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势安图片:丁帆：狼为图腾，人何以堪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他的权力，批评家“评什么”和“怎么评”是他的自由，在两种不同思维表达方式的思想角逐中，并非要决出一个胜负，而是要在人类思想文明史和艺术史上找出更符合地球和宇宙进化发展的道理来。                 ——题记  　　前言 　　《狼图腾》在中国和欧洲出版商的策划和鼓噪下开始流布于世界各地，我不知道一直以现代文明著称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否能够通过翻译的文字读懂它，即便是读懂了一部分，会不会对其极端的理念产生本能的“条件反射”？而在广袤的中国大陆的文化土壤里，面对发行量巨大的这本书籍，我们只听到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而更多的人是保持沉默。也许，消费时代的来临，广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早已开始异化而自顾不暇了，哪有心思去读这样的“畅销书”呢？而有趣的是，我看到了另一种文化景观——许多企业和商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部门的老板们纷纷把这本书作为其单位的教科书发给其下属的每一个员工。他们究竟想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呢？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办公室里手捧此书的房地产销售员工从中读懂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狼一样的团队精神！哦！我这才明白“商场如战场”的真谛，怪不得这些商人们都一个个如狼似虎地使用一切突破人伦底线的手段去消灭对手和征服他们的“上帝”呢，原来老板们是用狼性和兽性教育和熏陶他们，在他们的思想里只有狼性和兽性占据上风，而人性和理性退隐，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恐怖的现象习焉不察，终将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鸦片。鉴于此，我想就这一问题再作一次学术和学理层面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与作者。  　　一、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狼是自然进化的发动机”之间  　　我要回答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狼图腾崇拜的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并不相同，而是背道而驰的理论原点。  　　无疑，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震动了整个世界，尤其是一八六○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剑桥大学召开的集会上，赫胥黎面对S.威尔伯福斯主教公开为达尔文理论进行辩护时那段震撼世界的慷慨陈词，为人类生物科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果有人问，在一只可怜的猴子和一个天生高贵、有权有势，但只会在严肃的科学讨论会上把这些天赋和权势变成笑柄的人之间，我选择谁为祖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个回答不仅仅是对主教人身攻击的反击，更重要的是，它“宣告科学已脱离神学而独立”（1）。从此，进化论成为十九和二十世纪影响着一大批文史哲学家们价值观念的庞大理论体系，尽管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但是，它的文化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正如房龙所言：“在从一八一○年到一八四○年的短短三十年中，在所有科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已超过所有前人所做的总和。自从人类最初观望星星并惊奇于其为什么挂在那里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万年。对于在旧体制下接受教育的人们而言，这是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拉马克和达尔文这一类人的仇恨心态。这两人虽然并未明确地说人类是‘猴子的后裔’（我们的祖辈把此看成是侮辱人类自身的一种罪状），但认为值得骄傲的人类是从一系列的祖先进化而来的，其家谱可追溯到我们星球的第一代居民——小小的水母。”（2）人类进化说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它无疑是摧毁《创世纪》神学中“上帝的精神存在于自然界，表现为上帝创造了新的动物或植物物种，以取代灭绝的物种”（3）理论的一枚炸弹。而赫胥黎在一八九二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最初被翻译到中国来时名为《天演论》）也将科学理论与人文学科理论相勾连，大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们，从而开创了五四“人的文学”之路。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狼图腾》却又从反进化的角度，将“狼”请上了高于“人”位的神坛之上。正如此书“编者荐言”《享用狼图腾的精神盛宴》一文中所言：“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的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愚昧。”且不说这种图腾崇拜本身就充满着无知和愚昧，即便是回到神性统治时代，这种将动物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行为也是可笑至极的，尽管我们知道作者是在隐喻着什么——成吉思汗式的团队武力扩张精神。然而，这种“自然进化的发动机”究竟是历史的进化还是历史的退化，恐怕就不言自明了。  　　也许，《狼图腾》可以在达尔文主义“物竞天存”的物种理论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不可否认的事实表明，达尔文主义对世界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二百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也与进化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带领科学研究从神坛上走下来，使科学研究富有了学理性和独立的学术性。但是，达尔文的核心理论同时也在新的科学技术历史与人文历史的进化中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物种的进化是靠其内部的竞争实现的：“一八三八年十月达尔文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供应仅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人口的增加总被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遏制。