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神雕侠侣演员表:话说国人的“〇一二三四五”

话说国人的“〇一二三四五”  

2010-01-20 21:19:37|  分类： 翔宇沙龙 |  标签：国学  翘楚的中国心  热点  社会  探索  学术  原创  阅读  政治  紫禁城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国人公共意识≈〇

　　中国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公共意识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这个命题还是成立的。

　　注重自我是人的天然属性，国人当然也不例外，但相比较而言，国人公共意识又是更为缺乏的，这里产生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的集权统治是造成公共意识缺乏的体制前提。在集权统治下，国家是皇帝的，民众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皇帝是主人，所以，民众就很难产生主人翁意识。另外，集权统治对民众过多参与政治事务也是不欢迎的，因为若民众过多参与政治，权力集中就无法体现，所以，集权本质上是不需要民众的公共意识的，要的只是民众的服从意识。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对民众的公共意识是一个极大和长期的摧残。

　　其次，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催生公共意识缺乏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本质是封闭和分散的，这种封闭性和分散性是不利于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养的。又因为小农经济缺乏合作或合作都是小范围的，所以，也就很难催生合作意识，而合作意识又是产生公共意识的基础。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分工是缺乏的，而社会化大分工的缺乏对培养公共意识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社会化大分工增加了公共交往，而公共交往的增加对提高公共意识也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血缘文化又进一步淡化了公共意识。血缘文化本质是一种封闭文化和圈子文化，他衍生的是一种封闭意识和圈子意识，而公共意识与圈子意识和封闭意识本质是不相容的。公共意识体现的是普遍性，而血缘意识体现的是特殊性。所以，在中国，这种血缘文化是造成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文化温床。

　　第四，社会秩序的缺乏也会进一步淡化国民的公共意识。在社会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增加对自我的关注度。回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秩序缺乏是一种普遍情况。要么治，要么乱，社会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在治的情况下，社会统治的法则又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明文的规则只是一个摆设，所以，中国社会的所谓“治”，主要表现就是社会稳定而已，但社会稳定并不表示社会就有秩序和规则，由于“治”的本质是人治，所以，社会运行在深层次上是缺乏秩序的。在乱的情况下，秩序的缺乏就更不用说了，这时，社会就基本没有了道理和正义，就剩下强盗和利益。所以，在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就无法选择公共活动，就无法通过公共活动来体现正义的价值，这时，有良心的人就只好选择明哲保身的策略，以求取得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一种平衡。

　　国人公共意识的缺乏是中国现代化的强大阻力。首先，意识是具有强大惯性的。在中国，要改变受几千年皇权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现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国人公共意识缺乏导致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差，合作意识差。规则本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意识差必然规则意识就差。另外，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也就差，因为法治需要守规则的人才能很好实现。还有，公共意识缺乏，合作也就困难。大家在一块合作，如果老算计着自己的利益，合作就是很难的，这时合作的监督成本也就很高，也就很难体现出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从现实看，落后意识对发展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不同的意识水平，必然要求不同的经济形式去适应，如小岗村就是一个因公共意识缺乏而导致经济形式必须与他适应的典型例子。现代化要求合作和守规则，而小岗村却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由于公共意识和合作意识缺乏，合作的优势就无法体现，所以，小岗村变革就有了一种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实质反映的就是一种对落后性意识的适应，而不是对落后性的超越。从经济学角度看，没有合作，就没有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所以，小岗村只有超越自身缺陷，树立坚固的公共意识，积极走合作化道路，才能与现代经济形式相适应，否则，发展就是艰难的，就不会有大发展，就只有小富，就不会有大富。

　　公共意识，实质体现的是国人的长期利益。所以，中国要想实现长期发展，就必须建立起公共意识。但国人公共意识的建立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推进和创新。目前，笔者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应当更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改革开放30年，主要是改革和发展，但现在发展的阻力是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主体的人文精神的制约，如诚信的缺乏，公共意识的缺乏，规则意识的缺乏，等等。所以，今后30年，中国应当重点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而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入手。这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用法治化推动国民习俗的改造。要加大对公共意识缺乏和不良公共习惯的制裁力度，同时，要广泛运用教育、文艺等各种手段，进行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当然，在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制度和体制；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另外，也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总之，改造国民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多种手段并用。

