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案 真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

学历越高离老百姓越远的成因
《半月谈》曾有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出现“官员博士化”的现象，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这传达出两层意思，其一，博士是术业有专攻的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应该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第二层意思是，这些科学研究和教学岗位虽然需要博士，却又留不住博士，是对社会价值的扭曲，实际上是一种人才浪费。
由于在官员提拔中存在重学历轻实际能力倾向，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利用公权力占用社会教育资源的现象越来越盛行。但是，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时，往往与老百姓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这里所说“距离”，主要指高学历官员与社会底层群众心灵上的距离，对待民间疾苦的态度和看待民生问题上的距离。现在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往往制定政策方案，向上汇报，迎来送往，锦上添花的事，多由学历高的官员担当。遇到接访群体事件，处理棘手事情，往往要找学历不是很高，出身工农，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干部来做。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习近平说的“三不一顶”：“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么些年来，公众对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上房的抱怨，已经被公认为新的“三座大山”。然而一些高学历官员却不这么看，他们说走了世界很多地方，唯有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还有官员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上学贵的问题。对民生问题高学历官员的看法与老百姓的感受如此不一样，好像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从重庆打黑除恶，反腐肃奸揭露出的问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据《财经报道》，2010年10月10日晚，重庆市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李晓枫与妻子一起，从家中被纪委带走。李晓枫是四川省岳池县人，学历为博士，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还是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还有“风水书记”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北京大学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河南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还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歧阜经济大学讲过学，被尊称为学者型官员，等等。
　　官员的学历越高，相对来说接触工作实际越少，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是造成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往往与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的主要成因。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上。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势必要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的世界经济接轨，就要启用一大批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官员。这些官员占据重要的国家经济运行部门，逐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决策。他们又与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的高管、经济学家师出同门，相互借力。这些投资银行的高管、经济学家由于能“预知”中国经济决策的“未来”,一个个被省市高官、国企高管引为座上宾，“财神爷”。与此同时，又反作用于更加大量地选拔任用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从思想体系上，就不会去体察民间疾苦，在面对民众感受到的苦难时，他们只会强调这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阵痛，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经济成果要靠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护”。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培养经济类硕士、博士的教材，几乎全部被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挤占，马列主义经济理论课少得可怜。就是仅有的几节课，也被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授讲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控诉课。值得警醒的是，近些年来，国家和一些省市成批量地把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岗位的党政官员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培养深造。目的是什么呢，这种向社会大众传递的信息和导向又是什么呢？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危害。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也是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代表香港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香港社会正在往何处去，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香港社会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似乎很难解决。而香港又是深圳学习、赶超的标杆城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语)。不容置疑的是，香港现在遇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深圳都或多或少地客观存在。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圳特区来说，现在不再是简单地向香港学习、看齐，而是要勇敢地跳出框框，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习借鉴重庆经验，从干部选拔培养机制入手，探索经济发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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