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宠爱林徽因：从翩翩少女到半老病妇

　　他曾问她：“为什么选择我？”

　　她说：“我会用一生来回答。”

　　——林徽因与梁思成

　　1940年，冬，李庄上坝村。

　　这地处西南边陲的小村子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却在1939年到1940年间，陆续迎来了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等一大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

　　外间已是烽火连天，这里却因为偏僻贫穷而暂时被日军遗忘，有了些难得的安宁。许多人流徙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使得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突然成了中国大后方的学术中心。

　　一个随父母而来的孩子问母亲：“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们怎么办？”

　　“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么？”母亲神色平静而淡然，“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么？”

　　孩子愣住了，他仰头看自己的母亲，她的眼神告诉他，她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日寇屈服，那个瞬间，他突然觉得这仿佛已经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慈母了，她眼里有坚定的神采，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许多年后，长大后的他才明白，那种坚定便是知识分子的气节。

　　这位母亲便是林徽因，著名的建筑学家和诗人，中国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才女。

　　1904年6月，在杭州陆家巷中，一个女婴呱呱落地。她降生在杭州最好的时节，初夏的风穿堂而过，空气中有栀子花的甜香。

　　这女孩子便是林徽因。她最初被起名为“徽音”，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名字是女孩子的祖父起的。但是，当女孩子长大之后，为了避免和当时一位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林徽因”。

　　她说：“我并不担心别人把我的东西当成他的，我只害怕人们把他的东西当成我的。”

　　她一直这样骄傲。

　　祖父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继承中国女性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德。然而，长大后的徽因绝少表现出“三从四德”的恭顺，反而充满着西方的自由与独立精神。

　　这也许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

　　林家是个大家族，翻译过《茶花女》的文学家林纾，写《与妻书》的林觉民都是林家的人。

　　徽因的祖父名叫林孝恂，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而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时代的翘楚，曾两度留学东洋，投身辛亥革命，推行“宪制运动”，终身致力于公理与和平。

　　然而，林徽因的母亲并不受宠，她是浙江嘉兴一位小作坊主的女儿，不识字，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因出身商家而不善女红，因此讨不到婆婆和丈夫的欢心。

　　徽因八岁的时候，父亲又娶了一位程姓太太，她是个上海女人，很会说话，又接连生了儿子，很快，便赢得了林家的一致喜欢。

　　得宠的程氏二娘与她亲生的孩子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里，而徽因的母亲则几乎被整个林家遗忘，她和徽因被安置在相对阴冷狭小的后院里。在徽因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总是和怨言、泪水联系在一起，她几乎不记得母亲的笑容。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徽因一生都对封建思想深恶痛绝，她厌恶男子的“三妻四妾”，也不愿做恭顺谦卑的“贤妻良母”，长大后，她只要想到自己的童年，就会无比渴望一段完整的独属于她的爱情。

　　就在徽因出生后不久，林长民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然后，他投身于辛亥革命，等到革命胜利，他出任了参议院秘书长，又一路升迁，直至国务院参事。随着林长民的升迁，林家也由南及北，从杭州到了北平。

　　林徽因渐渐长大，开始帮着料理家务，有一段时间，林家暂居天津，林徽因承担了家中一半的重担。那段时间，她照顾着两个母亲，照应着所有的弟妹，“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

　　是环境将她逼得如此早熟。

　　很久以前，她生过一场大病。病榻上，她听到母亲向管家讨钱，母亲希望在月钱之外再额外支些药费，可是管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于是，母亲大声同他争吵起来，但一切都于事无补，谁叫她是失宠的太太呢，在林家，连下人都不会买她的账。

　　那场病让她突然看清一个冷酷的事实，她靠不了母亲。如果她不够优秀，在这大家族里没有任何地位，她将会和母亲一起永远被摒弃。

　　因为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她还是一个孩子，就已经懂得如何让父亲和整个林氏家族的长辈喜欢。她学着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努力学习，成为兄弟姐妹中成绩最好的那个。

　　尽管很辛苦，但她做得很好，到最后，连二娘程桂林都不得不承认，林徽因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

　　十六岁那年，她迎来了转机。

　　父亲写信给她：“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开家庭繁琐生活，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见解与能力。”

　　她喜极而泣。

　　那是1920年的春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女孩子们甚至还在裹脚，而她却有机会走出国门，随父亲游历欧洲，这是何等幸运。

　　父亲对她的喜欢改变了她的命运。

　　如果她是个不得宠的孩子，她也许会像北平大宅院里的那些姨太太的女儿一样，某一天被家人随便嫁了一个什么人，可她不甘心，她为改变这样的命运而付出了努力。

　　她成功了，她的生命从此翻开一页全新的篇章。

　　他们乘坐邮船Pauliecat抵达法国，尔后，她陪着父亲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旅行。他们一路走过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和柏林，在父亲身边，她扮演了翻译和小女主人的角色，替父亲接待客人，陪同父亲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父亲交游很广，来的客人都是精英人物：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大小说家哈代、美女作家曼殊斐儿、新派文学理论家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这些人来做客，谈论的话题很广，涉猎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等许多方面，引经据典，嬉笑怒骂，有些谈话如能记录下来，会是一篇篇极妙的文章。

　　她热情招待着他们，年轻的她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她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汲取着其中的知识养分，几个月下来，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

　　等旅行结束，她和父亲在伦敦定居下来。她入了St. Mary’s College(圣玛莉女子学院)学习，在那里，她习就一口纯正的英文，许多年后，她还以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赢得哈佛校长的女儿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离开充满母亲泪水和抱怨的大家庭，她在英伦的晨雾里渐渐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俏丽的瓜子脸，洁白如玉的肌肤，黑白分明的杏仁眼，浑身都充满着江南小女子的灵气，那些西方人都称她“漂亮如同瓷娃娃”。

　　她十六岁了，一些莫名的情绪潜滋暗长。

　　她开始隐约期盼爱情，像《牡丹亭》里的少女杜丽娘一样憧憬着能有个人来爱她，和她一起探知爱情世界的幽微隐秘。

　　她因等待而深感寂寞。

　　她这样描述她的生活：“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