　　一个目标：现世总效用的最大化

　　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

　　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由于中国人缺少超越界，所以，更多的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是追求现世效用的最大化。

　　实现人生目标的限制条件有五个方面。

　　一、理性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处处保证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一个人可以实现人生的局部最优，但未必能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

　　二、信息限制。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善等都是信息有限的具体表现。信息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决策时有时只能以次优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最优。

　　三、效用偏好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每个人都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

　　四、产品限制。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两种类型的产品都存在稀缺性。

　　五、制度限制。制度为人的选择行为提供了行动准则和共有知识体系。不同的制度体系将为个人提供不同的行动激励，从而导致不同的人生决策选择。

　　制度均衡是人生实现均衡的关键。

　　实现人生均衡，就是要努力克服上面五个限制条件，实现人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其中关键是解决制度限制。制度是解决其他限制条件的基础因素。有效的制度既可以有效开发人的智力和潜能，使人更具理性和促使个人消费更健康；同时又可以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这里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另外，有效的制度也可减少社会的运转成本和信息的流转成本，从而可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所以，制度均衡是实现人生均衡的关键。

　　制度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一种是客观实践所导致的实际均衡。

　　从理论上讲，理想的制度均衡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道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

　　所谓人道性是指，制度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更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应对弱者实现人道主义关怀。制度的人道性是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

　　所谓竞争性是指，制度建设应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才会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生产手段，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供人类享受。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应排斥竞争性的。当然，竞争有不同种类。理想竞争制度应当提倡正当、理性、有限度和有秩序的竞争；而不是不正当、非理性、无限制和无秩序的竞争。只有理性竞争才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而非理性竞争只会导致破坏。

　　所谓公平性是指，制度应当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能有例外和特权存在。公平是社会的秩序之源和稳定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就意味着将最终失去秩序和稳定。从历史来看，社会动乱大都发生在公平严重缺乏的时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严重缺乏公平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最终结果是奖懒罚勤，造成经济上的低效率和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当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平问题目前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

　　所谓和谐性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应当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这里制度的和谐性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三是人与自身，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与自然长久的共生共存，应当力促人与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们在利益格局中的合作与协商原则，而不是动辄以战斗或其它破坏的手段来解决利益问题。人与人之间制度和谐的根本前提应当是双赢，而不是单赢或双损。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制度体系有利于每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上述理想制度均衡的四个条件总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系。人道性是制度均衡的目标；竞争性是实现制度均衡的动力源；公平性为实现制度均衡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保证；和谐性是保证制度均衡长期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

　　当然，理想的制度均衡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有时二者相差的距离会相当大。

　　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对强势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是关键。现实中的制度均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性。在任何社会权力体系中，总存在强势利益集团，这个强势利益集团对制度演进的影响是巨大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多因素的。基于财产、规模、合作、声望、军事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强势地位。由于强势利益集团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追求者；所以，由强势主导的制度变迁其最终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势集团。所以，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制约制度体系。但有效制约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身又受强势的主导，所以任何有效制度的形成，都将面临着一个艰难和二难的选择问题。

　　从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看，有许多因素有助于促进制度体系向理想中的制度均衡状态演进。一是分工制度的发展。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工，而权力的分工本身就有助于对权力的互相制约。当然，分工也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但分工本身对滥用权力也有制约作用，因为滥用权力对分工各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有助于制衡机制的完善和建立。三是人类理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利益主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四是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力的改革。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政治权力集团是社会的最强势集团。要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状态，对政治权力集团的制约是关键的关键。五是合作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化与组织化再加上多元化，将对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两个人生支点：性和饮食