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他认识到假设生存斗争到处存在，则‘有利的变异往往得以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遭到毁灭……其结果是新的物种的形成。’”（4）且不说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所阐释的人类因为食物的紧缺而遭到毁灭没有得到印证，即便是想通过战争来解决人口增长的理论也没有被证明其合理性。所以达尔文主义的物种“内竞争”的理论也就遭到了质疑：“他认为自然世界卷入一场互相竞争的个体间无尽无休的斗争之中，这些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其他人也见过斗争，但只见过种间斗争，从未见过种内斗争。把对生物间斗争的认识从种间斗争前进到种内竞争，达尔文引进了种群概念，这就是栖息于一个局部地区的由一定物种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均与其同胞有所不同，他认识到，由于种内竞争，那些具有更适应环境的性状的个体得以生存，正是种内竞争最终造成新种的进化。”（5）达尔文所特指的“种群内竞争”，并非“其他人”见过的“种间斗争”，前者的理论是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阶级斗争学说，那是另一个话题，暂且不表；我要说的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的“物竞天存”、“优胜劣汰”理论是针对“种群内部”的，也就是说，他将各个物种按类分开，人类是人类，动物类是动物类，植物类是植物类，所有这些分类法在达尔文的许多著作中都表明了。也就是说，达尔文理论的原点主要阐释的是物种“种间内竞争”，而非不同类别物种之间的竞争。假如回到“种间斗争”的理论语境之中，比如人类和兽类之间的斗争，无疑，达尔文的进化论，绝不会倒向像狼一类的野兽一边的，因为他理性地知道一个科学的常识——狼即使再凶恶狡猾，也竞争不过人类的智慧，在这场“种间斗争”中，人类终究是胜利者，一个科学家无须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就可以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至此，那种将狼捧上圣坛，而无视世界文明进化规律与常识的理论，还能有什么价值呢？人们恰恰忽略了作品中扬狼抑人的反文明和反人类价值观的可怖性和可悲性。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给工业革命，乃至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它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科学家的达尔文也忽略了人类在“内竞争”中所产生的许许多多非人性和人道的东西，更加上许多人歪曲和误读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内涵，产生出许许多多奇谈怪论，致使科学原理走向了反人文主义的歧路，这才是文明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观的混乱，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二、“人与兽”的选择：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伦理标准  　　首先，须得强调的是，我这里所使用的“兽”和“兽性”是一个中性词，完全是基于学术和学理的层面，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感性色彩。  　　如果按照人与自然界一切动植物一律平等竞争的原则来进行“种间竞争”的话，无疑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即，将人的种群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例如还没有冷兵器的原始社会中，人群未必能够战胜狼群，正如《狼图腾》中一再宣扬的狼的团队精神，甚至牺牲精神，是保住狼种群日益发达强盛的种群无意识（其实，大多数生存下来的种群都具备这样的种群素质，否则它们在自然界的竞争中早已被淘汰了），凶恶往往是种群强盛的标志，这就使我想起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这一“物竞天存”的理路行进，这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要比其他物种的发展迅速得多，人类的智慧终究战胜了凶恶，思想是比原始凶恶还要强大的力量！如果有人将此也看成一种大恶，恐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类利用他的智慧去干不利于生态平衡发展的一些事情，过度地表现出和一切动物所拥有的相同的贪婪性，是值得自我批判的。但是，因此就抛弃了已经被历史进化所证明了的以人类思想与智慧为一切物种向导的核心理念，重新回到那种原始物种竞争的状态之中，岂止是可笑，更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行为。  　　从人性和兽性的价值取向上来看，《狼图腾》全文都充满了对狼性的膜拜与颂扬，狼是神狼，狼就是狼神！甚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败和贫弱归咎于缺乏狼性，认为只有具备了狼性才能使民族精神强盛起来。小说主人公名为陈阵的知识青年，经常扮演着作者代言人的角色，反反复复地讴歌狼和狼图腾，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倡扬充满兽性魅力的武功，那种为了种群利益（上升到人类层面就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人类伦理的侵略性行径：“他脑中灵光一闪：那位伟大的文盲军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一直到女真族，那么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军事统帅和将领，竟把出过世界兵圣孙子、世界兵典《孙子兵法》的华夏泱泱大国，打得山河破碎，乾坤颠倒，改朝换代。原来他们拥有这么一大群伟大卓越的军事教官；拥有优良清晰直观的实战观摩课堂；还拥有与这么精锐的狼军队长期作战的实践……他从小就痴迷历史，也一直想弄清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谜团之一——曾横扫欧亚，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大帝国的小民族，他们的军事才华从何而来……陈阵肃然起敬——向草原狼和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竟然仅用区区十几万骑兵就能横扫欧亚？消灭西夏几十万铁骑、大金国百万大军、南宋百多万水师和步骑、俄罗斯钦察联军、罗马条顿骑士团；攻占中亚、匈牙利、波兰、整个俄罗斯，并打垮波斯、伊朗、中国、印度等文明大国？