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式小架: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

　　19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和知识人公共生活史的经典记忆，在时人与历史的书写、记忆中洋溢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神性光泽，也灌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

　　在这个“客厅”中出没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秩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与当时充斥北平、上海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正是这种知性的资质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够在国难蜩螗的1930年代，在偏处一隅的“私人空间”建构出一个相对超然的“独立领域”。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的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的父亲林长民的司法总长职务被迫辞去，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年16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林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

　　不过，即使这样一位现代的知识女性，也时常有家务与兴趣之间的心灵挣扎，林徽因在1936年5月7日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如此袒露心扉：“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咒诅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从这封私人书信可见，知识界津津乐道的所谓“太太的客厅”呈现的仅是历史的光鲜一面，在这样被传诵甚至神化的知识界公共生活的高度繁荣背后，是作为公共空间灵魂人物的林徽因内心的苦闷。这种苦闷其实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苦闷，而是在20世纪初年以后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的共通性困境，或许只有那些决绝的革命女性如范元甄等才能摆脱困境，不再需要面对鲁迅所谓“娜拉出走”的问题，不过却往往支付了人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