　　人生在世，总是需要支点的。支点规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支点，人生就是虚无。当然，也有些人将虚无本身当成人生支点的，但这毕竟是例外和少数，而大多数人总是有一种明确生活导向的，这种导向就为存在提供了一种意义，在此意义下，人生也找到了价值的支撑和落脚点。

　　笔者在这里讨论的意义支点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表现出的意义支点，而非反映在理论上的抽象的意义支点。同时，这里讨论的是一般情况，而非特殊情况。由于社会生活总是复杂的，所以，有关社会现象的许多命题，反例总是很多的。当然，尽管有特殊情况，但总是存在一般情况的，这种一般情况也就是本文讨论的情况。

　　本文不讨论抽象的意义支点，主要是因为反映在抽象理论层面的的意义支点与实际往往是脱节的，甚至有时抽象的意义支点往往是对实际意义支点的反动和压抑。例如，在抽象理论层面，人们追求正义，但在社会实际层面，人们往往表现出的是非正义。在抽象层面，人们呼唤诚信，但在实际层面，却是不诚信。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越是抽象理论层面呼唤的东西，越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缺乏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越将讨论定位在抽象理论层面，你的结论就与实际出入越大，你的讨论也就越无意义。

　　在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生意义支点：性和饮食。性和饮食是隐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真正的上帝，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实际的意义支点。虽说中国人崇拜关帝、崇拜土地爷、崇拜……，但回归点是性和饮食，最终是满足性欲和食欲。当然，在中国，也有少数不受性与饮食限制的理想者和超越者，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围绕着性与饮食在进行人生的旋转表演。

　　人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存在的本能；一种是死亡的本能。性和饮食在中国人身上，既体现存在本能，也体现死亡本能。

　　性的存在本能主要是通过血缘方式来实现存在的延续和伸展。血缘实质就是以性为纽带的扩展，实质就是性的一种泛化。重视血缘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在中国，血缘就是上帝，就是一切。祠堂就是教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血缘的延续或香火的延续。人们重视光宗耀祖，也是对性存在本能的一种弘扬，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总是围绕性的轴心或由性传承的现实体系在旋转。

　　从体现死亡本能看，性成了一种主要的伤人武器。在中国，骂人的一些最恶毒话语就与性有关，似乎伤人也需要通过性的渠道来解决。这里对抗与死亡似乎就是性与性的对抗和死亡。似乎消灭对方，就是以自己的性武器去对抗对方的性武器，尽而实现毁灭对方的目的。对皇帝而言，当臣子犯罪时，灭九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这里所谓灭九族，其处罚的依据是就血缘意识，实质就是斩灭对方性所构建的体系，并且斩灭的范围越大，惩罚就越重。另外，中国历史上流行的太监制度也是对性的死亡本能的一种体现。阉割对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会造成极大伤害。皇帝为什么要阉割？实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神圣的东西不受侵犯。由于性在意识里已经具有了神圣性，所以，对其保护也是严格的，对侵犯性的打击也是严厉的。而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殖器，也就等于摧毁了对方最厉害的武器，从而也就使皇帝所保护的神圣性有了最大的安全感。所以，太监制度只所以在中国长久不衰，是有其天然原因的，这里也是国人或皇帝本人对性有一种执着情结的间接体现。

　　饮食对中国人存在本能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重视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饮食在世界上是最精致的，也是最华丽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俗都与饮食有关系。关心人，首要的是问吃了没有。在语言上，人们把工作就叫饭碗，这里体现了工作的灵魂和重点就是解决吃的问题。再如，人们把占女人便宜也叫吃豆腐，也与饮食拉上了联系。还有，若拿不定注意或犹豫不决，人们也可以说是吃不准。在中国农村，来了客人，主人热情不热情，就是看走时是不是留客人吃了没有。这里主人让不让客人吃意义是不一样的。让吃，就意味着亲密化和一体化；不让吃，就意味着隔离化和疏远化。另外，在饭桌上的过度劝酒，我们也可以看出饮食对国人存在的意义来。由于饮食是人生存在的支点，所以，劝酒过度也就不算过度，因为过度在这里就是一种对别人价值的过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实质都是希望过度劝酒的，而不是一方的事。当然，若另一位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外国人是不希望你过度劝酒的，否则，人家以为你是在谋杀。