还迫使东罗马皇帝采用中国朝代的和亲政策，把玛丽公主屈嫁给成吉思汗的曾孙。是蒙古人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这个一开始连自己的文字和铁箭头都还没有，用兽骨做箭头的原始落后的小民族，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军事能量和军事智慧？这已成了世界历史最不可思议的千古之谜。而且，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成就和奇迹，不是以多胜少，以力取胜，而恰恰是以少胜多，以智取胜。难道他们靠的是狼的智慧和马的速度？狼的素质和性格？以及由狼图腾所滋养和激发出来的强悍民族精神？”毫无疑问，“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征服欲望，曾经满足了许许多多人力比多爆发的梦想，但是，这也和那种“种群内斗争”所表现出的“凶恶”伦理范畴紧紧相连，和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相勾连。就二十世纪欧洲的纳粹主义而言，其许多价值理念是与此相通的，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运长久”也同样是所谓的“武功”精神的体现，他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其思想根源也来自于用“武功”来缔造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可谓将其“狼性”发挥到了极致。 　　“整个二十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球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6）由此可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是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往往使知识分子对法西斯的兽性和兽行顶礼膜拜，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尼采、海德格尔、施米特、萨特等大思想家那里找到共同思想答案的缘由。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史实是，在法西斯纳粹发动的惨无人道的二战中，其中用毒气所杀戮的犹太人就达六百万之多，然而，许多纳粹分子却是“素食主义者”，他们禁止对动物的“活体解剖”，却毫不留情地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毫无疑问，他们是把动物物种生命置于人类（他们所指的劣等的人类种群）生命之上的，他们拯救人类的方式就是采用暴力手段消灭本种群内的“异己”，宁可杀戮同类，也不杀异类种群的思想根源就在于那种来自原始兽性间的“种间斗争”，以及任何动物（包括人类）身上所固有的征服欲和暴力倾向。在动物的高级阶段的人类，把这种倾向经过放大和夸张以后，作为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炫耀，乃至一种审美的取向，就突破了作为物种最高级阶段的、有思想的人类的人性底线和伦理底线。从这个角度来看，《狼图腾》充斥了这样的尚武精神，无疑是对文明的挑战。正如《狼图腾》中的主人公陈阵所阐释的那种谬论那样：“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来的文治？没有武功，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汉唐的文治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世界历史上许多文明古国大国，不是被武功强大的落后民族彻底消灭了吗？连文字语言种族都灭亡消失了。你说汉族文化征服了落后的草原民族，那也不全对，蒙古民族就长期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字、图腾信仰、民族习俗，至今坚守着草原。要是蒙古民族接受了汉族文化，把蒙古大草原开垦成大农田，那中原的华夏文明可能早就被黄沙吞没了。”“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臣臣君君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落后挨打。不过，咱们还算幸运，赶上了蒙古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最后一段尾巴，没准能找到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也说不定？”  　　且不说几近是作者代言人的陈阵说出的这些话中一些历史常识的错误，就其精神的谬误也是很容易攻破的：首先，历史文明的进化发展已经证明，封建的农耕文明要比原始的游牧文明更先进、更强大。我们不否认封建文明存在着许许多多弊端，那是相对于现代民主社会而言的，然而，在历史发展的环链中，它比原始的游牧文明要高一个等级，相比较而言，游牧文明却是一个更低级的文明阶段。而作品硬是要跳跃式地把它凌驾于封建文明之上，无非就是要突出原始文明的兽性和“武功”的一面，凸显它的进攻性。  　　其次，“武功”可以在竞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文治”就取消“内竞争”了吗？武力只能打天下（且不说这个“打天下”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侵略性），“文治”却是长久治理天下的策略，而文明的延续手段主要是靠治理。但作品中和陈阵对话的另一个知识青年杨克的一段话就更加离谱了：“游牧民族文明发展程度虽然不如农耕民族高，可是一旦得到发展条件，那赶超农耕民族的速度要比野马跑得还要快。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绝对比大部分汉族皇帝厉害得多，功绩和作为也大得多，可惜他们学的是古代汉文化，如果他们学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近代的西方文化，那就更了不得了。”且不说历史倒错的逻辑混乱所造成的自相矛盾——近代西方文化是比游牧文化高两个档次的文明等级，作品无意中又承认了游牧文明的次等级，而就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青睐而言，除非你的蒙古草原文化“武功盖世”，长驱直入，直捣欧洲，侵占他们大片的国土，你才可以坐在侵略者的高位上享用向他们学习先进文化和文明的盛宴。但是，作品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大也是最关键的本质问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大不是他所拥有的武力，而是取决于它的文化和文明程度的内驱力，你学习别人，就证明别人的文化比你强大。忽必烈、康熙、乾隆采取的不正是文化投降的政策吗？