382万个。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网络、微博、手机等新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各种各样信息快速传播，客观上使得社会情绪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比如一些原本是小范围的矛盾，在信息社会很快就被放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还出现了网络的语言暴力，网络舆论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等等。

　　第三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某项政策或某件事情，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那种关起门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用顾及国际社会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一些领导干部还不习惯这种局面，但却不得不去面对它。外界对我们的反应和压力，都会影响我们内部的稳定以及维稳的努力。

　　第四是反腐败的挑战。腐败现象仍在扩散蔓延，腐败程度仍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腐败现象的猖獗导致民心的流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第五是改善民生的挑战。老百姓在就业、住房、养老、医保等日常生活多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在享受发展成果上存在失衡，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偏激，进而触发过激行为。如果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人人都存在焦虑感，这个社会也就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追求和谐的稳定

　　《瞭望》：在有些人看来，稳定就是“把社会管住”、“绝不能出乱子”；也有人认为，要追求和谐的稳定、自觉的稳定、动态的稳定。中央现在强调的稳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至少包括哪几个方面？

　　何增科：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传统的静态的稳定和现代的动态的稳定。传统的静态的稳定是在强力维持思想和组织的大一统状态静止不变情况下实现的稳定。而现代动态的稳定则是在维护社会多样化和活力过程中通过动态调整实现的稳定。实现动态的稳定，需要维护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需要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在复杂的、流动的、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维护稳定，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取得一种动态的均衡。

　　一个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中，我们要做的是善于驾驭矛盾，调解冲突，减少冲突的烈度，并使人们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反映，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政策和法律的调整，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也就是把个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中一个来追求另外一个。

　　因此，我们讲的稳定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稳定。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不同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需求都能获得充分关照，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否则，不论是花钱买稳定，还是依靠强力管制维持稳定，成本都过高，都不可持续。

　　应该说，对如何维护稳定的看法，目前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共识。要有这种意识：不能一强调稳定，一强调社会管理，就只想到要加强社会控制、管制甚至压制，这样会把社会管成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瞭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否对“维稳”思路进行了一次新破题？

　　何增科：社会建设和管理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本身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本身恰恰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现代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破解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认识在深化。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意味着我们在促进经济改革之外，要更加重视社会改革。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要推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政治现代化，还需要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还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从源头上维持稳定

　　《瞭望》：当下社会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协调不力、诉求不畅，成为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何增科：第一，从一些发展经验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边增长、边分配的模式，比起先增长后分配的模式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边增长边分配，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同样具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效果。

　　第二，政府与一个个单独的个人谈判成本过高，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具有反映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这三大积极作用。为此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学会通过社会组织有序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可以减少体制外维权和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推进制度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信息来源和信息通道的多样化，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可以畅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瞭望》：国际形势，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社会运动、国际纠纷等，对国内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如何应对？

　　何增科：提到国际形势，主要包括两方面。一要看到国际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这个趋势，才不会被历史潮流冲垮。二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风险和陷阱，怎么不陷进去，就非常重要。

　　这也需要处理国际事务的政治智慧，既要避免战争，又要保护自己主权，不能一味地退让，也不能一味地硬碰硬，在斗争、妥协和合作多种策略的交替运用中维护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处理不当，会直接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又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杀伤力。

　　简单来说，要应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第一方面在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要保持对外开放，只有在开放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取得发展。

　　第二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应学会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处理全球事务和地区性事务。中国要在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区域治理的民主化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第三方面就是和平共赢。怎样顺应这种和平共赢的趋势，既要和平，同时又要共赢。这需要在制度规则安排方面多动脑筋。□

　　《瞭望》文章：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

　　一个善于团结青年、赢得青年支持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活力的政党，这样的党必将能够在以后的历史长廊中书写更多更美的青春史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温泉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青年的热切期望。

　　“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以专门段落再次强调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再次彰显党对青年的重视，这也是党保持勃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如何保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凝聚力，党的青年工作面临怎样的新挑战？《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

　　信仰感召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载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青年热血的青春史诗，是党高度重视和肯定青年的地位与价值，用科学的青年观引领青年为中华民族振兴英勇奋斗的历史。”陆士桢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主要源于精神信仰。

　　1937年，33岁的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1938年至1939年，“到延安去”成为一股潮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成为吸引大批有志青年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生动写照。

　　陆士桢梳理道，党历来十分重视为自身注入新鲜的活力。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极大地肯定了青年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了青年群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毛泽东评价青年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后备队和接班人，这成为第一代领导人思考青年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认为青年工作需要有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成熟的、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的，并能够体现青年工作崇高奋斗目标的政党来领导，这样才能保证青年工作方向的正确、政策的不失误和措施的有力。正是在这种青年观的指导下，党团结了大量青年，使广大青年和学生运动成为了人民革命的一部分。

　　在摸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在青年培养的目标、如何培养青年成才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青年培养的目标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培养的指导方针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除了要求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同样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成才标准。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从阶级斗争教育到民主与法制教育。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相信青年，注重对青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邓小平指出，选拔青年干部，实现干部的年轻化是一个重要的迫切的战略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青年的培养的注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能力走向了科学和成熟。