　　从实际看，国人请吃饭，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实际意义，一种是虚拟意义。从实际看，请别人吃饭，就是满足了对方食欲的实际要求。从虚拟角度看，请别人吃饭，就是给了别人食欲精神上的尊严和自尊。在这里，别人的饮食就是另一个人的“神”，请别人吃饭，就是供奉别人的“神”，就是为别人的“神”进行一种变相的祭祀。另外，请别人吃饭，也是表示了自己的一种虔诚，是用自己的“神”去供奉别人的“神”，是用自己的食欲去满足别人的食欲。在对双重意义的追求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虚拟意义，而非实际意义。

　　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货币成了通用的价值符号，于是，反映在吃饭中，饭菜的货币价值也就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在这里，对饮食的满足程度也就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你请别人吃饭，你付出的货币越多，你就对对方的饮食越重视，你也就对对方的“神”越尊重；反之，则反之。在实际中，尽管一个人是吃不了多少的，可能在饭局中，大多数饭菜都没有吃掉，而是浪费掉了，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对饮食作为“神”的追求总是压倒理性精神所体现的节约意识，于是，宁可浪费，也要顾及“神”的需要和满足。否则，似乎人就有一种失落感，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似乎就少了许多。

　　从体现死亡的意义看，饮食也是一条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人的行为不满，或想教训某人，就会说，你吃屎了吗？这里吃屎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一种隐喻，实质就是变相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他体现的是存在意义的反面，而不是正面。

　　在国人追求性和饮食的游戏中，男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女人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男人更多扮演的是消费者的和需求者角色，而女人更多扮演的是生产者和供给者的角色。这里厨房和床，是女人的守护地和圣地。厨房是生产满足食欲产品的地方，而床是用来为满足性欲提供支撑的。在厨房，女人需要精心为男人准备饮食的圣宴；在床上，女人需要小心服侍男人性的狂欢。房子可以看成是床的扩展，所以，收拾房子和看护房子也就主要成了女人的义务。

　　性与饮食二者是一个循环链。性为饮食提供消费的主体；饮食为性的满足提供消费的能量。性与饮食结合，又生产出下一代性与饮食的主体与客体。这样，二者的结合，就延续了历史，并且在这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仍是不断的性与饮食的二人转和二重唱。

　　黄段子是性需求在精神空间的延伸，但黄段子也为性与饮食在消费时间和地点上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在国人的饭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大家在尽情享受食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大家又在激情谈论性欲及性欲的释放，这里主要就是讲一些黄段子。在这里，食欲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性欲的满足在饭局上实现了有机统一。另外，在性生活中，口交行为也是将这种性欲与食欲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口交中，性欲和食欲达到了一种对接，在二者的对接中，食欲和性欲共同演绎人生的狂欢和癫狂。

　　性与饮食的区别是：性是向外扩展的，饮食是向内收缩的；性是下面的，饮食是上面的；性是属阴的，饮食是属阳的。二者有不同的演出舞台和次序，但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现实世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是不容许性与饮食泛滥的，所以，在集权体制下，游戏规则就是，皇帝除外，其他人对性和饮食应当是有节制的。为了有规则地享受性和饮食，皇帝就请出礼仪来帮忙。这里儒家是礼仪的总导演。礼仪实质是性和饮食的包裹以及分配的法则。于是，在华丽礼仪的包裹下，国人在激情享受性和饮食的盛宴。

　　但礼仪毕竟是软约束，而大家又不愿意抛弃礼仪，于是，礼仪就形式化和面子化。结果是：面子上是君子，实质上是小人；面子上是没有性与饮食，实质上是性欲与食欲的狂徒。在这里，一个人，一方面，高举面子的大旗，上面写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字符；另一方面，迈出的两条腿是，一条腿是性，一条腿是饮食，是用这两条腿在走实际的路，而不是其他。当然，一个人要高举面子的旗帜，也是需要化成本和力气的，若成本太大，或嫌费力气，有些人就会干脆不要这面旗帜，轻松上阵，去走完人生的路程。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个性与饮食演绎的一个双螺旋循环。这个双螺旋，就是中国历史的基因图。通过这个双螺旋，中国历史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生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