因为他们懂得文化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而武力最终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康熙和乾隆最终没有看见大清帝国的覆灭，但是他们的后裔们最终也没有悟出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冷兵器时代的武功永远追赶不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刀长矛和十八般武艺轻描淡写地就被一颗小小的子弹撂倒了（这样的理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诸如《神鞭》那样的作品中就呈现过了），而现代电子战争更是一触按钮就完事，根本无需面对面施展什么“武功”。冷兵器的争斗方式早已被战争史所淘汰。如果连这些常识都忽略的话，作品的战争理念价值就很难说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不是用武功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殖民统治虽然给资本主义贪婪地掠夺资源、创造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二百多年中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历史发展。  　　文明的发展并不否认在历史的环链中暴力和武功对社会的进化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只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才有进步意义，而将此置于一个现代社会之中，其理论无疑就呈现出其反动性了。随着现代和后现代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突进，不仅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即将消逝，即使是农耕文明也会消逝在各国和各民族的地平线上。“文化制约人类”的理论早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就被中国作家们预支了，如果至今《狼图腾》的作者还执迷不悟，说什么草原文化的坚韧性，而看不到这种文化已经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和覆盖的事实，那我们只能面对其历史的无知而无语了。其实，大清帝国入关后，其满族文化被迅速同化的历史史实不就说明了一切。这些就无需赘言了。  　　三、在审美与文明价值的坐标上：艺术创造元素和历史进化之间的冲突  　　毋庸置疑，在许多作家那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是自然至上，甚至是原始至上的理念占上风。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艺术的审美是第一位的。恰恰吊诡的是，越是崇尚对大自然的描写，其艺术价值就越高，这就形成了一种普泛的理念：凡是对自然的礼赞，凡是对原始的讴歌，那就是艺术的上乘之作。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艺术的基本常识：艺术欣赏的主体种群是人类，其他种群是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所以，无论你如何描写，都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中的人文价值理念。在这里，我要排除的是那种用某种动物来作画之类的所谓“艺术行为”（更确切地说是“行为艺术”），因为动物种群主体对艺术绝对不会有绘画思维和欣赏能力的。因此，如何处理创作过程中的价值观念的渗透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真问题了。     　　在西方文艺史上，尤其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一些贵族文学艺术家对自然主义、原始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深刻眷恋，造成了人们对这些流派的识别误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史实——但凡文学艺术创作进入了向历史反方向发展的行进理路，就很容易成为引人瞩目的艺术大师和艺术流派。    　　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T.S.艾略特的美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永恒的，不同于转瞬即逝的商业文化。这种观点与克莱夫·贝尔一九一四年宣称的那种艺术是神圣的‘宗教’信仰，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贝尔明确指出，艺术家无须为人类的命运烦恼，因为‘审美喜悦’会自己证明它正确有效。这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远离纯粹的人性关怀的观点，也吸引了埃兹拉·庞德。他使这个观点变得更为专横，因为他告诫说，艺术家是天生的统治者，‘生而为王’，他们将很快接管整个世界。”（7）循着这样的理路下去，我们对《狼图腾》里那种充满着对自然形态的草原文化氛围的描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近乎于宗教感的审美情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似乎永远是一种静态之美，认为游牧民族的生存氛围是艺术表现的最高级阶段，应该是传统审美的一个误区。其实这些描写只是为《狼图腾》这样的作品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和克莱夫·贝尔相同的观点就在于“艺术家无须为人类的命运烦恼”，“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远离纯粹的人性关怀”成为他们理论的共同原点；而不同的是，贝尔把它落实在纯艺术的“审美愉悦”上，而《狼图腾》的作者却将它落实在狼性（即兽性）的弘扬上。其价值的偏差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后者更有攻击性，因为他所关心的不是人类，而是兽类，更准确地说是对血腥兽性的审美。从这一点来看，《狼图腾》的作者似乎比贝尔、艾略特、伍尔夫等文学艺术的贵族走得更远。    　　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具有兽性特征的人就和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不搭界，事实有时恰恰相反，不仅许多大家都充满着兽性特质，而且也有许多充满着兽性和暴力倾向的人同样具备艺术的天分和气质。正如约翰·凯里在大量引证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时所言：“希特勒本人确实具有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从图书馆成打地借有关艺术、建筑、宗教和哲学类的书回家，并常把尼采挂在嘴边，还能整页地引用叔本华的著述。他对塞万提斯、笛福、斯威夫特、歌德和卡莱尔的作品十分欣赏，并对莫扎特、布鲁克纳、海顿和巴赫等音乐家非常钦佩，甚至把瓦格纳当作偶像。在绘画方面，他对那些古代大师，尤其是伦勃朗和鲁本斯的成就也是拍手称赞。”他“对美国粗俗物质主义的轻蔑”和英国的贵族知识分子持有同样的态度：“他坚信艺术比科学或哲学更高级，更有价值，比政治学更永恒。