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真的经典老歌曲:李妍:浅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出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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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出访活动的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创造了条件,而出访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他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途径来缓解危机,渴望与世界进行接触;而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各国的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此时占居世界主导地位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国际形势及各自的利益出发,竭力渲染世界和平。“缓和”掩饰下的苏攻美守竞争态势使美国外交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表现出了摇摆的特点:一方面想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加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中国,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实力,这就使中国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为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加快实行对外开放的步伐。   第一,在政治上渴望安定团结,并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国内开展了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尽管也表现出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特征,但是与以往类似运动相比,却有明显的不同。运动一开始,党中央就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打倒一切,要坚定地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为搞好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第二,在思想上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更新了观念,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国人向外国学习的热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执行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过去的一些错误都无法纠正,人们的心里非常迷惑。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两个凡是”的态度,他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②。“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1978年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维,以此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解除了人们在思想上的束缚,使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更加客观、更趋实际。   第三,在经济上逐步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有了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这一途径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局面,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尽快恢复生产和正常的生活,在短时间内见成效。1976年12月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等等,表明了党中央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感到时间非常紧迫,希望在短时间内使国民经济飞快发展。正如叶剑英指出:“要把工农业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时间不等待我们,我们要争取时间,一年时间要当两年用。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④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纷纷派出代表团出国考察。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些代表团出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进行友好访问,沟通与它国的感情,加深彼此的了解。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忽视的,应该尽快补课,当时称作外交大“还债”;二是为了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探讨今后经济合作的新途径,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代表团的出访活动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为中国了解世界奠定了基础。1978年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亲自领略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0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这样频繁的出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同时,各个领域先后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前往一些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一)中国代表团的出访活动   1978年3-4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一行19人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日本是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它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经济几乎趋于瓦解。从1955年到197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8倍,经济发展很快。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学习。   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按照中央的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对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5国进行了访问。临行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指示代表团详细地作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⑤代表团的这次出访,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   1978年5月13日-6月13日,由国家建委组织的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一行17人,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参观访问了日本四岛的20多个城市,着重考察了日本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情况,分别同有关学术团体、科研单位和业务部门举行了技术交流座谈会。同时还参观了冶金、石油化工、电子、汽车、造船、机械制造、原子能电站等56个工厂,会见了日本建设省大臣樱内义雄、通产省大臣河本敏夫以及日本财界的首脑人物土光敏夫和稻山嘉宽,并同三菱和三井等财团、各有关团体、友好商社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1978年9月7日至10月8日,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先后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考察的重点是两国的财政管理制度和工作经验。经过考察代表们发现,南、罗两国在经济、财政体制上和管理制度上是不相同的,但是两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都很快,已经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   总之,在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个考察团之外,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口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⑥1976年7月1日-1979年6月30日对外交往的总出访次数如下(表一)⑦:   (二)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特点   一是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高,分量重,表明中国政府对考察工作的重视。西欧五国考察团是建国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谷牧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等。赴美国的农业考察团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国方面访美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者包括黑龙江、湖北、陕西、山西、山东、天津6省市和农林部的领导。1978年8、9月间赴加拿大的考察团由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黑龙江、新疆、宁夏农垦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政府对出国考察团的支持和重视,也体现出中国发展经济、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决心。   二是代表团考察的时间长、范围广、针对性强,表明中国政府眼界的开阔。许多代表团的日程安排都在一个月左右,而中国农业机械赴欧洲考察团对意大利、法国、英国和丹麦的考察长达两个月。代表团有的考察农业、有的考察机械、有的考察建筑业、也有的考察财政经济,考察的领域非常开阔。而每一考察团又有各自的考察对象,针对性非常强。如1978年8月至9月的中国农业赴加拿大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加拿大的农牧业生产、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研究、农场管理经验、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等。而1978年10月至12月的中国国家经委代表团专门对日本的工业企业管理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中国代表团总结出了日本企业管理方面的许多特点和值得学习之处。   三是外国官方非常重视,破格接待,礼遇很高,表明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当赴美代表团到达美国后,美国农业部长和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会见了代表团,众议院两党领袖亲自出席,强调扩大中美贸易对双方的益处,并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而西欧五国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是法国,当谷牧副总理乘坐的专机在巴黎奥利机场(法国当时专门以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机场)降落时,当时的法国总理巴尔踏着红地毯亲自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比利时和丹麦,都是首相亲自迎接并主持会谈。在西德,当时的总理施密特正在联合国参加会议,特派副总理兼外长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由此可见,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提高。所到国家都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四是当地人民热情接待,希望发展双方的传统友谊,使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下去。赴美代表团在各州参观访问时,接触到了与农业有关的各个阶层的数千人。基层美国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极其热情。在机场、旅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许多美国老百姓,有的主动握手,有的找代表团成员一起照像留念。许多农场、牧场,接待代表团像办喜事一样。   三、出访活动在对外开放初步探索过程中的作用   代表团的出访,收获很大。回国后纷纷总结学习体会,以便尽快将学习到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这就为对外开放起步过程中的中国指明了方向。   第一,通过考察,代表团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就为中国人民发展经济增加了信心。回国后,代表团对西方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纠正。谷牧副总理后来说:过去,“四人帮”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的好,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⑧通过这些访问,代表们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他们了解到西方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够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后,下决心在较短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代表们认为,日本能够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也能”⑨。欧洲一些国家,在严重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只花了15至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广大人民,又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埋头苦干,善于学习,加强教育,重视科研,尊重人才,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赶上他们。⑩   第二,通过考察,代表团认识到外国经济遇到困难,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这就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客观条件。代表团在国外明显地感觉到,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乐于、急于与中国进行合作,以摆脱国内面临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界人士直言不讳地承认近年来经济“不景气”、“萧条”,羡慕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有的工厂主甚至说:“我们的技术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我们愿意出售产品而不愿意出售技术。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不得已只好出售技术。”{11}出访西欧五国的代表团也感觉到这种情绪。在访问西德施特劳斯州时,一个企业主在宴会上就讲只要中国接受,他们一个州就可以借给中国200亿马克。到了另外一个州,在宴会上也有人表示,可以同意借给中国50亿马克,如果需要150亿,谈判几分钟也就可以解决。谷牧到了法国,法国总理讲,你这次来很好,我不想跟你谈政治问题,就是想跟你谈经济问题。{12}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西方急于同中国合作,这就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   第三,通过考察代表团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些对外开放的共同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为中国对外开放找到了捷径。其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综观历史,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是采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20-30年,但是从50年代起日本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超过了法国、英国、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其二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垄断资本对内主要利用残存的封建剥削方式,对外掠夺殖民地国家,攫取廉价原料和劳动力,高价倾销工业品,管理上是很落后的。战后这些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8年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召集日本有关通讯部门的企业负责人,下令要他们加强管理,并介绍了用统计的方法进行质量管理,为他们举办了经营管理讲座。从此,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和日本政府,开始从美国引进各种管理技术。所有这一切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一系列出访活动,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为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①《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   ②《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③张树军、高新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④《努力把铁路工作搞上去》,《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   ⑤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⑥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⑦黄一兵:《出访活动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和提出》,《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⑧曹普:《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侦察兵”》,《党史纵横》2000年第6期。   ⑨《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1期(1979年2月3日)。   ⑩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11}《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访日汇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4期(1979年2月9日)。   {12}邓力群:《讲讲我的学习体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期(1979年1月1日)。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