　　一般而言，对性与饮食的追求，是人类的一个共性，中国人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西方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也是执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境界是有区别的。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不但特别突出和张扬，而且还在潜意识里将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神圣化，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体制和文化的因素。

　　一是经济落后。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人们首要关注的就是温饱和生存，就是肚皮周围的满足。性与饮食实质体现的就是一种肚皮意识。越落后，人们对肚皮的渴望越强烈。似乎在肚皮周围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回人生的自信。由于人间不是天堂，人就想往回走，想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这里肚皮实质就是一种隐喻，是人希望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开始的地方，也是人对现状不满而想逃避的一种本能表现。

　　二是集权体制。权力本质就是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的满足手段。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性和饮食在有权人面前就得到了不受约束的满足。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示范作用，追求性与饮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实际的一些表现看，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有皇帝情结的，都想当皇帝，都想最大可能满足性欲和食欲。若当不上皇帝，这种皇帝情结就转化为奴才情结，而当好奴才的目的也是希望皇帝多一些赏赐，借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和性欲。

　　三是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界的追求。人生有超越界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界对现实的人的行为有一种约束，从而导致人的行为不至于太放纵和太张狂；另一方面，超越界也为人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新的释放空间，从而也就有助于减轻人在现实世界的欲望张力。在中国，由于没有或缺乏超越界的概念，于是，人们就将向往超越界的能量都转移到了现实层面，于是，国人对性和饮食的追求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执着。

　　性与饮食，是人的本能需求，应当将其控制在合情和合理的范围内，而不能将其在潜意识里神圣化和极端化，否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就会对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和危害。目前，如何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的这两个支点，需要综合创新。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要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具体就是要加强政府建设，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对大吃大喝等不良行为。再次，要进行文化创新，要提倡有敬畏意识。目前，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文化创新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失落，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助长了对性与饮食的过度追求。所以，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否则，和谐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理论上的呼唤，就不会有现实的和谐社会。

　　三点构成的一个游戏三角形

　　面子、血缘、权力，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构成的三角形是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陷阱，以至于长期循环而不能自拔。

　　关键点之一：面子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面子是人治社会秩序稀缺的一个替代品。社会的人治性增大了社会正式秩序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期性，从而使秩序本身成为了一种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替代秩序就会应用而生。例如，当国家提供的秩序不足时，有些地方就会出现一些黑社会组织，这里黑社会组织就体现了一种替代秩序的作用。所以，人治社会必然会诱发大量非正式秩序的产生和存在。面子实质就是一种替代秩序，类似于一种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以代替正式制度或硬制度约束的不足。其次，面子是人们在人治社会环境下进行交往的一个有效信号。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从而也就意味着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这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现象的经济根源。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利益博弈时，识别对方的主要信息渠道就是面子。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利益博弈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利益是最终目的。

　　面子意识反映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当然，面子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产生不了内在的和深层次的恐惧感，所以，面子约束有可能导致约束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最终社会运行也就面子化。而在社会运行的深层次，实质会按照另外一种规则来运行，这就是潜规则的泛滥。

　　关键点之二：血缘

　　血缘意识实质就是基因意识，就是以遗传基因比例作为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重要变量。

　　在中国，血缘主要为国人获取利益提供了一条合作的有效路径。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就是按照血缘的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组合，而不是按照其他法则。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单个的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人总是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人类在合作中，可获取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在中国，人们重视血缘意识，重视基于血缘的合作，也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首先，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结构为血缘情结的产生和泛化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实质就是一个集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合作组织。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小家庭，它既要对抗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要对抗来自社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重视血缘也就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血缘也是抵抗皇权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重视发展家族势力，客观上也对皇权起到了一种制约和权力平衡作用。