‘战争过后，唯一存在的是人类天才的杰作。这就是我热爱艺术的原因。’音乐和建筑记录了人类提升的道路。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伟大的画家或诗人的地位。艺术创造是最高的境界。一个国家的内在动力就源于对天才人物的崇拜。”（8）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希特勒，一个有着贵族血统的、一个有着艺术气质的思想者。但是从他的一切暴行中，我们看到的是最残忍的兽性，他对人类的憎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其思想资源却来自尼采的“强力意志说”，来自于纳粹对“种群内斗争”的热衷。所有这些，促使我们不能不在回眸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这块浸透着儒道释思想的国族土壤里开出来的这一朵“恶之花”时，和历史上的许多反文明、反文化、反人性的理论联系起来。    　　当然，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和商业化经济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享受时，却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们从文学艺术作品中汲取对农耕文明，乃至游牧文明的向往和眷恋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这也就从历史进步的一面敲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警钟，虽然许多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现这一点。但是，在价值观念的确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然生态的艺术描写终究是要体现作家的人文理念的，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的任何艺术行为都会留下“人”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对大自然的描写中，究竟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的确是一个文学艺术的“是生，还是死”的问题。历史已经无情地告诉我们：离开了人类，这个地球物种的灭绝只会加速；全是“狼”的世界，将是一切物种更加迅速毁灭的时代！虽然，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对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有所破坏，但是，只有人类能够有思想能力去反思他的罪过，从而去改正错误，这是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可能具备的条件。所以，“人类中心主义”才是拯救大自然的唯一理论靠山。就像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9）亦如基思·托马斯所言：“人类高于自然界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人类文明实际上的确就是征服自然的同义词。”（10）虽然从基督教原理来说，“人类高于野兽、低于天使”（11）尚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从人类文明进化到现代以来，只有人类才能拯救世界的理念已经成为普遍的常识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在题材选择上瞄准了“生态文学”，这无疑是一个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它大大丰富了文学内部的“物种竞争”，但是，怎样把握创作过程中流淌出来的价值理念，却是中国作家亟需解决的问题。《狼图腾》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生态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文学伦理的大转变时期，同时，随着电影《可可西里》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张扬以及近年来学术界对生态伦理大辩论的兴起，也促成了一批生态小说对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之间的悖论进行了重新思考，甚至有的作家对经由现代文明形成的人本主义立场的价值理念进行着颠覆性反拨。由此而引发的创作理念和价值理念的震动是文化进步的表现，但是，如何确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就成为创作中的难题，因此，对它们重新作出既符合历史规律又有利于现实发展的理论厘定和价值定位成为当务之急。也许这种努力并不能根本改变生态文学创作的伦理轨迹，但是，我相信，确立符合历史发展和人类发展的价值观念是有助于文学创作沿着更加合理的轨迹前行的基本保证。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甚至连其他行星撞击地球而带来人类毁灭的可能都不排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停止发展，停止对一切资源的开发。应当承认：“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有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森林覆盖面积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等严重后果。再加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可致使气候异常、生态平衡破坏、‘文明疾病’加剧等。生态危机又导致了经济的恶性循环，并触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因此，人们称生态危机是危机中的危机。生态危机有局部地区性的，也有全球性的。”（12）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但是，我仍然鲜明地赞同“人类中心论”，就是因为只有人类才能用智慧去把握地球和宇宙的历史发展走向，而其他物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它们的思维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思想的水平。人类科技进步足以为其他物种的发展与平衡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历史发展的权力掌握在人类的手里，因为道理很简单，非人类是没有能力保持生态平衡的。所以，在“人与兽”之间，“动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与其他物种平等”的理论是不堪一击的，它不仅不能拯救其他物种，反而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恶化生态，直至地球物种大量地毁灭。    　　