　　在找寻如何建设党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青年，关心着青年，指引着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主题和青年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为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指明了方向。如，提出“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思想。“四个统一”把青年成才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趋势紧密联系，是指引青年沿着正确的成长之路前进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探寻如何发展的路途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这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文本”思想对青年发展问题的高度体现。同时，中央从时代的视角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四个新一代”通俗易懂但分量很重，具有创新意义，既包含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青年先锋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物质成果日益丰富、传播方式大众化趋势明显、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快，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人也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

　　陆士桢分析说，比如，在享受了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他们必然也就形成了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物质态度；在思想空前解放的宽松空气中呼吸，他们自然更加重视自我的发展，追求着父辈想也不敢想的自由和放纵；经受着快速发展的高科技的冲击，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蔑视权威、崇尚创新。在他们身上，先进与激进、批判与反叛、生命力和破坏力共存。

　　不过，应该看到，青年的本质是生命力和创新性，活跃并富有创造性的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是解放思想的生力军。“青年不仅是基础，是未来，更是现在。他们必然是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也一定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陆士桢说，一批青年在当今高新科技领域和新经济组织中做出的突出成就和贡献，集中表现了青年与先进生产力的天然联系；而青年人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利益与发展的大事件中的积极表现，更是清楚地表明，青年与社会变迁共成长，青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最活跃的力量。

　　青年何以被称为先锋？她具体分析，首先，观念优势、知识优势和创新优势，这三大优势，使青年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以高新科技领域为例，IT业的“少帅”现象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IT企业的主要经营者、管理者或创办者，大都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的就是典型的“80后”。

　　其次，青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和依靠的力量，是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积极的参与者。青年在社会变迁中的活跃状态，是其思想解放的社会性基础，也是青年发挥先锋作用的形式和载体。

　　一方面，青年是社会流动的主力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急剧增长，2005年已达14686人，其中，14～35岁青年占52.0%。在跨省流动人口中，青年人是主力军，按14～35岁计算，达65.5%。在青年社会流动中，占份额最大的就是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回乡后，又给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推动着城乡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青年创业是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参与创业人员主要集中于25～44岁之间，青年成为创业活动的主体；而年龄在29～34岁的青年尤为积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比较成熟，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再有，青年文化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在进步发展的社会和时代，青年文化与先进文化方向一致，担负着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社会重任。今天，青年依然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敏感地捕捉国内外社会文化的最新动向，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成长

　　在看到青年一代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陆士桢认为，也不能忽略青年的个体性、社会化参与也给青年自身发展、给青年教育、给社会青年事务的管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其一，社会参与的个体性、社会性特征给青年的社会行为选择带来了挑战。对青年来说，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含量，资讯的迅猛令其价值判断应接不暇；价值的多元也会给他们的社会行为带来误导；而青年亚文化鲜明的群体性和符号性特征，也会令相当部分的青年易受社会文化潮流的裹挟，做出非理性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行为。这给青年自身的成长和青年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二，如何学会在法律框架下自由、理性、充分地表达民主意愿；学会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参与社会管理；学会依法表达作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合理诉求，绝非一日之功。随着社会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青年学习社会参与的任务依然艰巨。

　　其三，一些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对社会事态的控制，对青年社会行为的控制。原有的干预、介入的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日常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也需要以新的思想和观念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和青年社会事务。

　　客观来看，当前的青年工作尚有薄弱之处。陆士桢说，在我国，政府部门中尚缺乏专门管理青年事务的机构，政府的青年事务被委托给共青团，共青团属于群团组织，其处于党委序列当中，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属性。政府青年事务涉及青年和青年工作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青年福利服务机制的建立，青年事务的财政支持、青年组织及服务机构的管理等内容，对此，共青团尚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清晰的授权，没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有效解决涉及青年利益的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专门设立青年事务的管理、协调、服务机构，其类型有四：政府成立专门的青年事务管理部门；将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建立政府总统府(总理府)内设的专门机构，如日本的青年对策本部；设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多个部门参与。

　　此外，传统的青年工作中的两个倾向也需要加以调整。一是在青年政策上，政治取向大于福利取向。国际上往往将青年视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并给予各种福利政策加以帮助。但在中国，通常将青年视为“接班人”，对如何满足青年的福利需求考虑不足。二是在青年工作上，教育取向大于服务取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青团在服务青年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距离青年的需求仍有距离。

　　陆士桢提出，在新时期，党要赢得青年，首先，应当完善管理青年事务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她建议，在国务院序列中增设青少年儿童局，专门负责青少年事务。同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应成为连接党和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巩固党在青年中的执政基础，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当代表青年利益，竭诚为青年服务。

　　其次，切实解决涉及青年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问题，不能让年轻人“心里有火”。比如，应当重视青年的收入和住房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青年人创业发展。

　　同时，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要依靠社会提供平台，但更需要青年自身的清醒与努力。青年人要戒掉好高骛远的骄气，戒掉郁郁不得志的怨气，戒掉唯利是图的俗气，敢想敢为，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也要永远坚持人民利益方向，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更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做“草根英雄”，若脱离“草根”，青年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成就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