　　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

　　目前，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力量仍是巨大的。人们常说，关系，关系，办什么事都得讲关系，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拿评职称来说，讲不讲关系，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讲关系，你文章多，就不一定能评上，但你若讲关系，你文章不多，也就评上了。所以，关系在这里是关键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有时甚至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关系也不是随便就能建立的，它需要资本的投入，你投入越多，你的关系就越硬，你的关系的通道就越坚固。关系实质就是“私”。讲关系就没有了公共意识，而没有了公共意识，实质也就没有了私人的长远利益，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关键点之三：权力

　　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社会是权力的母体。从总体看，权力的产生，既有供给的因素，也有需求的因素。

　　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广泛的，但从社会现实看，权力形式主要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体制，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官员。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优势，如垄断等，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垄断企业等。文化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和学术垄断，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明星。

　　权力的目的是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权力也不例外。马克思就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托马斯·霍布斯也说，权力就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所以，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

　　权力若受到制约，权力谋取利益的途径就是有限的，这时人们通过获取权力来获取利益未必就是最优的行为。

　　权力受到制衡的力量与其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成反比例的。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多，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少，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少，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多。

　　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极少受到制衡，所以权力就成了人们最重要的谋利手段，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取权力。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集权泛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国人的观念以及一些制度设定方面产生深层作用。

　　结果：三角形陷阱

　　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游戏的一个三角形均衡，也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这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不但稳固，而且持久，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这个三角形循环实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坑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权力是丈夫，面子是妻子，血缘是儿子，三者手拉手，围绕旋转的中心就是利益。利益是这个三角形陷阱的主题和中心。这里人们追求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性的利益和物质性的利益。精神性的利益包括各种社会评价、各种社会荣誉等，精神性的利益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物质性的利益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等，物质性的利益既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也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由于精神性的利益与物质性的利益都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追求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是没有生存之地的。由于面子与血缘都是按照两套规则来行事，面子上是一套，面子下是一套，血缘内是一套，血缘外是一套，所以，面子和血缘本质都是反诚信的；而权力追逐的是"真利"，而不是真理，需要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只能寄存在良心的世界里，而在社会实际的游戏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诚信和理性是支撑文明社会前进的两轮。有诚信，就有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秩序就有了保证。有理性，就有科学和技术，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保证。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只优质的轮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摩擦力就大，弄不好，就是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

　　如何跳出陷阱

　　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只有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或三角形循环，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一种途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一种途径是内部产生强大的冲动力；一种途径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借助外力，就是开放，就是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这里既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也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依靠内力，就需要对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和推进。在依靠内力方面，人的觉醒是最关键的，这里觉醒不仅仅是部分人觉醒的问题，他需要整体的觉醒。有整体的觉醒，就有整体的合力，就容易跳出陷阱。

　　四重人格

　　什么是人格？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格”一般被理解或解释为人的个体的才性、气质、品质、德性、能力等内在特征的规定性，是对这些规定性的总概或总称。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指一系列复杂的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特点的，对个体特征性行为模式（内隐的以及外显的）有影响的独特的心理品质。

　　影响人格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遗传和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和环境的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人格本质是一个人的遗传特质在与后天外部环境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均衡。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笔者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具有四重性：自我、血缘、面子、模糊的超越界。这里本文的自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自我”的相加，是比“本我”更大的范畴；而面子则类似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超我”。这里自我是人格中最核心的范畴；其次是血缘，血缘是自我的放大，是自我的外围；再次是面子，面子是自我和血缘的包装体，是超我的具体表现，也是自我和血缘的外在形象。在面子的外围则是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这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它就是超越界。具体如图1：

　　人格的形成既是本能的，也是历史的。从本能看，在四重人格中，对自我的追求是人性的本能，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都是相同的，也是持久的。所以，自我处在人格的核心，也符合人性的一般特点。但在中国人特殊的四重人格结构中，自我的实现其落脚点主要是血缘和面子，而对超越界的追求则是遥远和模糊的，也是散乱的，其约束力也是微弱的。虽然也有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倾向，但执着的情怀仍是不知生、焉知死，这也就预示着中国人的自我追求更具一种现实性和肉体倾向。