无疑，大自然是美丽的，但是“林地是动物的家，不是人的家”，“只有把人类从森林中带出来，才使之走向文明”。洛克把“‘城市里彬彬有礼的理性’居民与‘森林’中的‘非理性、没有受过教育的’居民比较”（13）得出的当然是人与兽、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差别。尽管“森林”体现了大自然之美：“自然界中最崇高景物之一就是古老、茂密的森林，覆盖整个山坡。”作为大自然的一种喻指和代称，“森林”之美并不能留住人类走出蛮荒的脚步。“上帝造乡村，人类造城市”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形成的传统理念，虽然“早在一八○二年以前，人们就已普遍认为乡村比城市更美丽。一七八四年Ｗ.申斯通写道：‘没有人会觉得街道比草地或树林更美；如果把城镇建成一个极乐世界，诗人们不会感到有多大诱惑力。’产生这种观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物质环境恶化”。但是，托马斯批判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人们越来越贬低城市生活，而把乡村生活看作天真的象征，这种倾向建立在一系列幻想之上。它包括对所有田园潜在的乡村社会关系完全错误的认识。”（14）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工业社会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就判定文学艺术审美的场域就消逝在城市的空间之中；同样的道理，人类创造的城市之美，也是值得文学艺术家们去发现的，问题是，如果抱着陈腐守旧的理念，就永远发现不了城市之美，而只能从蛮荒的“森林”中去寻找自然之美。在这个问题上，我保持的是中立的态度，既承认现代“城市”之美，同时，又不否定蛮荒的“森林”之美。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狼图腾》的草原景物描写，我以为这是该书最有艺术价值的部分。    　　文明的进化往往会对一些艺术做出很残酷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Civilization（文明）不仅表达这种历史过程的意涵，而且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浪漫主义是针对‘文明’的一种反动。在浪漫主义时期，另外的字汇被选用来表达其他方面的人类发展及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其他标准；Culture（文化）这个字是个明显的例子。”（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落伍的表现艺术。当然，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尤其是在中国，浪漫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发展空间本来就很小，过分地强调它对文明的反动性，反而扼杀了这种艺术风格在中国土地上的可塑性。    　　结语    　　狼崇拜的情结，究其缘由，正如“编者荐言”中所提升概括的那样：“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径直来到谜团的中心。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天才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姜戎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万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作者扬牧抑农，扬武抑文，扬蒙抑汉，扬狼抑人的主题阐释主旨，这种向后看的历史的选择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大自然来看，都是有害而无利的。要进化，还是要退化？原本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却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命题，而非伪命题，这是文学艺术的进步还是悲哀呢？！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这个社会历史进化的环链是绝不可以颠倒和置换的，其发展是从野蛮向文明逐步进化的过程，人类最终是为了消灭武功和暴力，而走向和平繁荣。倘若在一个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世界里，试图宣扬那种用原始的武力去征服世界和其他国族的理念，或许可以认定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文化、反文明、反人类的文学艺术行为。这是一种不和谐的音符，但愿它成为一种噪音而消失，否则一旦注入文明民族的血脉之中，那将成为一种新的民族劣根性。    　　二○一一年三月六日匆匆写于金陵月牙湖畔   　　注释：   　　（1）《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26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2）〔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人类的故事》，徐船山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    　　（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152-15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5）《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152-15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6）〔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7）〔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    　　（8）〔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    　　（9）（10）（11）〔英〕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12）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第55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3）（14）〔英〕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15）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37页，刘建基译，北京，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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