　　另外，从历史看，中国人血缘与面子人格的形成，则与中国历史长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与血缘人格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而不在于制度。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面子对别人而言，就是一种可识别的信息。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因为有面子的人违约成本也是较高的。所以，有面子，也就意味着人们就愿意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就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其次，人治环境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增大，将迫使人们会更加积极地寻求一种更为稳固和成本更小的合作方式，这时，血缘的功能就凸现了出来。一般而言，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业缘、地缘、血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因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一方面，进入成本较少；另一方面，退出成本又较高。所以，在人治的条件下，人们必然会更多倾向于以血缘为主的合作方式，这在人格结构的生成中，也就必然会注重血缘性。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与血缘人格的经济根源。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进行经济交往时，面子就成了识别对方经济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经济交往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经济利益是最终目的。另外，在小农经济中，家庭是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家庭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是一种以血缘为股份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种情况也使得以血缘为主的合作最终取得了一种天然形式和遗传形式并具有了一种社会放大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对面子与血缘人格也起到了一种加固作用。儒家文化本质上就具有一种面子与血缘的特征。文化本身不能成为本身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水平。但文化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对自身有一种加固功能。所以，儒家文化也是面子与血缘人格形成的文化温床。

　　这种四重人格的缺陷是：一是天然缺乏内在的有效约束。在这种人格结构中，本质是缺乏超越界的有效制衡的。面子虽然也是一种约束和制衡，但基于面子基础上的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软约束，是抵达不到心灵深处的。而来自超越界的约束是震撼和恐惧的，是能直达心灵深处的。二是天然缺乏诚信。面子人格本质是缺乏诚信的，因为面子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外在与内在的不统一。人们往往是顾了面子，忘了里子。另外，血缘人格导致的诚信也仅仅是一种家族诚信，是缺乏社会普遍性的。三是容易特殊化和形成圈子文化及导致关系本位。四是不利于合作建设。血缘和面子人格对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及合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规模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合作也不利于合作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五是对自我的追求会更强烈。由于外部环境的随机性大和基于面子基础上的识别成本也大，所以，人们会本能的对“我”的存在会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容易催生一个人更多的“自私”意识，而对别人及其它与自我无关事物的存在则会产生一种"麻木"和"冷漠"的情结。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及明哲保身等观念，实质就是这种"自私"意识的具体表现。“自私”意识重，必然会导致公共意识和国家意识淡薄，这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六是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高，非生产性费用增大。人们会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应付不确定性和进行形式方面和形象工程方面的建设，而不是实质性的建设和发展。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人格是人的灵魂，所以，社会发展必须要重视人格的建设。历史决定现实，现实预示未来。中国未来发展，既取决于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也取决于人本身的改造。而人本身的改造，实质就是人格的重塑，就是将不合理和不健康的人格塑造为理性和健康的人格。

　　这里理性和健康的人格应当是平等、自由和爱的人格的有机统一。这里，平等应是自我的核心和灵魂，自由应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而爱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如图2：

　　人们重视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合理的。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与人总是要进行交往的，如何交往，平等就是基本原则。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中国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追求自我不能失去平等，若失去平等，自我就会走向恶，人与人之间关系就会出现不均衡。另外，平等与自由相比，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能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现为对别人自由的自由剥夺，有了平等，自由也才是真正和有价值的。而爱则是在平等和自由人格上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超我人格的实现。由于爱处在人格结构的外围，所以爱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有爱的社会也就是和谐的，而不是冷峻和刚硬的。另外，对超越界而言，由于超越界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所以对超越界的追求，则可因人而异，可采取个人自主原则。但个人对超越界的追求，其前提是不能违背平等、自由和爱的原则；否则，这种追求就是异化和反人类的，就应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法律的管制。

　　五大现实表现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